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环境学的思想谱系——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三
提要：本文考察媒介环境学三代学人学术思想史的继承与超越，以伊尼斯、麦克卢汉、波斯曼和莱文森为重点研究对象，旁及其他学者。麦克卢汉把伊尼斯的学术思想发扬光大，把媒介环境学的思想传遍全球，但两人的思想和而不同。波斯曼戏称自己是“麦克卢汉的孩子”，但又“不是很听话的孩子”，他大力张扬现实关怀和道德关怀，揭示麦克卢汉隐而不显的宗教关怀。莱文森称波斯曼是自己“最亲近的思想之父”，但又不赞成老师对电视的批判，戏称“我是他的老师，他是我最不争气的学生”。文章重点向纽约学派的波斯曼和莱文森师徒二人倾斜。
关键词：媒介环境学，继承与超越，哈罗德·伊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詹姆斯·凯利，尼尔·波斯曼，保罗·莱文森，乔舒亚·梅罗维兹
一、多伦多的双星
媒介环境学多伦多学派第一代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一共4人，他们是刘易斯·芒福德、埃里克·哈弗洛克、哈罗德·伊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伊尼斯和麦克卢汉是其中双璧。两人为多伦多大学同事，20世纪50年代初完成媒介环境学经典，同属第一代，但伊尼斯不幸英年早逝（1952），麦克卢汉则继续活跃在学坛，直至1979年中风而失去语言能力。所以虽然两人同属第一代，却有学术上的承继关系。
伊尼斯留下传世经典《帝国与传播》（1950）、《传播的偏向》（1951），其中最重要的遗产是：媒介偏向论、传播偏向论、时间偏向、空间偏向、帝国组织、口头传统、知识垄断的理论和概念等等。在古希腊口头文化的研究方面，他既向几位古典学的同事学习，又反过来对埃里克·哈弗洛克产生重大影响，激励他完成传世之作《柏拉图导论》。
伊尼斯的研究成果可以叫做传播理论、媒介理论或媒介环境学的早期版本。
麦克卢汉受伊尼斯的影响已经广为人之。他的“媒介讯息论”就是伊尼斯“传播偏向论”的继承和发展。麦克卢汉说乐意把自己的经典《谷登堡星汉》（1962）当作伊尼斯的注脚，赞许伊尼斯是研究传播媒介的千古一人。他对伊尼斯的推崇传为佳话，以至有人说，如果没有麦克卢汉的大力宣扬，伊尼斯或许会默默无闻。
麦克卢汉坦言：“伊尼斯研究技术的影响，2 400年来，仅此一人，这确实令人吃惊，因为有机会从事这种研究的了不起的思想家真是太多了。研究文字对人的影响，或任何东西对人的影响的，惟有他一人。这是伊尼斯独步天下的特点。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从来没有研究过任何东西对任何人的影响。”[1]
麦克卢汉的传记作者菲利普·马尔尚也认为，“伊尼斯是口头文学的百科全书，是修辞学家梦寐以求的楷模。他正在紧锣密鼓地写1 000页左右的著作，论加拿大的传播史，表达他对纸浆和纸张、报纸和舆论的影响深远的思考。实际上，他做了许多麦克卢汉想做的研究工作。”[2]
马尔尚又写道：“伊尼斯给麦克卢汉留下了许多空间去填补，同时又给他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提示，说明如何去构建一种新的文化理论……麦克卢汉在致友人的信中说，伊尼斯给他“特别的激励”，推动他进入媒介研究的领域。”[3]
二、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孰高孰低？
对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学术地位孰高孰低的评价，后继的学者尤其是媒介环境学者持论略有不同，有人认为麦克卢汉在上，也有人认为伊尼斯在上。前者有保罗·莱文森和菲利普·马尔尚，后者有尼尔·波斯曼和詹姆斯·凯利。
马尔尚的评价有：“麦克卢汉以痛惜的口气质问：‘伊尼斯那么多学生，有几个听他的话？有几个认真读他的书？’至少在这一点上，麦克卢汉可以居功自傲。他把自己的《谷登堡星汉》称为伊尼斯的注脚，这似乎有点过分慷慨。不过，将来人们读伊尼斯时，伊尼斯就要成为麦克卢汉的注脚了，不会倒过来的。”[4]
他又说：“麦克卢汉很快就超越伊尼斯，向前跨进一步。他认为，虽然每一种媒介对人的一切感官都产生影响，但是它们特别突出的影响，要吗是视觉，要吗是声觉。”[5]
莱文森以几部名著阐述并发展了麦克卢汉的思想，成为当之无愧的“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但他对伊尼斯却吝啬笔墨，所以我们说，他认为麦克卢汉在伊尼斯之上。
除了莱文森之外，研究伊尼斯卓有成效的学者有波斯曼、凯利、丹尼尔·齐特洛姆（Daniel Czitrom）、乔舒亚·梅罗维兹（Joshua Meyrowitz）等，其中最雄辩、最多产地阐述伊尼斯的是波斯曼，最坚持不懈地研究伊尼斯的是凯利。凯利和波斯曼两人倾向于认为，伊尼斯在麦克卢汉之上。凯利的评价比较极端，波斯曼的评价比较平和公允。
凯利说：“在这块大陆上，对传播学做出最伟大贡献的是伊尼斯的著作，而不是麦克卢汉的著作。”[6]
波斯曼断言，伊尼斯是“现代传播学之父”[7] ，但他同时又坦诚，自己和众弟子是“麦克卢汉的孩子”。
波斯曼指出，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在人性关怀上略有差别：“麦克卢汉常常否认媒介人性化的观念，伊尼斯则从来不否认这个观念。麦克卢汉认为，如果人们使用媒介有助于感官的平衡，那就是比较好的媒介。伊尼斯则认为，如果媒介促进时空观念的平衡，那就是比较好的媒介。”[8]
伊尼斯和麦克卢汉两人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表现却不一样。伊尼斯表现出对英国帝国主义的失望，对稍后美国的冷战态度和技术主义也感到失望。他反感美国文化的霸道，警惕加拿大沦为美国的“殖民地”，为批评美国文化中的军事主义而撰写《美国宪法的军事命题》。在加拿大对抗美国文化的国策研究中，他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麦克卢汉也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但他的表现形式却稍有不同。20世纪60年代，几所美国大学不惜重金，想要把麦克卢汉从多伦多大学挖走，均遭失败。为了请他到美国工作，热心人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福德姆大学的传播学教授约翰·卡尔金（John Culkin，1928－1993）的积极推动下，纽约州议会特设的“施韦策讲座教授”特聘他到福德姆大学任教一年；这次“猎头术”之所以成功，得力于卡尔金的“夫人路线”，而不是对麦克卢汉本人说服的结果。麦克卢汉感到最骄傲的是：加拿大比美国略胜一筹，因为加拿大是美国的“反环境”，加拿大人旁观者清，能够给美国人提供“早期预警”。他最得意的荣耀是加拿大功勋章（Order of Canada），去世前夕患失语症之后，时常佩戴，以此示人，因为这种勋章只颁发给在重要领域里做出杰出贡献的加拿大人。
三、波斯曼——纽约学派第二代的精神领袖
媒介环境学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尼尔·波斯曼、沃尔特·翁、詹姆斯·凯利。
沃尔特·翁（Walter Ong, 1912-2003）是麦克卢汉的弟子，20世纪50年代成名，在古典学、口头文化研究上自成一家，相信他的名著《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1982）中译本不久会与读者见面。
詹姆斯·凯利（James Carey，1934－2006）是美国新闻学家和传播学家，最大贡献是引入传播的仪式功能，他把传播作为文化来研究。他推动新闻学的教育和研究，对媒介环境研究也做出了贡献，主要表现是：（1）推崇、阐释并光大伊尼斯的思想，（2）生平的最后10年转向媒介环境学研究。但总体上说，他和媒介环境学的关系若即若离，对麦克卢汉的成就估计不足。他的文集《作为文化的传播》业已引进国内。
波斯曼率先在纽约大学创建“媒介环境学”博士点，在思想史、组织上和体制上为媒介环境学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到1996年，他领导的这个专业已经培养出100多位博士、400多位硕士，包括林文刚和孙振滨两位华人博士。他的桃李正在把媒介环境学普及到全球。由他的同事和弟子创建的媒介环境学会几年之内迅速壮大，使媒介环境学派成为北美传播学鼎立三足之一。
由此可见，波斯曼对媒介环境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无与伦比。他对该学派前辈学者思想的发扬光大不仅表现在他的大量著作中，而且体现在他培养的数以百计的硕士和博士身上，他的许多弟子成为卓有建树的人物，至今活跃在新闻、传播、教育的学术和实务战线上。
他起初是美国英语教育家、教育学家，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英语教育和传播研究两个领域齐头并进，成为著名的社会批评家。然而，他又绝不仅仅是个别领域的专门家，他是一个超越学科边疆、没有学科界线的人。
他是一个印刷文化人，坚守印刷文化，警惕电子文化对文化素养的侵蚀。令人称奇的是，他终身只用钢笔写字，从来不用打字机和电脑；他从来不作即兴讲演，也不用提纲，一切讲稿、论文和书稿都用手写的方式完成全文。与此同时，他又是讲故事的一流高手，课堂教学令人倾倒，所以我们说，他又是口头文化人。
他高扬人文主义的旗帜，旗帜鲜明地主张现实关怀、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与麦克卢汉自称的道德中立分道扬镳，而且揭示麦克卢汉言语背后深刻的道德关怀和宗教情怀。
他对麦克卢汉一往情深，对麦克卢汉的评价却比较谨慎适度。他不是麦克卢汉的学生，却自认为是其私淑弟子。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就结识麦克卢汉。那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授业于著名教育家和媒介环境学家路易斯·福斯戴尔。应福斯戴尔的邀请，麦克卢汉前来作报告，令波斯曼就为之倾倒。
波斯曼欣然为《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作序。这篇序文是笔者至今看到的对麦克卢汉最简洁明快、客观公允、恰如其分、入骨三分、极其精彩的评论。在此，他自称是“麦克卢汉的孩子”，却又“不是很听候的孩子”。在这篇短文里，他解读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演化的宏大主题和精彩故事，挖掘麦克卢汉何以胜人一筹的原因，揭示麦克卢汉隐而不显的宗教关怀，解释他的名气为何远在同类学者之上。
在43年的教学生涯里，他辛勤培育桃李，浇灌媒介环境学这颗幼苗，使之成为参天大树。他传世的著作25种，其中独著者13种，合著者10种，合编者2种，主要分布在英语教育和媒介环境学两个领域，全都浸透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批评。
他奖掖后生的精神令人感动。尽管他的弟子保罗·莱文森常常与他的意见向左，他却扶持他很快成名。1977年，他刚刚接手任国际普通语义学会会刊《如此等等》的主编，就发表了莱文森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莱文森的成名作《玩具、镜子和艺术》，另一篇是为麦克卢汉的论文《媒介定律》所作的小序。
中国读者对波斯曼的了解始于他的《娱乐至死》（1985）和《童年的消逝》（1982），200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这两个中文版，大获成功。他的其他重要著作比如《技术垄断》（1992）、《作为保存活动的教学》（1979）和《修建通向18世纪的桥梁》（1999），相信不久也会在国内翻译出版。
1985年，波斯曼在《娱乐至死》里提出“媒介即隐喻”的命题，这个命题和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一脉相承。但该书对电视戕害读写文化能力的控诉，使他既有别于麦克卢汉，又有别于他的弟子莱文森。
1982年，他以《童年的消逝》捍卫印刷文化。在这一点上，他和大多数的媒介环境学者的观点接近。
波斯曼有一篇讲话重要而精彩。这是他1998年在媒介环境学会成立大会上的主题讲演，题名《媒介环境学的人文关怀》。这既是媒介环境学的宣言书，又是他个人的自白书。他借此机会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媒介环境学的由来和宗旨，旗帜鲜明地张扬媒介环境学的现实关怀、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严厉批评缺乏道德关怀的倾向。文章收入林文刚博士撰写并编辑的《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里，该书的中文版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
在这里，波斯曼提出4条人文主义原则，用以指导媒介研究：（1）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对理性思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2）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对民主进程的发展做出了贡献？（3）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使人能够获取更多有意义的信息？（4）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有损我们的道德感、我们向善的能力？。
总而言之，波斯曼是印刷文化人的典范，对电子技术的负面影响忧心忡忡。他主张媒介环境的完美平衡：语言环境、感知环境、媒介环境、多重媒介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平衡。在道德关怀上，他的立场和言论都比麦克卢汉更加旗帜鲜明。
和一切著名学者的遭遇一样，波斯曼受到的评价也褒贬不一，包括来自自己弟子的批评。这个问题留待下一节介绍。
四、波斯曼和莱文森对麦克卢汉的继承和超越
麦克卢汉和他的两位私淑弟子波斯曼和莱文森的师承关系非常有趣，三位学者一条线，有传承，却有偏离，亦有“反叛”，更有超越。波斯曼偏离麦克卢汉，莱文森“反叛”波斯曼和麦克卢汉。师徒三人差别很大，却也形成一条线，聚焦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十分关注媒介对人类的影响，认为媒介的影响超乎常人的意识和想象。
这一节首先接着上文说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