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卢汉的“价值中立”辨析
[摘要] 与芒福德、伊尼斯、波斯曼明显的批判立场相比，麦克卢汉给他的大多数研究者留下了“价值中立”的印象。作为一位人文底蕴深厚的社会科学家，他真的能做到价值中立么？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回答：麦克卢汉所开创的以媒介形式为研究对象的“形式范式”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选择的结果，而启发他开启这一范式的“新批评”学派及其源流形式主义从来也不是价值中立的；他对电力媒介的偏爱与对印刷传统主导的既存社会的留恋说明他实际上很难做到价值中立，反而呈现出无意识的价值分裂，即在现代与后现代的价值对抗中摇摆；在他的技术乐观主义背后其实有着个人利益的考量，这种技术乐观主义由于缺少人文关怀与价值依托，最终只能走向技术乌托邦。
[关键词] 麦克卢汉 价值中立 形式范式 技术乐观主义 技术乌托邦
波斯曼在为马尔尚的麦克卢汉评传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他自己是20世纪与21世纪的敌人，而麦克卢汉却是这两个世纪的朋友，言下之意是当给出媒介对社会的影响的答案时，他与麦克卢汉的主要分歧在于，他持守道德关怀的立场，而麦克卢汉却不厌其烦地声称要“避免价值判断，因为价值判断可能会堵塞我们的道路，使我们不能准确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1] 的确，与芒福德、伊尼斯、波斯曼明显的批判立场相比，麦克卢汉给他的大多数研究者留下了“价值中立”的印象。他对新技术革命的基本态度是，既然革命已经发生，“持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似乎是徒劳无益的”，[2] 因为“任何技术都不能给我们自身的价值增加什么是和非的东西”。[3] 赞同他的人认为他在从事媒介研究时“不是用卫道士的态度去面对媒介的内容而自寻烦恼”。[4] 反对他的人却认为他“尽管持守价值无涉的态度，但对他所描绘的那种新技术的未来的偏爱是十分强烈的”。[5] 波斯曼也从来不相信麦克卢汉的“价值中立”，只是由于视自己是麦克卢汉的后代，他并没有在这方面对麦克卢汉进行具体的批评。但借用波斯曼犀利的目光，可以进行追问的是：麦克卢汉及其他的研究范式真的可以被视为价值中立么？还可以进一步问道：面对他自己的研究发现与成果，麦克卢汉是否完全做到了价值中立？由此又生出第三个问题：如果麦克卢汉并没有做到价值中立，他为什么要反复宣称自己的价值中立？这正是本文需要阐释与澄清的三个问题。
一、 麦克卢汉的形式范式本身并非“价值中立”
可以这样来描述麦克卢汉的核心视野：媒介新技术会改变人们感知的比例，由此引起感官麻木与失去平衡，并进而引起身份认同问题——印刷媒介下自我的定义是分离与非参与，而电力媒介正在让每个人立即与其他人牵连在一起，因此只有重视新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弄清新技术环境及其心理影响与社会影响，才能适应与抗御这种冲击。由此，他开创了以媒介形式而非内容为研究对象的全新的媒介研究范式。本文将这一范式称之为“形式范式”而非“技术范式”，因为“技术范式”容易使人联想到“技术决定论”，但麦克卢汉并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他恰恰是提醒人们要防范新技术风暴的无情摔打。再者，除了伊尼斯的启迪之外，他的这种核心视野主要来自于剑桥“新批评”学派，是艾略特、瑞恰慈关于诗歌对于社会的影响主要不在它的内容而在其形式的思想启发了他去探索媒介的形式及其与文化的关系，而“新批评”学派正是欧洲形式主义美学思潮中的一个阶段——当然是最重要的阶段。以下的分析主要想说明，一方面，按照韦伯的“价值中立”观点，麦克卢汉对形式范式的选取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选择；另一方面，从这种形式范式的思想源流 “新批评”学派的价值取向与历史脉络看，形式主义本身就不是价值中立的。
价值，通常可以理解为给人们的意志和行动提供方向。“价值中立”是韦伯提出的涉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立场的一个重要命题，即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把实然与应然分开，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分开，以确保社会科学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围绕这一命题中西人文社科学界都有过多次争论。[6] 检视那些争论，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其一，韦伯生活在一个科学兴盛的时代，唯科学主义或多或少地影响着韦伯的方法论原则；其二，韦伯倡导“价值中立”的动机之一，恰恰是针对德国当时把持着大学讲坛的一些“权威”，他们以“捍卫德意志帝国事业”的名义进行的讲演其实亵渎了学者的天职，这一针对性也从另一方面包含了韦伯的“价值中立”思想在今天看来的主要合理内涵，即因为学生通常不能在课堂上反驳老师的观点，大学老师应该少讲自己的观点或至少要在客观知识与自己的主观看法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其三，韦伯的“价值中立”主要是针对研究过程而言，在此前确定研究题材时很难做到“价值中立”。这最后一点正是可以据以质疑麦克卢汉的价值中立立场。因为韦伯承认，社会科学研究者通常会依据一定的价值与一定的实在发生联系，即形成所谓的“价值关联”，而许多社会问题的提出本身是受到与“价值关联”的现实的影响的。换句话说，韦伯所强调的价值中立，主要是指“研究过程”的价值中立——即用客观的手段对经验事实进行分析，确保事实判断不受价值判断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也指出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选择难免受到他们价值观的影响甚至以价值观为导向，“逻辑事态与历史经验一起表明，文化的亦即价值的兴趣给纯粹经验科学的工作指引了方向。”[7]
麦克卢汉在确立形式范式的过程中，他已经看到了当时主导北美传播研究的经验范式的问题所在。这一范式仅仅以媒介内容为研究对象，使麦克卢汉感到“有效的媒介研究不仅是要处理媒介的内容，而且要对付媒介本身及其发挥作用的这个文化环境”，[8] 换句话说，麦克卢汉并不认为经验范式是一种有效的媒介研究，因此可以认为他的研究对象的改变——从媒介内容走向媒介形式——本身就意味着对经验范式的一种离弃与否定。库恩认为选择一个范式就是对以前被确认的标准的一种拒斥，并重新“有了一个选择问题的标准”，[9] 联想到当时美国的经验研究背后浓厚的行政与商业色彩，麦克卢汉的这种范式选择其实是有价值立场的，隐含着他对当时西方媒介研究功利化与商业化的批判态度。麦克卢汉具有西方文学学术背景，人文主义价值观对他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后期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问题以及媒介表现——如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文化工业”的问题他亦了如指掌，他深深知道以拉札斯菲尔德为代表的、根植于实证主义与行为模式的传播学经验研究范式的致命伤——这一范式在在面对价值和意义的领域时无法发言或装聋作哑，所以他曾公开表明：“因为我对文学和文化传统有道义上的责任，我就开始研究威胁文化价值的新环境”。[10] 由此可以看出，在20世纪中期现代性思潮向后现代思潮转变时期，以后现代思想家面貌出现的麦克卢汉其实并没有忘记他的重要使命：拯救西方遗产中值得拯救的东西。但他又敏锐地发现了在这一转型期人们因为“身份认同”危机而可能产生的思想暴力倾向，因而他全力帮助人们找到面对新技术风暴的生存策略——“只有了解新媒介引起的革命性转换，我们才能预测和控制这种变化”。[11] 所以可以说，麦克卢汉开创的“形式范式”的本身就表明了他的特定的价值立场与救世情怀。
国内已有两篇论文在马尔尚评传的基础上分析了“新批评”学派对麦克卢汉开辟形式范式研究路径的影响，[12] 笔者循着其中有益的线索探究下去发现，“新批评”不仅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批评手段，也是一种立场和态度。发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新批评”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的形式主义。“形式主义不愿谈内容，不愿承认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看来是躲在象牙塔中的纯艺术家，但实际上形式主义一向是政治化的”。[13] 的确，在形式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唯美主义的继承，也有对浪漫主义的反叛，从来也不象它的名称所呈现出的那种中立的意味或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例如，“反讽”是“新批评”派从古典修辞中借用而来并特别推崇的一个诗歌表现手段，其本意系指佯作无知者在自以为高明的对手面前说儍话，但其实说的是真理从而使高明的对手大出洋相。到“新批评”时代，“反讽”演绎为反讽者说的是假想却暗指着真相，并且他们非常看重这种能力在诗歌中的运用。“新批评”的主将之一布鲁克斯把“反讽”视为诗歌的主要手段与诗歌语言的本质。然而，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新批评”研究学者赵毅衡指出，“反讽”理论曾经经历了从德国浪漫主义开始的长期发展阶段，而对德国浪漫主义理论贡献最大的施莱格尔兄弟当时就意识到反讽是“认识一个事实：世界在本质上是诡论式的，一种模棱的态度才能抓住世界的矛盾整体”。[14] 克尔凯郭尔在他的《反讽概念》里，则把“反讽”上升为一种哲学态度：“在更高的意义上，反讽不是指向这个或那个具体的存在，而是指向某个时间或情状下的整个现实……它不是这个或那个现象，而是经验的整体”。[15] “反讽”从“手段”逐渐显露出它的“态度”或“立场”的过程，说明很多被视之为形式与方法的问题，其实本身就包含了立场与价值观在里面。瑞恰慈在评价“新批评”派诗人“为诗而诗”或“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经验时说，“这种经验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值得自立门户，有着一种内在价值。”[16] 因此，麦克卢汉的“形式范式”乍看好象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或一种路径，其实不然，“尽管他宣称他不带任何观点，在他的思想发展进程中仍可以辨别出很真实的（虽然常有变化）道德、心理和政治的信念”。[17] 这种信念——这种含而不露的价值观当然是值得嘉许的，这也是麦克卢汉作为媒介环境学奠基人的主要贡献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斯曼一方面说自己是麦克卢汉的一个不是很听话的孩子，但另一方面也明白自己从何而来，明白“他的父亲要他做什么。”[18]
二、麦克卢汉是否真的做到了“价值中立”
应该说，在指出麦克卢汉的研究范式本身并非价值中立的同时，承认他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相对来说的还是尽量排除来自价值判断方面的干扰也许是公允的，并且他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冷媒介与热媒介”、“媒介逆转”、“自我截除”、“听觉想象”、“媒介四元律”等都是他独特而富有价值的发现。然而，正如上文所述，一个具有丰富人文底蕴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要想把研究对象与研究过程彻底分开是不可能的，让研究结果完全脱离研究范式的限制与影响也是不可能的。实际的情况是，麦克卢汉并没有做到象他宣称的那样价值中立，他面对“事实”也会表现出了强烈的“价值”判断。他对电力媒介的偏爱与对印刷传统主导的既存社会的留恋说明他实际上很难做到价值中立，反而呈现出一种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价值分裂。如果价值中立的确是一种理想状态，韦伯并没有提供接近这一理想状态的路径，麦克卢汉也没有。
对于人类从印刷媒介到电力媒介的“进化”过程的描述，麦克卢汉的基本逻辑是：人们应该客观对待这一历史性变迁，这一变迁造成了文化环境的转换，在转换过程中会给人造成很大的精神创伤，但人们要勇于面对这种情况。为了显示自己的价值中立，麦克卢汉反复强调上述情况是客观的，即他没有明确说电子媒介的革命是好还是坏，但实际持乐观态度欢迎它的到来。如果说这种乐观态度还不是一种价值取向，那么只要看一看他对电视机普及后学校传统教育方式的态度，就可以说明他在“实事”面前并不是无动于衷了。50年代在北美的每一个家庭，电视机给孩子带来一场“感知与态度的革命”——儿童们在上幼儿园之前已经看了4000个小时的电视这一事实，使麦克卢汉一反常态地激愤起来，他对电子化的脑袋继续受由印刷术主导的教育制度的折磨不仅难以容忍而且大加鞭鞑：“要使学校不至于成为没有铁窗的监狱，惟一的办法就是用新技术和新价值另起炉灶。”[19] 如何另起炉灶呢？他开出的方子是让年轻一代主要通过电视来学习，因此，就“必须要用献身深度学习方法的许多独立自主的大学，取代令人窒息的、不亲切的、剥夺人性的大杂烩。这件事必须立即办，因为没有几个成年人真正理解，年轻人与割裂的机械世界及其僵化的教育制度是多么地格格不入。”[20] 这里麦克卢汉不仅表现出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立场，而且也是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且不说学生全部通过看电视来学习的可行性有多少，传统的读书学习方式对人的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与培养的强大功能难道能一笔勾销么？关于为什么要坚守印刷文化传统的道理，波斯曼已经说得太多。这里笔者并不是要用波斯曼的观点去否定麦克卢汉的观点，或者在他们俩人的观点中定出高下之分，而只是指出，既然波斯曼在这个问题上的价值立场十分鲜明，那么与之对立的另一方的麦克卢汉，就当然不会是价值中立而是也有其价值立场的。
除了对传统教育制度的猛烈抨击以外，麦克卢汉似乎对印刷文化主导的机械世界并没有显示出过份的厌恶，但他拥抱电力媒介的热情却是溢于言表并众所周知的。在提醒人们对新技术革命引起的环境变化需要警觉的同时，他对新技术革命的前景十分看好，在这方面他是公认的技术乐观主义者。然而，技术乐观主义者却并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他的所谓“地球村”的弦外之音是：“人类部落会实实在在成为一个大家庭，人的意识会从机械世界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到宇宙中去遨游，我深信人成长和学习的潜力，深信他深入开发自己的潜力和学习宇宙奥妙的潜力”。[21] 这些话看起来说得是不错，麦克卢汉的这些思想其实是源于18世纪的“进步”的观念的一种体现，即相信历史进步（包括技术进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这种进步观难道也涉及到什么价值观或有价值观方面的错误么？如果这里再陈述另一种进步观，就可以看出答案是肯定的。这种进步观是18世纪推动启蒙思想的一些哲学家与浪浪主义诗人的思考：“进步”从来是也只能是心灵的事业，而不是知识的成就或技术的革命，并且，技术的进步并不必然促进人性的进步。对比之下，可以发现麦克卢汉的技术乐观主义容易导致这样的后果，即对因为技术的发展引起的道德问题视而不见，甚至把技术视为道德向善的工具。其实麦克卢汉的价值观不仅表现在批评教育制度，还表现在他对性革命与吸毒这类问题的解释上有着从新技术寻找道德借口的倾向，在这方面，如果说他用“电视直接在肌肤上扫描信息”来解释性革命的原因还比较隐晦的话，那么他用“在机械世界压倒一切的视觉取向中我们的感官萎缩了，而迷幻药使我们的感官重新复活”之说来对年轻人吸毒表示“理解”就有些赤裸裸的了。那么什么是道德向善的工具呢？“道德向善的伟大工具是幻想力，诗歌对幻想力发挥作用，有助于人向善”， [22] 而 “如果我们从科学与技术寻找伦理规范，就将面临道德的浩劫”。[23] 在这方面波斯曼的提醒或许永远会使我们受益，那就是：“20世纪取得的技术进步超过了过去千百年加起来的进步……20世纪被屠杀的人也超过了过去千百年加起来的人数”。[24]
比较奇怪的是，麦克卢汉在展望新技术的未来心潮激荡、充满信心的同时，也表露出对印刷时代与机械世界的眷念之情，他并不想告别那个世界：“我的禀性和信仰都不是革命者。我宁可要不温不火的服务业和富有人情味尺度的、稳定的不变化的环境。电视和所有的电力媒介都在拆散我们社会的整个肌体结构。作为被迫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我不喜欢它的土崩瓦解。”[25] 与之相印成证的是，他严格限制他的子女看电视的时间，他的子女每周只能看一个小时的电视，[26] 这与他对 “突出视觉打破感官平衡”的学习方式的抵制也形成悖论。这一悖论说明，麦克卢汉不仅在客观上做不到价值中立，而且还会不自觉地形成主观上的价值分裂，这种分裂对他自己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意识的，是他实际的价值观在现代意识与后现代意识之间的摇摆与徘徊。当然，他对电力媒介营造的以图像为中心的感性世界的推崇，说明他总体上是倾向于后现代的，因为后现代文化释放了感性的核心地位，所以他不会青睐以文字为中心的理性世界——这一世界的意义与价值正在受到后现代的挑战与质疑。但是麦克卢汉的后现代立场又不够坚定与彻底，他的根仍在现代性之中。然而，作为媒介批评家，他需要“后现代”这个面具，他知道在“新批评”与形式主义已经开始被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取代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戴上这个面具上台演讲肯定会获得更多的掌声。从这一点上来看他的著名的“地球村”理论的话，“‘地球村’就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概念与后现代神话，而且也是麦克卢汉惯于戴上的修辞面具”。[27]
三、在麦克卢汉貌似“价值中立”的背后
一些研究指出，麦克卢汉在他的早期著作《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中对资本主义商业广告的批判是很深刻的，体现了鲜明的价值立场，并且这是受到伊尼斯的影响的。但当他撰写《古登堡星汉璀璨：印刷人的诞生》与《理解媒介：人的延伸》时候，他开始意识到需要收回原先的批判态度，只有坚持“无涉个人意念的价值判断”，才能在媒介研究中有真正的发现。这些研究似乎意在说明他的这种立场转变是一种进步，是对伊尼斯的一种超越。然而，换一种思路，也可以指出：在他写出《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之后及在其他媒介研究方面已经小有名气和地位后，他不愿再使自己的学术表达与社会现实之间充满张力，这种立场转变是一种退却，是对伊尼斯的一种背叛。尤其是在后两本书给他带来世界性的声誉之后，作为学术精英的他的技术乐观主义，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滑向对权势机构——媒介公司的利益进行辩护的立场，他对电力媒介的主力军——电视的颂扬，也可以视为对让他在公众面前频繁亮相的商业电视台的一种逢迎。事实上，“麦克卢汉在取得他名声的路途中，抹平了他曾在自己的思想中展露过的一切批评的棱角。他当然放弃了曾被他尊称为良师的哈罗德·伊尼斯的著作中最关键的东西，即批评性的脉络。在作为公众人物的麦克卢汉身上，已经找不到一点伊尼斯从道德和政治出发对美国媒介帝国主义、加拿大人的抵制、广告的力量或西方文化中空间偏向正不断挤压时间偏向等问题的关注”。[28] 这样，麦克卢汉把伊尼斯对新技术发展方向带有悲观意味的警告，变成了其缺陷是“不可避免论”的赞歌。所以凯瑞不无遗憾地指出，如果麦克卢汉能利用伊尼斯的观点，他本可以展开更多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并认为对麦克卢汉“唯一有效的批评可能是承认也许存在一种比他的研究结论更好的价值和意义体系”。[29]
本来，对麦克卢汉在价值中立问题上最好的理解，是他的确是出于为了避免在他的时代学者的学术立场很容易受到来自权力与利益的双重诱惑的动机，即明白“价值中立指涉的不只是学术的界限，而且也是学术的文化使命。免于价值判断的自由本身便是科学家可以起身维护学术之价值的立足基础。”[30] 但可惜情况不是这样，在麦克卢汉貌视价值中立的背后，其实是有个人利益的考虑。历史的经验不仅证明，往往当学术精英宣称价值中立时，他们的研究成果离真理世界就距离愈远，因为几乎所有的情况都表明：“每一事实都含有价值，而我们的每一价值又都含有某些事实”；[31] 而且还证明，往往当学术精英就价值中立问题大声嚷嚷时，社会本身正处于严重价值失范的时期，学术可以因其“价值无涉”不去介入社会与政治，社会与政治却很难让学术相安无事——社会的腐败必然包含着学术的腐败。在学术腐败有增无减的趋势下，学术研究“价值中立”的理想只是更多地显露出它的空中楼台的性质。麦克卢汉与现代性尘缘未了的另一个证明是，他十分看重艺术家与艺术对于技术风暴的抵抗功能，“艺术是对付下一次技术的心理和社会后果的准确的、超前的知识”。[32] 在他的艺术家概念中作家占有很大比重，但他或许忘记了，利维斯在评价奥斯汀、艾略特、亨利·詹姆斯、康拉德、劳伦斯这五位代表了英国小说传统的作家时，指出这五位作家虽然都很注重他们作品的“形式”并在“形式”上各呈个性，但向生活“泼脏水”却是他们作品的共同魅力所在。利维斯借用劳伦斯的话说出了英国小说的这一伟大传统：“置身于这大片成堆的毁灭和分崩离析中，我们必须为生活和成长说话”。[33] 麦克卢汉更没有意识到，尽管“为艺术的艺术”观也曾在文学理论中占据统治地位，而这一事实“仅仅证明在统治阶级中间，至少在艺术家所面向的那部分统治阶级分子中间，对重大的社会问题漠不关心的态度占统治地位。但是，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也只不过是社会的（或阶级的，或集团的）情绪，即意识的一个变形”。 [34] 有一个事实值得注意，那就是麦克卢汉与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颇有交往——这一对官员与学者的友谊亦被传为佳话，麦克卢汉曾写信给特鲁多说“十分感谢你给予我个人和家人的无上荣光”，[35] 这是否也是麦克卢汉“价值中立”的帘子后面的一道耐人寻味的风景呢？
既然麦克卢汉尤其是功成名就后的麦克卢汉十分强调电力媒介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事，但其实新技术的好处人所共知，并不需要专家的特别指引。上世纪50年代西方、80年代中国电视开始普及时，千家万户便立即有了电视机，他们需要电视研究专家的指导么？到了90年代末，电脑与网络开始普及，千家万户也很快有了电脑、开始上网，他们需要电脑与网络专家的指导么？这说明，媒介研究者的精神重心并不在于指出新媒介的好处并对之津津乐道，因为新媒介的好处通常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没有好处它就不会普及，人们也不会趋之若鹜地使用它。恰恰相反，媒介研究者应当告诉人们，新媒介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负面效果——它的陷井在哪里？因为这种陷井并非人人能够察觉。例如，即时通讯工具给人们的交往联络带来极大的便利，但对于因网上聊天而受骗失财失身甚至丧命的人来说，就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灾难。如果麦克卢汉能够活到因特网时代，他也未必愿意指出这种灾难。按照他的技术乐观主义的逻辑，他不会关注新技术、新媒体与人性化的关系——他不会进行这样的追问：信息泛滥及其由此可能导致的信息崇拜会否侵蚀我们对意义的容纳能力，在抱住知识碎片的同时而丧失了知识后面那智慧的感悟？[36] 他也不会追问道：由于电子与数字的“影像不再让人想象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37] 长期浸泡在虚拟世界中的人们是否会逐渐丧失现实感？他更不会追问道：“什么人与什么机构，可能因为科技改变而获得特殊的经济或是政治的权力”？[38] 这最后一问是波斯曼提出来的，他的潜台词是，新技术的主要受益人是政治家与企业家。
波斯曼对社会科学研究有一个基本看法，即社会科学研究者并不能发明什么，他们只是根据今天的需要重新叙述古老的“故事”——凡勃伦只是在重复耶稣，因为“耶稣关于富人、骆驼和针眼的教诲，就是凡勃伦《有闲阶级论》的最好小结”。[39] 那么，失去了批判立场的麦克卢汉，又能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呢？他告诉我们人类有三种技术革新，拼音文字突出了人的视觉第一次打破部落人的感官平衡，活字印刷加快了这一打破感官平衡的进程，电力媒介正在恢复人的感官平衡使人重新部落化。如果从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的角度以及他“十分投入于神秘体系的推测与现实性”来看，[40] 不妨认为他讲述了一个富有宗教意味的故事：“麦克卢汉用部落文化（口头文化）、脱离部落文化（表音字母和印刷）、重返部落文化（电子媒介）来代替伊甸园、人的堕落和重返天堂。”[41] 麦克卢汉的故事与圣经的故事有着相同的逻辑，但这种逻辑除了空灵的抚慰与无谓的乐观，是否体现出帮助人们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避免各色各样的错误的力量呢？“错误的危险要比真理的用处大上千百倍”，[42] 麦克卢汉既然对于人们面对新技术时的危险语焉不详，他所展望的新技术的未来真能成为人类的“天堂”么？这样的“天堂”存在么？丧失了价值立场与批判能力的技术乐观主义，最终只能导向技术乌托邦。从这一点上看，麦克卢汉与经验学派的价值无涉，与批判学派（尤其是阿多诺）的艺术乌托邦，甚至与马克思的政治乌托邦，都有思想上的某种楔合了。
综上所论，麦克卢汉所开创的以媒介形式为研究对象的“形式范式”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选择的结果，而启发他开启这一范式的“新批评”学派及其源流形式主义从来也不是价值中立的；他对电力媒介的偏爱与对印刷传统主导的既存社会的留恋说明他实际上很难做到价值中立，反而呈现出无意识的价值分裂，即在现代与后现代的价值对抗中摇摆；在他的技术乐观主义背后其实有着个人利益的考量，这种技术乐观主义由于缺少人文关怀与价值依托，最终只能走向技术乌托邦。
注释：
[1] 马尔尚： 《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序言第4页。
[2] 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斯蒂芬妮·麦克卢汉、戴维·斯坦斯编，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3页。
[3]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7页。
[4] 詹姆斯·莫理逊：《马歇尔·麦克卢汉：现代两面神》，见林文刚主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0页。
[5] Quinton, A.: “Cut-Rate Salvation”, In Raymond Rosenthal (ed), McLuhan: Pro and Con,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1968, p191.
[6] 这一争论在西方主要指1964年纪念韦伯诞辰100周年时帕森斯与马尔库塞之间的论战，在中国主要指1990年代中期李金和郑杭生两位学者之间的论战。
[7] 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著：《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56-157页。
[8] 麦克卢汉：《1969年花花公子访谈录》， 见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7页。
[9]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10] 同8，第304页。
[11] 同8，第279页。
[12] 这两篇论文是： 李明伟：《文学新批评派对麦克卢汉传播研究的影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杨富波：《新批评派对麦克卢汉影响初探》，《长城》，2010年第2期。
[13] 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95页。
[14] 转引自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83页。
[15] 转引自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84页。
[16] 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63页。
[17] 切特罗姆：《传播媒介和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曹静生、黄艾禾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 第178页。
[18] 同1，序言第8页。
[19] 同8，第290。
[20] 同8，第291页。
[21] 同8，第237页。
[22] 雪莱：《诗之辩护》，参见章安祺编订：《缪灵珠美学论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8页（对译文有所改译）。
[23] 波斯曼：《通往未来的过去 与十八世纪接轨的一座新桥》，吴韵仪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7页。
[24] 波斯曼：《媒介环境学的人文关怀》，见林文刚主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9页。
[25] 同8，，第306页。
[26] 同1，序言第4页。
[27] Willmott, G., McLuhan, or Modernism in Revers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6, p119.
[28] 同17，第196页。
[29] Carey W. J., “Harold Adams Innis and Marshall McLuhan”, The Antioch Review, Vol. 27, No. 1, Spring, 1967, p39.
[30] 施路赫特：《价值中立与责任伦理——韦伯论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韦伯作品集I：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2页。
[31] 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122页。
[32] 同3，第102页。
[33] 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44页。
[34]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四卷）》，刘亦宇等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74年，第353页
[35] 麦克卢汉：《麦克卢汉书简》，梅蒂•莫利纳罗、科琳•麦克卢汉、威廉•托伊编，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76页。
[36] 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金吾伦、刘刚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8页。
[37] 鲍德里亚：《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8页。
[38] 同23，第55页。
[39] 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3页。
[40] 法兰克·金格隆：《媒体现形：混沌时代濒临意识边缘》，杨月荪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92页。
[41] 同17， 第188页。
[42]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0页。
Differentiation and analysis On McLuhan’s “Value Neutrality”
Abstract: McLuhan leave an impression of “value neutrality” to the most of his researchers, in contrary to the criticizing standings owned by Mumford, Innis and Postman. Can he really keep “value neutrality” as a social scientist with the humanistic deposits? This paper answers the question from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taking medium’s form as its object of study, the “form paradigm” initiated by McLuhan is in itself a result of value choice, while the school of “new criticize”, which enlightened McLuhan’s paradigm, and its origin “formalism” have never been value free. Second, His favor of power media and his nostalgia for the immediate society in a domination of the Gutenberg tradition indicate that McLuhan is actually unable to appear value neutrality but value split, swing in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modernism and post modernism. Third, he has in fact personal interests considerations behind his technology optimism, which finally lead to technical Utopia, owing to a lack of the humanistic concern and sound values.
Keywords: McLuhan; value neutrality; form paradigm; technology optimism; technical Utop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