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无贵贱”之于传播学的启示
中文摘要：现实中存在着社会的等级差异，在传播学中也存在着等级差异，传播者之间，受众之间，传播者与受众之间都在世俗的等级体系中无法摆脱，也就有了诸如传播霸权、传播力量和方向不平衡等问题，而《庄子·秋水》中有言，“以道观之，物无贵贱”，无论是个人还是作为团体的媒体等传播者和大众团体，这点对其都是有很深的指导意义的。
关键词：《庄子》；物无贵贱；传播学
人处于社会当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些角色在不同的人眼中有着不同的地位，在整个大的社会背景下也就有着不同的待遇，而每个人在看待自身与他人，无非从两个角度去考虑，一个是自我的角度一个就是社会的角度，从自我的角度去分析的时候，也就是自我感觉问题，这是没有尊贵低贱之分的，因为我只是我，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么别人在自己的眼中也是一种独立的个体，而这些个体如果能够与自己相匹配，那么就或许被认为是贵的，而自认为那些不如自己的则是处于一种或许被轻视的状态，这就是自我角度上的贵贱之分；从社会角度来看就是将自己放在社会环境下，用社会的眼观用他人的眼光看待自己，以此来将自己的社会角色作以定位，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他人的自我角度去看待自己，这就很容易产生一种社会地位的问题，角色的不同也就决定了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可是一旦我们将这放到整个大的宇宙大的自然背景下，那么我们就可能得出另一个结论，即“以道观之，物无贵贱”。
在《秋水》一文中，利用了河伯和北海若的寓言故事将这说明。首先，贵贱是作为一个符号而出现的，就像是语言一样，是后天人为设定的，“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也就是说，道生万物是同处于一个水平线上的，只是后来在人为的设定下有了贵贱，正如是非曲直的问题，本没有什么对错，只是人们从自己角度和立场去看待问题，从自己所处的大的文化背景下用自己的母文化去评断其他的人的观点，其他文化，那么在这中间符合自身的也就称其为对，不符合的也就可能被视作为错误的，那么这样也就有了是非，而人们对于“是”的也就争相追求，而对于“非”的也就嗤之以鼻，即所谓的贵和贱的问题。而且无论是作为语言文字的贵贱二字还是作为意念上的贵贱概念，都是作为一种符号呈现出来的，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站在事物的那个角度去看待事物，我们只是从自我的立场去出发的，这种局限性的立场怎么可以用来概括无穷无尽的现实世界呢？世界万物形态功能不一样不代表其所处的地位低下，无论是智慧高低还是外形上高大或矮小，这都只是自我外在的符号，不能作为依据来去评断别的事物，否则那就是一种强加。而且这种符号是人定的，人言其贵则为贵，人言其贱则为贱，正如我们在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革期间，我们对于那些旧时代的所为贵地主豪绅都是打击消灭的，人民成为主人，那么贫农的地位也就高于这些人的地位，那么这又将怎么去解释高贵呢？这只能说明贵贱之分是源于人的人为定义罢了。而且这种由人用思维去判断所作出的决定是不符合事物的本性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们能给这道、一、二、三、万物作以贵贱区分吗？正所谓我们能把自己当作贱把自己的父母当作贵，或把自己当作贵把自己的儿女当作贱吗？另外，如果真要评一个高下贵贱之分，比如作为主人和作为一个仆人，在人们心中他们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可是从大的环境来说，这是一个变化的概念。“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相无，则功分定矣。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秋水》）这里所要表现的就是这贵贱是非问题的无定性，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不同的思维对于事物的认识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也会因为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现实众多的不定性因素也就直接作用于这些主观创造的事物身上，那么众多的不定性下也就使得这个贵贱概念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固定的概念作用于某个物或某些现实物体身上，因而也就没有一个标准去衡量事物的贵贱，因为事物本就无贵贱。在文中也提到了历代帝王兴衰成败，正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是非曲直贵贱又怎么能够琢磨定呢？作为一个横变的概念又怎么可以去衡量世间的万物呢？
人们所谓的高、低、贵、贱只是从某一个角度去言说的，一旦事物不在同一个角度上那就不能够用这高低贵贱作以区分了，“梁丽可以冲城，则不可窒穴，言殊器也。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捕鼠步入狸狌，言殊技也。鸱鸺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言殊性也。”[1]（《秋水》）这里通过三组事物，来表现各自的长处，其实这三组事物虽然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但是不能够给它们定义孰贵孰贱，因为这是一个无法放在同一标准上进行比较的。其实万物理同于人，都是处在一个自然的链接当中，彼此相克，彼此相依，在紧密的关系中体现出彼此的重要性，方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自然体系。那么它们内部是不是就有高低贵贱之分呢？只是从各自的角度去言有技巧或其他方面的高低上下，却不能称之为贵贱，因为事物存在于世就说明生来就有他存在的意义，这是本着没有什么贵贱之分的从无到有，而且面临死亡毁灭也都是无贵贱之分，大自然不会因为你有多么富裕你有多少势力就会将你保护起来，把你尊奉起来，在任何的生死面前都是一样的结果，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生，也无法决定自己的何时死（除自杀），在生老病死、自然灾害面前这一切由世俗规定的贵贱都是一个水泡一扎便破。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君主还是贫穷疾苦的奴隶，在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上都会经历，虽然生活的过程不一样，但是不代表自然的身份有贵贱，这一切的贵贱都是社会人为给予的符号，生是一个光光的婴儿，死是一具硬梆梆的尸体，不会带走任何的东西，那么生来与消失也就处于一个平等的线上，由此还有什么贵贱之分呢？
这种物无贵贱的思想也是源自于庄子及其思想继承者的豁达的胸襟和自由的情怀，在《田子方》一文中利用孙叔敖的故事来表明那种豁达自由而产生的淡泊名利无视贵贱的人生态度。孙叔敖“三为令尹而不荣华，三去之而无忧色”，因为他只是将这世俗的东西就像是吹来的风雨，来则迎之，去则去之，将这些利害关系不与自身相连，“吾以为得失之非我也，而无忧色而已矣。我何以过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乎邪亡乎我，在我乎邪亡乎彼。”这种释然的心态怎么会有产生对世俗名利的依恋呢？而他的一句“方将踌躇，方将四顾，何暇至乎人贵人贱哉？”更是体现出那种对待世俗贵贱的态度。而这都是《庄子》中对于贵贱的态度和看法。而且庄子本人也是如此，对待功名利禄这些所谓“贵”的象征也是视之为空，《秋水》一篇文章中曾记述了这段故事：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2]
在传播学领域，同样需要尊重这一点，无论是传播者和受众之间，以及传播者所传播的内容，都应该无贵贱之分。而一旦有了贵贱无论是人还是物，都不可能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去对待，那么这样也就使得传播过程不可能以一种相对的客观的真实性来去传播。而且这种对待世俗利益的态度会影响着传播者和受众双方，使其能够正确对待自己的人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首先，传播者和受众的角色是交换的，无所谓贵贱。一方面，传者和受众双方在传播中都是公平平等的，不存在什么地位上的差别，都是作为传者和受众而出现的。在《徐无鬼》中论述“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药也！其实堇也，桔梗也，鸡癕也，豕零也。是时为帝者也，何可胜言？”[3]由此可以看出《庄子》认为角色的更替性，因时因地而发生变化，因此不应该因为我是传者，我掌握着信息权，我高高在上，受众是渴求的一方，理应低我一等。也不应该因为我是受众，传者是为我服务，为我提供信息的工具，不应该因此而产生地位上的差别。同时也不能因为本身所具有的身份差异而影响着传者和受众角色的更改，帝王不知，贫民知晓，那帝王就得需要虚心听传。由此双方是一种平等的处在对等地位而进行传授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反应了对君王将相和贫民地位差异的一种冲击，这也是对传统伦理关系的一种冲击，而这在以后的《太平经》也有表现[4]。另一方面，传者之间和受众之间各自都是平等的，这就是人都是平等的。“以道观之，何贵何贱，是谓反衍。”[5]不能因为现实的地位差别而影响着传播和受众各自内部产生阶级，都是作为传者或受众，双方都是在平等的地位上，对于信息的掌握和对于信息的缺乏上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不管是本身为帝王将相还是贫民百姓，帝王不知，贫民不知都是不知，帝王知晓，贫民知晓都是可以作为传者，不能在传播者和受众各自内部分成若干的层次和阶层。
其次，在传播内容上，《庄子》也做了进一步的阐释，首先从正面来说，“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跂；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6]无论是枝叶还是主干，无论是长者还是短者，无论是占社会主潮的传播者的思想还是不被社会认可的思潮的传播，都应该尊重它的存在和发展，都是道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有着自己的地位，都不能因为是否是主要潮流而加以封闭和偏远，更不应该因此而去封禁一方的传播，传播内容没有什么高低贵贱，只是因为所被人们所接受的程度和范围不一样罢了，不应该因此而加之以高低贵贱的名分。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在事物的对比当中，应该从共同的一个方面去相比，而不是用不同的角度去做对比，正所谓“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矣。”[7]也就是说不能用别人的不足作为自己长处的彰显，即不能拿自己的长处与别人的短处相比。传播就是一个平等的过程，没有尊重就不会有正常的传播，也就无所谓什么真正的公平，也就不能算作是“道”了。而对于高低贵贱的评定上，《庄子》还言“天地之养也一，登高不可以为长，居下不可以为短。”[8]任何事物无论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都是作为一个现象或者概念产生的，这就牵涉到实与名的问题，即现实世界的各种物质的存在都是作为实而存在的，那么人对于这些事物的观点看法也就是作为一种虚的名存在的，任何的称谓和概念都是作为一种符号性的名存在的，那么这个符号可以在彼此之间置换，只是我们在起初的称谓中将某一个事物叫做了某一个事物，那么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个而去划分事物之间的等级差别，不能以此作为事物贵贱地位的评断标准。在人所传播的内容中虽然很多是主观性的内容，或许是不符合社会或传播对象的口味，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思考的内容不一定都是作为社会和他人所接受的内容而存在的，那么我们难道就说我们自己所思所虑的为低贱的内容吗？
而且既然“以道观之，物无贵贱”这样的人为划分贵贱之差别也就失去了事物本真的内容，在后面要讲到传播追求事物的本真性和自由性以及自我传播，那么这也就不可能将本真内容传播，也就不能使自我传播进行下去。
另外需要说的就是这种物无贵贱思想对于传者和受众人性培养上的作用，现实中往往出现有偿新闻等现象，那么这其实就是没有将这贵贱之理明白，没有像庄子、孙叔敖等那样树立一种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使得对于外界的功名利禄等世俗之事追求不已，这对于当今金钱崇拜的弊病是一副好药，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吃。而作为传者来说，如果一旦困于当中，那么他所传播的内容会有多少掺杂欺骗性呢？而且一旦将这种价值观作为传播内容去传播，势必会影响受众的人生选择，那么这就使得整个社会陷入这种弊病当中，这对社会的舆论导向和社会价值取向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作为传者一定要深刻理解贵贱之分，体会世俗利益与价值选择的关系，我们能被社会化，但是不应被利益化。
注释：
[1] 梁丽：古时用来冲撞城门的梁栋。骐骥、骅骝：都是指代骏马。狸：是指猫。狌：是指黄鼠狼。鸱鸺：是指猫头鹰。蚤：就是指跳蚤。
[2]《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中记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牲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释【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七·传一，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2145页。）这表明楚王召庄子一事并非是只是寓言故事，有着较强的历史事实性，这更加表明庄子本人对于世俗贵贱的态度。
[3] 马恒君译著《庄子正宗》，华夏出版社·徐无鬼，2005年1月，第440页。
[4]《太平经》中主张下层百姓和官员一样进行上书奏章，“言从今以往，吏民各居其处，力上书，悉道善恶，以明帝王治，以通天气，勿得相止，止者坐其事三年。”（王明编《太平经合校》上·卷四十八·丙部之十四，中华书局，1960年2月，第152页。）由此可以看出，《太平经》对于传统的君臣民关系的一种缓和与冲击，尽管这里面还存在着传统的上下级关系，但是民众与官吏能够一样地上书进言足以表明下层百姓地位的提高。
[5] 张清华主编《道经精华》上卷·庄子·秋水，时代文艺出版社，第352页。
[6] 张清华主编《道经精华》上卷·庄子·外篇，时代文艺出版社，第233页。
[7] 张清华主编《道经精华》上卷·庄子·秋水，时代文艺出版社，第350页。
[8] 马恒君译著《庄子正宗》·徐无鬼，华夏出版社，2005年1月，第4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