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兹威辛的追问——从传统向现代转进过程中的德国悲剧
2008-03-19 08:04:07 单世联 来源：天益社区
发护照。仅在奥地利的一年半时间，他就办理了15万犹太移民。为此他还拜犹太拉比为师下苦功学习希伯来语，甚至还抵制了党内反犹过激派的破坏。然而，一俟希特勒决意灭绝犹太人，党卫队又彻底执行了这个疯狂命令，艾希曼本人则“很快就在执行秘密警察的对犹政策方面脱颖而出，一马当先”，（70）成为闻名于世的屠犹杀手。直到希姆莱等纳粹首要都想办法为自己留一条后路，有意无意地放慢屠犹速度时，惟有艾希曼还在忠诚地执行屠犹使命。正是由于他的“坚持原则”，500万犹太人命丧黄泉。对于艾希曼及整个党卫队来说，犹太人问题纯属国家安全范畴，这个问题的界线和内容都是由政治领导、领袖所决定的，他们只知道服从、执行命令，个人所能做的一切努力，只是如何更快、更好地执行上级指示。艾希曼后来在法庭上就一再咬定自己是奉命行事，尽管事实证明他在执行命令时发挥了特别强的主观能动性。驱逐犹太人也好，屠杀犹太人也好，党卫队都可能采用“冷静的合理方式”，用最有效的手段和方式快速完成任务。现代性不问目的，只关心手段。
狂热的民族主义、封建主义的生活习惯，浪漫主义的日耳曼崇拜、无条件服从的权威心理与现代技术效率、冷酷无情的权术相反相成地融合在一起，德国有现代性，却没有“去魅”，德国有技术，却被非理性的疯狂所吞噬，德国现代性最终在奥兹维辛完成了自己。
历史是一条无尽的长河，任何事后解释都免不了以今论古。走向现代的“德国之路”是否必然导向奥兹维辛，见仁见智，这个问题本身是否成立也不是不可以讨论的。本文强调的是，德国两次策动世界大战，并制造了奥兹维辛，如果没有强大的社会心理和精神文化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从宗教改革时期现代德国性格的初步形成，经拿破仑战争对德国民族主义的激活，最后到混杂着传统毒素与现代理性的集中营，不失为一条理解德国由传统向现代转进的一条线索。需要强调的是，这只是线索之一，而且这条线索也不是笔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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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际上，在1871年统一之前，并没有一个“德国”，只有在“神圣罗马帝国”名义下的若干邦国和自由市。为行文方便，本文对此不作严格区分。
（2）参见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二编，商务印书馆，1979年。布的观点曾受到史学界多方责难，但当代研究又一次肯定了他所建立的思想范畴。参见丹尼斯·哈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附录”，三联书店，1988年。
（3）威廉·弗莱明：《艺术与观念》第321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4）（7）弗洛姆：《逃避自由》第22、40页，上海文学杂志社，1986年。
（5）（11）引自罗伦培登《这是我的立场── 改教先导马丁·路德传记》第18、219页，译林出版社，1991年。
（6）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第3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8）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第91页，三联书店，1987年。
（9）引自朱孝远：《神法、公社和政府：德国农民战争的政治目标》第15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10）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第13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
（12）（13）（14）（16）托马斯·马丁·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第292、215、216、73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
（15）享利希·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涅选集》第3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17）弗·卡斯顿：《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第156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
（18）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第1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19）歌德：《憧憬》，《歌德诗选》第13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
（20）席勒：《新世纪的钟声》，《席勒诗选》第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21）卡尔·雅斯贝斯：《什么是教育》第127页，三联书店，1991年。
（22）参见伯恩鲍姆《民族主义问题：德法两国之比较》，《国际社会科学》第10卷第三期。
（23）（35）科尔佩·Ｓ·平森：《德国近代史》上册第75、63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
（24）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上册第420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
（25）引自上书第422页。
（26）《秀美和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第22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
（27）Ｃ·Ｗ·克劳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第43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28）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中册第542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
（29）引自丁建弘等《普鲁士的精神和文化》第18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95─596页。
（31）（32）（39）（66）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第三卷第219──220、191、69、684页。
（33）参见科佩尔·Ｓ·平森《德国近现代史》第七章，商务印书馆，1987年。
（34）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第20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36）歌德：《浮士德》第57──5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
（37）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第180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
（38）引自勃兰兑斯《19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第1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40）关于审美化的政治，参见Martin Jay, “hat does It Meann ToAestheticize Politics？”in force Fields, Routledge,1993
（41）（53）弗利德利希·梅尼克：《德国的浩劫》第92、60页，三联书店1991年版
（42）这令人想起路德“每个人都直接面对上帝”的名言，德国精神有惊人的连续性。
（43）引自Ｊ·Ｗ·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第232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
（44）参见上书第43章。
（45）同上，第203页。
（46）泰奥多·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第339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
（47）Ｈ·Ｓ·休斯：《意识与社会：1890年至1930年欧洲社会思想的新取向》第190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48）参见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和埃里希·艾克《魏玛共和国史》（商务印书馆1994年）等。
（49）参见刘耀中《诗人与哲人》第147─150页，东方出版社，1993年。
（50）潘光旦：《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研究》，《潘光旦文集》第一卷第4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51）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132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
（52）（57）海因茨·赫内：《党卫队》第438─439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54）（55）（56）引自上书第189─190页。
（58）（60）（61）（64）（67）引自上书第441、445、7、 447、157页。
（59）对此种心理的文学描写，见威廉·斯泰隆《索菲的选择》，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
（62）引自艾米尔·路德维希《德国人》第217页，三联书店，1991年。
（63）罗素：《伦理学与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第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65）麦克斯·霍克海默、泰奥多：《启蒙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94页。
（68）（69）（70）海因茨·赫内：《党卫队》第383、389、408页。
（本文是1995年7一8月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而作，原载《学人》第13辑。）
狂热的民族主义、封建主义的生活习惯，浪漫主义的日耳曼崇拜、无条件服从的权威心理与现代技术效率、冷酷无情的权术相反相成地融合在一起，德国有现代性，却没有“去魅”，德国有技术，却被非理性的疯狂所吞噬，德国现代性最终在奥兹维辛完成了自己。
历史是一条无尽的长河，任何事后解释都免不了以今论古。走向现代的“德国之路”是否必然导向奥兹维辛，见仁见智，这个问题本身是否成立也不是不可以讨论的。本文强调的是，德国两次策动世界大战，并制造了奥兹维辛，如果没有强大的社会心理和精神文化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从宗教改革时期现代德国性格的初步形成，经拿破仑战争对德国民族主义的激活，最后到混杂着传统毒素与现代理性的集中营，不失为一条理解德国由传统向现代转进的一条线索。需要强调的是，这只是线索之一，而且这条线索也不是笔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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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际上，在1871年统一之前，并没有一个“德国”，只有在“神圣罗马帝国”名义下的若干邦国和自由市。为行文方便，本文对此不作严格区分。
（2）参见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二编，商务印书馆，1979年。布的观点曾受到史学界多方责难，但当代研究又一次肯定了他所建立的思想范畴。参见丹尼斯·哈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附录”，三联书店，1988年。
（3）威廉·弗莱明：《艺术与观念》第321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4）（7）弗洛姆：《逃避自由》第22、40页，上海文学杂志社，1986年。
（5）（11）引自罗伦培登《这是我的立场── 改教先导马丁·路德传记》第18、219页，译林出版社，1991年。
（6）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第3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8）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第91页，三联书店，1987年。
（9）引自朱孝远：《神法、公社和政府：德国农民战争的政治目标》第15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10）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第13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
（12）（13）（14）（16）托马斯·马丁·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第292、215、216、73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
（15）享利希·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涅选集》第3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17）弗·卡斯顿：《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第156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
（18）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第1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19）歌德：《憧憬》，《歌德诗选》第13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
（20）席勒：《新世纪的钟声》，《席勒诗选》第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21）卡尔·雅斯贝斯：《什么是教育》第127页，三联书店，1991年。
（22）参见伯恩鲍姆《民族主义问题：德法两国之比较》，《国际社会科学》第10卷第三期。
（23）（35）科尔佩·Ｓ·平森：《德国近代史》上册第75、63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
（24）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上册第420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
（25）引自上书第422页。
（26）《秀美和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第22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
（27）Ｃ·Ｗ·克劳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第43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28）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中册第542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
（29）引自丁建弘等《普鲁士的精神和文化》第18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95─596页。
（31）（32）（39）（66）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第三卷第219──220、191、69、684页。
（33）参见科佩尔·Ｓ·平森《德国近现代史》第七章，商务印书馆，1987年。
（34）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第20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36）歌德：《浮士德》第57──5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
（37）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第180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
（38）引自勃兰兑斯《19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第1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40）关于审美化的政治，参见Martin Jay, “hat does It Meann ToAestheticize Politics？”in force Fields, Routledge,1993
（41）（53）弗利德利希·梅尼克：《德国的浩劫》第92、60页，三联书店1991年版
（42）这令人想起路德“每个人都直接面对上帝”的名言，德国精神有惊人的连续性。
（43）引自Ｊ·Ｗ·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第232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
（44）参见上书第43章。
（45）同上，第203页。
（46）泰奥多·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第339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
（47）Ｈ·Ｓ·休斯：《意识与社会：1890年至1930年欧洲社会思想的新取向》第190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48）参见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和埃里希·艾克《魏玛共和国史》（商务印书馆1994年）等。
（49）参见刘耀中《诗人与哲人》第147─150页，东方出版社，1993年。
（50）潘光旦：《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研究》，《潘光旦文集》第一卷第4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51）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132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
（52）（57）海因茨·赫内：《党卫队》第438─439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54）（55）（56）引自上书第189─190页。
（58）（60）（61）（64）（67）引自上书第441、445、7、 447、157页。
（59）对此种心理的文学描写，见威廉·斯泰隆《索菲的选择》，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
（62）引自艾米尔·路德维希《德国人》第217页，三联书店，1991年。
（63）罗素：《伦理学与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第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65）麦克斯·霍克海默、泰奥多：《启蒙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94页。
（68）（69）（70）海因茨·赫内：《党卫队》第383、389、408页。
（本文是1995年7一8月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而作，原载《学人》第13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