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兹威辛的追问——从传统向现代转进过程中的德国悲剧
2008-03-19 08:04:07 单世联 来源：天益社区
尔营，每天最多最多可杀四万人。3个月后，出现了设在华沙东北120公里处的特雷尔林卡营，它是维尔特设计的最大一所灭绝营，有13间毒气室，每天可处死2万5千人。（52）
在通过技术改进来提高生产效率的意义上，维尔特是个优秀的设计专家，也是一个称职的现代人。事实上，集中营的报告都是以冰箱生产者和病虫害消灭者的语言写成的，对集中营的“工作”人员而言，是屠犹还是生产冰箱没有根本差别，都是需要全力以赴认真完成的。从对犹太人进行诽谤、排斥、剥夺权利、抢劫和迫害到利用集权体制的顽强性和大生产的完美性来推行犹太人的灭绝，是现代性在德国的一种独特形态。
面对集中营的血腥，批判理论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追问：为什么“人类不是在进入一种真正的人类状态，而是在堕入一种新的野蛮状态？”这一提问把集中营置于西方理性/启蒙的广阔场景中，把德国悲剧拓展为一个文明悲剧：现代性被用以灭绝人性，启蒙堕入神话象神话指向启蒙一样，工具理性与人类驾驶能力的增长并不与实际自由的扩大相等，理性和启蒙可能走向严酷的控制和更加野蛮。──德国悲剧在此走出了德国。
反省理性与启蒙的歧途并不是抽象的哲学问题，集中营确实有自己的理性。韦伯在研究了新教伦理后，把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概括为一个全面趋向理性化，尤其是受工具理性支配的理性化过程，工具理性有两个方面，一是理性地选择采用最有效达到目的的手段；二是它同时也理性地权衡确定行为的目的。实际在近代发展起来的是前一特征，它把特定目的，多种可能采用的手段，各种可能的结果……一一纳入考虑、计算、设计之中，并倾向于以他人或相关事物对实际目的的有效程度来作为自己的条件和手段，其结果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控制自然与社会的能力。现代性就是合理性，现代化即表现为理性的觉醒和强力扩张，包括自由劳动的理性化组织、理性的资本计算、科技、法律、官僚制度等等。显然，这种理性关心的只是手段，即能否有效地达到目的，它与“价值理性”，即不以成败得失和功用利益为取舍标准，只关注如何履行某种道德上或宗教上、政治上的义务职责，服从于道德良知感召的理性是对立的。从工具理性的标准看，价值理性指导的行为反而是不理性或非理性的，越是把行为期待的价值提高到绝对，便越不理性，因为这样便越不考虑行为的结果。然而工具理性的扩张使人在理性的活动中，变成了与此目的背道而弛的工具，手段统治了目的，理性化导向非常不合理的结果，此即现代性的两难格局，也就是从浪漫派到法兰克福学派一代又一代德国思想家们揭发的现代社会的“异化”的根源之一。
集中营充分实现了工具理性的功能。梅尼克指出：“近代职业生活的形式，使的生活都打上了机械性的烙印，生活目标都被规格化了，而灵魂的内在自发性却式微了。”（53）纳粹党卫队的世界观是一种“英雄现实主义”，即浪漫主义（英雄）加工具理性（现实主义），其副总指挥瓦尔纳 贝斯特博士这样解释：“斗争是绝对的、永恒的、斗争的目标则是由时间决定，并可以改变的，因此斗争的成果也可以不是什么决定性的东西……所以说检验道德的标准不是内容，不是一种什么东西，而是一种怎样的东西，而是形式。”（54）主要的问题不是为什么要杀人，而是怎样杀人，希姆莱把它表达为“‘不可能’这个词永远不许在我们的队伍中出现”。（55）为效率而效率成为党卫队的座右铭，驱使其集团成员全力以赴投入一场原始人式的角逐竞争，把一切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基本价值和准则置之度外。工具理性使党卫队可以把出于所谓国家政治需要而犯下的滔天罪行解释为只是人类工艺学效率的对象，“谁不关心自己为什么而斗争而只是关心怎样进行斗争，谁就会特别积极地时而也为犯罪的目的英勇地进行战斗。”（56）以足够的聪明才智和精神设计的手段为极权专制、空前暴行效劳。
在维尔特设计了毒气室之后不久，他就遇到了奥兹维辛的竞争：
他们不断采用新办法，下决心要把毒气专家维尔特从他的创纪录宝座上拉下来，奥兹维辛监护营营长、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卡尔·弗里奇成功地击败了特雷布林卡的对手。他找到了一种新的杀人毒品，这是屠犹思想家们认为最好的一种：德格奇公司（德国杀虫剂有限公司）推销的一种杀虫药氢氰酸齐克隆Ｂ，齐克隆Ｂ比维尔特的毒气优越：只要戴上防毒面具，打开圆形装的齐克隆Ｂ，倒出药剂──过几分钟受害者一命呜呼了。（57）
杀虫剂比毒气室更有效，更“理性”，引进了杀虫剂，奥兹维辛的司令鲁道夫·赫斯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我必须坦率地说，这种毒气使我放心了，我一直厌恶枪杀，因为我总要想到有那么多人，有妇女和儿童。现在我的确放心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用不著看血流成河的场面了。”（58）
以研究极权主义著称的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就此写道：“问题倒不在于如何克服他们内心中的动物怜悯这种正常人在肉体痛苦场合中都会有的情感。所用的方法很简单而且也很有效；即把那生本能转移，引导他们指向自我。于是不说：我都对别人干了些什么可怕的事啊！而是说：我履行的职责时都得看些什么可怕的事啊！这项任务多么沉重地压在我的肩上啊！”（59）恶向发展的工具理性可以把行为者本来具有一些属人的感情，乃至动物性的怜悯抽象掉，使之觉得面对的只是和生产车间一样的计划性工作，他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更快更好地完成分配的任务。从组织者来说，就要不断改进杀戳方法和工艺程序，更好地利用现代科技成果文明地、不露痕迹地灭绝生命，使行为者无需产生良心颤动和道德的不安，心安理得地、轻松坦然地完成杀人指标。杀人而不感其杀人，无动于衷的行为者和无知无情的机器一起，在奥兹维辛吞噬了100万以上的生命。没有古战场的慷慨悲剧，没有扣人心弦的善恶较量，有的只是一条条生产流水线，一群认真而勤勉地完成生产指令的工人！
当然，即使是这些冷冰冰的机器人，也并非不知道自己干什么。奥兹维辛的幸存者回忆过：“在我认识的党卫队队员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说不出自己不曾救过别人的性命，虐待狂是少极，真正具有病态主动犯罪的不超过百分之五至十。其他都是完全正常的人，他们完全能分辨善恶，他们都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事。”（60）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在此没有什么用场：刽子手们原没有什么精神病，也不是天生的杀人狂。党卫队来自德国社会的各阶层，充任突击队的多是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冲锋队”的粗俗蛮狠不同，党卫队体现了保守主义原则，是纳粹党的精英分子，当时的那些“文人雅士”都喜欢加入党卫队。弗莱堡天主教大主教格勒贝尔博士1946年还承认：党卫队“在我们弗莱堡被认为是党的最正派的一个组织。”（61）他们都有妻室儿女，有正常人的生活，下班回家照样是称职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照样聆听舒柏特的小夜曲，并且在每天屠杀过后还俨然自以为忠于法律，是循蹈规矩的体面公民，从未想到会因此而偏离过个人道德。像小说《索菲的选择》描绘的奥兹维辛司令赫斯，在日常生活中还不乏严肃和正直。
难道杀人狂也有道德可言吗？是的，德国人素重道德，他们看不惯西方的自由主义的原因之一，就是认为自由主义会导致道德松弛，但他们的道德主要指私德和修养。当社会政治领域难以建立普遍规范和公共道德时，道德的努力便主要在私德方面，这就是古典人文主义者孜孜以求的“人性的完善”，德国人引以自豪的美德如勤勉、忠诚、节俭等等都属于私德。唯心主义传统教会德国人即使在残酷而不义的现实处境中，作为一个道德的人，至少在其私人生活中，他也能保持人的尊严和自由。歌德曾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每当我想起德国人，内心常常感到十分痛苦。作为个体，他们十分令人尊重，但是作为整体，却令人感到十分讨厌。”（62）德国人在私人修养与公共道德方面的分裂，得到了现代工具理性的支持。目的和手段分离之后，个人只对手段负责，只要这种手段能够有效地达到目的，行为者就万事大吉了，一切与个人品质无关。这就是罗素所说的：“‘理性’有一种极为清楚和准确的含义。它代表着选择正确的手段以实现你意欲达到的目的，它与目的选择无关，不管这种目的是什么。”（63）目的是由集体、上级定下的，个人无需也不可能过问，除了完成任务外，他所能做的只是维持个人修养，完善个人道德。按照现代性的逻辑，个人完全可以在参与集体罪恶的同时保持个人的道德。希姆莱是明白这一点的，他非但不要求个人对其残杀负责，1935年还规定集中营的看守员每3个月必须在一分声明书上签名保证自己不虐待囚徒；在大屠杀的高峰期间，党卫队最高法庭宣称；“在势必消灭我国人民的死敌的斗争中，采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方法是德国人民所不取的。”（64）这个法庭还真的惩治了不少虐待狂和腐败分子，内部整肃加快了杀人机器的运转，队风纯洁了，杀人也更多了；个体越道德，总体就越野蛮。相反，党卫队最腐化的干部之一、白卢西尼亚专员威廉·库贝却多次把犹太人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作为个人，他显然比赫斯糟糕得多，但他拯救了若干犹太人。“对于个人来说，毫无反抗地和勤奋不倦地适应现实的非理性，是比理性更加理性的。”（65）如果在现代性的意义上，赫斯比库贝更理性、更道德，这只能说是现代化的自我讽刺。
现代性是抽象的"理想类型"，它的具体实现和展开是和历史情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英法美等现代国家就没有出现奥兹维辛。韦伯认为，合理性的扩张把一切都纳入手段─目的的工具性结构，因而导致社会生活中的“去魅”──社会生活摆脱传统控制，转向运用理性的方法来理解和征服世界，一切古老的规范、自然的诗意、人性的尊贵都逐步化为乌有。然而在德国，随着实际事务中合理性的增长，精神文化、社会政治领域的“魅力”却并未清除。从路德到俾斯麦，都企图在现代性挑战面前顽强地保护德意志传统，所谓“普鲁士道路”不但适合德国国情，还被鼓吹为一条优越于英吉利、法兰西的近代化道路。在民族主义的鼓噪下，传统的荣光，领袖的权威，尚武精神，血液和土地……都被有意识地神化、魔化，现代性不是导致这些“魅力”的消解，而是转而屈服于它。在经济技术高度发展的19世纪下半叶，普鲁士王国的势力，普鲁士军队和普鲁士容克仍然牢牢占据着德国的统治地位，它既不发展英国式的强有力的立宪政体，也不仿效作为法国特征的民主和平等。引进技术、发展工业的目的，主要是维护德国强权，否则，德国就会变成“一个人口减少，资金微薄、势力范围狭窄、文化下降的国家，它就会被从强国的行列中抹掉。”（66）实际上，在整个19世纪，大多数德国人对现代技术的本质是不理解的，因为他们继承了农村传统，接受了民族主义的宣传，合理性、技术只被解放一种为手段，一种可以加强德国势力的有效手段，而现代性有可能导向的现代行政系统、议会民主、个人主义却被认为是有害的。把德国引向一次大战的威廉二世，“心里有两个灵魂”，一个是浪漫派、封建主义者，一个是新工业、新技术的热心者，但前一方面有压倒性优势，从而尽管在他的时代新工业、新技术发展惊人，受到社会最大尊敬的仍然是贵族、军人等传统上层；希姆莱在编练党卫队时，曾要求将“纯正的军人传统、德意志贵族的高尚理想、风度和教养，以及以种族精华作为基础的工业家的创造性活力，连同时代的社会要求”集于一身（67）。现代技术是“用”、是工具、是手段，传统理想才是“体”、是灵魂、是目的，现代性不但屈从于、而且强化了德国的专制权威和野蛮化了的浪漫理想。
现代性畸形化的典型例子就是屠犹。直到1941年夏天──这被认为是希特勒作出“最后解决”犹太人的时间──以前，没有任何一分党卫队文件提到要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党卫队的方案是把犹太人驱逐出去。“如果按照他们的想法行事，他们定会砸掉反犹宣传的，因为他们认为，根本关键是用一种冷静的合理方法解决所谓犹太人问题。民族社会主义反犹狂的某些作品被他们用红铅笔删掉了。”（68）党卫队以极高的效率组织实施了向巴勒斯坦的移民，其机关报甚至说：“我们希望怀着国家的善意为他们送别”。（69）当时还是三级小队长的阿道夫·艾希曼显示了很强的组织能力，在精心调查研究后，他拿出成套的驱犹方案，大刀阔斧地改革移民体制，形成一条生产线：先是验证书，然后检查其它证件，最后是签
在通过技术改进来提高生产效率的意义上，维尔特是个优秀的设计专家，也是一个称职的现代人。事实上，集中营的报告都是以冰箱生产者和病虫害消灭者的语言写成的，对集中营的“工作”人员而言，是屠犹还是生产冰箱没有根本差别，都是需要全力以赴认真完成的。从对犹太人进行诽谤、排斥、剥夺权利、抢劫和迫害到利用集权体制的顽强性和大生产的完美性来推行犹太人的灭绝，是现代性在德国的一种独特形态。
面对集中营的血腥，批判理论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追问：为什么“人类不是在进入一种真正的人类状态，而是在堕入一种新的野蛮状态？”这一提问把集中营置于西方理性/启蒙的广阔场景中，把德国悲剧拓展为一个文明悲剧：现代性被用以灭绝人性，启蒙堕入神话象神话指向启蒙一样，工具理性与人类驾驶能力的增长并不与实际自由的扩大相等，理性和启蒙可能走向严酷的控制和更加野蛮。──德国悲剧在此走出了德国。
反省理性与启蒙的歧途并不是抽象的哲学问题，集中营确实有自己的理性。韦伯在研究了新教伦理后，把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概括为一个全面趋向理性化，尤其是受工具理性支配的理性化过程，工具理性有两个方面，一是理性地选择采用最有效达到目的的手段；二是它同时也理性地权衡确定行为的目的。实际在近代发展起来的是前一特征，它把特定目的，多种可能采用的手段，各种可能的结果……一一纳入考虑、计算、设计之中，并倾向于以他人或相关事物对实际目的的有效程度来作为自己的条件和手段，其结果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控制自然与社会的能力。现代性就是合理性，现代化即表现为理性的觉醒和强力扩张，包括自由劳动的理性化组织、理性的资本计算、科技、法律、官僚制度等等。显然，这种理性关心的只是手段，即能否有效地达到目的，它与“价值理性”，即不以成败得失和功用利益为取舍标准，只关注如何履行某种道德上或宗教上、政治上的义务职责，服从于道德良知感召的理性是对立的。从工具理性的标准看，价值理性指导的行为反而是不理性或非理性的，越是把行为期待的价值提高到绝对，便越不理性，因为这样便越不考虑行为的结果。然而工具理性的扩张使人在理性的活动中，变成了与此目的背道而弛的工具，手段统治了目的，理性化导向非常不合理的结果，此即现代性的两难格局，也就是从浪漫派到法兰克福学派一代又一代德国思想家们揭发的现代社会的“异化”的根源之一。
集中营充分实现了工具理性的功能。梅尼克指出：“近代职业生活的形式，使的生活都打上了机械性的烙印，生活目标都被规格化了，而灵魂的内在自发性却式微了。”（53）纳粹党卫队的世界观是一种“英雄现实主义”，即浪漫主义（英雄）加工具理性（现实主义），其副总指挥瓦尔纳 贝斯特博士这样解释：“斗争是绝对的、永恒的、斗争的目标则是由时间决定，并可以改变的，因此斗争的成果也可以不是什么决定性的东西……所以说检验道德的标准不是内容，不是一种什么东西，而是一种怎样的东西，而是形式。”（54）主要的问题不是为什么要杀人，而是怎样杀人，希姆莱把它表达为“‘不可能’这个词永远不许在我们的队伍中出现”。（55）为效率而效率成为党卫队的座右铭，驱使其集团成员全力以赴投入一场原始人式的角逐竞争，把一切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基本价值和准则置之度外。工具理性使党卫队可以把出于所谓国家政治需要而犯下的滔天罪行解释为只是人类工艺学效率的对象，“谁不关心自己为什么而斗争而只是关心怎样进行斗争，谁就会特别积极地时而也为犯罪的目的英勇地进行战斗。”（56）以足够的聪明才智和精神设计的手段为极权专制、空前暴行效劳。
在维尔特设计了毒气室之后不久，他就遇到了奥兹维辛的竞争：
他们不断采用新办法，下决心要把毒气专家维尔特从他的创纪录宝座上拉下来，奥兹维辛监护营营长、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卡尔·弗里奇成功地击败了特雷布林卡的对手。他找到了一种新的杀人毒品，这是屠犹思想家们认为最好的一种：德格奇公司（德国杀虫剂有限公司）推销的一种杀虫药氢氰酸齐克隆Ｂ，齐克隆Ｂ比维尔特的毒气优越：只要戴上防毒面具，打开圆形装的齐克隆Ｂ，倒出药剂──过几分钟受害者一命呜呼了。（57）
杀虫剂比毒气室更有效，更“理性”，引进了杀虫剂，奥兹维辛的司令鲁道夫·赫斯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我必须坦率地说，这种毒气使我放心了，我一直厌恶枪杀，因为我总要想到有那么多人，有妇女和儿童。现在我的确放心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用不著看血流成河的场面了。”（58）
以研究极权主义著称的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就此写道：“问题倒不在于如何克服他们内心中的动物怜悯这种正常人在肉体痛苦场合中都会有的情感。所用的方法很简单而且也很有效；即把那生本能转移，引导他们指向自我。于是不说：我都对别人干了些什么可怕的事啊！而是说：我履行的职责时都得看些什么可怕的事啊！这项任务多么沉重地压在我的肩上啊！”（59）恶向发展的工具理性可以把行为者本来具有一些属人的感情，乃至动物性的怜悯抽象掉，使之觉得面对的只是和生产车间一样的计划性工作，他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更快更好地完成分配的任务。从组织者来说，就要不断改进杀戳方法和工艺程序，更好地利用现代科技成果文明地、不露痕迹地灭绝生命，使行为者无需产生良心颤动和道德的不安，心安理得地、轻松坦然地完成杀人指标。杀人而不感其杀人，无动于衷的行为者和无知无情的机器一起，在奥兹维辛吞噬了100万以上的生命。没有古战场的慷慨悲剧，没有扣人心弦的善恶较量，有的只是一条条生产流水线，一群认真而勤勉地完成生产指令的工人！
当然，即使是这些冷冰冰的机器人，也并非不知道自己干什么。奥兹维辛的幸存者回忆过：“在我认识的党卫队队员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说不出自己不曾救过别人的性命，虐待狂是少极，真正具有病态主动犯罪的不超过百分之五至十。其他都是完全正常的人，他们完全能分辨善恶，他们都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事。”（60）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在此没有什么用场：刽子手们原没有什么精神病，也不是天生的杀人狂。党卫队来自德国社会的各阶层，充任突击队的多是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冲锋队”的粗俗蛮狠不同，党卫队体现了保守主义原则，是纳粹党的精英分子，当时的那些“文人雅士”都喜欢加入党卫队。弗莱堡天主教大主教格勒贝尔博士1946年还承认：党卫队“在我们弗莱堡被认为是党的最正派的一个组织。”（61）他们都有妻室儿女，有正常人的生活，下班回家照样是称职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照样聆听舒柏特的小夜曲，并且在每天屠杀过后还俨然自以为忠于法律，是循蹈规矩的体面公民，从未想到会因此而偏离过个人道德。像小说《索菲的选择》描绘的奥兹维辛司令赫斯，在日常生活中还不乏严肃和正直。
难道杀人狂也有道德可言吗？是的，德国人素重道德，他们看不惯西方的自由主义的原因之一，就是认为自由主义会导致道德松弛，但他们的道德主要指私德和修养。当社会政治领域难以建立普遍规范和公共道德时，道德的努力便主要在私德方面，这就是古典人文主义者孜孜以求的“人性的完善”，德国人引以自豪的美德如勤勉、忠诚、节俭等等都属于私德。唯心主义传统教会德国人即使在残酷而不义的现实处境中，作为一个道德的人，至少在其私人生活中，他也能保持人的尊严和自由。歌德曾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每当我想起德国人，内心常常感到十分痛苦。作为个体，他们十分令人尊重，但是作为整体，却令人感到十分讨厌。”（62）德国人在私人修养与公共道德方面的分裂，得到了现代工具理性的支持。目的和手段分离之后，个人只对手段负责，只要这种手段能够有效地达到目的，行为者就万事大吉了，一切与个人品质无关。这就是罗素所说的：“‘理性’有一种极为清楚和准确的含义。它代表着选择正确的手段以实现你意欲达到的目的，它与目的选择无关，不管这种目的是什么。”（63）目的是由集体、上级定下的，个人无需也不可能过问，除了完成任务外，他所能做的只是维持个人修养，完善个人道德。按照现代性的逻辑，个人完全可以在参与集体罪恶的同时保持个人的道德。希姆莱是明白这一点的，他非但不要求个人对其残杀负责，1935年还规定集中营的看守员每3个月必须在一分声明书上签名保证自己不虐待囚徒；在大屠杀的高峰期间，党卫队最高法庭宣称；“在势必消灭我国人民的死敌的斗争中，采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方法是德国人民所不取的。”（64）这个法庭还真的惩治了不少虐待狂和腐败分子，内部整肃加快了杀人机器的运转，队风纯洁了，杀人也更多了；个体越道德，总体就越野蛮。相反，党卫队最腐化的干部之一、白卢西尼亚专员威廉·库贝却多次把犹太人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作为个人，他显然比赫斯糟糕得多，但他拯救了若干犹太人。“对于个人来说，毫无反抗地和勤奋不倦地适应现实的非理性，是比理性更加理性的。”（65）如果在现代性的意义上，赫斯比库贝更理性、更道德，这只能说是现代化的自我讽刺。
现代性是抽象的"理想类型"，它的具体实现和展开是和历史情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英法美等现代国家就没有出现奥兹维辛。韦伯认为，合理性的扩张把一切都纳入手段─目的的工具性结构，因而导致社会生活中的“去魅”──社会生活摆脱传统控制，转向运用理性的方法来理解和征服世界，一切古老的规范、自然的诗意、人性的尊贵都逐步化为乌有。然而在德国，随着实际事务中合理性的增长，精神文化、社会政治领域的“魅力”却并未清除。从路德到俾斯麦，都企图在现代性挑战面前顽强地保护德意志传统，所谓“普鲁士道路”不但适合德国国情，还被鼓吹为一条优越于英吉利、法兰西的近代化道路。在民族主义的鼓噪下，传统的荣光，领袖的权威，尚武精神，血液和土地……都被有意识地神化、魔化，现代性不是导致这些“魅力”的消解，而是转而屈服于它。在经济技术高度发展的19世纪下半叶，普鲁士王国的势力，普鲁士军队和普鲁士容克仍然牢牢占据着德国的统治地位，它既不发展英国式的强有力的立宪政体，也不仿效作为法国特征的民主和平等。引进技术、发展工业的目的，主要是维护德国强权，否则，德国就会变成“一个人口减少，资金微薄、势力范围狭窄、文化下降的国家，它就会被从强国的行列中抹掉。”（66）实际上，在整个19世纪，大多数德国人对现代技术的本质是不理解的，因为他们继承了农村传统，接受了民族主义的宣传，合理性、技术只被解放一种为手段，一种可以加强德国势力的有效手段，而现代性有可能导向的现代行政系统、议会民主、个人主义却被认为是有害的。把德国引向一次大战的威廉二世，“心里有两个灵魂”，一个是浪漫派、封建主义者，一个是新工业、新技术的热心者，但前一方面有压倒性优势，从而尽管在他的时代新工业、新技术发展惊人，受到社会最大尊敬的仍然是贵族、军人等传统上层；希姆莱在编练党卫队时，曾要求将“纯正的军人传统、德意志贵族的高尚理想、风度和教养，以及以种族精华作为基础的工业家的创造性活力，连同时代的社会要求”集于一身（67）。现代技术是“用”、是工具、是手段，传统理想才是“体”、是灵魂、是目的，现代性不但屈从于、而且强化了德国的专制权威和野蛮化了的浪漫理想。
现代性畸形化的典型例子就是屠犹。直到1941年夏天──这被认为是希特勒作出“最后解决”犹太人的时间──以前，没有任何一分党卫队文件提到要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党卫队的方案是把犹太人驱逐出去。“如果按照他们的想法行事，他们定会砸掉反犹宣传的，因为他们认为，根本关键是用一种冷静的合理方法解决所谓犹太人问题。民族社会主义反犹狂的某些作品被他们用红铅笔删掉了。”（68）党卫队以极高的效率组织实施了向巴勒斯坦的移民，其机关报甚至说：“我们希望怀着国家的善意为他们送别”。（69）当时还是三级小队长的阿道夫·艾希曼显示了很强的组织能力，在精心调查研究后，他拿出成套的驱犹方案，大刀阔斧地改革移民体制，形成一条生产线：先是验证书，然后检查其它证件，最后是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