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伦、伯里克利、普罗塔哥拉与苏格拉底
一、梭伦改革与雅典民主
公元前8至6世纪是希腊城邦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又称早期希腊。此时各地生产力有了新的增长，铁制工具逐渐普遍使用。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已经完成。商业已很发达。三面环海的希腊航海活动频繁，在希腊各地之间、希腊与西非各国之间的商业联系广泛，甚至与西地中海也有商业往来，伴随着商业贸易而来的人员、思想和文化交流，促进了希腊人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待自己的政治生活，建立起了二百多个城邦。其中最著名的有米利都、爱非斯、斯巴达、雅典等。不少城邦经历了从贵族政治、僭主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转变。
梭伦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
梭伦于公元前594年当选为雅典执政官。他为了解决城邦内部纷争并调和两个敌对阵营，进行了以下改革：①废除了奴隶制，规定了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②建立了新的机关——四百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四百人议事会从每一部落各选一百人组成，第一、二、三等级都可当选，主要为公民大会准备议程，预审提交公民大会的决议。陪审法庭的审判员由三个等级的公民中选出，法官处理任何诉讼案件必先送陪审员审查，对法官可以判决的案件，陪审员仍可起诉。这就大大加强了平民对司法诉讼过程的控制。梭伦改革标志着雅典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取得的一次胜利。
雅典民主的主要特征及现代民主政治借鉴了其哪些形式
（1）公民大会。这是每个年过二十的雅典人都可以参加的一种城镇会议。每年举行十次，并可应议事会的召集举行特别会议。它负责通过城镇的一切法令、法规，其功能相当于现代的立法机构。
（2）代表制。这是为了使法官和官吏向公民负责并接受其控制而设计出来的政治手段。该机构成员任期短，并且通常有条文规定不得再次当选。这样就使其他公民有机会轮流处理公共事务。判案由十人委员会组成的法官和庞大的公民陪审团进行。
（3）地方自治候选人。为了实行地方自治，将合法的雅典人划分为大约一百个市区，各市区按其大小比例选举数目不等的候选人，再从这些候选人中用抽签的办法确定实际上由哪些人来担任公职。
（4）议事会。这是雅典人用民主方式选出的行政机构。由于人数众多，常常轮流执政，任期很短。它的权力很大，但也应得到公民大会的认可。
（5）法院成员（陪审员）。由各市区提名，共6000人，每年选举产生，然后经抽签分派参加各个法院的审判工作。法院的重要工作之一是监督官员，官员在任职之前和终了时都要接受法院的资格审查。法院还对立法程序和法律本身的合法性有审查之权。
二、伯里克利的政治理念
伯里克利的演说表现了雅典人这样的政治理念
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记叙了伯里克利（前443-前429任雅典首席将军）在《丧礼上的演说词》中的精彩一段：最光辉灿烂的坟墓——不是他们遗体所安葬的坟墓，而是他们的光荣永远留在人心的地方，每到适当的时机，永远激动他人的言论或行动的地方。
伯里克利这段讲话所表达的政治理念就是：雅典人对城邦的崇尚高于对财产和家庭或家族的推崇。最高的幸福在于参加城邦本身的生活和活动，而家庭、朋友和财产，只有在作为这种最高幸福的组成部分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从而使人享有乐趣。
“一个雅典公民是不会因为照顾自己的家务而忽视国家”
这可以用伯里克利的一段话来回答：我们心中即使是那些忙于业务的人也都具有极其鲜明的政治观念，只有我们才把那些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不仅看做是无害的人，而且看做是无用的人；如果说我们之中很少有发明创造者，那我们大家都是有正确见解的政策判断者。
三、普罗塔哥拉
普罗塔哥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名言中包含的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
普罗塔哥拉的这一说法，第一次从思想体系上把人（尤其是个人）看做一切事物的尺度，与他的神不可知论相映证。他宣称：“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像什么东西。”因此表露出他的人本主义思想。
从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立场出发，普罗塔哥拉不仅一般地维护民主制度，而且以个人主义的、讲求实效的、功利的观点给国家和法律涂上了契约论的色彩，从而削弱了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神秘主义的影响力。
四、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摒弃自然哲学、使哲学转向人生伦理的理由
苏格拉底年轻时也对自然哲学抱有极大热情，认为能说明事物生成、发展和消亡的原因是很了不起的，但后来他发觉从具体的事物如水、火来寻求世界的始基是不可靠的、不完满的，因此应当从人的内心来寻找终极原因，提出“认识你自己”的著名格言。在具体探讨道德问题时，提出了“知识即美德”的命题，这个命题一方面说明道德也是一种知识，即关于善的知识，是可学可教的，另一方面说明只有知善才能行善，这样就把道德与认识、知与行统一起来了，把知识判断与价值判断统一起来了。
苏格拉底的问答法或助产术及其这种方法对于发展哲学思考和政治哲学的积极意义
苏格拉底发明了一种对话说，即本来意义上的辩证法，以此来探讨如何理解善以及所有一般概念的问题，并把所得到的概念科学地运用于具体事物中，维持并建立一个极其优越的社会。
他本人一有机会就与人谈话，引导人去思考。他总是从谈话对象感兴趣的问题开始，并在讨论中始终体现一种怀疑的精神。
“我知道我无知”的政治和哲学意义
据柏拉图的《申辩篇》记载，神谕说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苏格拉底对此大惑不解，因为他感到自己并非最聪明的人。他造访了一个又一个享有智慧盛誉的人，从政治家到诗人、工匠，结果发现这些自以为最聪明的人最不聪明之处就是以自己所不知者为知，于是他终于明白，神谕说苏格拉底最聪明，是借苏格拉底之名告诫人类，最聪明的人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意识到自己的智慧微不足道的人。因此，苏格拉底以“我知道我无知”来告诫人们。他想通过这句话说明，在这些对于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其实人是非常无知的，因此人们需要通过批判的研讨去寻求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和善，以达到政治上拯救城邦、哲学上改造灵魂的目的。
苏格拉底之死给宪政民主制的主要教训是什么？他如何在法庭上为自己申辩？雅典人对他的定罪能否成立？能否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像苏格拉底这样的少数人的异见能否成为给他们定罪并处以死刑的依据？言论和思想自由的宪政意义何在？
苏格拉底之死给宪政民主制的主要教训
苏格拉底不想一味地奉承雅典民主制的伟大，而是认真地研究和批评其缺陷，以便从更深的层次上改变公民的心态。曲高而和寡，当多数人对此不能理解甚至反对时，就决定了他的悲剧结局。
苏格拉底之死给宪政民主制的主要教训是，当少数人的天才思想一时还不能为社会多数人接受时，多数人的决议很可能变成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因此，不能用人数的多寡来决定纯属思想和学术领域的问题。现代民主以宪法的形式保障公民的言论和信仰自由不受侵犯，不因纯粹思想而治罪，这种法律权利不知保护了多少暂时还不能为社会多数接受的真知灼见。这是现代民主对雅典民主的一个重要进步。
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为自己持的申辩
据《克里托篇》记载，苏格拉底对设法营救他的克里托说，假如我从这里逃走，就破坏了雅典的法律，而如果一个城邦已公布的法律判决没有它的威慑力，可以为任何人随意取消和破坏，这个城邦还能继续生存而不被推翻吗？
在苏格拉底看来，尽管雅典人对他的判决是不公正的，罪名是莫须有的，但因为它是按正当法律程序做出的，而“在我们之间的协议上”有关于服从法律的条款，因而即使是恶法也是法，也必须遵守，否则就不存在公共生活的秩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