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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8 07:44:30　李思屈　来源：《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2010年第4期

[ 摘   要 ] 本文是基于正义优先原则对传播学学科理论建设的研究。文章认为，正义论的缺失是当前传播界的一个重大理论缺陷。对普适正义的忽略表现了传播界的狭隘，更反映了传播学理论基础的缺失。文章以中国大陆传播学界的“议题设置假说”蜕变为“议题设置神话”为例，讨论了中国大陆传播语境中的正义论缺失现象。文章还以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政治传播策略为例，论证了在跨文化传播与国际政治的竞争中，正义原则和普世价值的关切不仅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立脚的基础，也是获得实在的传播效果、在话语竞争中克敌制胜的关键。

[ 关键词 ] 传播正义 论；普适价值；议题设置；跨文化传播

A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Justice: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Based on Universal Justice

Li Siqu

(College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 The paper is a study of 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which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priority to justice. It believes that the deficiency of a theory of justice is a great theoretical fault in the communication field. The ignorance of universal justice embodies the narrow mind in the communication field, and it also reflects the deficiency of basis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Taking ‘Assumption of Agenda Setting’ of communication field in Mainland China spalls to ‘Myth of Agenda Setting’ for exampl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deficiency of a theory of justice in the communication study context of Mainland China. The paper also take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Obama who is American President for example, demonstrates that in the competition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concern of justice principle and universal value is not only the foundation of a party or a country, but also a key to achiev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effect and make accomplishment in the discourse competition.

Key Words : Communication Justice Theory; Universal Value; Agenda Setting;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在一个功利价值观盛行的时代，正义的普遍性受到了广泛的怀疑，人类普适价值遭到公开的否定。源自法兰克福的批判学派在其鲜明的人文关怀中蕴含了 基于正义的激情，但由于缺少传播正义论的反思，他们的人文关怀必然地落入缺乏大众基础的精英主义和缺少实证基础的独断式思维。当法兰克福学 派式微之后， 传播学就走上了一条偏重于工具理性的道路。

在传播理论中确立传播正义论的根本地位，确立正义优先原则，是当下中国传播界学科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起于正义论缺失现象的考察，论证传播正义论建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阐述传播正义论的基本原则，以期收抛砖引玉之效。

一、正义论缺失现象与正义优先原则

传播理论正义论缺失支持已经很久了。对普适正义的忽略表现了传播界的狭隘，更反映了传播学理论基础的缺失。

正义论的缺失，首先表现为跨文化传播理论中的立场取代观察、利益取代客观真理追求的反科学现象：文化交流和对话完全基于经济理性人假定的纯功利性，人类的普适价值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中国大陆的“文化走出去战略”研究中，一些学者公开主张和竞相追逐权力话语，在把文化竞争退化为看谁嗓门高的音量比拼和民族主义激情的利用，而传播内容的精神贫血却长期没有得到认真的讨论。

话语权力不等于权力话语，文化的交流和国际文化的竞争主要还是文化内涵与品质的竞争。有理不在声高，谎言重复一千次仍然是谎言。不管你是“西方声音”还是“亚洲声音”，一种声音的确立，其主要标志不是你传播的数量，而是传播的内涵，不在于你讲了多少个“不”，而在于你真正能惠及人类的文化建构，在于你确立了多少个“是”。

从正义论的角度看，传播是协商对话而达成共识，实现最大的共同利益，而不是单向的宣传和灌输。而且，即使从宣传的角度讲，真正切实的宣传效果仍然是以正义论为基础的。

首先，正义论基础保证了宣传者的公信力。正义建立的基础是全面客观的真实，而任何有效的宣传都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不仅要保证所传播的事实全部为真，而且要保证全部真相都得到了传播。

其次，正义论基础保证了宣传的精神影响力。什么可以凝聚民心？是“议题设置”的技巧还是精神本身的号召力？在信息发达，民智开启，各种文化间交流日益丰盛的 21 世纪，其答案是不证自明的。如果宣传者的影响力来源于他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先进的生产力，那么只有在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民之间、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分享、平等对话和协商交流，这样的代表在逻辑上才是可能的。如果宣传者的精神感召力和影响力来源于他是先进的文化的代表，那么最高的正义就应该逻辑地包含在其中，在传播理论上就更离不开正义论基础。

  确立正义论的理论难点在于：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和多元的社会中，是否可能存在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宗教信仰、风俗、道德等差异的普适正义？直面这一尖锐的问题，进而在解答中建立起正义论哲学，这既需要非凡的智慧，更需要科学的勇气。 20 世纪伟大思想家罗尔斯（ John Rawls ， 1921-2002 ）的不朽之作《正义论》，一反长期以来在美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提出了普适性的正义理论，并将其发展成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为世人提供了一种比功利主义更合理的理论基础。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不管多么雅致和简洁，如果不是真的，就必须被抛弃或修正；同样，法律和制度不管如何高效和有序，如果不正义，就必须被改革或废除。” [i] [1] 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正义优先”，它表明正义作为一种价值原则在价值体系或道德原则框架中的优先性地位，也是实践性学科服务于人类福祉的基本原则。当其它价值原则与正义原则发生冲突时，不论它们多么有特色、多么古老，都必须为正义原则让步，以保证正义优先。

正义优先原则不仅意味着正义是我们评价一种社会制度的重要标准，同时也意味着传播体制的正义性应该成为传播学一个基本问题和传播学研究的前提性预设条件，因为正义原则不仅应该体现为财富、金钱、荣誉等基本权利和机会的公平，更应该体现为知晓权保护、人的尊严的保护、政治参与权和信息分配等方面。

选择建立特定的社会制度和传播制度，其实质就是选择确立一种指导社会基本结构设计的正义原则。罗尔斯将正义原则的内容表述为：“ 1 . 每一个人对于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适应体制（ scheme ）都拥有相同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这种体制与适于所有人的同样自由体制是相容的； 2 . 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们所从属的公职和职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机会平等原则）；第二，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而且，在正义的这两个原则排列上，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在第二个原则中，公平的机会平等优先于差别原则。“这种优先意味着，在使用一个原则或者针对实验样本来检验它的时候，我们假定在先的原则应该被充分地满足。” [ii] [2]

按照这种正义论原则，一套合乎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首先要有政治的平等，然后是社会和经济利益方面的“机会平等”的原则，使那些拥有平等天资和能力并具有使用这些天赋的同样意愿的人们应该具有相同的成功可能性，而不受他们的家庭出身、阶级等个人条件的限制。

限于论题范围和篇幅要求，本文不可能展开关于以普适正义原则指导现实问题是否可行和如何可行的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对人类共同利益的深切关注，没有普适的正义原则，而只以自己所在集团、国家和民族的特殊利益为行动准则，人类就不能维持整体的正义社会。任何基于普遍人性和人文关怀的伟大思想体系，无论是中国儒家的“大同”理想，还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都或隐或显地得到了普适正义原则的支持，都是以普适正义为其理论的基础性预设的。

怀疑普适正义论的人往往会以现实社会的多元化存在为依据。但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只是提醒我们在制度设计上保证形成良性互动的机制，提醒我们为信息的透明和平等的对话协商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从而促进多元价值的综合平衡，使整体的正义实现为具体的社会正义。具体正义的实现，正是整体正义实现的现实途径，也是传播学从工具理性的沟通术发展为服务社会正义的“大传播”的学理依据。

二、正义论的缺失与“议题设置”的中国神话

一部不太长的传播理论发展史，尽管曾经有过技术还原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但对正义问题的关注仍然构成了鲜明的发展主线。在这条主线上，“传播被看做是一种规范的、伦理的、政治的活动，是权力、文化与民主选择之间的动态关系。”传播史研究者埃里克·麦格雷在梳理了西方传播理论史时指出，“客体、社会关系和政治秩序，是传播的题中应有之义。任何一种传播学理论都是由几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组成的：人与人交流的功能化型、对权力 / 文化关系的判断、统领全局的政治秩序观。有的理论对某个部分略而不谈，实际上，作者在被略去的问题上一样有主张，只是没有明言。每一种理论都对世界给出新的独特解释，一些简单的理论组成部分（如模型）简化了世界的复杂性，与此同时，任何理论都是由科研预设以及意识形态、伦理观念和政治判断组成的。无视理论某个部分或多个部分事先已经纳入的观点，就可能冒倒退的风险。学术研究思潮的发展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iii] [3]

在正义论缺失的情况下，埃里克·麦格雷所担心的退化不仅是存在的，有时还是非常严重的。埃里克·麦格雷写作《传播理论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揭示这种退化现象，“指出理论走向还原主义或科学主义之后会再现出怎样的粗暴。” [iv] [4] 不过，通观他的《传播理论史》，比照当今的传播学研究现实，我们发现，最典型的退化其实并不是发生在西方的传播学界，而是发生在引进西方传播学的当下中国大陆。从某种意义上看，西方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引进和应用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弱化其正义论原则的退化过程。在此，我们以著名的“议题设置”假说在中国的引进和应用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大陆的传播学界普遍地把“议题设置”假说奉为可以指导实践的科学原理，不加反思地加以引用，力图充分发挥大众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为强化“舆论引导”服务。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普及和突发事件的增多，中国大陆主流媒体的“议题设置”往往失效，官方的议题设置意识和努力在统一宣传口径和媒体“禁声”、网络“封贴”而强化到无以复加，但杭州“ 70 码事件”和贵州“瓮安事件”之类的公众议题压迫主流媒体的网络群体事件却一再干扰着政府议题设置的效果，不断向人们提示“议题设置”在信源丰富条件下效果是有限的。而我们的学术界却似乎对此熟视无睹，仍然维持着“议题设置”普遍有效的神话。

在西方的传播理论史上，“议题设置”（ Maxwell McCombs, Donald Shaw, 1972 ）假说与与李普曼的“拟态环境”论，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有关共同的正义论关怀：在理论的动机中包含了对媒介操纵舆论、扼杀多样性的深切担忧。理论家们揭示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是为了提醒人们对其加以警惕，防止民意被政府所操纵。 [v] [5]

“议题设置”假说的实证基础是：在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与传播媒介的报道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对应的显著相关性，即传播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往往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中。根据这种相关关系，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形成社会“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 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断。

“议题设置”假说的积极意义是提高了人们对媒介影响社会方式的关注，引发了随后对报纸、广播电视媒介等不同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的特点的一系列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议题设置”假说并不具备科学原理的地位。其中最重要的缺陷是：公众意识与媒介议程的“相关关系”并不等于媒介影响公众的“因果关系”，如果要谈因果的话，在信源丰富、媒介自由竞争、言论自由的条件下，媒介与公众之间的影响是双向，议题设置的因果关系也应该是互为因果的。后起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对受众使用媒体的自主性和主体意识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其实已经对“议题设置”假说的缺陷进行了必要的补充。

我们看到，当代西方传播界虽然也研究“议题设置”，然而是把它作为政策制定的一个阶段来定义的：在正式的政策提案提出之前提出相关问题，引起社会关注，为下一步讨论通过。 [vi] [6] 而且有关“议题设置”的研究还常常和“媒介偏差”联系在一起做关联研究。 [vii] [7]

然而在中国大陆，“议题设置”假说却演变成了“议题设置”神话。这个神话的产生源于大陆学者对“议题设置”有意无意的误读误用：一是误读，把“议题设置”这一有缺陷、有约束条件的假说当成了普遍的科学定律；二是误用，努力追求“议题设置”功能的强化，希望把本当警觉与限制的媒介“议题设置”功能加以发挥光大。

通过“中国知网”（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 CNKI ）进行关键词检索，我们可以对中国大陆的“议题设置”相关研究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中国知网”（ CNKI ）系列包含多个数据库，其中《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 1979 年至今 8200 多种期刊，按学科分为 168 个专题，每日更新，年新增文献 100 多万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收录了全国 652 家硕士培养单位的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累积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文献 55 万多篇，《中国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收录全国 420 家博士培养单位的博士学位论文，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累积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文献 7.7 万多篇。此外，通过“中国知网”（ CNKI ）还可以检索引文、会议论文、报纸、专利、成果、标准等数据库并获得摘要信息，并检索 1994 年以前的期刊论文摘要信息。

下表是通过“中国知网”（ CNKI ）以“议题设置”为关键词检索到的结果：

1994-2010 知网“议题设置”检索结果

共有记录 30条
序号	题名	来源	年期	来源数据库
1	郁闷的信息，愤懑的话题，欣喜的期待——看《河南商报》关于“西流湖”报道的议题设置技巧	新闻爱好者	2010/03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2	运用网络提高传统媒体的议题设置能力	新闻采编	2010/02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3	运用网络提高传统媒体的议题设置能力	黑龙江史志	2010/11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4	西南旱情与媒体议题设置能力	青年记者	2010/18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5	议题设置在军事对外宣传中的运用	军事记者	2009/09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6	论“行风热线”民生议题设置的价值传递	新闻界	2009/05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7	好莱坞大片式的宣传攻略——从“解救被劫船长”看西方媒体的议题设置	军事记者	2009/06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8	树立“作品”概念 加强系统报道——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的议题设置	新闻战线	2009/06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9	议题设置在军事对外宣传中的运用	军事记者	2009/09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0	论“行风热线”民生议题设置的价值传递	新闻界	2009/05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1	以优质的议题设置占据优质的受众注意力—— 浅评央视《海峡两岸》栏目	中国电视	2008/02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2	博客时代的议题设置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02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3	党报舆论引领的议题设置	新闻实践	2008/08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4	议题设置：今天的新闻应该是什么	新闻实践	2008/08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5	“西学东渐”后的理论衍变——对中国“议题设置”理论研究 (1986-2008年 )的实证分析	当代传播	2008/06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6	党报主导舆论的议题设置	中国记者	2008/09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7	西方媒体涉华报道中的议题设置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01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8	ADIDAS 广告中的议题设置及其特点	新闻界	2007/04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9	从“凯雷收购徐工”事件看博客议题设置的特点	科技信息 (科学教研 )	2007/28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20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议题设置理论的探讨	北京教育 (高教版 )	2007/12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21	BBS 议题设置与“神六”发射	传媒观察	2006/02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22	中国新闻传媒的议题设置	新闻知识	2006/01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23	从“前湖上建温室工程”事件看《现代快报》的议题设置功能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01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24	媒体对城市化议题的设置	当代传播	2006/03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25	试论议题设置理论的应用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5/01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26	敏感问题报道中的议题设置功能—— 新华社《关注民工工资》系列报道个案评析	新闻与写作	2003/03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27	浅谈议题设置在学校管理中的应用	河北工程技术职业学院学报	2003/03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28	课堂议题设置“四性”	教学与管理	2003/30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29	浅析《南方周末》的新闻理念与议题设置	江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3/06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30	“议题设置”理论与“炒新闻”现象	新闻大学	1996/01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我们看到，在检索出的 30 篇文章中，除一篇是对“议题设置”本身的研究外（第 15 篇《“西学东渐”后的理论衍变 —— 对中国 “ 议题设置 ” 理论研究 (1986-2008 年 ) 的实证分析》）外，其余几乎都是对“议题设置”理论的直接应用，而且其努力目标都是为了提高媒体的“议题设置”能力。其中还有 3 篇文章努力把“议题设置”理论运用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学校管理中。（第 20 、 27 、 28 篇）。通过使用模糊检索对上述结果进行检验，结果有 50 篇文章，而其内容构成及大体比例却未变。通过百度探索检验，所得的基本情况与此类似。

从总体上看，这些文章没有对媒体“议题设置” 功能的正义论反思和批判，甚至没有基本的警觉。而且，这些文章反映出的相关研究也没有对媒体“议题设置”的边界约束设定，研究者们似乎都相信，只要进一步提高了“议题设置”的技巧，媒体的“议题设置”功能就能马到成功，舆论一律的“和谐”局面就能完全实现。

可喜的是，进一步追踪这些文章的国内引用文献，我们也找到了少量针对“议题设置”问题进行独立研究和判断的成果。例如，有实证研究发现，“议题设置”假说并未得到中国传播实践的完全支持（张国良、李本乾、李明伟， 2001 ） [viii] [8] ，甚至发现存在“议题设置”根本失效的情况（尤澜， 2004 ） [ix] [9] ，可惜的是这些研究仍然局限于对公共意识与媒体议题的相关性考察思路，仍然只以如何提高“议题设置”能力为研究的目标。

姚锋的硕士论文《走向“交往”的议程设置——博弈的视角》（苏州大学 2004 ，指导教师：徐国源），把博弈论引入“议题设置”研究中，提出了“议题设置的过程实际意味着媒介、公众、政策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注意力的支配来进行博弈，博弈达成的均衡形成最后设置的议程”，这实际上是对“议题设置”的原初假说进行了更符合实际的重要修正，但似乎没有得到学者们的应有注意。博弈论比控制论接近了传播正义论的边缘，但并不等于传播正义论可以被替代，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观点如果没有正义论的审视，就难以显示其理论的重要性，被学界所忽视也就难以避免了。

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学界对“议题设置”神话进行的最直接的批判来自刘建明的《对“议程设置”论的修正——关于传播学未来走向的个案研究》（刘建明， 2000 ）。这篇文章以“图像”和“议程”的不同为依据，直接否定了“议题设置”理论。刘文认为，按照“议题设置”理论，“国内外多数传播学者认为，大众媒体对人们关注的对象和议论的话题具有决定性的引导作用，控制思想的效力是不可怀疑的”，而这种结论实际上“过于武断”。 [x] [10] 刘文不仅指出了“社会关系的种种因素，决定了新闻议程在不同受众群转化为公众议题的可能和广度”，而且以鲜明的正义论关切，揭示了中国“议题设置”神话的要害——正义论的缺失。刘建明把这种缺失描述为“议题设置”理论对社会关系客观存在的颠倒：

“作为主体的人，他们总是为实现自己的目的主动地再现自我，在创造世界中直观自身。这样，人们会自然地融入一定社会关系，对自然界和社会的各种现象形成自己的议题。这些议题包含许多真知卓见和大智大勇。议程设置论似乎把这种客观存在颠倒了，视一切议题为记者选择和设计的结果，伴随新闻向公众推销，然后是公众雀起而动，记者精英指引他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如此云云，把人民的主体作用误认为应声虫的嗷嗷鼓噪，蔑视了社会发展机制中最有生气的东西。” [xi] [11]

在这篇文章中，刘建明还文提出，“把公众中存在的议题全面、真实地反映给政府呢 ? 这是各国传媒工作者需要认真反省的”。

本文认为这样的反省十分重要。不过，本文更主张在对“议题设置”神话的反思中，要注意把“议题设置”假说的理论贡献与后来的“议题设置”神话相区别。欣赏“议题设置”假说对媒体功能实证研究的贡献，这种贡献离不开它基于正义原则社会关切，即对精神的垄断的可能性和传媒的操纵可能性的警觉。而“议题设置”的中国神话却与这种原初精神背道而驰，其所追求的，恰恰是对精神的垄断和利用传媒实现操纵。操纵合法化，控制技术化，这就是这种神话生产的精神基础，也是中国 “议题设置”操作往往失效的根本原因。

三、“讲政治”的首要原则是“讲正义”

“讲政治”一直是中国大陆党和政府对大众媒介的基本要求，也是作为喉舌机构的媒介自觉遵守的职业守则。就其媒体的社会作用而言，以“讲政治”作为媒体守则并无不妥，党媒更是以“讲政治”为自己的特色。但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讲政治与讲科学、讲尊重现实、尊重民意并不矛盾。善政与恶政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是否有最高正义的尊重和普适价值的关切：恶政只关于统治集团的利益，而善政则讲科学、讲尊重现实、尊重民意。

按照《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的逻辑，政治就意味着追求正义，因为“正义观念是政治的”。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一种正义观念，在《政治自由主义》则提出了政治的正义观念（姚大志， 2010 ）。按照罗尔斯的解释 , “正义观念是政治的”有三层意思：首先，正义观念被构造出来只是为了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即作为社会合作体制的主要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其次，正义观念的表达独立于任何统合性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最后，正义观念是按照基本政治理念加以解释的，而这些基本政治理念被看作是内在于民主社会之公共政治文化之中的。 [xii] [12]

在国际传播与国际政治的竞争中，正义原则的关切不仅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立脚的基础，也是获得实在的传播效果、在话语竞争中克敌制胜的关键。出于对普适价值和最高正义原则的关切，我们就需要传播中掌握好普世价值与国家特色之间的关系，切身利益与精神高标之间的关系，以足够的思想高度和足够的精神境界形成传播的势能，形成足够的感染力，从而达到政治宣传和文化“走出去”——实现有效对话——的目的。否则，政治宣传就可能变成自说自话，文化传播就可能变成欣赏杂耍般的猎奇。

在此，研究一下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政治宣传策略，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对普世价值与国家特色之间的关系，切身利益与精神高标之间的关系平衡有切实的认识，同时获得师夷之长的功效。

不可否认，奥巴马总统的一系列著名演讲曾经感动了美国人，也感动了世界各地熟悉和不熟悉他的人。作为在金融危机中就任的黑人总统，他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和爱戴。从他的就职演讲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十分重视从普适价值和正义的关切汲取思想资源，获得精神优势。他在这篇讲学中开宗明义，就提出在美国历史上的许多严峻时刻，“支持美国前进的不仅仅是领导人的能力和远见，也在于美国人民对国家先驱者理想的信仰，以及对美国立国宪章的忠诚。”他不止一次地强调美国制度的正义论基础和价值的普适性，他引用《圣经》，引用美国开国元勋的建国精神表述， 不断强调美国理想的价值理念，并且从人类共同理想的普适高度来运用这种价值。他说：“我们认为国家安全与国家理想的只能选其一的排他选择是错的。面对我们几乎无法想像的危险，我们的先辈们起草了确保法治和个人权利的宪章。一代代人民的鲜血夯实了这一宪章。宪章中的理想依然照亮着世界，我们不能以经验之谈放弃这些理想。因此我想对正在观看这一仪式的其他国家的人民和政府说，不论他们现在各国伟大的首府还是在如同我父亲出生地一般的小村落，我想让他们知道：对于每个追求和平和自尊的国家和个人而言，美国都是朋友，我们愿意再次领导大家踏上追寻之旅。”当他以激昂的声调说出上述这段话的时候，现场的听众情绪达到了高潮，而国外的电视观众也有许多为之感动。

如果 奥巴马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言人只讲自己的国家利益，只把自己的精神动力局限于对民族主义情绪的利用，虽然也会对国内选民形成一定影响，但其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度却有天渊之别。大众也是人，是人就不会只是利益的动物，而更是精神的动物。他们不仅仅是活着，同时还要活得有意义、有价值。一个的领袖如果只强调物质利益，而提不出激动人心的精神目标，其难以收到振奋人心的传播效果且不说，风气所及，长此以往，还会造成一个民族精神的矮化现象。

水往低处流，“精神势能”也总是由较高的层面向较低层面灌输。在国际政治的竞争中，如果一方占据了普世价值和最高正义原则，另一方只是一味地强调自己的特色和个性，势必会以形成一种精神上的不对等的竞争，二力相较，高下立现。在此，我仍然以奥巴马讲演为例来观察和说明这一现象。

2009 年 11 月，奥巴马出访中国，这是他第一次到中国访问，中国也是他作为美国总统就任以后第一个访问的国家。在中国之行的第一站上海，他在复旦大学发言面对“未来中国领导人”的演讲和对话。其中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交锋。

在讲演之后的互动阶段，有中国大学生问奥巴马：“您的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来构建一个由不同文化组成的多元世界？您将采取哪些措施来表示对他国不同文化和历史的尊重？”

由于这次演讲和对话的特殊重要性，我们相信中、美都事先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这个问题，蕴含的价值原则鲜明而直接：强调多元，强调尊重个性，其直接针对的是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

奥巴马回答：

“这个问题提得好。美国的优势之一便是我们的多元文化。我们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组成，因此没有一个定义能够界定美国这个民族。就我本人的家庭而言，父亲来自肯尼亚，母亲来自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堪萨斯州，妹妹有一半印尼血统，而妹夫是来自加拿大的华裔。所以当我们奥巴马家族聚会时，就像一个联合国。”（笑声）

美国的种族问题一直为世人诟病，因为白人压迫黑人而使其普遍正义原则受到怀疑和嘲笑。但是，当黑人总统奥巴马上台以后，这样的批评的力量就大大减弱了。奥巴马自己就非常有意识地不断提及自己的黑人身份和肯尼亚渊源，用自己的血统说事，获得更高层次的精神资源。所以他在此接着说：美国正因为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理念而“成为一个更具活力的社会”，从而完成了第一个回合——国内问题的攻防。

在第二问题，即美国的外交政策上，奥巴马只用于一句“美国不应假定有益于本国的事情也同样有益于他国，我们必须用谦虚的态度去对待其他国家”作为防守的过渡句，就立即转入了反击，他话锋一转说：

“我必须说明一点，我在开场白里曾说过，尽管文化背景各异，但我们坚信确有一些基本原则适用于全人类。例如，联合国正在积极努力，确保世界各国儿童都能享有某些基本权利。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可能都出现过童工、奴役儿童的现象。尽管历史事实如此，但各国均应承认这一点，即我们较以前更加善待儿童，而且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

我相信，这一点对女性的待遇也同样适用。在与上海市长共进午餐时，我们进行了十分有趣的讨论。他告诉我，目前在中国许多行业中，女性从业者人数多于男性，大学女生的录取数量实际上超过了男生，女性在各行各业的表现都很出色。我认为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回顾世界发展的历史，衡量一个国家进步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其在女性教育和女性待遇方面的表现是否出色。在发挥女性聪明才智和女性教育方面表现出色的国家通常在经济上要领先于其他国家。”

奥巴马拿中国引以为自豪的女性解放说事，把问题引入普世价值观念，然后以正义捍卫者的姿态说道：

“不同文化对男女两性关系看法各不相同。但是，在美国，我们普遍认为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女性权利具有重大意义。一旦发现有女性受压迫、机会被剥夺或沦为暴力的牺牲品的现象，我们就会予以强调的谴责”。

这是奥巴马借机对中国人说美国人喜欢对别国事务“说三道四”的回应。不让别人“说三道四”，所持的是尊重个性的价值立场，而偏要对别国“说三道四”，尊循的是普遍价值和普世正义的立场。奥巴马的政治传播策略中注意了普世价值与国家特色之间的平衡，而不是执其一端不及其余，同时又充分借势于普世正义的精神影响力，所以显得自信而有力。他回答完这个提问还意犹未尽地总结说，“我们不敢声称自己已经把这些问题都彻底解决了。然而，我们坚信有必要立场鲜明地拥护这些人类所普遍遵循的理论和价值观。你们同意吗？”

四、如何建构传播正义论

传播学理论的建设需要传播正义论的支持，在一个完备的传播学理论体系中，我们需要给传播正义论留下应有的位置。我们希望借由传播正义论的建立回归源自法兰克福的价值理性和正义的激情，但同时又把正义的激情和媒介的批判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

传播正义论的建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同的学者可以各不相同研究路径和建设思路。但是根据传播正义论基本原理和主要应用领域，传播正义论目前可以着手建构的理论体系和相关工作，可以表述为“三大板块”，“五大内容”，其基本任务和操作建议如下表：

传播正义论体系建设方案设想

三大板块	五大内容	基本任务	操作建议
原理论	传播正义原理论	将哲学伦理学的正义论理论和基本原理导入传播学，构成传播正义论的哲学基础。	与哲学界相关专家合作，进行交叉学科研究。
制度论	传播制度正义论	以正义论原理为基础，研究社会的传播资源分配、使用和管理方面的正义论问题。	与法律学、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
应用论	正义传播与传播正义史	研究正义观念的发展演变与传播历史和传播正义的演变史，以形成现有的专题传播史，尤其是现有的以阶级和意识形态斗争为视角的传播史的补充。
	跨文化传播正义论	研究全球正义问题和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中的正义问题，如跨文化传播的正义论原理、原则，对有损正义原则的问题提出改善建议。	进行国际合作研究和不同文化间传播的民族志研究。
	公民社会与传播正义	研究传播构成社会通过中的正义问题，推动公民社会在正义原则指导下的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实现。	联系民主与法制建设、公民社会与公共空间、新闻舆论监督等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上表只是一个初步的体系构想，我们相信在传播正义论的建构实践中一定会使这个初步构想趋于更加合理。任何人如果对此构想提出修改完善的意见，我们将不胜感激。如果具体的研究成果如果能以实绩形式对上述构想做出了任何实际的推进，我们会更加感激。

小结

在传播理论中确立传播正义论的根本地位，确立正义优先原则，是当下中国传播界学科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

传播正义论强调对普适价值和最高正义原则的关切，但并不排斥对文化多元性和利益多元性的关注，恰恰相反，传播正义论所谓的整体正义，正是在平等对话、充分交流、利益整合基础上的正义，这就需要我们在传播研究中强突出分享、共识理念，在政治与社会的传播更弱化工具更改和控制理论，切实平衡普世价值与国家特色之间的关系，切身利益与精神高标之间的关系，以必要的思想高度和足够的精神境界形成传播的势能，形成足够的感染力，以避免政治宣传变成自说自话，文化传播变成欣赏杂耍般的猎奇。

在一个功利价值观盛行、正义的普遍性和人类普世价值受到一些公开的否定的社会中，坚持正义论优先原则需要有特别的勇气，因为需要面对更多的现实和理论上的困难。但是任何困难都不是放弃正义论的充足理由。

[ 作者简介 ] 李思屈，本名李杰，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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