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学两大理论系统的要点
至于皮尔斯的像象符号，它指符号代表物与对象间有相似关系的符号，也属于命题范畴；另外还指人类认知的一种方式，即通过事物之间的相似关系认识新事物。另一方面，索绪尔本人似乎并没有谈到过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象似关系。他只谈到过symbol，他说symbol是和语言符号任意性对立的概念。他举了个例子：天平代表司法公正，绝不能用一辆马车来代替天平说明公正。他谈得更多的是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或非理据性。具体地讲，不同语言（如英语与法语）的词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或非理据的，但复合词的构成是有理据的（Wade Baskin 1960：68-69）。
既然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两大理论系统的符号有不同的概念，怎么能把皮尔斯的图像符号用在索绪尔语言符号系统中呢？而对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说提出置疑的人正是这样做的。他们把语言结构（复合词、短语、句子、语篇）和它们代表的意义之间关系的理据性说成“语言符号的象似性”，并企图以此推翻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说，甚至还有人企图据此推翻索绪尔的整个理论系统。笔者认为，语言系统中的单词的能指与所指关系的任意性或理据性是普遍的，象似性是个别的，而语言结构和它代表的意义之间的理据性或象似性则是普遍的。Paul J. Thibault指出：“当任意性原则被错误地从语言这个理论领域中取出，重新放进言语时，误解就发生了。”（1997：293）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支持了自己的论点，因为使用语言时必然要把单个语言符号（单词）编码成为语言结构，编码就是按照使用语言的人的意图把语言符号组合起来，因此，语言结构与其所指之间的关系当然是理据性的或象似性的。Leroy F. Searle指出，皮尔斯符号学中的符号是一个命题，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中的符号是一个单词，这是皮尔斯符号学与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两个理论系统的基本区别（Peirce， Charles Sanders by Leroy F. Searle，http：//www.press.jhu.edu/books/ hopkins_guide_to_literary_theory/charles_sanders_peirce.html）。
对语言符号任意性置疑的人中，有的以中国的象形文字来否定语言符号（单词）的任意性。这似乎是一个“有力的论据”。但这个论据并不成立。世界的各种语言中，象形文字语言是极个别的。象似性是语言初生时期发生的。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词的象似性逐渐消失，但在汉语中保存很长时间。目前只在个别语言（汉语和日语中的汉字）中存在，而且也在消失中。其实，皮尔斯也持这种看法，他指出：“象征符号（笔者指任意性符号）在生长。它们是从别的符号中生长出来的，特别是从图像符号，或从具有图像符号和象征符号混合性质的符号中生长出来的。我们只能用符号来思维。这些心智符号是混合型的。象征符号的各部件就是一些概念（Peirce’sTheory of Signs1 by Jay Zeman，2.300）。”
目前世界上讲得最多的有20种主要语言，包括汉语、英语、印度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孟加拉语、葡萄牙语、马来西亚语/印度尼西亚语、日语、乌尔都语、旁遮普语、韩语、泰卢固语、意大利语、泰米尔语、马拉地语等。其中只有汉语中有许多象形文字，日语中有汉字但有日语字母表，其他18种文字都是拼音文字（有字母表）。一开始的象形文字工作得不错。可是随着汉语的不断丰富，有些语言不能用形象表达了。于是形声字、会意字、表音字和通假字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在汉语中（世界语言概述Wikipedia，自由的百科全书http：//zh.wikipedia.org/wiki/% E4% B8% 96% E7% 95% 8C% E8%AF%AD%E8%A8%80%E6%A6%82%E8%BF%B0）。
埃及最早的文字是图形文字，后来有些文字逐渐变成音节符号和指意符号，其后又有了一音一符的字母。
苏美尔人最早的文字也是图形符号，一符一义。以后发展为表音符号和指意符号，一起组成词组。到了公元前一千年时，腓尼基文字传入希腊，他们马上放弃了原有的文字，并且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明了元音字母，世界上第一套完整的拼音文字终于诞生了，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拼音文字的优点在于它的普及性。一般来讲，学会二三十个字母，就能见字读音。文字越复杂，掌握的人就越少，这对于社会文明的进步非常不利。就文字的复杂程度而言，以象形文字为最，其次为表意文字，形声字又次之，拼音文字最简单。文字的简化有利于它的普及，从而促进文明的进步。（世界诸语言之源起与演进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网络中心，http：//www.edu.cn/20011116/3010321.shtml）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文字改革，首先进行汉字繁体字改简体以及汉语拼音。目前，符号已应用于文字处理中，如电脑输入汉字时用拉丁字母拼音或用字母代表笔划（五笔字型）。
4·两大理论系统间的关系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是现代各符号学和语言学学派以及各语言学科的理论基础。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说：“符号学使语言学成为科学。”实践证明这句话是正确的，有预见性的（郭鸿1998）。事实上索绪尔的思想已为现代语言学各主要流派所接受，并应用在语言学各学科的研究中。例如以波斯（Boss）、萨皮尔（Sapir）、霍尔（Whorl）以后来的布隆菲尔德（Bloomfield）为代表的描语言学派（descriptive linguistic school），以尼科莱·特伯茨科伊（Nikolay Trubertskoy）、罗曼.雅各布逊（Roman Jacobson）为代表的功能学派（functional school） （即布拉格学派），及以路易斯·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mslev）为代表的语符学派（glossematic school）都是20世纪结构主义型的语言学派。以福斯（Firth）和韩里德（Halliday）为代表的伦敦学派（LondonSchool）可以说是布拉格学派的继承者。布拉格学派的特点是，认为语言是一个严密的结构，而不是一堆分离的东西，以及语言行使各种社会功能。结构主义思想对语言学的各学科有广泛的影响。音位学首先接受了结构主义思想，也可以说是结构主义思想的产儿。乔姆斯基（Chomsky）是在罗曼·雅各布逊的影响下成为成熟的语言学家（郭鸿1998：5）。其他社会人文科学，如列维斯特劳斯（Claus LeviStrauss）的人类学，也受到索绪尔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由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突出语言的社会性和结构性，它特别适合语篇分析、语义结构分析，已系统地应用于社会语言学、语义学、文体学、语篇分析等学科中。但它也有其局限性，最突出的是它的静态结构观，这种观点使这种理论不能生动地描写和解释语言生成和运用的实际情况。巴尔特在这方面作了些补救，提出了本义和转义（ denotation and
connotation）的理论，使第二性符号系统能从语言结构以外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得到新的意义。其他结构主义学派的学者，巴赫金提出的“对话”（dialogue）理论，克里斯蒂娜提出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理论，以及洛特曼提的“文化符号学”（culturalsemiology）理论都在索绪尔理论的‘静态’和‘结构内部封闭’上作了补救。
皮尔斯符号学过去在各语言学科中应用较少，但笔者认为，巴赫金、克里斯蒂娃、洛特曼等人有关语言的动态性和相互作用的理论都受到皮尔斯的影响。Koll（1977：73）指出，我们在研究文本的性质时得到皮尔斯的重要启示，他说：“语言符号并非一个静态结构，语言符号形成一个动态事件，因此语言不能从系统的观点得到充分研究，而只能从过程的观点得到充分研究。”（Winfried Noth 1990：46）。笔者认为，近年来在认知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上，皮尔斯的符号学也起了突出作用。它的“符号活动是认知的过程”以及符号的“解释项”理论就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因为它说明在符号代表物和对象之外还有个“解释”，也就是说，除了意识是世界的客观反映外还有人的认知作用，还需要人的解释。认知者从人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中得到“感情的解释”（emotional interpretant）、“有力的解释”（energetic interpretant）和“逻辑的解释”（logic interpretant）（见上文）。从此可见皮尔斯符号学理论的威力。
总之，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是当代的两大符号学和语言学理论系统，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研究符号和语言的。它们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排斥而是互补。它们还在发展中，需要我们通过批评和研讨来促进它们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郭鸿.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说是否还成立？——与王寅教授商榷[J].外语研究，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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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鸿.英语文体分析[M].军事谊文出版社，1998.
[4]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 Wade Baskin，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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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寅.论语言符号象似性———对索绪尔任意说的挑战与补充[M].新华出版社，1999.
[7] Paul J. Thibaault. Arbitrariness and motivation in the sign[A]. InRe-reading Saussure—the Dynamics of Signs in Social Life[C]. Routledge，1997.
[8] Winfried Noth.Handbook of Semiotics[C].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and Indiianapolis， 1990.
（国际关系学院，江苏南京210039）
(《外语研究》200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