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革命论
内容提要：在过去的十年中，当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仍没有消散的同时，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在中国经济学界却又繁盛起来，这种教条主义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国经济学的多元化发展道路，也阻碍了中国经济学的原创性之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的盛行和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呼唤着中国的经济学革命，西方异端经济学研究传统、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现代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有机主义哲学和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等是这种经济学革命的主要思想来源。中国经济学革命不仅要完成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中国综合，还要把一种新型的视野和高瞻远瞩的想像力引入到经济学之中，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超越，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经济学，也是中国经济学时代到来的先声。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革命 经济学研究两大传统 西方主流经济学 教条主义 中国经验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再现了近代史上“西学东渐”的过程，但这个过程还远没有结束。不可否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引入对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最近几年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化越来越变本加厉，大有席卷中国经济学界之势。笔者曾对这种趋势的狭隘视野进行过讨论和批判①。在本文中，我将首先从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出发，对中国经济学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继续进行批判。然后，从中国崛起的角度对新的经济学革命发生在中国的可能性进行讨论，这种讨论将说明，21世纪的中华文明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需要通过反思的、批判的和“超越的”途径把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与他们自身所处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按照这种思路，论文第四部分将讨论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中国综合问题，第五部分将扼要论述中国经验对中国经济学革命的意义，最后则阐述中国经济学革命所肩负的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并提出中国经济学革命的八项主张。
一、 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
1998年，笔者在对报酬递增理论的发展史及其前景进行讨论时，区分了新古典主义传统和结构主义思路这两种不同的理论类型②。无独有偶，泰伯（William K. Tabb）在1999年的著作中③更明确地讨论了经济学研究的两种传统。综合泰伯的讨论，笔者在对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进行介绍和评论时④，从经济学研究传统的角度入手，较为系统地对经济思想史中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学进行了对比：一种假定技术、制度、偏好和资源禀赋不变，在均衡框架下，研究理性经济人如何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这种经济学采用了把偶然因素排除在外的决定论哲学观，坚持认为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规律，演绎主义、数学形式化建模和预测是其研究方法的特征；而另一种则认为，技术、制度、偏好等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这种变化的典型特征是非均衡过程，资源创造而非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经济行为者按照得失权衡而非效用最大化原则采取行动，经济研究要特别注重时间和地点的差异，比较的、制度的、历史的和解释学的方法是其研究方法的特征。在当代经济学中，前者就是目前正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而后者则是在发达国家中处境维艰的西方异端经济学的某些特征。
这里，有必要对这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划分加以说明，首先，这种划分是以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为基础的：第一种以机械的、静态的和封闭的世界观为基础，而第二种则以有机的、动态的和开放的世界观为基础。因此，笔者把这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分别命名为牛顿主义的和达尔文主义的⑤。下表就是对这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更详细一点的比较。其次，这种划分是按照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进行的。换言之，它是按照我们对这两种不同世界观的现代认识进行划分的。因此，就当代和经济思想史中的某种流派而言，它不可能完全具备某种传统的全部特征，特别是某些经济学流派或著名经济学家可能同时具有第一种传统的某些特征和第二种传统的另一些特征，所以，表格中只列入了这些传统的典型代表。笔者的研究说明，这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分裂早在古典经济学解体的过程中就已形成。当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先驱者们在19世纪70年代以牛顿主义的机械世界观为基础发动“边际革命”之时，目前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先驱——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奥地利学派、老制度学派以及后来的熊彼特经济学和凯恩斯革命等都试图在牛顿主义的机械世界观之外寻求新的思想来源，其直觉意识与现代有机动态的世界观具有某种一致性，这就是我对西方异端经济学传统所定义的性质⑥。
笔者发现，埃里克?赖纳特从不同的角度也对经济理论的这两种不同类型或两种教规进行了划分，并把他们之间的分裂进一步追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按照赖纳特的划分，西方主流经济学教规把物质资源看作是财富的起源，分析焦点集中在物物交换、消费和积累上，使用的分析方法是原子论的和机械的方法；而在另一种教规中，文化即人类的创造力和品行则是财富的起源，分析的焦点是生产和创新，分析方法是整体主义的、有机的和综合性的，赖纳特把这种教规命名为文艺复兴经济学。赖纳特认为，这种教规要比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历史更悠久，它支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观，主流经济学教规则是下一个哲学时期即启蒙运动的产物，这个时期的价值观与文艺复兴时期是相对立的。在文艺复兴时期，理性和个性是以把人类想像为一种精神存在的影像为基础的，这种影像把人类看作是有创造力的和有生产性经济学研究两大传统的简要比较 ⑧
牛顿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 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
看问题的出发点 研究对象（个人、企业、国家或产业等）都是相同的，假定技术、制度、个人偏好和资源禀赋不变，在均衡框架内进行经济分析 研究对象（个人、企业、国家或产业等）是异质的，认为技术、制度、偏好和资源禀赋都处于变动中，在非均衡（“生生不已”、“变化日新”）的框架内进行经济分析
研究焦点 既定资源的配置（或曰交换），在给定的约束下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最优化 新资源的创造（或曰生产），技术、制度、个人偏好以及资源禀赋的变动，这些变动对经济行为者以及活动的影响，通过市场和非市场机制实现的方式
人性假定 理性自利的经济行为者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经济决策（享乐主义） 创造的本能和获利的本能。采纳更宽泛的人类行为定义，除了考虑经济行为者受到追求个人效用的目标支配之外，更应当认识到本能、习惯、阶级、文化、认知模式等因素对他（她）们的决策不仅具有约束而且具有塑造作用，行为者按照得失权衡或满意的原则展开行动
哲学观 采用了将偶然性和能动作用排除在外的机械决定论，在逻辑推演中不考虑历史不可逆、路径依赖和制度差异等 采纳不确定性思维，认为结构和能动的交互作用使经济世界本身是非决定论的，特别关注历史不可逆、路径依赖和制度差异
理论结构特点 不能处理多样性、新奇、质变、报酬递增和系统效应 可以容纳多样性、新奇、质变、报酬递增和系统效应等规律观 认为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 规律是相对的，其有效性要受到经济时空的制约，特别关注历史和地理的差异
方法论 方法论个人主义（或原子论） 方法论有机主义（或整体主义或交互作用主义）
研究方法的特征 在高度抽象中建立逻辑上严密一致的公理化体系，数学建模、计量经济学和预测是研究方法的特征 在历史时间中的世界多重复杂性中认识世界，回溯法是其重要特征，主要采用比较的、历史的、制度的和解释学的等方法
知识论 坚持事实和价值的两分法，倡导“客观中立”的所谓实证分析 在科学研究中，事实和价值是不可分割的，经验研究渗透着价值判断
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经济学是一门精密科学，数学和经典物理学是其模仿对象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应当更多地参考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
典型代表或主要流派 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综合、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博弈论、新凯恩斯主义等。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 西方异端经济学：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后凯恩斯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如调节学派、女性主义经济学等。以中国经验和哲学传统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理论的，而启蒙运动对人类的理性和个性的理解更多的则是物质主义的。在多次再版的萨缪尔森《经济学》内封底上，“经济学的家族树”只是展示了主流经济学教规的演进，而文艺复兴经济学的教规在经济思想史中却面临着绝迹的危险，但当一个国家在对当时的领先国家进行认真追赶时，这种经济学的复兴就势在必然了⑦。然而，这种经济学在中国的复兴却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二、中国经济学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
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范式和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陷入危机，一股来势汹汹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开始在我国兴起，并得到广泛的传播。按照这种教条主义的看法，经济学原理是一元的和统一的，经济学是不应该有国别差异的，即世界上只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这就是以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⑨。这种所谓的“现代经济学”就是“理性选择的科学”⑩，它是一套科学的分析工具，而不是意识形态。“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创建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所使用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11，“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其实都是相同的，都是基于现在的主流经济学……而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还是一般均衡理论，即现代的德布鲁的均衡理论……它的基础非常坚实。这并不是说主流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就没有缺点……但现在发展不出另外一套逻辑来替代它，只能是在这一套逻辑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正，这就是现在的发展方向”12。因此，按照林毅夫的看法，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唯一能代表经济学世界先进水平的，获得诺贝尔奖就成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奋斗目标。
在这种教条主义思想指导下，西方主流经济学加速了控制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步伐。按照《第一财经日报》的排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武汉大学高级经济研究中心就成了推行这种经济学的急先锋。以《经济研究》为代表的一大批过去声名显赫的学刊纷纷转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被弃之不顾，而烦琐的数学技术却得到盲目推崇13。尤其是中国经济学年会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信念为唯一规范，利用高等学校的权力资源，企图主导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可能出于无知，不少人开始接受他们对“现代经济学”的界定，深奥的数学证明似乎代表了科学真理，流利的美国英语成了一种权威的象征。至于这门学科的历史是怎样的，经济学与现实的相干性，经济学是否以及有无可能存在可供替代的理论范式，他们是不予考虑的，以至于在许多研究者和青年学生当中产生这样一种感觉：美国的、新古典的、数学化的经济学就是科学的经济学。更有甚者，张军教授2005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十年回顾”研讨会上提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应该减少培养本土的经济学博士，而专注于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输送优秀的博士生。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提议竟然得到不少与会者赞成14。
根据我对经济学研究两大传统的划分，“只有一个经济学”的看法无疑是对经济思想史无知的表现，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无视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存在这种霸权作风的体现。在经济学原理上不仅存在着两种完全对立的经济学，而且，非主流经济学也从不是以现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基础的。实际上，被钱颖一教授所推崇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是什么“现代经济学”，它的世界观仍停留在18和19世纪的牛顿主义时代。而张维迎教授所谓的“经济学：理性选择的科学”是按照先验的宗旨对经济学的定义，它排除了理论发展的多元主义，把我们禁锢在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这种单一类型的理论和方法之中了。在西方经济学界，所谓数学分析工具支配思想和问题意识的陈腐观念已经遭到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经济学专业学生的激烈抨击。而且，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难道不是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孕育出来的意识形态吗？田国强教授“填空式作业”的洋八股只能阉割中国经济学者的创造力，而西方异端经济学各流派在创建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时没有一个曾使用过田国强教授所谓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主义不仅阻碍了另一种替代性的经济学研究传统在中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