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传播学本土研究规范的考量
[摘 要] 在我国传播学研究领域存在着一个或可能多个隐含的、未被认识与反思的，带有本土思想方法特征的研究规范。以“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为主要内容的“16字方针”作为大陆传播研究的第一个非移植的本土规范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和研究。尽管如此，“16字方针”所确立的研究立场、命题和方法的影响却依然存在。在当下大陆传播学研究中，与这个研究规范相关联的一些带有工具特征的研究倾向正日益显现。
[关键词] 传播学；本土化；研究规范；“16字方针”
一、问题与方法
从1978年算起，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在回顾与讨论传播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发展方向时，我们无法放弃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自传播学引进大陆以来，至今仍对传播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问题是什么？该问题是否与一个具有本土研究规范特征的研究方针密切关联？
要解答这些问题，明确研究的意义，尝试找到能够进入问题分析的研究框架是必要的。本文试图从“规范”概念所引出的逻辑出发，考察在我国传播研究背后是否有一个可能影响传播学研究者的方法论信念或方法论规范。
所谓规范（paradigm）是指，研究共同体中一种特有的，具有确立该研究领域核心假设或理论，预设重要研究问题的一组指导性原则。研究规范还可以通过一套信念体系或方法论的信条把研究者带入一条特定的道路。可见，研究规范对于科学研究的意义是重要的。“规范”概念的提出者托马斯•库恩认为：“我所谓的规范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托马斯•库恩，2003：4）规范的意义在于发现与创造解答问题的理论或视角，寻找和建构能通向科学研究的路径，为科学研究确立可以遵循的原则或方法。
从某种程度上说，学科的存在及其研究实践会长期与一个学科初创时的学术思想观念的奠基发生关联。我选择以第一次全国性的“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后称：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前后确立的“16字方针”及其文献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尝试从研究规范的角度进行分析，有如下一些可陈述的理由。（1）1982年11月23-25日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召开的这次座谈会是当时大陆开始传播学研究所采用的最符合科学观念的学术交流活动之一。这一重要的学术事件已经成为传播学引进与初创时期的重要标志。（2）该座谈会的召开与对“16字方针”作为一个本土研究规范的认同，形成了大陆最初传播研究的学术共同体。该次会议首次有规模地聚集了大陆核心的传播学研究者队伍。（3）会上提出的“16字方针”是我观察、证明与反思本土研究规范是否存在及怎样存在等问题的一个重要假设之所在。
二、研究规范的主要特征
1962年，美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科学进步的模式，即以研究规范作为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对人的认识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从而导致了人类科学观上的一次深刻革命。（托马斯•库恩，2003：197） “规范”（paradigm）是库恩在论述科学革命要素时所使用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有人把它译成“典范”。它的原意是指一个公认的模型，或者可以反复套用的范例（example）。我个人认为有时使用“典范”更合适一些。因为汉语中“典”字的含义是指：可用来参考的重要的文献、典籍。有着常道和准则的含义。本文视描述情况，将交替使用这两个译名。
运用库恩的“规范”概念和理论来考察我国传播研究有无基本的研究模式，首先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规范作为一个分析概念所具备的要素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来辨识一个用做研究的规范？结合库恩的“规范”概念和理论以及他后来修改的“学科基体”（disciplinary matrix）的思想，（黄光国，2001：172）本文将符合“规范”概念的理论要素及其特征归纳如下：
1.规范是公认的。规范代表一个科学共同体的共识或共有信仰、信念、观念、价值判断。具有世界观的作用。
2.规范是指南的。规范具有方法论和定向的作用。科学共同体正是以这套具有研究规则或标准的典范为开展研究活动的基础。
3.规范是共有的。规范是一个科学共同体以此为共有的和共同探索的目标。
4.规范是符号的。规范是科学共同体所采取的共同的表达方式。如共同使用一些表达或符号概括；如对基本概念使用的一致性。
5.规范是明确的。规范明确同一个问题，并寻求解决该研究领域的问题。所确定的研究问题带有焦点性。
6.规范是预期的。由于规范所确定的研究问题是明确化的，因此规范从开始时就是符合期望的，即能够通过研究实例或一些可能重复的范例提供对问题的答案或解答，从而形成了学术预期性。
我认为，除了上述基本特征之外，还应该强调的是，研究规范作为一种科学活动还具有回应问题和解题的作用。（拉瑞•劳丹，1999）假如一个被视为科学进步的规范，那么其主要功能也一定在于为重要问题提供了合适的解答。然而，一个退步的规范则会阻碍人们所面对问题及其对问题的解答。我之所以借用“规范”这样一个视角，来认识与反思我国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也是出于这种认识，即科学的研究规范与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建构理论息息相关。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来看，“规范”还带有这样一些科学与研究的理念。
1、研究规范代表着一种科学的信仰。如果没有一个科学信仰，科学研究的存在、进步与发展将是不可能的。科学研究过程也是研究者或研究共同体坚持寻找一个越来越合理的科学信仰的过程。用来突出显示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向该共同体提供对研究问题的选择与基本判断，表现出研究共同体的主要研究取向，带有方法论的特征。3、研究规范有利于探寻研究背后的价值观念。4、研究规范作为科学进步模式可以用来判断研究是否存在“危机”，为研究是否处于进步还是退步的状态提供一个科学的判断标准。由于多种规范的共存与规范之间的理论的相互竞争，必然暴露出某个规范的优势、弱点或反常来。也许，对于这些问题，实证的方法也能说明传播研究的问题之所在，危机在哪里，或者对现有理论进行事实的确证和评价是什么。5、研究规范可以加强对研究成果和存在之不足的理解。在回应到底怎样的研究取向或价值观对发展或阻碍我国传播学研究产生影响时，规范的研究及其通过规范的视角所带来的独特的反思，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些更为深入的思考。
根据规范的特点和表现，我们能不能和有没有必要把“16字方针”看成一个本土的研究规范？如果将其定位成一个本土的研究规范，那么这样做的意义又在哪里？首先，“16字方针”是产生于本土问题的一个经过研究群体公认的，在选择正确的政治立场的基本假设面前，取得了一致的信念体系，并发挥了为研究者提供行动指南与路标的作用；其次，从经验与概念上，“16字方针”回应了研究者面对的如何引进、研究与使用西方传播学的现实问题，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认识的理论与方法的规范。尽管如何对待和研究西方传播学仍然是我国传播学研究尚未解决的一个问题；最后，“16字方针”并非套用一个空洞的规范概念，而是通过其概念的可分析性框架、理论与方法的规范，具体地揭示出拥有一组指导原则或方法论规则对于研究者发现问题、回应与解决问题的重要性。然而，多年来，“16字”无论是作为一个只具有历史意义的方针，还是作为一个研究规范的进步性与有限性，都未能引起传播学研究者足够的关注。
三、“16字方针”作为一个本土研究规范的历史叙述
近三十年来，不断有人在研究中提到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试图通过理解历史，来思考传播研究的现状。虽然人们并未认真思考第一次研讨会为何被反复提及，甚至被誉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的原因，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得到确立的“16字方针”在近三十年来的大陆传播研究中却如影相随的存在着。 1982年被认为是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开创历史阶段的最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分别出现了几件日后对大陆传播学产生影响的重要事件和历史事实，包括对传播学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争论。 这其中就有对“16字方针”出台前后的历史情境与过程的叙述。
传播学有规模地引入中国大陆的历史应该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新闻学者的不断努力下，传播学得以传入大陆学界。在引介之初，参与传播学研究的人也大都来自新闻学界与新闻管理的政府部门。 也有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传播学研究主要在新闻研究机构里 。那么当时的新闻学界的研究又是怎样一种状态呢？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打破了与西方的长期隔绝，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受到寻求科学和知识的鼓动。新闻学界也开始活跃起来。有关新闻学研究的讨论与争论特别需要一些新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冲撞。在这一年里，复旦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有关传播学的译介与传播教学工作也已经开始了。传播学介绍与学术信息的扩散使得新闻学者与新闻学界闻风相悦。当时能参与传播学研究与介绍的人特别受欢迎。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也能很快地在研究机构与院校的内部参考及公开出版的刊物上得到传播，围绕传播学的学术交流甚至还迅速扩展到广西《八桂新闻通讯》这样一个边远省份的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刊物上去 。
当时，传播学作为一个新的外来学科，其研究方法与科学观念对新闻改革，对新闻学中非学术话语的研究现状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当时的新闻学主要还是为宣传报道工作服务的，其研究传统一直是为建立权力与宣传话语而服务的。传播学的引进的工作使新闻学研究者们意识到一些来自传播学的新概念，如传播、信息、受众、大众媒介、效果、反馈等具有改变新闻学当时那种非科学研究的性质，同时也可以用来作为改善宣传报道研究的概念工具。有学者指出：传播学研究是中国新闻学发展的特殊要求。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让宣传部门接受科学的传播学。 在新的外来学科面前，人们发现了与当时新闻学研究截然不同的学术视野及其科学方法。也有的研究文章回忆道，“1982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召开了一次全国性新闻学术研讨会，当时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郑北渭先生为大会做了一次学术报告，专门介绍了美国的传播学研究。许多与会者是在那里第一次听到了“5个W”的说法。” 研究者为“5个W”这种科学语言所吸引。他们看到，西方传播学把人类的传播过程分为5个W，围绕这5个W而展开的控制分析直接提供了一个可以让中国人拿来进行科学分析的研究框架。无疑，“传播者”、“渠道”、“信息”、“受众”、“传播效果”等概念、研究范畴与学术话语，冲击了原有的新闻学观念。人们不再满足于现状，而是怀着一种追求科学的期冀，开始向西方寻求关于大众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寻求掌握关于传播学不同层面的知识领域和科学研究的工具。然而，这种认识并非一蹴而就。
在谈到将传播学引进中国大陆时所遭遇到的困难时，研究者们注意到了当时影响这门外来新学科初创时外部环境影响的重要性。比如：当时社会仍然强调阶段斗争的思维定势常把传播学定位成“资产阶级新闻学”、“资产阶段的意识形态”、“精神污染”、“唯心论”、“伪科学”等。 这些影响使得传播学引进工作经历了一波三折。以何种态度对待传播学，是取是舍，赞成与反对，已经形成比较直接而尖锐的争论。 从当时中国除了意识形态的政治，还特别需要科学观念来看，研究者一方面要考虑站在何种立场上来对待这门外来学科的问题，一方面也要考虑如何将传播学的科学研究成果作为科学话语引进新闻学研究之中。可以说，当时的新闻学研究者的确面临着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和选择。这就是，在引进初期必须要寻找赞成或反对的理论依据，并达成一个在政治立场上保持一致，在对待这门来自西方的外来学科持何种态度上，能拥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或指导思想。
据当时会议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的张黎先生和徐耀魁先生回忆，召开第一次西方传播学座谈会的想法是在已经计划出版《传播学简介》一书的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当时也是为了澄清一些观念上的问题，并为进一步研究做准备，以求达到研究者的共识。于是，“16字方针”是时任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戴邦和钱辛波在听取张黎和徐耀魁二位先生汇报工作时，确定了以学术的方式进行讨论的具体内容。戴邦在主持该次会议并作为领导发言时，使之公开化和明确化了，再经大家一起讨论，最后写入会议综述里公开发表的。 有关该次会议的文字也有如下记载：“更重要的是我们提出了一条关于对传播学从引进、研究到创建的16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和自主创造。’就是说我们对待传播学的正确态度是要反对两种盲目性：盲目地照搬照抄和盲目地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