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欧洲思想源流代表人物——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祖父曾预示过进化论，但碍于声誉，始终未能公开其信念。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名医，家里希望他将来继承祖业，1825年16岁时便被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
因为达尔文无意学医，进到医学院后，他仍然经常到野外采集动植物标本并对自然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认为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一怒之下，于 1828年又送他到剑桥大学，改学神学，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这样，他可以继续他对博物学的爱好而又不至于使家族蒙羞，但是达尔文对自然历史的兴趣变得越加浓厚，完全放弃了对神学的学习。在剑桥期间，达尔文结识了当时著名的植物学家 J.亨斯洛和著名地质学家席基威克，并接受了植物学和地质学研究的科学训练。
183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后，他的老师亨斯洛推荐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同年12月27日英国海军“小猎犬号”舰环绕世界的科学考察航行。先在南美洲东海岸的巴西、阿根廷等地和西海岸及相邻的岛屿上考察，然后跨太平洋至大洋洲，继而越过印度洋到达南非，再绕好望角经大西洋回到巴西，最后于1836年10月2日返抵英国。
这次航海改变了达尔文的生活。回到英格兰后，他一直忙于研究，立志成为一个促进进化论的严肃的科学家。1838年，他偶尔读了T.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中得到启发，更加确定他自己正在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想法：世界并非在一周内创造出来的，地球的年纪远比《圣经》所讲的老得多，所有的动植物也都改变过，而且还在继续变化之中，至于人类，可能是由某种原始的动物转变而成的，也就是说，亚当和夏娃故事根本就是神话。达尔文领悟到生存斗争在生物生活中意义，并意识到自然条件就是生物进化中所必须有的“选择者”，具体的自然条件不同，选择者就不同，选择的结果也就不相同。
然而，他对发表研究结果抱着极其谨慎的态度。1842年，他开始撰写一份大纲，后将它扩展至数篇文章。1858年，出于年轻的博物学家 R.华莱士的创造性顿悟的压力，加之好友的鼓动，达尔文决定把华莱士的文章和他自己的一部分论稿呈交专业委员会。1859年，《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初版1250册当天即告售罄。以后达尔文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搜集资料，以充实他的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学说，并阐述其后果和意义。
作为一个不求功名但具创造性气质的人，达尔文回避了对其理论的争议。当宗教狂热者攻击进化论与《圣经》的创世说相违背时，达尔文为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写了另外几本书。《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一书报告了人类自较低的生命形式进化而来的证据，报告了动物和人类心理过程相似性的证据，还报告了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证据。
心理学史家 D.舒尔茨在1981年评论道：“在达尔文的理论中，物种进化的心理因素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他经常引证人类和动物的意识反应。由于心理学与进化论中的意识相一致，因此心理学不得不接受这一进化的观点。”
达尔文的著作至少从四个方面影响了心理学：
它强调动物和人类之间心理机能的边续性；
它把心理学的课题改变为意识的机能而非意识的内容，把心理学的目标改变为研究有机体对其环境的适应；
它为各种可供选择的调查和研究方法提供了合理的证据，而非仅仅局限于实验的内省；
它注重同一物种的成员之间的个体差异。
达尔文对机能主义的发展有着特殊的影响，他的进化论引导了美国机能主义学派心理学思想的兴起，从而开启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心理学新时代。
……进化论的确是革命性的，但是，达尔文的革命是一种奇特的革命：“一个异常腼腆的人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过着隐居生活；一个充满疑问的半残疾人，害怕他的理论可能触发争论；不过，也正是这个人最终摧毁了上帝创世的信仰。”（米勒和范卢，1982）
进化论的思考在那时是一种非常风行的思想，在达尔文的著作发表前，有关生命如何变化的各种科学解释就已经被提出。事实上，即便在达尔文从1831—1836年（达尔文著作发表前28年）乘“比格尔号”作环绕世界的旅行以搜集生物资料和样本之前，其进化论所必需的大部份事实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在达尔文之前，没有人认识到它们的理论意义。
他在伦敦安家并结了婚，在仔细地列举了结婚生活的利弊以后，“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一样，达尔文探究了幸福婚姻给不受干扰地从事某种革命性理论研究带来的那种一成一变的安全感”（米勒和范卢，1982）。达尔文在1842年33岁时退回到“一种隐居的个人主义的生活中，一天工作几个小时，然后陷入恶心、虚弱、头痛和心悸的折磨之中”（米勒和范卢，1982）。
对达尔文思想的另一个可能的影响是一个生活在伦敦的当代人，即社会哲学家H·斯宾塞爵士（Herbert Spencer,1820-1903），他在以社会达尔文主义著称的理论中将进化论应用于社会生活。斯宾塞赞同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作为体系决策的最有效的机制。……达尔文将斯宾塞的术语“适者生存”借用到他的进化论中。事实上，对于公众来说，这个词成为达尔文理论中最广为人知的部份。
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1723—1790）的最著名论断是：个体通过金钱收益而获得私利是社会的一个普遍的人类动机。斯密的所谓看不见的手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个体——其中每一个人都追求个人的收益——之间的自由竞争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达尔文致力于系统地提出一个一般的进化理论。他阅读奥古斯丁·孔德关于实证主义哲学的书籍。然后，他阅读亚当·斯密对于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的论述，经济竞争作为企业生存斗争的结果在使经济建立秩序方面的作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着，他又转向比利时统计学家阿道夫·奎特勒的著作，该著作讨论了托马斯·马尔萨斯的观点，即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供给只是呈算术级数增长的观点。1838年10月，达尔文阅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便回溯奎特勒的讨论的源头。进化论的最后几个难题现在落在达尔文的面前。这时距从“比格尔”号返回已有两年时间，达尔文时年30岁。
请注意：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并不是从他的资料中跳到他面前的，也不是来自生物学的领域。相反，“直接的促成者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一个经济学家和一个统计学家”（古尔德，1980）。达尔文进化理论形成的关键是他的广泛的阅读，是他能够从其他科学领域中看到与生物学相似的学说的能力。他的理论创造是一个高度的社会过程，涉及到通过与其他人的思想交流而进行逐步的建构，这些既借助于阅读而获得，也是与科学同事广泛通信的结果。
达尔文一直等到1859年才发表他的《物种起源》。这种耽搁的原因之一是要在英国建立一个进化论科学家的共同体。随着一个支持者的无形社团的最终出现，达尔文觉得他能更好地经受住所预计的他的理论会产生的那种争论。
1859年11月24日，查尔斯·达尔文的《论物种通过自然选择的起源、或在生存斗争中有利种类的保存》在伦敦面市的第一天，便售出了1250本。以后，第二次印刷的3000本也很快销售一空。在《物种起源》出版的几年之内，售出2.5万本（科恩，1983）。
1871年，达尔文发表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直接涉及人类进化的问题。查尔斯·达尔文并不喜欢“进化”这个词，因为他觉得它含有生物进步的意思，而由于不存在固定的变化方向，所以上述意思是难以确定的。赫伯特·斯宾塞将社会进化等同于进步，因此他没有与之相类似的烦恼。
“达尔文的进化思想构成了对自然科学的根本重建，这在进化的生物学的狭窄范围之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社会科学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库恩，1983）
达尔文主要著作：
《物种起源》（1859）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
《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1871）
《人类和动物的表情》（1872）
赫伯特·斯宾塞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是查尔斯·达尔文和马克思的同时代人，而且他们在同一时期都生活在伦敦。
斯宾塞没有高等院校的学位，也没担任过大学的职务，且没有学生。他很少阅读，不十分博学。他通过与杰出的科学家交谈来发展他的思想……他赞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富有启示意义的人口原理。斯宾塞将社会进货定义为某种现象的不连贯的、无序的分布状态向连贯的、有序的变化状态的转变。他使用来自生物学的类比，追溯社会从简单向复杂的发展。他先于《物种起源》约10年发明了“适者生存”的术语。他把他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视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状态。有人说过：“赫伯特·斯宾塞和他的哲学是英国工业主义的产物。”
斯宾塞“终身狂热地仇恨国家权利”，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统治最少的政府。……斯宾塞声称，所有的系统不可避免地从不那么有组织的状态向越来越有秩序的状态进步。与之相对，达尔文对生物进步的思想是持谨慎态度的。
在美国内战以后的30年里，如不把握斯宾塞便不可能活跃在理论工作的任何领域。……斯宾塞的支持者包括美孚石油公司总裁约翰·D·洛克菲勒、铁路大王詹姆斯·J·希尔以及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后者成为斯宾塞的私人朋友和祟拜者。斯宾塞向这些企业领导人讲述他们想要听的东西：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社会进步的关键。他论证说，资本主义所展示的无情的经济竞争应受到鼓励，以便人类社会获得可与展现于自然之中的效率相媲美的效率（米勒和范卢，1982）。在《社会静力学》（1851）中，斯宾塞声称，自由企业保证了个人和机构迅速地适应于其变化的环境。那些不能适应的人所遭受的通苦提供了一种激励因素，以便下一次做得更好（鲍勒，1990）。因此资本主义是社会进步的理想机制。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终声名扫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斯宾塞促进了进化论的普及。事实上，他的主要作用就是普及达尔文的进化论。
对于传播学学者来说，达尔文特别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它出版于1873年。这部著作创建了非语言传播的领域，尽管达尔文没有这么称呼。
在纪念《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出版100周年时，P·埃克曼（Paul Ekman）——一位最主要的非语言传播领域的学者——收集了与达尔文的非语言传播理论有关的当代研究依据。他的主要结论是：“达尔文的许多观察，他的大部分理伦解释和预测，都被当前的知识所证实。”研究证据表明，诸如生气、害怕和喜悦等某些普遍的而部表情可能源于对面部表情的某些天生的、遗传的作用。与某些情感有联系的面部肌肉运动的特殊模式起源于遗传的作用，而不是后天学习来的（埃克曼，1973）。
（部分内容摘自殷晓容译《传播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