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隐喻到思辩：一个学术种群成长的样本——读邵培仁教授新著《媒介生态学》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成果、邵培仁教授的新著《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最近问世。[1] 春风拂翠赏新绿，作为一名徜徉于传播学之门的学习和研究者，笔者展卷之余，对媒介生态学这一新的学术种群，多了一层领悟和了解；对媒介生态研究的进一步繁荣，也多了一分坚信和期盼。
一
媒介生态学的历史，虽然渊源久长，但是它的面目和形态完全是新生的。在人类文明之树上，媒介生态学堪称晚近成形的十分鲜嫩的果实。
在媒介生态学的谱系中，“父系”学科非生态学莫属。自然科学中的生态学，最早出现于1869年，有人称之为“环境的生物学”。生态科学正式走进人文社会领域，始于20世纪40年代。70年代西方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更使生态学从学术研究的象牙塔中走出，成为一种具有普世性质的宇宙观、生命观、伦理观和审美观。
生态学中的若干理念，其实也与古老哲学传统中的天人关系论交相辉映。人与自然、社会与环境，是背反中的两极，又互动共生，演化不息。如果没有这一层“天人合一”、“万物皆备于我”的关怀与观照，我相信生态学与社会学、生态学与传播学，都会隔膜多于亲近。顺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可以在柏拉图的洞穴假象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找到某些生态的字眼。
具体到生态学理论、思想、方法与传播、文化和媒介研究的结合，《媒介生态学》一书为我们展示了前人时贤的种种闪光的思想火花，如哈罗德·伊尼斯的媒介时空论、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人体论、欧文·戈夫曼的媒介场所论、刘易斯·芒福德的媒介容器论、约舒亚·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尼尔·波兹曼的媒介环境论、保罗·莱文森的媒介进化论、梅尔文·德弗勒和鲍尔－洛基奇的媒介依赖论、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媒介失控论、大卫·阿什德的媒介控制论，等等，套用麦克卢汉的话，称得上群星璀璨。
不过，倘若以严苛的学术尺度判断的话，上述传播学者中，生态学“基因”多一些的，仅麦克卢汉、芒福德、波兹曼等有限的几位。正如邵培仁教授所指出的，目前的媒介生态研究，总的来说比较散乱，没有焦点，[2]还停留在黑箱层面。虽然它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承认为一个值得开发的研究领域，但尚不是一门科学。
对于这样一个价值上十分重要而研究工具相对欠缺的话题，研究者们从感知和触摸入手，从隐喻和描摹入手，是再正常不过的。古往今来，隐喻的、启示的、科幻的论说，不知启迪了多少混沌的或敏锐的心智。隐喻虽然常常与蒙昧联系在一起，隐喻也会开启向科学攀登的羊肠小径。
在这个意义上，崔保国教授的论文《媒介是条鱼》[3]，其实是一个深刻的隐喻。无论是历史上的集权主义者，还是现代的自由主义者，对媒介的工具本质的看法，并无二致。从生命有机体的角度看媒介，也许正是著名论断“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弦外之音。
一门学科走过了隐喻阶段后，离科学的距离就更近了一点。
二
对本土的学者来说，媒介生态学与传播学一样都是舶来品。国内习惯上将从亚当·斯密一脉相承下来的经济学称为西方经济学，似乎也应该将韦尔伯·施拉姆一手搭建的传播学称为西方传播学。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媒介生态学的术语，是英文media ecology的一种对译，另一种译法是“媒介环境学”。关于概念翻译的种种问题，《媒介环境学》[4]一书的译者何道宽教授，在多篇论文中提出了详细的解析。何道宽教授还特别指出了一点，国内的媒介生态研究，更多地是将生态学移植到传播和媒介研究中的，是原发的。
关于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之争，笔者无从置喙。不同的学术路径乃至学术论争，都可能为学科发展凭添强劲的动力。不过，笔者不同意菲薄媒介生态学的看法。所谓国内的媒介生态研究，其实也是将先前舶来的生态学加以推广和应用，中间结合了许多本土的文化传统和知识体系的因素，具有很多合理的成分。而英美的media ecology，更多地是如麦克卢汉一般，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诗化气质，是哲学层面的媒介研究。因此二者有不少明显的差别。
应该说，媒介生态学也许不等于纯正的原教旨主义的media ecology，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没有想象的大。因为媒介生态学也好，媒介环境学也好，不过是理一而分殊，彼此的话语方式虽然不同，旨趣和取向、重心和规则也相去甚远，但是都对“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有同样的省思。此外，两者至少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直觉的、顿悟的的成分多，理论的和实证的成分少。
因此，媒介生态学和媒介环境学实无高下之别。在媒介生态学研究内部，如果一定要区辨识别的话，则媒介环境学正在从对实在的现象的观察和体验，转而向行动游移，媒介生态学始终试图应用科学的手段，却以目的为依归。当然，人们对于媒介环境学所指称的那一部分学术社区，也不宜过分神圣化。事实上，媒介经济学者约翰·迪米克对媒介竞争与共存，以及利基理论的实证研究，也是媒介生态研究的一个分支。[5]
在这里，笔者倒是与邵培仁教授有一点分歧。邵培仁教授认为，将media ecology的中文统一译为媒介生态学更约定俗成一些，[6]笔者则以为无妨，可以留待时间的检验。在“环境”、“生态”或其他话语方式之间，如何抉择服从于各自的理由，但是选择背后所透露的学术逻辑，以及选择本身所带来的学术贡献，对于媒介生态这个学术种群的发展，才是真正重要的。
三
在国内，邵培仁教授是最早开展媒介生态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论文《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 公开发表于2001年[7]，称得上是此一领域本土化研究的开拓者。当然，学术贡献应比学科的创立享有更高的地位和荣誉。《媒介生态学》一书，有不少独到的提法和见解。
首先，《媒介生态学》具有浓厚的理性思辩色彩。例如书中对媒介生态规律的总结和进一步阐释：生态位规律、食物链、生物钟、最小量、适度性规律等；对媒介生态种群特征的归纳和分析：数量特征、空间特征、遗传特征、系统特征等；对媒介集群模式的分类和比较：食物链集群、成本导向型集群、生境导向型集群、政策导向型集群等，无不透着新意，凝着睿智。
其次，《媒介生态学》具有一定的原创性。书中关于“绿色生态”和“媒介生态城堡”的研究，是其中的范例。作者提倡以“绿色生态链”和“蓝色生态链”替代“灰色生态链”和“黑色生态链”，以“媒介生态城堡”取代“媒介智能大楼”，是对人类媒介环境所面临的困境的一种体认，是将目标、现实和行动方案融合于一体的研究结果。联想到以中国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传媒界对抵制黑色收视率、黄色收视率的种种呐喊和努力，绿色收视率和绿色媒介生态建设，自然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媒介生态城堡”也是一个富有创意的思想实验，即在城市建设和建筑设计中，纳入媒介生态的概念，使之成为宜家宜人的居住环境。这一思想如果应用于智能化楼宇，对于深受分众传媒等视频媒介轰炸之苦的都市人来说，就可以带来生活状态的改善。
再次，《媒介生态学》具有很强的对策性。作者提出要开展媒介生态规划，针对一定时期内的媒介愿景，提出媒介生态建设的对策、目标和措施，以提高媒介产品质量，维持生态平衡，优化人与媒介、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实现媒介的和谐、高效、持续发展和良性循环。这正是对国内媒介发展与文化建设的紧迫课题的回应。
将生态思维、生态思想贯穿全篇，使《媒介生态学》成为不折不扣的实践哲学。
四
媒介生态学，就是要用生态学以及其他与生态学相关的观点和方法，来探索和揭示人与媒介、社会、自然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深入推进人类学术史上这一次“生态学人文转向”的革命。
与任何一部学术作品一样，《媒介生态学》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又引发了新的问题。《媒介生态学》不是终点，而是又一次长跑的起点。
如果说《媒介生态学》在隐喻和思辩之间迈出了可贵的一步，那么在思辩和更为严谨的研究之间，在假设和更多的实证证据之间，还需要继续迈步，探索前进。例如关于媒介生态系统的信息、物质、能量流动规律，关于媒介种群的演化规律，关于“拟态环境”的思想，关于报刊生态、影视生态、网络生态的结构和机理等，还有许多空白点，需要更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媒介生态研究，需要进入实证的层次，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值得一提的是，媒介生态研究也面临不少困难，甚至可以说有先天的“缺陷”。用生态学研究来统领媒介研究，究竟需要把握何种尺度，是止步于反思和批判，还是实现更大程度的乃至全面的融合，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甚至媒介生态的本体究竟为何物，也还需要进一步研讨。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担负起媒介生态学建设的使命和责任。在《媒介生态学》的字里行间，跳动着作者的忧患意识与报国情怀。这是该书学术创造之外的另一个可贵之处。从积极应用理论研究成果为现实服务这一角度出发，任何有一定价值的理论和实践创新，都是值得为之付出的。
可喜的是，媒介生态研究并不寂寞。最近几年，不断有媒介生态学的论著出版和发表。不少学者分别融入经营管理、产业经济、政治经济等种种不同的视角来探讨与媒介生态相关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媒介生态学已经度过了蛮荒时代，踏上了文明的旅程。中国传媒大学创设传媒生态学硕士专业，也是国内学术界众多努力中的一部分。
媒介生态学的点滴进步，其实都代表了一个新学术种群成长的样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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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邵培仁：《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 邵培仁：《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3] 崔保国：《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2期。
[4] [美]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 DIMMICK, John W（2003）。 Media Competence and Coexistence: The Theory of Niche.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6]邵培仁：《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7] 邵培仁：《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新闻大学》2001年第4期；邵培仁：《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新闻界》2001年第5期。
作者简介：支庭荣，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后。
（邵培仁：《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