评盖尔纳的《民族和民族主义》
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er），是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也是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二十世纪晚期现代性研究的著名理论家。他在哲学和社会学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主要著作有《思想与变革》（Culture, Identity and Politics,1964）、《文化、认同与政治》（Encounters with Nationalism,1994）、《民族主义》（Nationalism,1997）等。《民族和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83）是他研究民族主义的早期作品。
从全球角度看，二十世纪民族主义出现过三次浪潮，简单来说，第一次浪潮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次浪潮表现为世纪中期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进程；第三次浪潮在世纪之末与苏东剧变同时出现，造成国际格局的又一次巨大变化。民族主义研究也回应出现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延续到第二次大战后初期。卡尔顿?海斯（Carlton J.H.Hayes,）、汉斯?科恩(Hans Kohn) 被称作民族主义学术研究的「开山双祖」('the twin founding-fathers') ，爱德华?H?卡尔（E. H. Carr）和卡尔?多伊奇（K. W. Deutsch）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者。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就是探讨了西方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历史背景、形成过程、传播方式等，抹去了民族主义宣传家加在这一问题上的神话色彩，并为后来的研究者积累了大量资料。第二次研究高潮随著6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而突然出现，并一直持续到80年代。博伊德?谢佛（B. C. Shafer）、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和民族主义》（Ernest Geller）、艾利?凯多里（Elie Kedourie）、休?塞顿─沃森（Hugh Seton-Watson）、约翰?布鲁伊利（John Breuilly）、安东尼?D?史密斯（Anthony D. Smish）、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idict Anderson）、米洛斯拉夫?赫洛奇（Miroslav Hroch）、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研究民族主义问题的著名学者都是在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这一时期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进展，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普遍被纳入视野，民族和民族运动的本质、它们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等，都得到充分的论述，各种学术流派也纷纷建立起来。进入90年代后，由前苏联集团地区和第三世界各地喷涌而出的民族主义运动引起了又一次研究高潮，众多老作者纷纷写出新著，他们的旧作不断再版，大量的新人新作每年都在涌现出来。在所有这些时期，除专门著作外，在通史和其他历史著作中，也有大量篇幅论述这一问题1。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美国入侵伊拉克，中东和平进程受阻，尤其是我驻南使馆被炸，国内舆论对民族主义的讨论成为热点，民族主义对世界局势有何影响，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问题。
一、《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
厄内斯特?盖尔纳在《民族和民族主义》（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一书中介绍了民族主义的定义，民族主义的产生的根源、条件和途径，民族主义类型和民族主义的未来。
甚么是民族主义，他说：「简言之，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在要求族裔（ethnic）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某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割开。」（页2）「民族主义的定义，是为使文化和政体一致，努力让文化拥有自己的政治屋顶。」（页57─58）
民族主义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的到来有关。他把社会分成前农业社会阶段（或称为狩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阶段和工业社会阶段，农业社会和农业社会以前的社会不存在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的存在需要文化和权力两个要素，而在农业社会和农业社会以前的社会，「可以这样说：文化和权力，这两者按照民族主义理论是缺一不可的潜在的合作伙伴，在农业时代主要的条件下，哪一个都不会太喜欢对方。」（页15）只有到了工业社会才存在民族主义，他说：「正因此，按照我们的模式，向工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必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期，这是一个狂暴的调整时代，政治疆界或文化疆界，或者两者都在被改变，以满足第一次使人感到它的存在的民族主义的要求。」（页53）
工业社会之所以存在著民族主义，是因为它具备了民族主义产生的基础和必要条件，由于分工的不同和不断变化，「这种经济角色体系和其中的位置发生的迅速不断的变化，产生了某些直接的、深刻的重要后果」（页33）。这种后果就是某种平均主义和普及教育，而「这里描述的教育，即普及的、标准化的、一般性的教育，的确（盖尔纳自己强调的）在现代社会的有效运行中起著某种重要作用，而不仅仅是社会使用的措辞可自我标榜的一部分」（页39）。因为它为工业社会中某种次生文化和高层次文化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高层次文化的出现，就必然导致民族主义，他说：「新普及的高层次文化，现在急需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和加强。……既然高层次文化的任务如此伟大而艰巨，它就不可能不要政治基础。正如《布兰迪什小姐没有兰花》中的一个人物所指出的那样，每个姑娘都应该有丈夫，并且最好是她自己的丈夫。现在，每一种高层次文化都希望有一个国家，并且最好是它自己的国家。并不是所有的野蛮文化都可以成为高层次文化，那些没有可能成为趋势的文化会自动退出舞台，它们不会产生民族主义。那些自认为有可能成为趋势的文化，或者不用拟人的方法来谈论的，而那些人类载体认为其前景光明的文化，互相争夺就为了可以得到的人口和国家空间。这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或者种族的冲突。在现有的政治疆界与旧的或者有政治抱负的具体的高层次文化的疆界不一致的地方，另一种极具民族主义时代特征的冲突便会发生。」（页67─68）所以，「民族主义的根源在于某种劳动分工，这种劳动分工是复杂的，不断积累和变化著的」（页46）。
工业社会也具备了民族主义产生的现实的充分条件：首先因为它存在次生文化产生的土壤，「在这个社会里，虽然次生社群已被部分消蚀，它们的道德权威受到极大削弱，但是人们仍然在各个方面存在差异。人可以根据高矮胖瘦、肤色黑白来分类，也可以用许多其他方法来分类」。这种分类方法便是抗熵的；其次，「沟通障碍」和「社会一致性抑制」是民族主义的具体产生两条途径。沟通障碍是：「在工业化早期，那些离开与更发达的中心地区没有甚么联系的文化和语言群体而进入新秩序的人们，所处的地位甚至连那些没有经济实力，但与政治经济统治者们共有同样文化的新无产阶级都不如。尽管文化和语言的距离，区分自己与别人不同的能力，会给个人带来巨大的不利，但是可以并且往往最终成为这个新兴世界的受害者的整个集体，或者未来可能形成的集体的优势，使他们能够认识，并且用明白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愤恨和不满。……（他以假想的卢里塔尼人（Ruritanians）的民族的形成过程说明）也许情况迟早总会好转；但是，它以这种民族的形式，带来了一种新的高层次文化以及捍卫这种文化的国家。」（页82）社会一致性抑制是指社会形成的次生文化促使民族主义的形成，「当然，在工业化早期，如果低俗文化显得有政治前途，尤其是如果这些低俗文化代表了大量居住相对紧凑的人群的话，它们也有可能被利用，并变成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标志，用来辨别他们的身份，使他们团结起来」（页98）。这种抗熵性「出现在工业社会里，会导致分歧，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分歧」（页87）。「在这种情况下，存在著无法仅仅凭借良心的意愿和合法地位，或者政治上的领土恢复主义和实际行动就能够排除的社会学方面的障碍，这些障碍妨碍了文化同质性和社会熵，而这些不仅仅是发达的工业社会的规范，而且似乎是这种社会顺利运行的一个条件。这种对熵的有组织的抑制，很有可能是那个工业社会必须面对的最严重的威胁。」（页92─93）所以，盖尔纳说：「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人们公认，民族主义利用了事先业已存在的、历史上继承下来的多种文化或者文化遗产，尽管这种利用是秘密的，并且往往把这些文化大加改头换面。」（页74）这样民族主义就产生出来了。
盖尔纳按照「权力、教育和共同的文化」三个标准对民族主义进行分类，他说：「我们的模式的出现，得益于引入了三个真正有意义的因素：在我们希望意义上的权力、教育和共同的文化。」（页128）按第一个要素权力来分，可以得到一个简化了的现代社会模式：掌权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页117─118）；把第二个要素教育加进来组合后，就可以得到四种可能的存在模式：「从权力分为两部分的社会角度看，现在存在著四种明显的可能性：可能只有掌权者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用自己的权力特权来保持自己对受教育机会的垄断；或者是掌权者和其他人都享有这种机会；亦或只有其他人（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享有这种机会，而掌权者却没有；有时候，双方都没有这种机会，或者更简单明了地说，掌权者和行使权力的物件全都是一群毫无知识的人，用卡尔?马克思的话说，沉浸在乡村生活的极端愚蠢的活动中。这种局面非常有可能存在，非常实在，在人类以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并不少见，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也不是完全不为人所知的。」（页119）「如果把这种「文化统一性和文化双重性」的对立强加在我们确定的四种形式之上，立即会出现八种可能的情况（页124表2，此略）。」「模式表现的八种可能的情况中，有五种与民族主义无关，其中四种是因为没有文化上的差异，两种是因为是否接触中央支持的高层次文化的问题没有出现。于是，还剩下三种形式的民族主义。」（页129）第一种是「第二行代表了所谓的哈布斯堡王朝传统的民族主义」（页128）；第二种是「第四行代表的情况很有意思：即有些人有权，有些有没有权。这种差异与文化差异有关，必须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理解。但是，在受教育机会的问题上，群体之间不存在重大差异。这里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与这个模式相对应的历史现实，是十九世纪的义大利和德国的国家统一型民族主义」（页129─130）。「第三种形式最恰当的名称是「散居国外者的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它是民族主义的一种明确的、非常引人注目的和重要的次生形式。」（页133）
关于民族主义的未来，他认为：「民族主义最动荡的阶段，是伴随著早期工业主义和工业主义扩展的那个阶段。」（页147）「随著经济发展，这个距离也会在绝对意义上继续扩大。不过，一旦特权阶层和非特权阶层都达到某种水准之后，距离感就不再那么强烈了。」（页150）未来社会，「我们可以预期，民族主义冲突的尖锐程度将减弱。致使冲突尖锐化的，是早期工业主义带来的社会差别，是工业主义发展的不均衡。那些社会差别可能并不比农业社会泰然容忍的差别更糟，但是，它们不再会因为长期存在，因为已经成为传统，而被淡化或者被合法化，它们存在的环境，在其他方面给人以希望，鼓励人们对平等的期望，要求流动性。凡是文化差别起著划分这些差别的地方，就会出现麻烦；反之，就会天下太平。」（页158─159）「由于上述原因，可以期望晚期工业社会（如果人类有足够的时间来享受它的话）成为一个民族主义仅以一种淡化的、毒害程度较轻的形式存在其中的社会。」（页160）
二、对盖尔纳早期民族主义的分析
首先从他对未来社会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与目前现实发展的矛盾来看，他预测就错了，民族主义在当今世界不是淡化了，而是越演越烈，他的预测与现实不一致，原因何在？在于他预测推论的基础。「我们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对全球经济增长因而也对革新和职业变化作出的持续承诺的意义的影响。我们的论点还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坚持建立在对富足的承诺和普遍的丹麦金基础之上的社会。」（页149）经济持续增长、财富不断增多、社会的流动性使社会差距越来越小，「如果国家间可以自由往来成为普遍现象，民族主义就不再是一个问题；或者，文化差异引起的沟通上的差距不再有意义，不再会引起民族主义的紧张情绪」（页155）。他引用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美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一书的观点说：「虽然没有理由假设所有可能的技术革新终将枯竭，但是，的确有理由认为，一旦超出某一点，新的技术革新可能不会再对社会结构和整个社会产生任何重大的影响，其根据来自这样的推论，即一个人的财富超过某个点之后，再增加的财富不再能够改变他的生活方式。」（页149）
经济的发展会出现这种状况吗？不会。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的报告指出：「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的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2邓尼斯?米都斯的报告是60年代发布的，报告中预测人类经济增长的极限就是本世纪的上半期。「所以，我们可能正处于一个困惑之中──一个可能没有满意答案的问题，对于那些已经达到了的人，限制消费的生活方式政治上是不可能的、道义上是毋庸置疑的、或者生态上是不充足的。向所有的人推广这种生活方式，只会加速这个生物圈的毁灭。全球环境不可能支持我们当中的11亿像美国消费者那样生活，更何况是55亿人或以后至少可达到80亿的人口？」3「新技术是一个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4「可以被看作是影响著环境污染急剧化的三个因素：人口多少、富裕程度、以及生产技术的污染倾向和规模──它们的相互影响是甚么？一个相当简单的数字关系把排入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数量与这三个因素联结在一起了，被排出的污染物等同于这三个因素的乘积：人口乘以人均现有的经济利益的数量，再乘以这种经济利益所产生的单位污染物量。」5「危机既不是一个自然的骤然而来的结果，也不是人类的生物学活动的力量用错了方向。地球之所以被污染，既不是因为人是某种特别骯脏的动物，也不是因为我们的人口太多了。错误在于人类社会──在于社会用来赢得、分配和使用那种由人类劳动从这个星球上的各种资源 中所摄取来的财富的方式。」6「简言之，我们可以通过下列的顺序来追溯环境危机的根源。环境的恶化很大程度上是由新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技术的介入引起的，这些技术是一个逻辑上的错误，因为它们是被用于解决单一的彼此隔离的问题，没有考虑到那些必然的『副作用』。这种副作用的出现，是因为在自然中，没有一个部分是孤立于整体的生态网路之外的。反之，技术上的支离分散的设计是它的科学根据的反映。因为科学分为学科，这些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样一种概念所支配著，即认为复杂的系统只在它们首先被分解成其彼此分割的各个部分时才能被了解。还原论者的偏见也趋于阻碍基础科学去考虑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诸如环境恶化之类的问题。」7
既然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永远不可能满足全球人口的需求；不管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多么标榜它的自由、平等、「流动性」和「沟通」，社会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不仅包括资本主义国内由于一般利润率不断下降规律所造成的影响，而且包括全球范围内、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经济、维护其在全球的战略、能源等方面的安全和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从眼前来看提高了经济发展水准，但由于不能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在世界科技发展中处于劣势，在与发达国家争夺世界的资源环境使用和控制权等方面不可能取得优先地位，而本国的资源环境通过世界市场以商品的形式流向世界、被消耗；从长远来看，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是灾难，是发展中国家西方化、再被殖民化的过程。所以，民族主义的存在的基础就仍然存在，它不仅「是伴随著早期工业主义和工业主义扩展的那个阶段。」并且进一步激化，目前国际上的伊拉克问题、车臣问题、阿富汗问题、中东和平进程等无不是激化的表现。
其次，我们来看看盖尔纳认为的产生民族主义的因素和原因。他认为导致民族主义的根源是社会分工，由于分工和「不同的人群在先天能力方面多少存在一些差异。以为所有的才能都是绝对平等分布的假设，就像一块土地完全是平的说法一样是不可能的。同样明显的是，在才能分布问题上，社会因素远比天赋更重要」（页90），「这种劳动分工要求参与者在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甚至在自己的一生里，时刻准备从一种职业转换到另一种职业。他们需要共同的文化，一种识字的、世故的高层次文化。它要求他们能够不受背景的限制，与所有的人在面对面的短暂接触当中用抽象的交流方式进行密切交流。人们出于对财富和增长的渴望而强加在工业秩序之上的所有这些基于专业他提高的要求，如流动性、沟通、规模等等，使其社会单位必须具备庞大的规模，但是在文化上必须统一。要相维持这种统一（因为识字而）必然的高层次文化，需要国家的保护，需要一个集中的维持秩序的机构或者一些机构，由它来储备和部署维持高层次文化、确保其在整个人口中传播所需要的资源，这是前工业社会既不可思议又无法尝试的成就。」（页184─185）在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时候，就形成了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
显然，分工、教育、文化是导致民族主义的几个因素，而且他认为导致民族主义的主要因素是文化，「文化和权力，这两者按照民族主义理论是缺一不可的潜在的合作伙伴」（页15），每个高层次文化在追求自己的政治权力单位或国家，就像「每个姑娘都应该有丈夫，并且最好是她自己的丈夫」一样，「我们的模式与马克思主义模式的差别在于，根本没有提及资本主义的控制或者所有权的问题。文化的认同，获得权力的机会和受教育的机会，是作为前提被引入这个模式的唯一要素，被用来引导出我们提出的八种可能的情况。资本、所有制和财富被搁置在一旁，而且是有意这样做的。这些曾经如此受人尊敬的因素被另一个因素所取代，这就是人们一般所说的受教育的机会，意思是说拥有或者能够得到一整套技能，这些技能使人们能够在工业劳动的分工的总形势下有良好的表现。我认为这种观点完全是有道理的。这是自由资本主义学派中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们经常使用的观点。当相当贫困的人口具备了应有的态度的时候，会有令人吃惊的良好表现；而为援助发展而涌入不合适的人类环境的资本则一无所获。资本和资本主义一样，似乎是一个被过高估计的范畴。」（页127─128）这显然是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服务的。他明确表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说：「总的看，社会由物质决定的观点似乎过时了。」（页153）「一般地讲，由可获得的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似乎没有多少道理。狩猎社会和农业社会不是完全一样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来说，尤其灾难性的一点是，决定性的（国家和识字等）上层建筑特征，与真正关键的基础结构的外在的变化表现，即食品生产的开始之间，没有相互联系。」（页52）
最后，我们来看看它对民族主义本质的认识。民族主义本质是甚么，体现在他对民族主义下的两个定义上，第一个定义是「简言之，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在要求族裔（ethnic）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某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割开。」第二个定义是「民族主义的定义，是为使文化和政体一致，努力让文化拥有自己的政治屋顶。」民族主义包括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运动（页1）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页161）。他只看到民族矛盾激化时民族主义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要求政治权力的激烈的斗争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运动，而没有这种外部形式的民族主义运动时，就看不到民族主义了。其实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形成过程中，一直依靠强大的民族感情维系著，这种民族主义感情就是盖尔纳不谈论的「爱国主义」（页180─181）。民族矛盾的激化是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没有根本经济利益冲突的民族纠纷不会导致激烈的民族主义运动，所以说，民族主义问题的本质是根本经济利益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随之消失。」8因此，盖尔纳所谓的民族主义也就不存在。「一个人必须有一个族籍（nationality），就像他必须长著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一样；这些细节当中的任何一个出现缺陷，都不是不可思议的，而且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不过，这一切竟会显得如此真实，这本身的确就是民族主义问题的一个方面或者是它的核心。」盖尔纳偏偏就忘掉了这个核心。
注释：
1. 徐波、陈林：《民族主义研究学术译丛》，代序言。
2. （美）邓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M]，「英文版序言」。
3. 艾伦?杜宁（Alan Durning）：《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M]，吉林人民出版社，第一章「消费的困惑」。
4. （美）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M]，第九章 「技术的缺陷」。
5. 同注4，第九章 「技术的缺陷」。
6. 同注4，第十章 「各种社会问题」。
7. 同注4，第十章「各种社会问题」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