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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11 07:43:13　刘利华　来源：紫金网

（四）中华民族天道信仰失落的机制和教训

正如宗教达成信仰之路与哲学达成信仰之路各有难易，两种达成信仰之路也各有短长。西方民族的上帝信仰之优劣恰恰对应着中华民族信仰之弱强。而中华民族天道信仰的长处如果是手心的话，它的短处就正好是它的手背。在 19世纪之前，东、西方这对像是双胞胎一样的文化巨人真正相遇之前，似乎他们各自没有办法知道自己在信仰方面的弱项。

中华民族天道信仰的确立，由上文可知，是通过哲学的路径，而其认识方法又是从实际出发的取象比类。这种信仰的优点如上所述是显而易见的。概括地说，一是，天道信仰在世界观上的包容性，对于人类知识的进步，人在技术发明领域的创新，没有设置任何世界观上绝对主义的禁区。二是，天道信仰突出的人文性，鼓励人追求精神超越，即凡即圣，不但不诉诸于对天堂奖赏的期待和受制于对地狱惩罚的恐惧，而不存在终极的精神被动，而且还在同真善的追求中，形成了丰富的普世伦理价值，由其支撑的人文道德精神渗透于雅俗文化的各个领域，滋养起各行各业的德才兼备的大家。三是天道信仰的平实和活泼，不是通过教会，而是通过国家、学校教育和家庭普及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使中国在历史上成为文明之国、礼仪之邦。中国人家国一体，每个人都按自己在家庭和国家中的身份恪尽着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四是，天道信仰所鼓励的对天之则的务实探讨，成就起中华文化的辩证理性大智慧，并且养成了不走极端、中庸圆融、豁达包容、乐天自然和务实勤勉的民族性格。

然而，当中国最后一个皇权王朝满清国正逢它日益朽烂，行将就木的时刻，西方却走出了基督教的一统天下，以自由竞争和弱肉强食主义为道义根据，以新兴的工业文明为物质基础，把它们的市场和资源地扩张到中国来了。这正像一个风烛残年、耳聋眼花却温文尔雅的老头儿遇上了身强力壮、耳聪目明却野蛮粗暴的强盗，交手的结果，必然是失败、被掠、甚至于亡命。只有历史发展到此时，中西文化才得以碰撞的形式真正地相遇。

李大钊在他的“中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引用了奇普陵（ Kipling）的一首诗 :

啊！东是东，西是西

除非上帝伟大的裁判席前

天与地并立

东方西方这对双胞胎

似将永不相遇。

然而，

当来自地球两端的这两位巨人

面对面地比肩而立

哪里是东哪里是西？

又何分什么血缘、种族的畛域？ [1]

而在中西这两个文化巨人和平地比肩而立之前，历史注定了它们在最初相遇的时刻，必先会有一番物理能量上孰强孰弱的角逐和较量，而不是对彼此精神善美的相互媲美和欣赏。中国人先前遇到相对而言文明程度较低的文化时，都有胸怀包容，有力量同化。而近代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相遇，才真是棋逢对手、不相上下，针尖碰上了麦芒。当时的西方又正是刚刚解除了宗教枷锁处于利欲熏心，蛮横粗野的阶段，而中国则处在一个封建王朝的没落时刻，面对这个强盗自然是节节失败。也正是在整个民族面临着沦为亡国奴的危机时刻，中国人才可能看到自己文化的手背：我们重视整体的和谐，却蔑视个体的价值；我们有丰富的伦理价值体系，却缺乏最基本的人权价值意识；我们有发达的刑法律条，却没有任何的民法规章；我们有辩证务实的实用理性和中庸之道，却不懂得建立在形式逻辑严谨的公理化基础上的现代实证科学；我们几千年来都期盼 明君良相来统治，却从来没能发现主权本应在民的道理。和西方近现代发展起来的文明相比，中华民族的文化实在是太落后，太愚昧了！

这样一种对自己文化的冷竣反思，更加之当时那样深刻的社会危机，中国人忘记了自己文化的美丽手心也就有一种逻辑必然。从那时起，中国人就一直跟在西方文化后面亦步亦趋。从器物层面学造坚船利炮，到从制度层面学习改良、变法、维新、革命，再到从思想层面学习科学民主，然而这些对于挽救中国当时的民族危亡都像是雕虫小技，或者是杯水车薪，小水解不了大渴；或者是缘木求鱼，驴唇对不上马嘴。最后中国人终于找到一个产生于西方而在西方没有条件变成现实的，却对治当时中国的黑暗、专制、落后顽疾的近乎以毒攻毒的药方儿：以完备的哲学铁三角支持的劳动阶级至上的以暴易暴主义。

同样是出自天道信仰的伟大内涵，也成了我们接受这种西方至为偏激的社会改造理论的思想前提。 首先，中华民族在信仰上的包容性，使中华民族比西方民族更容易接受彻底的无神论唯物主义。其次，天道信仰下中华民族重群体而不重个体的文化传统使其比西方民族更容易接受劳动阶级或被压迫的民族群体利益高于个体权利的价值取向。第三，天道信仰下，中华民族形成的务实而辩证的思维习惯使其比西方民族更容易接受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为目的的辩证认识方法。第四，从社会理想看，中华民族在天道信仰下形成的大同社会理想，使其比西方民族更容易接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完全公有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第五，从对社会革命的心理承受力看，历史上打着“替天行道”的义旗把一个又一个没落王朝送进坟墓的中华民族比西方民族更容易接受有组织的暴力革命手段。

中国人如此谦卑、忘我地学习并实践了一种来自西方而其偏激程度在西方都无法变成现实的思想，其历史条件和原因是复杂的。既有我们在近代相比于西方在物质文明以及制度文明方面的落后，又有相比于西方我们在信仰方面的理性与包容；既有在民族智慧方面的深刻与博大，又有对中西两种文化各自长短的盲目与无知；既有我们面对民族危亡时的迫不得已，又有我们面对历史难题时的积极主动。

然而无论如何，历史导演了这样一场让骄傲、自信、清高了两千多年的中华民族遭遇奇耻大辱的文化悲剧：正是在近代处于没落的满清王朝的统治下的中国与正在崛起咄咄逼人奉行着丛林规则的西方帝国主义相碰撞，成了中华民族丢弃自己的天道信仰的历史契机。

上个世纪 20年代，中国曾有一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所谓的“玄学派”奋力地想要保护中华民族文化的文化之体的地位，但是还是没有战胜自由主义派和劳动阶级主义派以自然科学观和科学历史观联手的狂轰烂炸，败下阵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那种医治专制顽疾的以毒攻毒之对症之药，就被当成了能医治所有疾病的万应良药。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一统天下，其不容商量的思想一律和严苛控制，比董仲舒时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要厉害千百倍。所有知识和政治精英都被要求皈依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整个国家的系统化的大、中、小学的人文教育都灌输着科学主义以及彻底的唯物主义，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天道信仰被制度性地边缘化，中华民族被成功地改造成一个举国信仰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民族。共产主义作为信仰也是要哲学地建构起来并通过理性达成的，但是，这种信仰所代表的“准无限”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一种预设；而这个信仰对象所展示的“准终极价值”支持的不是普世价值，而是劳动阶级至上。在共产主义的信仰下，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并没有被一股脑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彻底抛弃，只不过是把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体”“用”的位置彻底颠倒，原来在极其包容的天道信仰下的思想遗产，现在先要被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世界观和劳动阶级至上的价值标准筛选，之后还可用的内容就把它作为“用”而已。 60年来，我们自觉地倚之靠之的文化之体，不是中国的而是西方的。这个事实是多么地让人触目惊心，可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现实。连 张岱年先生这样的有真学问的中国哲学大家在强调中国新文化的创造应当走综合创新之路时都说：“中国新文化应是中国优秀传统与西方先进成果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学说是西方文化精粹的结集。所以，中国新文化的主导思想应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的正确思想的综合。” [2]

1949 年之后的新中国历史现在被分为前 30年和后 30年。从社会组织、制度和生活层面看，改革开放的后 30年纠正了前 30年的偏执，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功。从信仰的角度看，前后两个 30年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前 30年通过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和教育体系的成功灌输，共产主义理想成了广为中国人承认和追求的信仰，后 30年共产主义信仰被历史发展边缘化，被市场经济制度彻底解构，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科学的历史观渐渐地在退出人文历史领域，而 60年学校教育造就的科学主义思维定势却至今盛势未减，早已经取代天道信仰也取代共产主义信仰而成了我们中国人当下日用而不知的思维模式和霸权话语。科学精神是不迷信教条，不迷信权威的实事求是精神。而科学主义则是把科学或不科学当作了人文价值标准，甚至当作了信仰的对象。可是科学本身是不指示伦理善恶的，它本不配作为信仰的对象。科学主义不会抑制反而能在相当程度上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它无法阻止和挽救本文第一部分论及的人性的堕落、人将不人的社会危机。

现在后 30年也完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进入新的 60年甲子周期。中国固然已经成了一个综合国力强国，可是我们仍然没有可能与西方文化的巨人比肩而立。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人文精神上是侏儒小国，我们已经成了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因为天道信仰而在人文精神上那样美丽闪光的中华民族，如今变成了一个拜物、拜金、拜权、拜力、拜星（各类明星）、拜欲、……达到了痴迷程度的民族。可是我们的垂直高度呢？没有了！现在的中华民族在精神维度上整体地看越来越趋近蚂蚁一样的平面存在。

只有短短 60年的时间我们就彻底地丢弃了先人曾坚守了两千多年的天道信仰。那么天道信仰本身有什么软肋吗？

是的，天道信仰的特长也有与它有机统一的特短相伴。首先，对它的真正自觉的认同要通过哲学理性，这对普通大众而言很难。真正把它撑起来，需要一批自觉自愿地以身载道的文化精英。它不需要通过制度化的宗教，虔诚地相信并严格地信奉和遵循宗教 教义，恪守教规，按要求受洗、祷告和忏悔， 而要通过国家的提倡和各种形式的人文教育得以普及。那么当它依赖的国家制度和教育体系发生危机时，这种理性的信仰形式就会松懈，甚至逐渐被遗忘。如果它传播、普及所依赖的国家和教育体系被完全解构，并被批判和打压它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教育体系所取代，它就会丧失存在的社会基础。这个弱项对应的强项是天道信仰的包容性。

其次，较之位格神信仰，天道信仰与人的现实生活的关系相当松散和若即若离。对于中国人来说，指天发誓非常容易，严肃到从政客到奸商为达到某种功利目的行骗，随便到朋友之间开玩笑，都不会承担任何心理压力。毛泽东就曾跟斯诺以“和尚打伞”来调侃他自己的“无法无天”。因为天似乎永远不会直接对某个人发怒、施惩，所以，天道信仰要对现实的人的生活发生作用，就需要一些约束性中介――特别是具体的法律规章、伦理规范、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而在经济制度发生变革，最根本的国家大法支持着非普世价值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天道信仰”，甚至“天理良心”听起来都会如同六朝清扯，天方夜谭。这个弱项对应的强项是天道信仰的平实活泼、中庸圆融和始终不存在终极的精神被动。

第三，也是更深层的软肋，在对天道则德的探索过程中，中华民族由追求“人际有序”而加固了“社会等级制”。中华民族所信仰的天道，作为终极实在，也是自有永有、自在永在的。就像庄子所生动地表述的，“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 庄子《大宗师》 ）这段话深化了老子说的“道法自然”，即道自然而然就是如此。这与《圣经·旧约》中耶和华对摩西说的“我是我所是”，《圣经·新约》之“太初有道”异曲同工，和古希腊罗马哲学家早早提出的自然而然不证自明的“自然法”的概念也相近相通。希伯来文化的“法上帝”和希腊文化的“法自然”，随着两希文化在中世纪合流，合乎逻辑地，强调的是人在永恒的存在面前的齐一性的自然法就被理解成上帝立下的高于人间法律的永恒法。随着历史走出中世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也就被理解为人的权利和人格尊严生而平等，也在法律面前平等。自然法的概念作为社会契约论及普世人权价值的形上基础，就成为西方近、现代法律、政治制度的思想前提。而中国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法，强调的却是天与人、人与人关系的有序性，并要求人追随道之“利而不害”及天的“好生之德”。在对“法自然”的自觉和强调中，中国人更为早熟的是伦理道德体系。中华先哲看到“和实生物、同则不济”的存在规律，发现了阴阳、五行的区别与联系，看到了人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不同角色和功能，在追求社会和谐有序的文化努力中形成了一套人际的伦理规范。当这套规范程式化并变成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之“礼”时，固然滋养起中华民族作为礼仪之邦的谦和、优雅与礼貌，然而与此同时，也在对有序和谐的强调中牺牲了人在人格尊严和权利上的平等。所以西方社会挣脱了教会的束缚就意味着将要走出社会等级制。而中国的人权不平等的等级制，却一直不能挣脱那套以社会和谐有序为追求的伦理规范的束缚。这个弱项对应的强项是天道信仰鼓励对天之则德的不懈理性追求及对和谐状态的渴慕。

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可能把中华民族的天道信仰重建起来？又要通过怎样的途径去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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