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兹威辛的追问——从传统向现代转进过程中的德国悲剧
夜里我想起德意志，我就不能安眠
一一海涅《新诗集·夜思》
1914年金色的秋天，兴高采烈的德国军队在柏林群众的狂热欢呼中开向东方战场，一位清醒的政治家，后来成为魏玛德国外交部长并被民族主义分子杀害的瓦尔特·拉特瑙，在宽阔的菩提树下大街对前首相比洛说：“能指望通过那道拱门凯旋归来吗？如果能做到，历史将会毫无意义”── 历史显示了意义：4年后，这支军队向协约国投降。
但是，仅仅过了21年，这支军队又一次向东进发，以更大的规模燃起二战狼烟，不但给富饶的欧洲造成深创巨痛，而且以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集中营屠杀了600万无辜平民，奥兹维辛、布痕瓦尔德、卢布林、索比布尔、特雷布林卡……西方数千年凝聚起来的人道价值和伦理信念遭到灭绝性威胁，文明从此再也不能视其自身为当然，理性和历史统统受到质疑。
对奥兹维辛的追问将永远萦迥在文明世界。
一、路德的阴影
德国历史乃是最富难解之谜和不幸转变的历史。（1） 尽管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不少思想家认为它的悲剧在其较晚进入现代世界，但紧随着意大利文艺复兴而来的德国宗教改革却是欧洲近代化的开端之一。问题在于，欧洲南北两次近代化运动有着不同的文化性格和历史效果。
“文艺复兴”意谓前基督教的、异教的古代文化的“再生”。这一历史术语既代表一场文化运动又代表一个历史阶段，作为一场运动，它诞生于意大利北部城市而又蔓延到欧洲各地，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它始于1350年持续到1600年。“复兴”相对古代是创造，相对于中世纪是解放。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绕开中世纪，恢复古典文化的人性意识和现世指向，视之为将人引向幸福、引向积极生活的指南。在新的城市生活方式、商业和工业的扩张、因教皇和皇帝的争战而导致的独立政治单位等近代社会要素的支持下，出身高贵、骑士品格、虔诚信仰、固定的主仆地位等中世纪价值观崩溃了，每个人都应全力以赴地冲破上帝从外部施加的特定命运的罗网，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野心、权力、欲望、享乐等主动精神空前膨胀。从马基雅维里划分“理想中的与实际的生活”，把为攫取和维护权力的一切手段视为正当到莎士比亚刻划高尚的人物性格和人类与生俱来的罪恶及其自我毁灭的本能之间的冲突；从彼特拉克温柔的爱情到薄伽丘对生活乐趣及色情的渲染；从达·芬奇的和谐宁静、神秘莫测到米开朗琪罗的强力精神和悲剧感，觉醒的个人以其全部热情和冲动、崇高和卑鄙活跃在人间舞台，重新塑造着自己和世界。根据布克哈特的经典论述，文艺复兴的主题是人与自然的双重发现，个人主义，对名誉的追求和对自然的希慕，充分而完全的人性的伸张，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在其中任何人都可以凭借知识和政治才能进入最上层。由此拉开了近代世界的序幕，意大利人也就成为“现代欧洲的长子”。（2）现代史学的研究愈益清楚地表明，文艺复兴并非中世纪的突然隔绝，而恰恰是中世纪的延伸，成为文艺复兴特征的人文主义、自然主义、个人主义都远远不是15世纪的新生事物。然而，不可否认的仍然是：有一种特殊的精神潜势赋予15世纪的创造性生活和思想以一种不同寻常的动力，“极其重要的是，必须把基本上是晚期哥特思想的一种派生现象的14世纪自然主义同15世纪更是科学主义的自然主义区别开来，必须把方济各人文主义同文艺复兴后期取向于古典主义的人文主义区别开来。”（3）否则，必然会把社会文化生活的整体理解为若干琐碎事实的集合。
14世纪末，文艺复兴的清新之风越过阿尔卑斯山向德国吹佛，诸侯和市民竞相创办大学，一批神秘主义者在德国推行了一整套卓越的学校教育制度；许多青年学生行乞浪游，长途跋涉到“新学问”的故乡意大利，学会了即使不是反宗教的也是轻宗教的坦率性格和习气；斯特拉斯堡、奥格斯堡和纽伦堡慢慢成了文艺复兴的温床，爱尔福特大学自彼得·卢德斯于1460年任教后，被普遍认为是德国人文主义的主要培养基地；霍尔拜因、丢勒和贝哈姆等把画笔转向日常生活的生动场景。1509年，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约翰·罗伊希林与反犹的约翰·普菲费尔科恩展开论战，使人文主义者自觉地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蒙昧主义者，成为德国文艺复兴的高峰。不过，与纵恣张扬的南国相比，德国要收敛沉郁得多，它既无全面发展、意气风发的巨人，也没有使人文精神渗透到世俗生活中。
其实，巨人是有的，但要等路德出来。事后看来，路德仿佛就是专门为德国而生的，只有他才真正搅动了整个德国的政治生活和精神世界，成为唤醒德意志民族意识，塑造德国性格的第一人。
宗教改革起源于一个典型的日耳曼心灵。21岁时一个闪电雷鸣令路德感到了死亡的恐惧，他因此放弃了学习法律的父命而走向修道院，以期获得心灵的平静和超升。但几年的研究却使他对自己能否获救越来越没有把握，从事各种有益的德行如祈祷、斋戒、朝圣、做弥撒、参加圣餐礼等等，并未止息他的惶惑。山重水复疑无路，路德终于明白：再多的善行，不管对维持基督教社会多么重要，终不能使人获救。唯有通过阅读《圣经》和信仰本身，基督徒才能理解现世存在的意义。1517年，路德针对教会出售赎罪券提出《九十五条论纲》，其核心便是坚信个人可以通过宗教虔诚而获得拯救，对原罪的悔过之心及对上帝仁慈宽容的依赖，可能使每一个人，不管其地位和生活状况如何，都能直接而自由地从上帝那里获得信仰，信仰和拯救是一种主观的个人体验。
每个人都可以直接而对上帝，从而传统基督教以各种善事及作为个人与上帝中介的教会便没有实际意义，烦琐的教义体系和教阶制度也不过是徒为俨饰。路德宣告了人类在宗教事务上的独立，在两方面推动了近代精神的崛起。第一是主体性和个人精神的觉醒，路德的性格中、思想中都有一种挑战的独立精神，“这是我的立场，我的事业就是上帝的事业”是其传诵不衰的名言。思想成为个人的权利，个人负有一切责任，并转而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自信和果敢，与文艺复兴的世俗个人主义相映生辉。第二，路德谴责修道院违反人性，而他强调原罪又产生了一种奋进精神；新教通过服务社会、国家，通过献身日常工作而实现自己的使命或上帝的召唤，根据马克斯 韦伯的研究，加尔文宗的新教伦理促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开始了一个理性化的过程。企业家在争取企业成功的努力中，又把自制和自律的品格注入企业之中：“命运前定说”使企业家不是为享乐，而是为利润而利润，努力使经营具有效率、计划性和诚实的准则。因此，弗洛姆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其构造与其精神，并不存在于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文化中，而是产生于中欧及西欧的经济与社会情况中，和产生于路德与加尔文的理论中。”（4）
文艺复兴的文学艺术是从城市生活中产生的，这些城市大部分是由各个小家族所统治，因而其主角是一小群聪明、有权力的上层阶级，而宗教改革却是一个属于城市中产阶级和农民的运动。如果说现代资本主义的英雄是中产阶级，那么宗教改革后的德国理应走在近代化的前列。然而德国并没有这么顺利，直到19世纪中期，无论在社会的制度性重建方面还是在经济增长方面，德国都远远落后于英法。当然，农民战争的失败使它失去重整社会结构的机会，30年战争又使它无法实现民族统一和经济发展，近代德国碰到了许多麻烦事。但是，一方面宗教改革是德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社会文化运动；另一方面宗教改革唤醒的主体性及新教伦理确实催化了资本主义精神，因而宗教改革对德国的意义必须得到多维考察，而把近代德国的悲剧命运追溯到宗教改革便是其中之一。
路德以上帝直接授予每个人灵魂以内在精神皈依来取代多种宗教组织及外在的修炼“善行”，人在宗教事务上的自由恰恰是以人在上帝面前的不自由为先决条件的，只有屈服上帝，才能自我肯定，被肯定的个体不过是信仰上帝的个体。路德原是一个感情炽热、心神不定的人，一想到上帝无所不在、令人敬畏，就感到心惊肉跳；一想到自己渺小就苦恼不安，他对魔鬼感到忧心忡忡，由于长期相信自己该入地狱而痛苦不堪。1507年5月2日，路德第一次主持弥撒，在念到“永活、真实、永恒的上帝，我要向你献身一切”时，恐惧像闪电一样袭来：“我只是尘土，充满罪恶，和我说话的却是永远、永恒和真实的上帝。”（5）他以 Anfechtung一词来形容自己的体验，其中包括了怀疑、混乱、痛苦、激动、恐惧、失望、孤独和绝望等等，这些人性的深渊令他彻底否弃自己而匍伏在上帝脚下，决定性地形成了新教的基本信念。路德心灵史上的第二次风暴和第一次一样，都是以恐惧为特征，这也是当时德国的普遍心理。“德国在宗教改革运动前10年，却经历着一场真正的、普遍的宗教兴奋，其根本动力似乎是一种恐惧感。”（6）路德敏锐地抓住了、表达了笼罩着德国心灵的恐惧。构成新教基础的，就是对人性的怀疑、对自我的否定、对上帝的虔敬。作为宗教哲学，这是深邃的、有震憾力的，正是感性个体与无限上帝之间的巨大深渊，召唤人类作无止境的终极追求。但作为近代观念，这与人性解放、世俗欲望是背道而驰的。比如说为路德凶猛攻击的“赎罪券”，如果真的相信它可以减轻罪责，获得拯救，那是荒唐的，但换一个角度，正如弗洛姆说的：“这种作法也包含有希望与安全的精神，如果人们可以如此容易地使自己免除惩罚，那么也就大大地减轻了罪恶感，他可以比较容易地卸脱过去的重负和摆脱折磨他的焦虑。”（7）腐败行为的背后，原也潜藏着对人性的信念和尊重，很难说这里有什么深邃的宗教体验，却更能沟通超越信仰与尘世享受，使人在企慕天国的同时不舍现实人间。比较而言，路德虽然使人摆脱了教会的权威，却又使人屈服于一个更加暴虐的权威，即上帝的权威之下，人不过是上帝的一个卑微的、无权力、无自由的工具。
还不只是上帝的权威。路德的主体并不是拥抱感性世界、面向世俗生活的个人，而是潜心忏悔自我罪孳、思索最后拯救的圣徒，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试图重建古代的智慧，路德则想恢复早期基督教的精神。尽管这种精神已与中世纪大异其趣，但其严厉的内心禁欲客观上阻遏了合乎人性的自然满足，松懈了对公民权利的争取和市民社会的建构，新教伦理“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自发的冲动性享乐，最重要的方法是使教徒的行为有秩序。”（8）专注于内在精神的结果只能是把现实人间托付给任何一种政治权威，否定教皇必将直接导致君权神授，把那尚能对国家权力加以制约的唯一权威扫除干净。禁欲自律的宗教伦理只会使世俗权威恣意横行。路德的政治立场一向很明确，要加强而不是削弱封建贵族的统治，充分肯定世俗权威的合法性。他在1518－1530年的发展中越来越传统主义，后来日益强化的天意信仰，使得绝对服从上帝的意志与无条件地接受现状完全成为一回事。他在赴沃尔姆斯时说：“皇上若召我，便是上帝召我”。1533年他在回首生平时也以尊重世俗权威为生平第一功劳：“也许我没有教导过人们什么事，但有一事功劳却不容抹杀，这就是我的赞成世俗权威统治的论断。自使徒时代以来，没有一个博士或作者，也没有一个神学家或律师，能像我一样，或比我更加光荣和清楚地去按照神意，肯定论述和安抚世俗权威了。”（9）世俗权威具有神圣性、崇拜权威也是一种“天职”，此种观念经过新教的洗礼已深深烙印到德国心灵之中，至于这个权威是上帝还是国王，是普鲁士军官还是希特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有权威，个体可以向他顶礼膜拜，可以为之赴汤蹈火。马尔库塞就认为：“新教的基本作用之一就是规劝解放了的个体，通过改变应得到的外部世界有权利和要求而进入自己的内心生活，来接受已诞生的新的社会制度。”（10）
不信任正常人性而又崇拜权威，新教绝不是宽容的、开明的，相反，它是专制的、残忍的。专制指它把人的内心无保留地献给上帝掌管，把人的世俗事务送给权威主宰，不给个体留下任何属人的权利和现实的自由。至于残忍，不只是指新教比天主教对人性有更严峻苛刻的要求，拷问灵魂、清洗思想、改造精神等等都是新教徒的日修功课；也指路德主张对反抗权威的民众实施无情镇压，他确认：“一般世人虽然受洗，并且名义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