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尔兹真的错了吗？——格尔兹认识论原则再探
这种多元的阐释观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是：阐释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如何区分好的记述和差的记述？因为如果阐释是不可比较的，那么阐释的意义将不存在。格尔兹指出：“我们在衡量自己解释的说服力时所必须依据的，不是大量未经阐释的原始材料，不是极其浅薄的描述，而是把我们带去接触陌生人生活的科学想象力。”{22}也就是说，好的阐释能够表明现象的意义所在，这种意义构建出了当地人生活的逻辑。这一阐释标准的确定，并未导致它与多元主义认识观的矛盾，因为好的阐释可以有多种；即使是不好的阐释，也同样是一种阐释。
如果说，“地方性知识”的提倡，很容易使人误认为他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本地人的认识为真。尽管格尔兹并不是这样认为的。在他晚近的几部著作中，格尔兹对“地方性知识”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使他的“地方性知识”的概念的提倡与多元阐释观很好地整合为一体。
他对事实的概念进行了重新解释。格尔兹指出，世界是混杂的，它不是一个概要的图景或概括似的故事，而是一种建构：我们所能建构的是对已发生事件的连接方式的后见之明，即事实背后的碎片拼接方式{23}，世界就是一幅拼贴画{24}。我们对事实的感觉来自于我们谈论它的方式{25}。在碎片的拼接过程中，加入了主体的价值而非抽取了价值{26}。对故事的讲述更多地基于个人的经验而非事情的内在发展方向{27}。这里体现的是建构主义的事实观：事实是主体的建构，在这一过程中，主体必然要对事实进行加工，事实和对事实的认识是分不开的。
可以看出，格尔兹坚守了他在《文化的解释》中的认识论立场。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既然事实都是主体的一种建构，也就是说，不存在绝对的“真”，那么地方性知识较之于普遍性知识的合理性何在？
格尔兹首先指出，地方性知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他举例说，在太阳系中，地球是“地方性”的；在银河系中，太阳系是“地方性”的；在整个宇宙中，银河系又是“地方性”的{28}。在这里，格尔兹扩展了“地方性知识”的含义。他在《地方性知识》一书中所界定的“地方性知识”是指地区性的知识，是指某一地区的人们的独特的观念系统。不仅巴厘人的知识是地方性的，英国人、美国人的知识同样是地方性的，而不具有普遍的意义。而在这里格尔兹所指的“地方性知识”不再局限在某一地理范围，它指的是一种比较的结果：任何知识系统在与比它包含范围更广的知识系统相比时都是地方性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普遍性知识”，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来看的话，同样是“地方性”的。甚至可以说，并不存在“普遍性”，有的只是“地方性”。这就将原本与“地方性”相对立的“普遍性”也纳入到“地方性”的视野中，从而取消了二者原本的尖锐对立，也从根本上取消了上述问题存在的必要。同时他指出，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就是站在特定的立场上看问题{29}，这就使任何获得的知识都必然是有局限的，从而任何主体的建构都是不完善的，这就必然要求多种阐释的并存。
通过将世界界定为碎片的拼接，格尔兹力图表明，即使是地区性的知识系统，也是一种拼贴和多层阐释的结果，从而认识只能通过阐释的方法进行，通过多元的阐释达到跨文化的沟通和对自身意义的深刻认识。通过对“地方性知识”内涵的扩展，格尔兹指出“地方性知识”就是一种特定的看待问题的方式，从而将之与多元阐释连接在一起。通过以上的努力，他成功地弥合了“多元阐释观”和“地方性知识”之间的有可能产生的矛盾和裂痕，使他的阐释人类学理论成为前后一致、内在整合的整体。
四
格尔兹的认识论主要观点有：（1）建构主义而非实证主义。他主张事实是认识者所感知到的东西，必然经过认识者的主观加工，因而并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独立于认识者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世界是由碎片构成的拼贴画。（2）阐释的方法。对于人类学来说，就是对阐释的阐释（interpretation of interpretation）。通过多元的阐释和文化译释，达到对被研究者的观念世界、观察者自身的观念世界以及读者的观念世界的沟通，“这犹如在一系列层层叠叠的符号世界里的跨时空漫游，其所要阐明的是意义（meaning）的人生与社会中的重要角色”{30}。（3）文化相对主义{31}与地方性知识。格尔兹认为，各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反文化相对主义所认为的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和知识是不恰当的{32}。基于此，它提倡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视角，认为任何主体在认识过程中都要受到特定立场的局限，任何认识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需要指出的是，格尔兹对“地方性知识”的强调，是在承认各种文化都自有其价值的前提下，旨在提倡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而绝非试图说明“地方性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
格尔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基于对世界的建构主义认识，引出多元阐释的方法。每一种阐释必然带有作者主观的加工，因而是不完善的和地方性的。人类认识的目的不是获得具有恒久意义的普遍真理，而是通过跨文化的沟通达到彼此的相互理解，并在与他文化并置的过程中认识和反省自身的位置。
格尔兹的著作以难以理解著称。他的作品经常采用论说文的形式，行文活泼随意，多用譬喻。这使翻译他的著作成为一件难事；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阅读英文原著并达到准确的理解具有很大的困难。这样一来，不少人对他的理解往往建立在对并不准确的译本的只言片语的片面理解上，甚至建立在他人对他错误的理解之上。这实在是一种悲哀。在这个意义上，评介和分析格尔兹的认识论是相当必要的。笔者此文的目的，也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李维斯陀著，王维籣译：《神话与意义》，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
理查德·J·伯恩斯坦著，郭小平等译：《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
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克利福德·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张静：“‘雷格瑞事件’引出的知识论问题”，《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年特辑2期，鹭江出版社。
Clifford Geertz，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Basic Books.
Clifford Geertz， 1983， 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Basic Books.
Clifford Geertz， 1995， After the Fact： Two Countries， Four Decades， One Anthropologi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lifford Geertz， 2000， Available Light：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Philosophical Top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evi-Strauss， 1966[1962]， The Savage Min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注释：
① 张静：“‘雷格瑞事件’引出的知识论问题”，《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年特辑2期，鹭江出版社，第106—131页。
②即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这一主张最初是由马林诺斯基提出的。
③张静：“‘雷格瑞事件’引出的知识论问题”，第110页。
④同上文，第108页。
⑤同上文，第111页。
⑥克利福德·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74页。
⑦ Clifford Geertz， 1983， 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Basic Books， p.57-58.
⑧ 见Levi-Strauss， 1966[1962]：The Savage Min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268-269；另见，李维斯陀著，王维籣译：《神话与意义》，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第23页。
⑨克利福德·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第72—73页。
⑩同上。
{11}同上文，第73页。
{12}张静：“‘雷格瑞事件’引出的知识论问题”，第109—110页。
{13}克利福德·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第74—75页。
{14}同上文，第91页。
{15}王海龙在其所译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的“导读二：细说格尔兹”中归纳出阐释人类学视角下的文化志方法的四大功用和特色，其中第三点是“这种阐释必须遵从其‘叙述’的原始含义并以一种可追溯的话语的形式出之，以便在必要的情况下能使其原汁原味地复原”，并注明引自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王海龙，2000，第45—46页）。经过对照原文，发现对应的相关内容是：“the interpreting involved consists in trying to rescue the ‘said’ of such discourse from its perishing occasions and fix it in perusable terms”（Geertz， 1973， 20-21），王海龙的转译是不够准确的，较好的翻译可见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正文第23页，其译文是：“这种阐释在于努力从一去不复返的场合抢救对这种话语的‘言说’，把它固定在阅读形式中”。也就是说，格尔兹并没有主张“原汁原味地复原”；根据格尔兹的原文“把它固定在阅读形式中”其实暗含了这样的认识：即事实是不断变化的，是无法复原的，人类学家能够获得的只是一种“言说”，这种言说和多种言说都是一种“解释”而已。格尔兹的主张，正好和王海龙说的相反。不知道王海龙为什么喜欢使用“原汁原味地复原”、“与其文化持有者文化状况相吻合的确切的诠释”这种明显是认识论的一元主义的字眼来描述格尔兹。格尔兹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而且他的主张与此恰恰相反。但王海龙的曲解显然误导了张文。
{16}克利福德·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第90—91页。
{17}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18}同上书，第11页。
{19}同上书，第18页。
{20}同上。
{21}同上书，第17页。
{22}同上书，第19页。
{23}见Clifford Geertz， 1995， After the Fact： Two Countries， Four Decades， One Anthropologi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285；另见 Clifford Geertz， 2000： Available Light：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Philosophical Top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218-231。
{24}Clifford Geertz， 2000， Available Light：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Philosophical Top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109.
{25}Clifford Geertz， 1995， After the Fact： Two Countries， Four Decades， One Anthropologist， p.18.
{26}同上书，第3页。
{27}同上书，第11页。
{28}Clifford Geertz， 2000， Available Light：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Philosophical Topics， p.133-134.
{29}同上书，第137页。
{30}见王铭铭：“‘格尔兹文化论丛’译序”，载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第1－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31}有学者指出，格尔兹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而毋宁体现出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努力。他指出，只有在理解了多样性后，才能建立起一种关于人性的概念。也就是说，多样性不是格尔兹认识的结束（伯恩斯坦，1992[1983]，131-132）。但综观格尔兹的作品，文化相对主义仍是其基本立场和主流，他试图通过文化间的沟通达到更好的理解的目的，也是建立在相对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仍有理由认为，格尔兹是个文化相对主义者。
{32}Clifford Geertz， 2000， Available Light：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Philosophical Topics， p.65.
原载《开放时代》200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