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代文学理论
1、刘知几《史通》 生于唐代名门，父（刘藏器）、兄（刘知柔）都是唐高宗和唐玄宗时的官僚，
并以词章知名于世。刘知几因家学渊源，自幼博览群书，攻读史学，后又致力文学。他20岁时中进士，任
获嘉（今河南获嘉县）主簿。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刘知几奉调长安，任王府仓曹，并参与编纂《
三教珠英》的工作。不久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又迁为左史，先后参与撰修起居注及唐史。《史通》的内
容，大致可分下述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史学源流及史官制度。《史通》内篇之开卷，即以《六家》、《二体》两篇，根据唐代以
前史学的体裁，对我国古代史学的源流进行了总结。首先，它将古代史学分叙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
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总归二体，即纪传体和编年体。然后，对六家、二体的优点和缺点，
进行评述。刘氏认为，"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
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但是，在论及纪传体时，却盛誉《汉书》，并且以为"《尚
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则颠倒纪传体的源流。这是刘知几
推崇断代的纪传史的缘故。同时，在《史官建置》、《辨职》、《忤时》诸篇中，刘氏论述了历代史官建
置的沿革，史官的职责，以及唐代官修史书的弊端。
其二，关于历史编纂学。这是《史通》的主要部分，包括编纂体例、编纂方法、史料搜集等方面内容
。在编纂体例方面，《史通》论述纪传史和编年史的体例，而以论述纪传体为主。《本纪》、《世家》、
《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诸篇，以具体史籍为例，对纪传史各组
成部分的特点、功用都详细论述。例如，它指出本纪"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则应专载"大事"，
而不必"巨细毕书，洪纤备录"。至于"书事委曲"，乃是列传的任务，并对合传和附传作了独到的论述。《
史通》反对作"表历"，以为"表历"往往与史传重复，"成其烦费，岂非缪乎？"对于纪传史的志书，《史通
》主张删除天文、艺文、五行三种，而增加都邑、方物、氏族等志。又以为"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
论以赞，为黩弥甚"，对各史的"论赞"则多持批评的态度。
在编纂方法方面，《史通》牵涉范围广泛，包括叙事、言语、题目、模拟、断限、书法、人物、编次
、称谓、烦省等十多种问题，均属于撰史方法和写作技巧的内容，有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例如，刘氏以
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指出叙事是撰史的重要手法，而叙事最避忌
繁芜之失。因此，刘知几主张叙事要"用晦"，以为用晦"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可以达到"一言而巨细
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的目的（《史通?叙事》）。所以，《史通》既总结前史在叙事方面的好经验，又
批评各史存在冗句烦词、雕饰词藻的病例，尤其反对骈文入史的做法。又如，在《言语》篇中，刘氏主张
记录历史的言语，应随时代的发展而采用当代的语言，以避免"失彼天然"、今古不纯的弊??br />
他例举三传不学《尚书》之语，两汉多违《战策》之词的例证，反对撰史因袭古人词句，以记述后世
言语，而提出使用"当世口语"撰史，以使"方言世语，由此毕彰"的要求。这些主张都有借鉴的价值。
此外，关于史料的搜集和鉴别问题，刘知几在《采撰》篇作了专门的探讨，以为史家撰述历史，如同
"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需要"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成为"不朽"之作。但是，由于史
料来源不同，性质各异，尤需加以选择和鉴别，"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
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对于失实的史料，不可低估其危害，以致"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异辞疑事，学
者宜善思之！"
其三，关于历史文献学。《史通》将唐代以前的历史文献，分为"正史"和"杂史"两大类。所谓"正史
"，指先秦经、传，唐以前的纪传史和编年史，以及唐代官修诸史；而"杂史"则分为偏记、小录、逸事、
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等10种。他在《古今正史》中，先叙述唐以前正史的源
流，从《尚书》至唐修诸史，逐一介绍各史的作者、成书经过、体例卷帙、后人注补的内容。然后，在《
疑古》、《惑经》、《申左》、《杂说》诸篇中，对唐以前的历史文献，进行全面而具体的评述，并指出
其矛盾、疏略之处。如《疑古》一篇，就条列10疑，对《尚书》等提出了批评；而《惑经》对《春秋》的
批评，竟达12条。总之，《史通》所论范围极其广泛，以上概括为主要的三方面，当然不能包括其全面。
应当肯定的是，《史通》对我国古代史学作出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史学理论，成为唐代
以前我国史论的集大成。刘氏的思想及其历史观，有几点是值得重视的。例如：他反对"历史的宿命论"，
以为历史上任何朝代的兴亡，人物的成败，都不是天命，而是人事。他在《杂说》篇等文中有所论述。他
也反对以成败论英雄之正统历史观。在《称谓》篇、《编次》篇中论述了这个问题。他甚至不主张"内中
国而外夷狄"的大汉族主义的历史观。至于他敢于怀疑，则史料因此纠正，敢于非圣，则成见因此打破，
这些都是他的科学精神。
2、陈子昂的兴寄论与风骨论 陈子昂，子伯玉，梓州射洪人，是一位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上地位十分
重要的诗人。他在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是他针对六朝文学内容不够充实、不注意整体审美形象
塑造两个弊端，从正而提出了“兴寄论”与“风骨论”的文学创作主张，这也正是唐代前朝文艺思想发展
中的核心思想。
首先，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一文中说：“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兴寄
”既是强调作品要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同时，也是重视诗诗歌整体审美形象的表现。
其次，在提出“兴寄”的同时，陈子昂还特别强调要继承“汉魏风骨”的传统。他说：“文章道弊，
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
3、李白崇尚清新自然的诗歌理论 李白同陈子昂一样提倡“兴寄”与“风骨”，另一方面又十分重
视六朝文学创作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他的诗歌理论主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充分肯定了风骚的传统，并且以自己的创作来继承和发扬。他在《古风》第三十五首中曾说：“
大雅思文王，颂声就崩沦。”
二、他所说的“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指从建安以后，“绮丽”已极为普遍，并不珍贵了，但
并不是对其的否定。
三、李白的艺术美理想是“清真”。清，即是清新秀丽；真，即是自然天真。“清真”也就是说他所
说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意。
4、殷璠的兴象论 殷璠，今江苏丹阳县人，他评选的《河岳英灵集》是一本很有特色的盛唐诗歌选
本。他通过选本来体现自己的文艺观点，进行文学批评的。殷璠的文艺思想以提倡“兴象”为中心，深入
地论述了诗歌的风骨、声律、气、情等问题，同时也涉及到了诗歌的境界问题。他从诗歌艺术形象塑造的
角度，指出六朝人过于偏重辞藻、声律等具体形式、技巧方面，而对审美意象的创造反而注意不够，因此
提出了诗歌创作应以创造“兴象”、即艺术意象为主的思想。“兴象“是殷璠首先提出的重要文艺美学概
念，它是指主体比较隐蔽的客体形象，然而它又可以极大地感发人地性灵，产生浓厚的审美兴趣，启发人
们丰富的想象。“兴象”也可以说是“可以兴”的审美形象。
对于如何才能传作出有言外之意的“兴象”的诗歌？殷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首先，他认为应当有“
风骨”。其次，殷璠认为“兴象”超远的作品，应当具有“神来，气来，情来”之妙。再次，“兴象”的
构思要新颖、奇特、巧妙，并且有自然的声律之美。
5、杜甫的文学理论 杜甫的文学思想中要求文学表现民生疾苦，“为民请命”的方面体现得较为突
出。
首先，他很重视提倡《诗经》的传统，主样文学创作要描写现实的社会内容，使之与他的安定乾坤，
拯救黎元的政治理想结合。
杜甫的诗歌传作思想核心是讲究传神。杜甫的论诗论画都重在一个“神”字。他论创作之“神”，其
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认为文学艺术创作都必须写出风骨，方能传神。其《李潮八分小篆歌》说；“书贵瘦硬方通神
。”这是说书法创作必须要有风骨、骨力、方能传神，瘦硬便是有风骨之意。
第二，杜甫论传神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说创作构思时，若能进入灵感萌发，难以遏制的状态，即可写
出传神之作。也就是说，传神之作常常是产生于诗兴浓厚之际。
第三，杜甫认为真实、自然乃是艺术作品传神之关键。其《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一诗中说：
“国初以来画鞍马，神妙独数江都王。将军得名三十载，人间又见真乘黄。”
第四，杜甫还指出，要达到神化的水平，与作家知识学问的深浅有密切的关系。
第五，这种神化的艺术水平诗作家长期创作经验累积与对创作技巧的精心钻研的结果。
6、皎然《诗式》 皎然是诗僧，姓谢。《诗式》的写作年代已不可考。《诗式》共分五卷。其主要思
想包括
1、“诗情缘境发”——重意、文外之旨。
“诗情缘境发”“缘境不尽曰情”把诗歌的基本因素情与境统一起来了。实际看到了意境。，如何处
理二者的关系呢：“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
。”即表层是景——“境”，深层是“意”。
“假象见意”。“采奇象外”。“情在言外”＂旨冥句中＂都是上意。
2、“取境”与风格轮。
“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皎然标举十九种风格，
并一一解释：高－风韵切畅；逸－体格闲放；．．．．．．
7、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白居易代表中唐时期河皎然不同的另一派文艺思想，其核心是强调文艺要真
实地反映现实，揭露政治地黑暗，表现人民地疾苦。与他这政文艺思想一致地还有元稹、张籍、王建、李
绅等人。
其主要思想有：
（1）白居易以儒教之道为志，发言为诗，以达诗教目的。“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
不为文而作。”“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时而作”。
(2)对诗歌本质和作用的精到认识“感人心者，莫先于诗，莫始乎情，莫切乎言，莫深乎义。诗者，
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3)重视诗歌的社会批判功能，主张反映民生疾苦： “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
（4）赞成采诗制度，要求君王“先向歌诗求讽刺，”要求诗人“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白居易不识时忌讳的精神，超出了儒家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标准，显示了战斗精神。但又回到了两
汉经学的文学工具轮。要老妇知诗的主张限制了自己艺术才能的发挥。
8、古文运动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为了复兴儒学
。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
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柳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
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
①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
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作者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表现形式，所以“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
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
②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同前），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
、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英，丰富自己的写作（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
书》）。
③自创新意新词，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
韩愈《答李翊书》），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以
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
④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作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也。不明而
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⑤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敢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
⑥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对“荣古虐
今者，比肩叠迹”（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的状况表示愤慨，指出当代好作家不少，“若皆为之不
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显而易见，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
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韩、柳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一番斗争的。韩愈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
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与冯宿论文书》）然而，面对时人的非
难和嘲笑，韩愈毫不动摇。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
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韩愈的学生有李翱、皇甫□、李汉等人，他们又转相传授，推动了古文运动的
开展。韩、柳诸人注意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提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写下了许多优秀作
品，扩大了书面语言的表达功能，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传统。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写
的一些讽刺现实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体，可说是承袭了古文运动的余风。
中唐古文运动，虽然在当时文坛上取得了胜利，但骈文并未就此匿迹，晚唐以后，它还在继续流行。
五代到宋初，浮靡华丽的文风再度泛滥，前蜀牛希济在他的《文章论》中曾提出：当时文章“忘于教化之
道，以妖艳为胜”。宋初，王禹□、柳开又开始提倡古文，都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张，但二人孤军作战，没
有形成有力的运动。真宗朝和仁宗初年，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派”，追求声律骈丽的形式主义思
潮，席卷了当时文坛。到石介诸人出来，才给延续百年之久的淫靡文风以有力打击。石介著《怪说》，猛
烈抨击“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并在《上范思远书》中呼吁“二三
同志，极力排斥之，不使害于道”，矢志“学为文，必本仁义”，宁死不作淫靡文章。但石介的创作，成
就并不大。宋代的古文复兴，要到欧阳修倡导之后，才形成一场运动。
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带动了一支写作队伍。他的同辈苏洵，学生苏轼、苏辙、王
安石、曾巩，苏轼门下又有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秦观、晁补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各树旗帜，扩大
影响，从而使宋代古文运动达到波澜壮阔的地步。宋代古文运动的主要特点，第一是主张明道。欧阳修说
：“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苏轼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朱子语类》引）
。这一点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第二是不高谈学习先秦两汉而直接取法韩愈。王禹□说“近世为古
文之主者，韩史部而已”（《答张扶书》）。他们学韩的共同点，是学韩文“文从字顺”，平易近人的作
风，而不学他追求奇古奥僻的偏向。因此，宋代古文，进一步奠定了韩、柳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的基础，
更有利于表达思想，也更便于为人们接受，发扬了他们开创的新的散文传统的精神。明人朱右把欧、曾、
王、三苏六家与韩、柳合称为“八先生”，茅坤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古文，取得了分庭抗
礼的地位。明代宋濂、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等人以及清代桐城派、阳湖派古文之所以取得一定成就，
追根溯源，无一不是受到唐宋古文运动的启发或影响。
9、韩愈的文学思想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郡望昌黎，
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在文学成就上，同柳宗元齐名，称
为”韩柳”． 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
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
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
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文学主张与创作
文创作理论上： 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
以道为主。
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
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提
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
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
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
，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
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
。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
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
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
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
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
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
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
、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
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
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
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
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
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
《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
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
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后人对韩
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并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
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
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
（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但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尤其是以议论为诗，
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
《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
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
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
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
10、柳宗元的文学理论 柳宗元韦中唐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与韩愈同为古文运动的积极倡导者
、实践者，并称“韩柳”。他一生的文学创作及其丰富，有寓言、传记、散文、山水游记。诗歌等。在文
学思想上，他提倡“文以明道”，反对溺于文采，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始吾幼且少，为文
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
自谓近道”。“不苟为炳炳烺烺”，不是不将求艺术形式美，而是强调辞藻形式必须为传播“道”服务。
他所谓的“道”，不仅是书本上的理论，同时“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报存崔黯秀才论为文书》）
，要接触实际事物。而物之大者，则是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作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在对待古代文学遗产
上，主张既继承又创新。他被贬至永州哈欧，“读百家书”、“知文章之病”，认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
，莫如汉之西京“。（《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但他并不主张死守西京，强调写文章要由有法走向无法，
不能“渔猎前作，戕贼文史”（《与友人论为文书》），要融会贯通，有创新。他反对贵古贱今，说“古
之人未始不薄于当世而荣于后世也‘（《与杨京兆凭书》），慨叹当时”荣古疟今者比肩叠迹。“柳宗元
还特别强调写作要严肃认真，认为只有克服掉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才能使文章避免剽、驰、杂、
骄之弊，使文章有长足的进步。
11、司空图的诗歌理论 晚唐著名诗人、诗歌理论家，字表圣，晚年自号知非子、耐辱居士。在其《
与王驾评诗书》等五篇中，司空图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韵味“。他说：
“愚以为辨子味，西后可以言诗也。”他认为诗歌应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即诗应有言外之意
，应有含蓄蕴藉之美。二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他在《与极浦书》中说：”戴容州云：“诗家之景
，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谭哉？“谓诗家
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必须具有鲜明的特点，能使读者凭借想象在心目中产生新的活生生意象，而这种意象
有如”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这样的诗才有余味，才有蕴藉美。三是“思与境偕’。在
《王驾评诗书》中说：”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