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压倒了启蒙——纪念五四运动92周年
五四运动在中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历史学家将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始。五四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当年那场爱国斗争，而是因为它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启蒙精神。启蒙精神开辟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
当前，怎样继承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启蒙精神，是我国知识界普遍关心的问题。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都在寻问，启蒙精神为什么在五四之后，会遭到曲折以至夭折？
1986年，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在《走向未来》创刊号上发表一篇文章《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论点，引起人们的重视，也得到不少人的赞同。
“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究竟是不是完全符合客观历史？如果不完全符合，那么又是谁（并不是指人）,真正压倒了启蒙？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这个问题所以有探讨的必要，是因为，不弄清是谁真正压倒了启蒙，就很难重新发扬启蒙精神，因此这是一个关系中国进步与未来的重要问题。
一、“救亡压倒启蒙”
李泽厚在他的文章中说：
“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
“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然后是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好几代知识青年纷纷投入这个救亡的革命潮流中。”
“在如此严峻、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它要求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等启蒙宣传，也不会鼓励或提倡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的思想，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任何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
“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
因此，他的概括性的结论是：救亡压倒了启蒙。
关于1949年之后，他的论述是：“以社会发展史的必然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的世界观和行为规范来取代旧意识形态时，封建主义的‘集体主义’却又已经在改头换面地悄悄地开始渗入。……特别从50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封建主义越来越凶猛地假借着社会主义的名义大反资本主义。……这样终于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
因此，对于1949年以后的问题，他批评的主要对象是封建主义，也就是说：是封建主义压倒了启蒙。
应当说，李泽厚的上述分析，对中国20世纪历史的概括，有一定的正确性，也给予人们一定的启示。
但是，他的观点是否完整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真实呢？究竟是谁真正压倒了启蒙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下面从若干方面来讨论。
二、启蒙与政治的关系
李泽厚在文章中说：
“扔弃传统（以儒学为代表的旧文化旧道德），打碎偶像（孔子），全盘西化、民主启蒙，都仍然是为了使中国富强起来，使中国社会进步起来，使中国不再受欺侮受压迫，使广大人民生活得更好。……所有这些就并不是为了争个人的“天赋权力”——纯然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
“当把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明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倒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上述集体主义的意识和无意识，遇上了这种异常关怀国事民瘼的社会政治的意识或无意识传统。”
这些话的含义是：西方文明的要旨是“天赋人权”，是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而中国五四运动的先驱者引进西方文明，却是为了使中国富强，使社会进步。
意思是：中国五四运动在源头上就将启蒙思想过多地（或不适当地）与关心国事的政治目标相结合。因此，当国家面临危亡时，就必然会使“救亡压倒启蒙”。
这里要讨论的是：西方的启蒙思想是否只是“争取个人的‘天赋人权’，个人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而并不关系到国家的富强、社会的进步等政治目标; 也就是说：启蒙思想是否与政治有关？
西方启蒙运动是17-18世纪在西欧（法国、英国等）兴起的。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家是英国的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
不错，他们是积极倡导天赋人权、自由、民主、平等。但是，他们都将这些启蒙思想与当时的政治密切地结合起来，他们也都十分关心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进步。本文限于篇幅，只以洛克和伏尔泰为例。
洛克（1632-1704）是英国17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是启蒙运动的先驱者。他在他著名的《政府论》中提出：建立政府的目的就是保护人们的私有财产；国家权力（立法、行政、外交）应该分立等重要思想。而他正是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的重要的参与者和辩护者，他的启蒙思想是积极为当时的英国政治服务的。
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他在他著名的《哲学辞典》中对“自由”的解释是：“试着去作你的意志绝对必然要求的事情的那种权力”，他认为“这种天赋权利不应受任何侵犯。” 而他的一生几乎都在政治斗争之中。他曾两度因政治斗争而被投入监狱，1726年出狱后被驱逐出境，流亡英国；1734年又因写出《哲学通信》一书，当局下令逮捕作者，他不得不逃亡到边境小镇。
从西方最主要的启蒙思想家的经历来看，他们的启蒙思想的倡导，并没有与政治隔绝。相反，他们都十分关注并参与当时的政治斗争。
由此可见，启蒙并不是与政治无关的，启蒙并不只关心天赋人权，只关心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启蒙也关心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进步。
三、五四以后启蒙的发展
五四之后，启蒙是否如李泽厚所说，很快就被救亡所吞没，所压倒呢？
五四最重要的启蒙精神就是科学与民主。五四所倡导的“科学”，并不是指具体的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主要是一种科学精神。
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蒙？”的问题时说：“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康德《什么是启蒙》）
恩格斯关于启蒙运动说过这样一段话（《反杜林论》引论）：“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按康德和恩格斯的上述论述，可以将五四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科学，理解为“理性的思维，自由的思想”
至于民主，公认的含义是：“主权在民”。
由此，五四倡导的科学与民主，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思想自由和政治民主。
欧洲的启蒙运动主要的批判对象是神权思想和帝王与贵族专制统治。中国五四启蒙运动当时主要的批评对象是传统礼教和军阀专制统治。用什么思想武器来批判呢？陈独秀从西方文明中请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应该说是很正确的。五四启蒙与欧洲启蒙，在精神上是相贯通的。
思想自由和政治民主，这两者是密切联系的。政治不民主，就不可能有思想自由，而思想自由又是推动政治民主的必要前提。
从思想自由和政治民主两方面来讲，在五四之后的中国，是有相当发展的；并没有完全为救亡所压倒。上世纪20-40年代，有以下几方面的事实：
1. 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的活跃论争
五四之后，《新青年》的群体解散，中国的思想界分为若干派别，主要有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或称实验主义）；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派（或称马克思主义派）；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派（或称保守主义派）。它们各有各的刊物，观点上有争论，有联合。
五四之后发生过几次重要的思想论争，如1919年开始的“问题与主义”论争（胡适与李大钊），1922年开始的“东西文化”论争（梁漱溟与胡适等），1923年开始的“科学与人生观”论争（丁文江等与张君劢等），1930年开始的“中国历史分期”论争（郭沫若与陶希圣），1934年开始的“唯物辩证法”论争（张东荪与叶青）等等。
这里不讨论论争的是非，就从这一系列论争本身，说明五四之后，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是很活跃的，是有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风气的。这与清代的文字狱时代相比，有根本性的进步（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情况相比，也是明显的对照）。这难道不是五四提倡科学（思想自由）与民主（政治民主）的收获吗？
2. 人民与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
民主的根本含义是“主权在民”。如果主权不在人民手中，人民通过群众运动，或者革命斗争，将主权争取到人民自己手中，应该说是符合民主的本意的。因此，这类群众运动，可以称为“民主运动”，如果民主运动与爱国的目标相结合，可以称为“爱国民主运动”。在后一种情况下，爱国有救亡的含义，但不能认为这类运动只是救亡，而不是民主；救亡与民主是相结合的。
五四之后，中国发生了连续不断的人民民主运动，特别是工人与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著名的有：1925年的上海开始的五卅运动、1935年北京开始的129运动、1945年昆明开始的的121运动、1947年南京开始的的520运动、同年杭州开始的于子三运动等。
本文作者是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的同学和战友。于子三并不是中共党员，而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只是因为思想进步，参加并领导进步学生活动，在国民党保安司令部被无辜杀害，从而激起全校师生以至全国广大学生的义愤。于子三运动就是学生们争取政治民主、思想自由、反对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它是继承五四传统的。
3. 中国的民主宪政运动的积极开展
据姜平《中国百年民主宪政运动》一书的介绍，中国在五四之后发生过三次有较大影响的民主宪政运动。一是1931-1932年，以王造时为代表的“宪政派”与以汪精卫为代表的“训政派”进行了激烈的大辩论。结果“宪政派”大胜，迫使国民党不得不作出决定，准备实行宪政。二是1939-1940年，各民主党派（包括中共）在国民参政会上，与阻扰宪政的国民党参政员进行了激烈辩论，终于通过《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决议案》，并在全国掀起一场长达一年的民主宪政运动。三是1943-1945年，由于军事失败和经济危机，全国普遍响起废除“一党专政”的呼声，一批民主党派（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人民救国会、九三学社、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纷纷建立起来，成为推动民主宪政的重要力量。
4. 中共领导的民主实践有成效
按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的政治理念，中国需经过新民主主义阶段，再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方针政策。在这个阶段，它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提倡民主宪政，号召学习美国的民主政治。而在它所领导的根据地中，加强民主政权建设，普遍实行“三三制”，要求共产党员在参议会和政府中只能占有三分之一的人数，以充分的发扬民主，发挥党外人士的参政作用。在基层选举中，由于不识字的选民居多，普遍采用“掷豆子”的方法，以保证民众表达自己的意见。
中共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民主主张和实践，赢得全国青年和党外人士的赞誉，这是各地许多青年投奔延安的重要原因。
5. 新中国时期的民主运动
新中国建立后，各种政治运动很多，但是真正表达民众意志的，称得上是民主运动的，非常少。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也有过若干次重要的民主运动。
一是1957年整风运动中的民主运动。毛泽东的原意是希望通过整风，揭露并克服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问题。在整风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一场向党的领导提意见的广泛而有力的民主运动。其中多数意见是批评各单位领导作风，也有些意见是尖锐地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提出批评。我在浙大时的老师束星北教授（当时在山东大学）提出：“几千年来，我们一直习惯于人治，……我们命运操纵在掌权者的手里，掌权者如果好，我们就好，掌权者如果坏，我们就坏；而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他的本意是帮助党改进领导，但毛泽东认为，这类意见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结果在全国错误地将55万人打成右派分子（包括束星北）。从这个数字，也能理解当年这场民主运动的声势是很大的。这场民主运动的参与者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二是1976年周总理悼念活动。4月5日首都10万民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以献花圈、献诗歌等方式悼念周总理。这完全是一场自发性的群众民主运动，在悼念周总理的同时，痛斥四人帮的罪恶。这场民主运动为同年10月四人帮的垮台奠定了民意基础。
因限于篇幅，其他民主运动就不谈了。
我在本文所以要论述五四之后的启蒙精神在中国的发展，既是为了反映历史的真实，也是要鼓舞人们的信心，说明中国人的启蒙精神，在五四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并没有被压倒；而是通过不同方式有过蓬勃的发展。
四、五四以后启蒙的遭遇
当然，启蒙精神在中国的发展，绝不是顺利的，它受到过严重阻扰。但是这种阻扰并不是来自救亡，而是来自其他方面。现分时期来说：
1. 军阀统治时期
1912年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到1928年东北易帜，是军阀统治时期。由于军阀各派系的矛盾和斗争，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集中的专制统治，在思想与舆论方面留下一定空间。五四运动就在这个时期爆发，五四之后，各种思潮和报刊也有可能生存。
但是，北洋军阀是满清皇朝扶植起来的，军阀们虽然口头接受共和，实际上满脑子专制思想，他们压制民主，扼杀思想，屠杀民众，与五四的启蒙精神完全站在对立面。重要的反民主的事例是：
二七惨案：1923年，吴佩孚镇压郑州铁路工人成立总工会。2月7日在湖北江岸逮捕并杀害工人领袖林祥谦和大律师施洋，工人被杀40多人，伤200多人，遭开除1000多人。
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日本等八国向段祺瑞政府发出通牒，要求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无理要求。3月18日，北京群众五千余人，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竟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
处死邵飘萍：邵飘萍是民国时期著名报人。他创办京报，发表许多文章，文笔锋利，揭露和批评军阀的罪行，遭到张作霖等军阀的忌恨。1926年4月，军阀逮捕邵飘萍后，残酷折磨后处以死刑。
枪决李大钊：三一八群众集会是由李大钊所主持。惨案发生后，他遭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缉，避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坚持斗争。张作霖派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等60余人被捕，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残酷绞死。
2. 国民党统治时期
国民党统治全国的时期是1928-1949年。
国民党在1928年取得全国政权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方面都有一定成绩。1937-1945年，在领导全国抗战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但是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是蒋介石。蒋信奉中国传统的专制文化，他竭力提倡“礼、义、廉、耻”的儒家道德，以曾国藩为他的学习榜样。儒家学说既有“仁爱”的人道主义思想，又有“三纲”的维护帝王专制的思想，而从蒋介石在大陆和台湾的行径来看，他更多的是继承中国传统的专制思想。此外，1923年，孙中山派他到苏联去考察军事政治，他对苏联的党国体制，一党专政的经验感悟很深。他对五四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精神是很不满意的。在他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他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等而视之，认为：“五四后输入国中这两种思想，不仅不切于国计民生，违反中国固有精神文化，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另外，蒋介石也接受过德国军国主义的较深影响。
蒋介石统治时期中，实行一党专政，设置军统、中统双重特务机构，扼杀人民的各种自由权利，捕杀爱国民主人士，决意消灭反对党。重要的反民主事件有： 四一二大屠杀； 迫害救国会领袖；杀害杜重远、杨虎城、闻一多、李公朴；制造皖南事变，意图消灭新四军；制造昆明121 惨案、南京520 惨案、杭州于子三惨案等等。
3. 新中国时期
新中国建立后的前三十年，在中共和毛泽东领导下，在国家的统一和治理，在经济、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在两弹一星的研制等方面，都作出较大成绩。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五四启蒙精神（思想自由和政治民主）受到了严重阻碍。
在毛泽东领导下，在全国开展了一系列思想批判运动，有1951-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951年批评电影《武训传》的运动，1954年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接着是全国范围批评胡适思想的运动。这些运动总的目的是要将全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统一在毛泽东思想之下。人民丧失了“启蒙”所要求的“思想自由”。
以上批评，还属于思想范畴。从1955年批评胡风开始，运动就升格到政治的高度。胡风与他的朋友仅仅因为文艺思想问题，被判定为“反革命集团”，被关进监狱。1957年，在毛泽东的“阳谋”之下，全国55万（以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为主）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在人格上受尽侮辱，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终于在1966-1976年，发展到使国家接近崩溃的文革。文革中造反派可以任意抓人，斗人，关人，甚至如北京的一些学校的红卫兵，将往日尊敬的校长和老师活活打死。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如翦伯赞、老舍、范长江、傅雷、赵九章等等）被迫自杀。“启蒙”所要求的思想自由与政治民主，丧失殆尽。
1978年后，改革开放以来，情况有较大改善。新的领导人允许人们有一定的思想自由；至少在家中、在私人谈话中的言论不至于被人揭发。报刊、网络上的言论自由也有所放开。但是由于政治改革的迟缓，人民还没有充分享受到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各种自由；政治民主的推进也很缓慢，普选的权利至今还停留在最低的村与社区一级。离开“启蒙”所要求的科学与民主，或思想自由与政治民主，还有较大的距离。
五、启蒙是怎样被压倒的？
从启蒙在五四之后的遭遇来说，李泽厚所指出的：“启蒙被压倒”问题，确实是存在的。但是，究竟谁是启蒙的主要压倒者呢？
从上述启蒙在五四之后所受到的阻碍来看，启蒙的真正被压倒，并不是由于救亡，而是由于以下几个因素：
1. 传统的专制思想
中国有二千多年的专制传统。北洋军阀是直接由满清皇朝扶植与培养的，他们有一头脑的专制思想，人民容易理解。蒋介石是受传统专制思想很深的人；而毛泽东，他熟读二十四史（比学马克思主义多得多），他自称是“秦始皇加马克思”。而秦始皇就是中国历史上专制者的代表性人物。
在中国，专制思想不仅掌权者有，严重的是在中国百姓或人民中心中也是根深蒂固。鲁迅说得好：“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做‘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引自鲁迅《灯下漫笔》）.他的言外之意是：中国人是习惯于做奴隶的。因此，要在中国实现启蒙所要求的政治民主，不但领导者要转变观念，中国人民也需要转变观念，有民主的自觉和要求。
至于李泽厚谈到的封建主义，实际上是一个不很确切的概念。当代学术界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二千多年来，并不是所谓的“封建主义”社会。因为，所谓“封建”是指一种“分地区，分权力”的政治体制，中国在秦代之后，直到清代，所实行的一直是“全国权力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这个问题，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已讲得很清楚。秦代以来的体制，叫封建主义是不合适的。
那么，中国二千多年来，究竟实行的是什么社会政治体制？李慎之提出“皇族专制主义”的概念，但在辛亥革命之后，皇族不存在了，而专制主义继续存在，因此，用“专制主义”来概括,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五四之后，启蒙的被压倒的重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对于领导人和民众的影响。
2.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误区
新中国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启蒙所要求的“思想自由与政治民主”遭受到严重阻碍。除了最高领导人有较浓厚的传统专制思想（“秦始皇”）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误区。
马克思无疑是19世纪的一位对后世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
对马克思学说需要有所分析，既不要全面肯定，也不必全面否定。马克思学说有两个方面应该给予肯定。一是出发点，马克思的学说是从世界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解放的愿望出发的。二是他的理想——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由人的联合体”，含有自由和平等等进步的价值观。
他对于资本主义的深入研究，对于资本主义的进步是很有帮助的。他对于社会主义的构想，引导了当代许多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
但是，马克思学说中确实存在误区。误区主要在于他们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两者可以统称为“阶级论”。
关于阶级斗争，马克思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872年《共产党宣言》）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852年给魏德曼信》）
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内容。正因为马克思说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将社会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都用阶级属性来分析，来划分。国家分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国家；经济分为资产阶级经济（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经济（社会主义）；文化分为资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分为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文艺学等书刊上，对于任何人物、任何学说、任何思想都要戴上阶级属性的帽子（例如孔子被认为是“奴隶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见杨荣国《简明中国哲学史》），就是受马克思学说的影响。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欧洲的启蒙运动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运动，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人类的进步价值观，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这个认识问题，到今天也还没有完全澄清，例如有人还是要将民主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政治改革中姓社姓资之争也与“阶级论”有关。
这是五四启蒙精神（科学与民主，思想自由与政治民主）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被压倒的理论依据之一。
启蒙精神被压倒的更重要的理论上的原因是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从上面引用的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阶级斗争”的发现并不是他的贡献，他的新贡献是在于提出“无产阶级专政”。
“专政”两字，在德文是：diktatur, 在英文是：dictatorship.它的含义就是：专政、独裁、专制。
列宁对专政有这样一段解释：“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使用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取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可见，马克思主义的“专政”理念与当今中国以及世界各国所提倡的法治理念是根本对立的。
根据列宁的解释，要专政，就不可能有法治；要法治，就不可能有专政。
毛泽东在新中国建国之初，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意思是对人民用民主，对敌人用专政，似乎比“无产阶级专政”较为合理，但是，谁是人民，谁是敌人呢？法律上只有有罪与无罪之分，没有人民与敌人之分。因此，只能根据领导人的意志来划分人民与敌人。领导人认为你是敌人，你就成为敌人。这是导致1955年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1957年为55万人戴上“右派”帽子（当时称：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文革中无数人被批斗、被打倒的主要的理论上的原因。
这些问题，追根求源，都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分不开。
3. 苏联模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并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真正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列宁和斯大林。
列宁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理念有许多新的发展。如他说“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他将无产阶级专政与自由完全对立起来。
他说：“我们所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只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少数人的专政，……党所能联合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
“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是屡见不鲜的事。” （以上引自《从“无产阶级专政”到“人民专制”与宪政民主》，《领导者》18期）
根据列宁的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党的专政，即少数人的专政，以至一个人的专政。
后来斯大林在党内外的大清洗，大屠杀（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被杀害），就是在列宁理论基础上的变本加厉的发展。
而这就是苏联模式！
毛泽东在建国前夕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因此，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中国的治国理念基本上是苏联模式。而苏联模式正是不讲民主，不讲自由，不讲法治，与启蒙精神背道而驰的。
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影响，不仅在中共执政时期。事实上，国民党（孙中山、蒋介石）统治时期，也受到苏联模式的深刻影响。
4. 毛泽东的错误
毛泽东是对于新中国的建立有巨大功绩的人。但无可否认，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前三十年，他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是中共党史所承认的。“走俄国人的路”就是他的治国理念。他是忠实的执行苏联模式的。
他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字面上看，似乎与“无产阶级专政”有所不同。但他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因此，他是将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完全划等号的。
由于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如列宁所说，它是完全不受宪法与法律约束的，是一种少数人或一个人的独裁体制。既不受宪法与法律约束，又完全不接受民主监督，这是造成前文所述的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一系列反民主的运动的根本原因。
毛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真正发展，是在文革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革命的重点对象是党内的走资派（也就是自上而下各级领导人）。这个理论终于将中国带到崩溃的边缘。
综上所述，可以理解，五四之后启蒙精神（科学与民主）的被压倒，真正的压倒者就是专制主义。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专制压倒启蒙！
当然，在五四以后的90多年中，统治者也有以救亡为藉口，压服启蒙的情况。例如抗战前夕，国民党当局提出的“攘外必须安内”的口号，意思就是：因为要救亡，不能有民主。这一类情况，它的实质还是：专制压倒启蒙。
这种专制主义，既来自中国二千多年的专制传统，又来自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专制主义理论误区，也来自列宁与斯大林所创造的苏联专制模式，最后是来自毛泽东对这种专制理论的发展与实践。
今天，我们为了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与民主化，真正的实现几代中国人所盼望的“振兴中华”的理想，必须重新发扬五四的启蒙精神，在积极发展经济，科技，教育的同时，充分的实行思想自由与政治民主，积极而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此，又必须在思想理论上批判与克服专制主义，既要清除中国二千年历史所遗留的专制传统，提高民众的民主意识与自觉;又要澄清马克思“阶级论”的理论误区,从苏联模式与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中解脱出来。
从专制主义中解放出来，将使五四启蒙精神在中国发扬光大，而给中国带来无限的光明！
（作者是江苏省农科院研究员，离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