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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12 08:00:10　刘利华　来源：紫金网

（五）中华民族天道信仰重建的可能、途径与前景

中华民族的先哲先圣们几千年前慧心至诚地通过哲学理性的途径建立起来的天道信仰是世界上唯有我们中华民族拥有的至为宝贵的文化资源。在今天的全球对话的时代，在不同文化相遇前所未有地方便与不同信仰发生碰撞也前所未有地容易的情况下，天道信仰的包容性，对我们应对时代的挑战，把握时代给予的机遇，十分有利。而只有重新建立起天道信仰，我们中华民族才能如巨人般地重新站起，才可能与西方秉持上帝信仰的那个文化巨人比肩而立，比翼双飞。

也许，中国人走向天道信仰是一种命运？也许，即便历史上没有《老子》、《易传》，没有董仲舒、朱熹，今天的我们，一旦发现此时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民族文化竟是处于一种没有灵魂的不可思议的可怕状态，也一定会通过全新的求索，走向天道信仰？ 2007年 9月 6日《人民日报》以“做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为题发表了温家宝总理的诗“仰望星空”，这首诗就给出了这种“也许”的暗示。其诗有“序”云：“ 2007年 5月 14日，我在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钟厅向师生们作了一个即席演讲，其中讲到：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我希望同学们经常地仰望天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诗曰：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

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

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

那博大的胸怀 ,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

那永恒的炽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温总理仰望星空，能仰望出寥廓、深邃、庄严、圣洁、自由、宁静、壮丽、光辉等等天之普世之善来，中国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及平民百姓就仰望不到吗？我们再将诗中赞美的真理、正义、博大和永恒与 陈立夫先生在《四书》中体悟出来的一以贯之的“公、诚、仁、中、行”的中华天道信仰之道统相比照，再想想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有则有德之“天”的敬仰、感恩、探索与追随，会豁然而觉：这首诗中的“星空”，不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所仰之信之敬之赖之的，代表着无限的，可承载起我们民族文化的终极人文价值的大一之天吗？温总理这首“仰望星空”对于中国人来说至为亲切，已经有人把它谱曲传唱，不就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里曾经流淌了两千多年――虽然被压抑了 60年――的天道信仰的种籽或精神命根，仍旧可以唤醒、复苏、发育、长大吗？

然而，我们失落已久的天道信仰要重新建构起来， 显然，仅凭温总理的一首诗远远不够。中国文化从与西方文化在近代相遇，逐渐丧失天道信仰之魂后，又经历了 60 年的人性扭曲和文化失落到今天，岂是一首诗就可挽回的！但是，毕竟我们已经有了转机，这即是，历史已经在准备条件，使中华民族文化可能渐渐从被扭曲的状态，重新回归到阳光大道上来。在我们深陷其中的严重扭曲中已经出现了停止扭曲的可能前景。

中国文化整体地看，当前是处于明显地功利、浅薄、亢奋、颓废、纠结、混乱、浮躁、茫然之中，这与我们的理想境界相去甚远。但是，如果放在 60 年来中国文化运行的轨迹上看，这又不啻是一种不自觉地脱轨于歧途的表现。现在，我们国家在对社会发展战略的谋划上，已经不再标榜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而代之以对“科学发展”的强调。我们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领域，凡真做学问的人，都会自觉地去深入研究某个学术、理论问题，而羞于或不屑于再以学术为所谓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们的文学艺术领域，确实在生产着、上演着《三枪拍案称奇》这样的不着调的娱乐片，但是毕竟我们已经走出了文艺、学术、理论甘当权力的婢女的荒谬与狭隘。在鱼龙混杂之中，弘扬普世价值，讴歌人性之美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已经不存在雷池之限。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要算是 200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的贺诞片《建国大业》。这个据说有 180 多位影星大腕儿零片酬加盟参演的与其说是故事片不如说是文献资料片的电影，其价值倾向性很值得琢磨回味。它浓墨重彩刻画的不是尸横沙场、血流成河的三大战役打出一个新中国的“解放战争”的史诗，而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地高举起新民主主义的大旗，以民主反专制，以协商反独裁，以求同存异的大手笔，成就民族和解、和平、复兴，因而凝聚起全中国一切进步力量，终于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历史画卷。《建国大业》可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单单把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共产党人所具有的海纳百川，德以致远的博爱胸怀突出出来，不但让眼下凤毛麟角的未曾腐败的在权位者聊以自慰，而且让多如牛毛的腐败官员们相形见绌。

我们现在是很混乱，但也正是在混乱中，过去曾经被奉为圭臬，被赋予神圣性的，实际上却是扭曲、误导的东西被祛魅了、被解构了，被边缘化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获得了一种思想进步、信仰重建的契机：霸道了 60 年的信仰体系已经被历史的进步淘汰，与其有机统一的旧思想资源池正在干涸枯竭。就像一个正常的人要想正常地生活，不能没有大脑、不能没有理性思维能力一样，中华民族要和谐、要进步、要复兴，绝对不能没有自觉系统的理性指导。在信仰缺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中，历史在召唤新的文化，现实正渴盼能重新赋予我们魂魄的信仰。中华民族天道信仰的重建，在眼下属于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理由干涉和阻止的享有学术研究自由权利的理论范畴。 [1] 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已经可以合情合理地做慢慢浸润、培育新思想、不断开辟健全的新文化生长空间的耕耘、滋润的工作。与人类和民族的进步相一致的拥有信仰灵魂的新思想、新文化，则一定会在回应旧思想不能回应的挑战，解决旧思想不能解决的问题的过程中，为自己的进一步茁壮成长、高歌猛进创造新条件、开辟出阳光大道来。

面对这样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要重新建构起中华民族的天道信仰，势必要做三个方面的事情。一是天道信仰的理论重构，二是天道信仰者的培育，三是天道信仰在大众中的普及和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塑造。三大任务就是这个机遇同时向我们提出的挑战，我们不能自觉地接受这个历史发展到今天时代赋予的任务，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活着的中国人撒手放走了停止扭曲中华民族文化的可能而容忍她继续扭曲下去。然而要完成这三大任务，又非是一日之功，几乎每一项做起来都需要为大于细、为难于易，也都需要先有一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载树不能乘凉的担当。

所谓理论的重构，是说我们找回失落的信仰，不会像把丢了的钱包找回来那样简单。首先，我们已经将天道信仰遗忘得太久，要再把它接续起来，需要对近 60 年来从举国信仰来自西方的一种主义到当前没有任何信仰整个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其次，需要通过对大量思想文献研究，梳理天道信仰在整个中国历史、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以及社会生活史中曾经发生过的作用，产生的成果，相伴的负作用，留下的经验和教训。这一梳理工作会涉及雅俗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范围会相当广泛，规模会相当庞大。在进行梳理时，我们需要以普世价值为意义尺度，用自觉地历史地具体地分析的态度和方法，做一种细心的甄别。要对我们的文化遗产中具有普世价值和反普世价值的内容加以区别，要对以现在的眼光看到的时代落后性与在当时时代不可能出乎其外的历史必然性做辩证的理解。中华民族的天道信仰正像西方人的上帝信仰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可能走出的专制时代，一定会被熔铸于皇权或王权专制的意识形态，而成为专制者思想统治的工具。如同西方中世纪肯定“君权神授”一样，中国的皇帝都号称“天子”，发布诏书时都号称“奉天承运”，其统治理念里都有“以民为本”。如上所述，对仁政的道义性的承认，一方面制约了皇权统治滥施淫威，鼓励了其施政时考虑“保民”、“惠民”。但是，归根结底，天道信仰在那个时代与绝对权力结合，支持了最高权力不受制约，可以对所有国民的生命和权利作生予夺。“保民”、“惠民”充其量只能是“治民”的手段，而与“民有、民治、民享”有原则区别。与此一致，天道信仰也曾与在人的基本权利和人格尊严上肯定人尊卑不等的非普世价值和等级制互相匹配。在这种等级制下，被统治者及妇女的人性曾受到极大的压抑，他们的种种基本权利被制度性地剥夺。天道信仰被用来维持专制统治，维护人与人在权利和尊严上的不平等，是信仰者在过去的时代不能自觉地拒绝非普世价值的历史局限性的表现。第三，我们还需要以对话、学习的心态，借鉴其他文化，特别是西方社会、文化历史发展中在信仰方面积累的经验、教训。比如西方社会进入近代以后的政教分离对于西方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基督教对于现代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支持作用，基督教信仰的全球化将会对世界及中华民族产生哪些影响，等等问题，在我们重建天道信仰的过程中，都是应当注意到的。第四，中华民族天道信仰的重建，需要一种系统的哲学论证，而这个论证本身需要一个新的哲学范式作支撑。也就是说，无论是中华民族的天道信仰还是西方民族的上帝信仰，在进行哲学重建时，都需要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和谐哲学铁三角” [2] 做理性支撑。如果说“哲学铁三角”是把握人类文化和哲学发展规律的新的哲学范式，“和谐哲学铁三角”则是以此范式对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所需要的新哲学――和谐哲学的一种建构。它的内涵是：在本体论或世界观上走出“唯……主义”的绝对模式，承认多元合法性；在价值论上自觉认同标志着当今人类成熟程度的人类普遍价值――特别是普世人权价值与普世底线伦理价值为底线价值；在认识论上坚持实在论的传统，在认识方法论上，承认辩证法与还原论都有独到价值，把它们恰到好处地用到适宜的地方。这个哲学构架本身还是在建构的过程中，但是却被期望为天道信仰提供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有机统一的哲学论证。因此，广义地看，中华民族天道信仰的重建，内在地提出了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新哲学的重建需要。而这两个互有交叉有理论任务，又是中华民族新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所以，这个“找回信仰”的过程，同时就是一种在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的前提下的文化创新――一方面要回到先哲先圣建构起来的天道信仰的源头，另一方面要根据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参考其他民族历史和文化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适应当前时代新的需要，对天道信仰作出重新诠释，使其所展示的终极价值――无条件地成全――能继承和发扬过去先人们自觉坚持的善，摒弃他们已经自觉抗拒的恶，同时吸纳过去先人们未曾意识到的“善”，剔除过去先人们未曾意识到的“恶”，面对过去先人们不可能遇到的“新”，使天道信仰自觉地成为普世价值的形上支撑，成为中国实现向真正文明、民主、繁荣、富强的社会转型的精神营养源，来保障中华民族在 21 世纪之后的美丽复兴得以“成全”。

天道信仰者的培育与天道信仰的重建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深刻又微妙的有机关系。在中国，天道信仰重建工作的发轫，不能依赖国家从上往下的布置，也不能依赖普通人民从下向上的呼号，只能依赖人文知识分子中最先意识到中华民族天道信仰的重建与文化危机的挽救和民族文化真正复兴的有机关系的天道信仰者。微妙何指？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正像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要求祛除人文价值的干预，如实地去概括真实而客观的必然联系，不能把人文价值倾向当作界定研究对象的根据和指导。相比而言，毫无疑问，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一定会有人文价值立场――或者自觉或者不自觉，或者是普世主义的或者是非普世主义的――的介入，但是除了信仰重建的问题，在所有其他问题上，研究者只要是在普世价值原则的光照下，在再相当的知识积累的基础上，遵循学科的专业研究规范，在理论课题上付出相当努力，就必定能结出积极的思想果实。然而天道信仰的重建者，除了这些条件外，他们首先必须是“道者”，即天道的追求者，信仰者和实践者。这就要求他们要努力地达到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境界，用金岳霖的话说，就是，要成为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其所以如此，因为“知识和德性在他身上统一而不可分。他的哲学需要他生活于其中；他自己以身载道。遵守他的哲学信念而生活，这是他的哲学组成部分。他要做的事就是修养自己，连续地、一贯地保持无私无我的纯粹经验，使他能够与宇宙合一。……他像苏格拉底，他的哲学不是用于打官腔的。他更不是尘封的陈腐的哲学家，关在书房里，坐在靠椅中，处于人生之外。对于他，哲学从来就不只是为人类认识摆设的观念模式，而是内在于他的行动的箴言体系；在极端的情况下，他的哲学简直可以说是他的传记。” [3]而中国哲学家在以生命化的方法研究哲学的同时，就是在追求生活的真理；在这种追求中，他们首先会成为孟子所说的“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他们需要在没有资助、不被理解、没人肯定的情况下，自觉自愿地 以求道、同道、载道、弘道的心胸和气魄 ，把中华民族天道信仰的重建工作视为天赋的艰巨而光荣的 文化 使命 ，自觉地认领下来 。这个找回天道信仰的过程，同时就是自觉的天道信仰者在断代 60年后，浴火重新飞出金凤凰的过程。开始时天道信仰者会很少，但是，天道会为自己开辟道路，渐渐地就会形成一个以信仰天道的自觉为前提的中华民族精神真正复兴的中坚力量。

天道信仰者的队伍， 不需要建立任何准宗教团体，也 不需要任何有形的社团组织来聚拢。 天道信仰原本就是 先哲们 哲学地理性探索和选择的结果，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历史上也从来没有演变成宗教信仰， 我们也永远都不必把它宗教化。它将表现为“大道无形”的存在、发展状态。人传人，心传心，完全是 信仰者对自己生命所追求的意义的一种心灵承诺， 因此也就不存在任何被取缔、被禁止的可能。天道信仰的普及，会随着天道信仰建构的深入，天道信仰者队伍的成长而扩大。会先在民间播种，由小到大慢慢扩展范围和开辟深度。借助于包括网络形式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天道信仰研讨会、天道信仰论坛、天道信仰研究专栏、出版相关的杂志、论文集和研究专著等等，让中国人渐渐像知道中国现在是共产党执政那样，知道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有一种与西方人的上帝信仰不同的，却与上帝信仰所起作用殊途同归的天道信仰。慢慢积累、慢慢扩张，待到我们对天道信仰的理论建构有了一定的规模，天道信仰者有了一定的人数，天道信仰的普及达到了一定的范围和程度，这个由民间自主推动的重大哲学课题，将会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最重要支柱。中国的文学艺术家会在他们的作品中自觉地具有天道信仰的维度，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会在他们的新闻工作中具有天道信仰的视角，中国的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者则会将其研究的问题自觉地深入到由天道信仰指示的形上基础。通过这种自觉地“文化塑造”，我们的俗文化层面，也会渐渐地渗透这种具有信仰高度的雅文化的影响，社会的健康细胞会加快繁殖，而那些腐败的癌细胞的增生在一定程度上会被限制在绝对权力的范围，而使这种专制权力的腐蚀作用在中国人民的生活领域受到有力的抵制。

终有一天， 21 世纪由中国学者中的一代“道者”重新哲学地建构起来的天道信仰，就会与温家宝总理在“仰望星空”诗中表达的，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中国人追求精神超越的激情汇流，随着中国社会向宪政民主制度转型过程的深入，由于长达 60 年的思想一律已经干涸、枯竭的官方思想资源池将与天道信仰的思想泉源接通，被注入源头活水，并形成接纳人类所有进步思想的包容。那时，我们将真正树立起由天道信仰支撑起来的中华民族精神，形成能凝聚起所有炎黄子孙的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那时，通过由国家主导的政治法律，文化宣传、文学艺术、教育体系的传播，天道信仰会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自觉地成为滋养中华儿女的精神营养，而为中华民族在文化高度上的提升和文化广度上的扩展，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真正复兴提供真正坚固雄厚的精神基础。

那么，有了天道信仰，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会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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