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与百年来西方哲学东渐述略(下篇)
一、建国初期的西方哲学翻译（1949年lO月一1955年）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与西方世界处于尖锐的政治对立之中。在外国哲学研究领域，唯心主义和被视为美国官方哲学的实用主义受到了严厉批判。在此背景下，外国哲学翻译与解放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据《全国总书目》的资料，50年代前期外国哲学翻译出版有以下两个特点：1、翻译、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占绝对多数；2、译自苏联的哲学读物居主流地位。具体情况见下表（略）。
50年代前期，外国哲学翻译出版物趋于减少。当时翻译的西方哲学原著有以下几种：
《黑格尔小逻辑》，[德]黑格尔著，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50年11月。
《黑格尔的逻辑大纲》（哈里斯英译），周谷城译，商务印书馆，1951年6月重印。
《小逻辑》，[德]黑格尔著，贺麟译，三联书店，1951年重印。
《未来哲学原理》，[德]费尔巴哈著，洪谦译，三联书店，1955年。
《宗教的本质》，[德]费尔巴哈著，王太庆译，三联书店，1953年。
《培根论说文集》，[英]培根著，水天同译，商务印书馆，1950年。
《辩证法的逻辑》，[德]狄慈根著，柯柏年译，人民出版社，1955年。
上列几种书大多是德国古典哲学原著。《小逻辑》的译者贺麟在“译者引言”提到：“我开始着手翻译黑格尔的《小逻辑》是在1941年的春天，但因外务纷扰、工作不集中，直到北平解放时止，我仅译了全书的一半，约十一、二万字。解放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参加北京哲学界人士的哲学交流会和批判旧哲学的座谈会（经常每两星期举行一次），得到不少新的启示和鼓舞，使得我很兴奋地在半年之内完成全部译稿。”周谷城的翻译则是旧译的重印本。
50年代，又出版了几种苏联哲学家评价西方古典哲学的通俗读物：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苏]奥依则尔曼著，马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苏]叶辛著，蔡华五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无神论》，[苏]采边科著，郭力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50年代前后翻译的苏联哲学家写作的有关西方哲学史的译著有：
《伟大的英国唯物主义者托马斯·霍布斯》，[苏]威茨曼著，伯显译，商务印书馆。
《洛克的哲学》，[苏]查伊钦科著，汪裕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
《斯宾诺莎的世界观》，[苏]索考罗夫著，彭建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
《伏尔泰<哲学与政治观点>》，[苏]索柯洛夫著，众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爱尔维修的哲学》，[苏]蒙让著，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
60年代前后，苏联哲学著作的翻译包括：
《论十六世纪末——十八世纪初西欧哲学<苏联学者论著汇编>》，三联书店，1961年。
《论十八——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苏联哲学家论著汇编>》，三联书店，1960年。
《康德的哲学》，[苏]阿斯穆斯著，蔡华五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
《论黑格尔哲学》，[苏]奥依则尔曼著，宋家修等译，科学出版社，1959年。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苏]加巴拉耶夫著，涂纪亮等译，科学出版社，1959年。
这些西方哲学译著的出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宣传部门对西方哲学的评价。1955年初，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讲演的通知》和《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示》。配合对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1954年—1955年，一些译自俄文的西方哲学批判译著问世：
《美国资产阶级的哲学是战争和侵略的哲学》，[苏]舍尔森科著，周亮勋译，人民出版社。
《什么是语义哲学?它为谁服务?》，[苏]布鲁强著，李金声译，人民出版社。
《论现代资产阶级的实证哲学》，[苏]巴希托夫著，袁文德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国的人格主义是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哲学》，[苏]梅尔维著，任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天主教哲学》，[苏]奥依则尔曼著，陈兆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语义哲学批判》，[苏]特洛菲莫夫著，孙经灏译，科学出版社。
在1952年出版的《新建设》上发表了题为《罗素——新世界战争哲学化的挑拨者》（[苏]波莫葛耶娃）的批判文章。反映出当时国内追随苏联哲学界对于西方哲学的所谓战斗性的党性原则。与此同时，其它国家批判西方哲学流派的著作也相继在中国翻译出版。其中有：
《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英]康福斯著，陈修斋等译，三联书店，1954年。
《保卫哲学——反对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英]康福斯著，瞿菊农等译，三联书店，1954年。
《实用主义——帝国主义哲学》，[美]威尔斯著，葛力等译，三联书店，1955年。
《反对哲学科学文艺中的世界主义》，[美]哈利·雷斯著，杜若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什么是自由?》，[法]加罗蒂著，凌其翰译，三联书店，1954年。
《美国的实用主义》，[捷]林哈尔特著，郑启温等译，人民出版社。
在上述著作中，不仅实用主义，而且新实在论、逻辑实证论、现象学、语义学、人格主义等哲学派别中的哲学家，都被说成“最公开、最直接地把自己的‘哲学著作’同美帝国主义的反人民政策联系起来”（舍尔森科：《美国资产阶级的哲学是战争和侵略的哲学》）。苏联1985年出版的《苏联哲学史》对此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50年代对（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批判……往往变成给受到批判的哲学家贴上这样或那样的‘标签’，把现代资产阶级的所有思想都总的评价为反动和没落的哲学……没能对资产阶级哲学观点的全部体系做出充分说理的驳斥。批判的重点不是放在充分说理上，而是放在调子的尖锐性上。”（《苏联哲学史》，贾泽林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84页）。
二、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十年
（1956年一1966年）
1956年，人民出版社在学术界和翻译界的配合下，主持拟订了一份《外国名著选译20年规划总目录》（1956—1968），选列了1614种书目作为选题计划。最初主要由三联书店等有关出版社承担此项出书计划。
1958年商务印书馆恢复挂牌。因此，上述翻译出版工作移交商务印书馆负责。经调查研究，到1963年，该馆又广泛征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研究所和各综合大学教师、研究人员的建议，经修订和调整，拟订了一份《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规划（1963—1972）》。当时承担这项翻译出版任务的主要是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法律出版社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商务印书馆决定把16—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学术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三个方面的著作作为重点，力争提前译好出齐。这项翻译出版规划的制定依据的是当时流行的“补课论”：即认为由于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和文化上的落后，在吸收人类历史上的文化遗产，特别是翻译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方面，做得很不够，任务远没有完成。因此在中国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便责无旁贷地要完成这项前人未能完成的任务。鉴于当时的条件，规划选列了外国学术著作1378种，包括哲学类439种，社会主义流派98种，经济类218种，政法类174种，社会学23种，历史类288种，地理学87种，语言学27种等等。
1956—1966年间是在长期规划的指导下踏踏实实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翻译的十年。这中间遭遇了种种政治运动，规划的执行受到冲击（1963年以后，许多资产阶级学术译著采取了内部发行方式），但总的来说，几家出版社都认真执行了规划，翻译成果十分显著。十年间，西方哲学原著的翻译已达129种。其中，德国古典哲学数量最多。康德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1960年）、《实践理性批判》（关文运译，1960年）、《判断力批判》（宗白华、韦卓民译，1964年）已经出版；《道德形而上学探本》由唐钺重译，于1957年出版。60年代，还出版了三种讲解康德著作的译作。这就是华中师范大学韦卓民翻译的《康德哲学著作选读》（[加拿大]华特生编选，1963年）、《康德哲学讲解》（华特生著，1963年）和《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英]斯密著，1964年）。韦卓民（1888—1976）是一位著名教育家和翻译家。1907年进入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武汉创办的文华书院大学部，1911年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1918年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进修哲学，获学士学位。后到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研究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历任文华大学教授、华中大学校长等职。并曾应邀赴耶鲁大学讲学。他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翻译家，在我国翻译介绍康德哲学方面贡献颇大。
黑格尔著作的翻译，由于贺麟教授的带动，继《小逻辑》之后，贺麟、王玖兴合译《精神现象学》（上，1962年）、杨一之译《法哲学原理》（法律出版社1959年）、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9年）、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1—3，三联书店）、朱光潜译《美学》（第l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和贺麟译《康德哲学论述》（1962年）相继出版。应当承认，黑格尔著作在我国的翻译内容最丰富。
西欧各国哲学中，斯宾诺莎译作有三种，即贺麟译的《伦理学》（1958年）、《知性改进论》（1960年）和温锡增译的《神学政治论》（1963年）。值得指出的是，在16—18世纪西欧哲学的翻译工作中，有一位多产的翻译家，就是关文运（即关琪桐）。他在解放前翻译了十多种重要译作（已如前述），经过校订，有的又由商务印书馆重印出版。这些译作是：笛卡尔著《哲学原理》（1958年）；洛克著《人类理解论》（1959年）；贝克莱著《视觉新论》（1957年）；贝克莱著《人类知识原理》（1958年）；贝克莱著《哲学对话三篇》（1957年）；休谟著《人性论》；休谟著《人类理解研究》；康德著《实践理性批判》。关先生在翻译西方哲学原著方面的贡献，后人是不能忽略的。
法国哲学翻译有：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顾寿观译的拉梅特利著《人是机器》（1959年）、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译的《狄德罗哲学选集》（1959 年），还有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上，管士滨译，1964年）和《健全的思想》（王荫庭译，1966年）。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50—60年代，国内哲学界对于翻译介绍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的确是比较重视的。
古希腊罗马哲学方面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吴献书译，1957年）；《泰阿泰德智术之师》（严群译，1963年）；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政治学》（吴寿彭译，1959年，1965年）、《范畴篇解释篇》（方书春译，1959年）及《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1959年）。古罗马著作有：卢克莱修著《物性论》（方书春译，1959年）；奥古斯丁著《忏悔录》（周士良译，1963年）等。
近现代哲学方面，柏格森的有两种：《时间与自由意志》（吴士栋译，1958年）、《形而上学导言》（刘放桐译，1963年）；罗素的两种重译本《哲学问题》（何明译，1959年）、《心的分析》（李季译，1964年）。杜威的著作有三种：《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1958年）、《经验与自然》和《自由与文化》（均为傅统先译，1960年，1964年）。傅统先的译作还有：[美]培里著《现代哲学倾向》（评自然主义、唯心主义、实用主义和实在论，兼论詹姆士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傅统先（19l0—1985）是一位老翻译家，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主修哲学，兼学教育。1935年到暨南大学实验学校任教。后在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东吴法学院和圣约翰大学讲授逻辑和哲学课程。不久，被聘为圣约翰大学教育系主任兼哲学教授。1948年赴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后进该校研究生院专攻哲学，1950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1952年在山东师范学院任教授，有关哲学和教育学的译作颇丰。
哲学所杜任之所译美国怀特编著的《分析的时代》（20世纪的哲学家）（商务印书馆，1964年）是比较重要的一部西方现代哲学选集。美国拉蒙特所著《作为哲学的人道主义》（商务印书馆，1963年）由吉洪译出，受到哲学界的重视。关于存在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有：[法]萨特著《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第一分册（徐懋庸译，1963年）；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的著作《青年黑格尔》（王玖兴译，1963年）和《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阎静先等译，1962年）。
为了给大学哲学系提供教学资料，商务印书馆在60年代出版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五种，《中世纪哲学》未出）：即《古希腊罗马哲学》（1961年）、《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1961年）、《十八世纪法国哲学》（1963年）、《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1960年）。这些原著的翻译大都是北京大学王太庆（1922—1999年）承担的。王教授态度热情，工作认真。这套《选辑》分别在1975—1979年和1982年经过他增补修订，重印时印数很大，对学术界影响颇多。同时期出版的还有中国科学院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组编《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两种）：《存在主义哲学》（收有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梅洛·庞蒂四位哲学家的原著12篇，1963年）；《现代美国哲学》（1963年）以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洪谦主编，选收意志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直觉主义、实用主义、逻辑实证论、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等九个流派的原著，1964年）。值得指出的是，商务印书馆在文革前夕请北京大学两位教授编选了两部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资料选集，前者是《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周辅成主编，1966年出版）；后者是《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组，实即朱光潜编），拖到1971年才出版（内部发行）。
三、八年空白时期（1966年—1974年）
这个时期，有关西方哲学的翻译基本是空白。据我们了解，到1971年后，只有六种出版。这就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康德著《宇宙发展史概论》（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1972年）；伽利略著《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1971年）；《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1974年）；海克尔《宇宙之谜》（197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赫胥黎《进化与伦理》（即严复译《天演论》的白话译本，1971年）和《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1971年）。
四、80—90年代西方哲学翻译的新的繁荣时期
1978年12月，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在此背景下，西方哲学翻译进入繁荣期。
1．各类译丛，欣欣向荣
80年代翻译出版界出现了各类丛书争相竞赛的局面。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商务印书馆在长期规划、大量积累的基础上，1981年推出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50种），到1997年先后出版了七辑，共300种，包括哲学方面104种。其中，柏拉图2种；亚里士多德6种，加上单行本2种，主要著作接近出齐；文艺复兴时期1种；康德5种；黑格尔7种；费希特2种；莱布尼兹2种。西欧哲学16种；法国哲学6种；近现代哲学24种；自然哲学10种；心理学7种。
这套丛书的及时出版，引起海内外读书界的重视。贺麟教授曾谈到这套丛书时说：“享有盛名的世界各国历代学术著作，不管成于什么时代，出自哪个地域，形于何种文字，都是今天人类拥有的共同精神财富。”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兼总编辑陈原指出：“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一个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的精神世界。这许多作者（多半是西方的，也有东方的）都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种思潮的先驱者、归纳者、宣传者和创造者，他们踏着前人的脚印，开拓着他那个时代和未来的道路；他们积累了时代文明的精华（当然有时亦不免带有偏见和渣滓），包括那个时代社会实践的理论概括，留给后人去涉略，去检验，去审查，去吸取营养——如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们那样做。”
此外，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印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数十种）；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西方学术译丛》；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现代西方思想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67种）；三联书店上海分店的《世界贤哲名著选译》等，都为翻译介绍西方哲学作出了贡献。
2．西方哲学史的大量出版
对西方哲学的移译，为我国西方哲学史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准备了卓越人才。1967年以前，国内只出版了一本中国人写的哲学史，即《哲学史简编》（洪谦、任华、汪子嵩、张世英、陈修斋、朱伯昆编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70年代初，第二本《欧洲哲学史简编》（汪子嵩、张世英、任华等编，1972年）问世。到了197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西欧近代哲学史》（安徽劳动大学编写组编）和《欧洲哲学史》（北京大学编写组编，1977年）。与此同时，美国梯利所著《西方哲学史》（上下，商务印书馆，1975—1979年）也出版了。到了80年代，十几部“西方哲学史”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有：
《简明欧洲哲学史》，朱德生等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
《欧洲哲学史纲》，高清海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
《欧洲哲学史》，李志逵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
《西方哲学史》（上下），[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
《欧洲哲学史稿》，陈修斋、杨祖陶，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
《西方哲学史》（上下），全增嘏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985年。
《西欧哲学史稿》，13所师范院校，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
《欧洲哲学发展史》，文秉模等著，重庆出版社，1984年。
《欧洲哲学史》（上下），冒从虎等著，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
《西欧中世纪哲学史纲》，[苏]特拉赫坦贝尔著，于汤山译，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85年。
《哲学史教程》（上、下），[德]文德尔班著，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1997年。
《欧洲西方哲学史》，郜庭台等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
《欧洲哲学史再编》，李志逵等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欧洲哲学发展史》，钱广华等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年。
《西欧哲学史》，[苏联]亚力山大洛夫著，王永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
《西方哲学史新编》，苗力田等著，人民出版社，1990年。
《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美]梯利著，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
从以上书目可以看出，通过二、三十年的翻译、教学、研究和积累，国内西方哲学史的教学已培养了许多人才，研究达到一定的水平。
3．在翻译出版中形成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三个热点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许多新出版社，特别是一批大学出版社纷纷问世，各类哲学专业外文人才脱颖而出，为翻译出版外国学术著作增加了生力军。
80年代初国内出版了几种评介现代西方哲学的著作：
《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杜任之主编，三联书店，1980年。
《现代外国哲学论文集》，全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编，商务印书馆，1982年。
《现代西方哲学》，刘放桐等编著，人民出版社，1981年。
《现代西方哲学概论》，王守昌、车铭洲著，商务印书馆，1985年。
此后，《外国哲学》丛刊（商务印书馆）、《现代外国哲学》丛刊（人民出版社）、《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上海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从此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50—60年代以后出现的西方哲学新流派，在国内的介绍日渐增多。近十几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翻译作品不仅品种多，而且出书范围广泛，各种流派的译著竞相问世。加上青年学生的思想比较活跃，1987年前后在大学生中一时出现了萨特、弗洛伊德和尼采三个热点。
萨特热：最初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剧本《呕吐》在上海上演，出版社又翻译了他的作品《厌恶及其他》（上海译文出版社，郑永慧译，1986年）、《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陈宣良等译，1987年）等，因此存在主义思潮受到青年人的关注。哲学家李泽厚曾就萨特其人发表过见解，他说：“萨特热所表现的不是说对萨特有多少真正的了解，而是由萨特传来的那点信息所造成的。……四人帮倒台以后，一些人又像回到‘五四’时一样，萨特强调的一些问题，大家发生兴趣。很清楚，特别是经过十年苦难，人们要强调自己选择，强调我自己决定。……至于萨特哲学本身，我喜欢萨特这个人，他的哲学我并不太喜欢。我不喜欢海德格尔这个人，但对他的哲学更喜欢一些。”（原载《探寻语碎》，上海文艺出版社，67—68页）。
到90年代末，除上述《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厌恶及其他》和《存在与虚无》外，还出版了 20多种中译本：
《萨特戏剧集》（两册），袁树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理智之年》，亚丁译，作家出版社，1986年。
《魔鬼与上帝》，罗嘉美等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萨特自述》，苏斌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
《七十述怀》，施康强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我的自传：文字的诱惑》，张放译，漓江出版社，1990年。
《萨特文论选》，施康强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墙》，郑永慧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
《词语》，潘培庆译，三联书店，1989年。
《文字生涯》，沈志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辩证理性批判》（两册）．林骧华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
《萨特哲学论文集》，潘培庆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
《不惑之年》（《自由之路》第一部），丁世中译，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
《缓期执行》（《自由之路》第二部），丁世中译，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
《痛心疾首》（《自由之路》第三部），沈志民译，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
弗洛伊德热：心理学家高觉敷（1896—1992）青年时代曾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过编辑，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1980年他把自己根据作者修订本重译的波林著《实验心理学史》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陈应年担任此书的责任编辑，偶尔与高觉敷先生谈起他过去翻译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有人建议重印出版。高先生很痛快地答应重译。这就是后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译本《精神分析引论》（1984年）及其《新编》（1987年）。该书出版后，销路很好，受到青年读者的重视。有关弗洛伊德的译作在80—90年代出版了十几种：
《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
《精神分析引论新编》，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
《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林尘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爱情心理学》，林克明译，作家出版社，1986年。
《论创造力与无意识》，孙凯祥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
《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美]霍尔著，陈维正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
《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分析学说的批评》，[法]克莱芒等著，金初高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
《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申荷永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弗洛伊德自传》，张霁明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
《弗洛伊德著作选》，贺明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释梦》，孙名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
作家鲍昌在《爱情心理学》序中指出：弗洛伊德的“性心理研究毕竟冲击了传统的、陈旧的性观念，使人们不再把性的问题视为神秘，促进了性科学的发展”。他又强调，我们不必把弗洛伊德的泛性论视为“洪水猛兽”，相反地，应把它作为心理学、哲学、生理学甚至医学的一个特殊对象来研究。
尼采热：尼采是德国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家。早在“五四”时期他的代表作《扎拉图士特拉如是说》、《看这个人!》就被介绍到我国来。80年代以来我国又出现翻译介绍尼采著作的热潮：
《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
《瞧!这个人》，刘崎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年。
《快乐的科学》，余鸿荣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年。
《悲剧的诞生》，李长俊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楚图南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偶像的黄昏》（又名，怎样用铁锤作哲学思考），周国平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尹溟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
《上帝死了<尼采文选>》，威仁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年。
《苏鲁支语录》，徐梵澄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
《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凌素心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
《论道德的谱系》，周红译，三联书店，1992年。
《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田立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
《重估一切价值：尼采如是说》，赵修义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
《悲剧的诞生》，缪朗山等译，湖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姚可昆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
《善恶之彼岸：未来的一个哲学序曲》，程志民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
《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凌素心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有人认为，尼采热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萨特热的延伸。周国平说：尼采热是“一些在人生意义探求中感到迷惘痛苦的青年学者和青年艺术家在某种‘精神危机’的觉悟及由此引起的焦虑中产生的共鸣”。（《尼采与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中国青年》1988年第7期）哲学家汝信指出：“人们对他毁誉不一，依据不同的观点对他的思想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尼采也常常遭到误解，有一位研究尼采的西方学者说：‘尼采的生平和著作是近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受到最严重的曲解的现象’。德国纳粹分子曾经别有用心地利用他，把他奉为法西斯哲学的先驱；另一些人，其中包括某些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的批评者和反法西斯主义人士，则把他尊为20世纪新时代的‘预言者’。不管评价如何分歧，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尼采思想对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思想以及文学艺术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现在，这种影响越来越大，有人甚至认为，如果不读尼采的著作，就无法真正理解20世纪西欧大陆思想和文学艺术的发展。
这就需要对尼采进行认真研究和重新认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出客观的评价。”（《尼采的美学和文艺思想》，载《红旗》1988年第3期）
4．西方哲学史原著的翻译介绍
80年代，许多出版社都上马了西方哲学原著翻译工程。中国社科出版社组译了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了《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柏拉图对话集》、《皮浪主义文集》、《塞涅卡道德书信集》及《西塞罗文集》四种译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匡武译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是古典译作中的新收获。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了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动物四篇》（均为吴寿彭译，1979，1985年）、《琉善哲学文选》（罗念生等译，1984年）。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及《关于实体的本性和交通的新系统及其说明》（均为陈修斋译，1982、1983、1999年）相继出版。
陈修斋先生（1921—1993）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哲学翻译家。他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曾追随贺麟先生在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从事哲学翻译工作。1957年后起在武汉大学执教，1980年任教授。译有《历史中的耶苏》（[法]戴业芳著，卷一至卷五，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51年）、《狄德罗哲学选集》（与王太庆、江天骥合译，三联书店1957）、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与曹棉之合译，1962年）、[法]罗斑著《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65年）、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1982年）等十几种译作，并参加了北大哲学系编《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的编译工作，还以《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名义负责选编了《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20辑近300万字（1963年）。在西方哲学翻译方面贡献颇多。
此外，康德哲学原著翻译方面又取得了新进展，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1978年）、《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1990年）两种。邓晓芒所译康德著作《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三联书店，1988）和《实用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87年），李秋零所译《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和韩水法所译《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99年）也陆续问世。
在黑格尔哲学翻译方面，《美学》（三卷四册，朱光潜译，1979—1981年）和《哲学史讲演录》（四卷，贺麟、王太庆译，1981年）的出版受到读者的重视。值得指出的是，张世英教授主编的《黑格尔辞典》，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苗力田所译《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李秋零所译《康德书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也陆续出版。
费希特哲学的翻译就主要归功于梁志学先生。梁志学，又名梁存秀（1931—），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后入哲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他翻译过黑格尔《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与沈真合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现时代的根本特点》（与沈真合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等。他主编的《费希特著作选集》（一至四卷）分别于1990年、1994年、1997年和2000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梁先生目前主要研究费希特哲学。
5．《世界哲学年鉴》问世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主编的《世界哲学年鉴》（1986—1987年、1988—1990年、1991年）三辑先后出版。这是我国首次出版外国哲学年鉴。北京大学教授洪谦致贺词说：“我认为一部较好的《世界哲学年鉴》不仅仅是一本工具书，同时也是一种尺度，一面镜子：我们可以用这种尺度衡量我国和国际的哲学情况，作出鉴别；用这面镜子来映照国内和国际的现实面貌，作出判断。”
6．西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翻译介绍
80年代前期，通过《哲学译丛》大量刊载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性论文，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较多的是马尔库塞、弗罗姆和卢卡奇等人的著作，如：
《工业社会与新左派》，[德]马尔库塞著，任立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爱欲与文明》，[德]马尔库塞著，黄勇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单向度的人》，[德]马尔库塞著，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
《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德]马尔库塞著，李晓兵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
《单面人》，[德]马尔库塞著，左晓斯译，湖南人民出版社。
《理性与革命》，[德]马尔库塞著，程志民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
《人的呼唤》，[美]弗罗姆著，王泽应等译，三联书店。
《马克思论人》，[美]弗罗姆著，陈世夫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弗罗姆著作精选：人性、社会、拯救》，黄颂杰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爱的艺术》，[美]弗罗姆著，李建呜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
《人心》，[美]弗罗姆著，孙月才、张燕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关于卢卡奇著作的翻译十分引人注目：
《青年黑格尔（选译）》，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
《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韩润棠等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
《卢卡奇文学论文集（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卢卡奇文学论文集（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关于卢卡奇哲学、美学思想论文选译》，张伯霖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卢卡奇文学论文选》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卢卡奇自传》，杜章智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
《理性的毁灭》，王玖兴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
《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沈耕、毛怡红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
《历史与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王伟光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
《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
《卢卡奇谈话录》，[匈]伊斯特万编，郑积耀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下），[德]本泽勒编，白锡坤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
7．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翻译介绍
80—90年代，现象学的代表人物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在我国大量传入，出现了一些成果颇多的中青年翻译家，如倪梁康、邓晓芒等。
关于胡塞尔现象学著作的翻译有：
《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吕祥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
《现象学的方法》，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
《逻辑研究》第一卷，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
《观念：纯粹现象学的一般性导论》，张再林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胡塞尔思想的发展》，[德]布尔著，李河译，三联书店，1995年。
《胡塞尔选集》（上、下），倪梁康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
《逻辑研究》第二卷第1—2部分，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1999年。
《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
《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邓晓芒、张廷国译，三联书店，1999年。
《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杨富斌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
关于海德格尔哲学著作的翻译有：
《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
《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
《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
《海德格尔选集》（上、下），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
《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关于雅斯贝尔斯著作的译作有：
《悲剧的超越》，亦春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
《存在与超越：雅斯贝尔斯文集》，余灵灵、信华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
《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李瑜青、胡学东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
《现时代的人》，周晓亮、宋祖良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
《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
8．科学哲学的翻译介绍
科学哲学的代表人物波普尔和库恩的哲学著作近十几年间，在中国有了较多的翻译介绍。
《无穷的探索——思想自传》，[英]波普尔著，邱仁宗、段鹃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英]波普尔著，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87年。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英]波普尔著，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
《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波普尔关于哲学历史与艺术的讲演和论文集》，范景中、李本正译，中国美院出版社，1996年。
《科学革命的结构》，[美]库恩著，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
《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集》，[美]库恩著，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9．《亚里士多德全集》（十卷本）1997年出齐
这是90年代我国哲学翻译界的一件大事。中译本《亚里士多德全集》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苗力田主编，编译组成员有：苗力田、徐开来、秦曲华、余纪元、颜一、喻阳、申明、崔延强、李秋零等九人。历时15年完成。这是我国迄今第一部西方哲学家全集。中文本《亚里士多德全集》所依据的是国际公认的标准本，即由德国柏林科学院授命、历经40余年收集整理完成的希腊文本《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本除包含了标准本的47种亚氏著作外，还收入了后来发现的《雅典政制》及其他残篇。《出版年鉴》1998年版载文认为它标志着我国翻译出版外国学术名著达到一个新水平。
2000年上海复旦大学发表了《中国1999哲学发展报告》。文中对我国西方哲学研究评价说：“改革开放20余年来，中国西方哲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尽管‘萨特热’、‘尼采热’也曾一度传遍神州大地，但进入90年代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却又使得该研究领域的学术队伍急剧萎缩。”同样地，在西方哲学翻译方面，前景也不乐观。受市场经济，特别是经济效益的驱使，学术翻译领域也在萎缩。北京某出版社，原有四个编辑室出版翻译书，前几年因为受外文版权和经济效益的影响，一下子压缩为一个编辑室，出书数量自然减少。尽管如此，在一些热心的翻译家和出版社的努力下，“在经历了90年代初的低迷期后”，中国的西方哲学的研究和翻译已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大家有理由对于中国的西方哲学翻译和研究的明天抱有相当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