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重视解释学方法在传播学研究中的运用
80年代后期，中国的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学术界曾有过一次引入新的研究方法的热潮。当时引人的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源于被称为“ 老三论” 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系统论方法、控制论方法和信息论方法由“ 老三论”又衍生出“ 新三论”，于是又有所谓耗散结构论方法、协同论方法和突变论方法。这些方法的引人，一方面为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提供了实际贯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原则的可操作性手段另一方面又激发了他们使用上述带普适性的横断学科的话语体系和研究思路来改善、改造本专业学科的学术兴趣。新闻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传统人文学科，传播学是一门年代末期才传人中国大陆的应用性很强的新兴社会科学。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都曾卷人了年代后期的引人新的研究方法的热潮。在“ 老三论”与“ 新三论” 中，尤以信息论方法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影响最为深人。
使用信息论的话语体系和研究思路来改善、改造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基本论点是信息是新闻的本质规定，新闻传播是一种信息的传播，传播活动是传者与受者之间的信息传递活动。从这些基本论点出发，把信息论的方法与新闻学、传播学的传统论题结合起来，就可以构造新闻信息论、传播信息论或信息论新闻学、信息论传播学的整体框架。
“ 老三论” 和“ 新三论” 在其创立之初，都是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带横断学科性质的理论，作为其话语体系的支撑物的一些基本概念，也都有着严密的自然科学性质的学术规定这些基本概念被引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后，尽管会被赋予新的内容，但其原有的自然科学性质的学术规定不能被扭曲，也不能望文生义地去解释，以至人言人殊，失去基本的规定性。
信息论中的“ 信息” ，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是由美国通信技术科学家申农于年首先提出的。他在《通信的数学理论》这篇信息论的奠基论文中提出,信息是不定性减少的量，这个量可用公式H=- pilog pi来计算。信息的概念进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后，不管怎么引申，其“ 使认识的不确定性”减少的基本规定性是不能失去的也就是说，在获取信息后，人们的认识应由比较不确定的状态进入比较确定的状态，信息量越大，认识状态的不确定性就减少得越多。
如果我们把认识状态理解为对某一事实的“知晓状态”，那么可以说，通过新闻传播媒介的信息传播，媒介受众对该事实由不知到知，由知之甚少到知之甚多，不定性减少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认识状态理解为对外部世界的“ 认知状态” “ 评价状态”，那么,情况往往会是这样浸润于众多新闻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之中，受众的“ 不定性”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会更为增多。现代社会中的“ 信息爆炸” ，不但没有导致现代社会中人们认识的不确定性的极大的减少,反而引发人们的“ 信息焦虑症” ，使认识的不确定性极度增加。这就使人们有理由怀疑，所谓的信息传播媒介，传播的不是申农原初意义上的“ 信息” ，而是其他什么东西。从解释学的观点来说，传播媒介最终送达给受众的，确实不是“ 信息” ，而是“ 意义” 。
什么是“ 意义” 语言哲学家奥格登和理查兹写过一本书，题目就叫《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书中列出的“ 意义”的定义有种之多。如意义是“ 在词典中附加于一个词的其他词” “ 一种本质” “ 被任何东西唤起的情感” “ 通过一种被选择的关系实际地与一个符号的相关联的东西” “ 任何东西意指的东西” ，“ 一个解释者指称或相信自己在指称，或相信使用者在指称的东西” 等等。他们的结论是，“ 意义” 一词具有许多种意义。另一位学者莫里斯干脆主张最好避免使用“ 意义”这一个词,这一方面是因为不用它也行，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使用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其实，如果我们避开繁琐的哲学辨析，本可以把作为传播对象的“ 意义” ，从传播效果的角度出发，理解为受众对传播内容的解释。因为这种解释是受众在接触传播内容后，确定接受还是不接受，行动还是不行动，以及是否内存人记忆，内化人观念体系的前提。
如果我们认为媒介最终送达给受众的是“ 意义” ，而“ 意义”又是只有经受众“ 解释”的方能产生并发挥作用的，那么，我们研究传播学就有了一个新的切人点，即对传播过程中的解释机制进行研究，为了进行这样的研究，就必须把解释学方法引人传播学。
使用信息论方法的传播者也已看出意义问题对传播学研究的重要作用，但囿于“ 信息本位”的立场,他们并没有提出引人解释学研究方法的问题，他们的实际解决办法是无限扩大“ 信息”的内涵及外延。例如，把信息划分为语法信息、语义信息、语用信息等三个层次，通过对语义信息、语用信息的探讨来说明传播内容的意义及其对受众的作用效果又例如,在“ 信息” 前面加上各色各样的修饰词语，构建诸如“ 哲理信息”“ 伦理信息” “ 审美信息”“ 情感信息” 之类的概念，以便论述传播过程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问题。这种信息本位的处理，在实际操作上遭遇到很大的困难。申农可以用H＝－pilog pi的公式精确地计算信息量，并将其作为通信技术的理论基础，实际解决通信工程问题。传播学却至今无法实际计算语义信息量、语用信息量的大小对新闻信息量的计算，尽管提出过简单求和法、单元新闻信息与信息符号比例法、主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求有效信息量隶属度法等方法，却都只能提供一些定性分析的启示，而不能作为新闻业务及传播研究中实际施行定量分析的依据。申农及其合作者沃伦· 韦弗于1949年提出的传播（实即通信，两者均为communication的译文；“ 传播” 多用于社会科学诸学科，“ 通信”多用于技术、工程学科）过程的图解模式，以及德福勒、奥斯古德与施拉姆等人对这个模式的改进，对人们认识、说明传播过程有很大的帮助，但对把握“ 传播” 的本质来说，这些模式都还有所欠缺，因为它们与内容的解释、意义的获得这些问题都还隔着一层。只有解释学的方法才是直面语义、语用分析，直指解释、意义的研究方法。
解释学（hermeneutics）源出希腊文，原义是对阿波罗神庙的神谕的释读解说。按照历史的顺序，“解释学” 有过下列一些用法《圣经》的解释语文学方法论关于理解语言的科学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关于“ 存在” 及“ 理论存在” 的现象学，部门解释学，如神话解释学、“ 象征”解释学。如果要从中国的传统学术中寻找解释学的对照物，那么，大体可以说,《圣经》解释阶段的解释学相当于训话学，而到了现象学阶段的解释学则相当于心性义理之学。我们提出的“ 在传播学研究中运用解释学方法” ，主要是就“ 关于理解语言的科学”“ 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层次上的解释学而言的在这两个层次上的解释学实际上是关于“ 解释符号本文以获得意义”的操作程序及一般方法的学科。
由于解释的对象是符号本文—一切传播内容都要表达为符号、符号本文方能进人传播于是过程— ，在“ 传播学研究中运用符号学方法”就成了“ 在传播学研究中运用解释学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符号学（Semiotics）同解释学一样，在历史上有过不同的用法。最早的符号学（写作semiology）实际上是症候学，以后才发展为研究标志、指称对象事物的符号的专门学科，发展为各种部门符号学。符号是能指（符号本体）与所指（符号意义）的统一物，符号按一定规则组合起来就构成了“ 本文” 本文是本文本体与本文意义的统一物。人类的知识以符号表达，靠符号保存，又通过符号传播可以说，人类的知识就是对知识对象使用符号手段所施行的转化与再造。
人们最熟知的符号系统是语言系统。语言学是符号学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种外推。因此，也可以说“ 在传播学研究中运用语言学方法” 是“ 在传播学研究中运用解释学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传播科技的不断发展，大众传播媒体所运用的符号手段越来越丰富。如果说，在第一媒体报刊，第二媒体广播时代，语言符号及语言符号“ 固化”而成的文字符号是大众传播媒体运用的主要符号型式，那么，在第三媒体电视、第四媒体多媒体电脑网络时代，几乎凡可能存在的一切符号型式都在大众传播中得到了运用。因此，在传播学研究中运用解释学方法时，我们一方面不要忘记符号学的语言学基础，另一方面也不必过多地沉溺于语言学的细节，而应该从“ 多媒体” 的广阔角度审视有关符号、符号系统、符号过程的问题。
鉴于我国传播学界使用“ 信息本位”方法研究传播学之不足，我们试图在传播学研究中引人运用解释学方法这一新的课题。实际上，在国际传播学界,解释学方法已经得到广泛的运用。传播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新兴社会科学，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一向具有方法多元化的特点。在形成之初，传播学作为一门社会“ 科学” ，极为注重实证方法。实证方法的一些不足之处，一度受到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批判，在此批判的过程中，批判方法成为传播学研究的另一重要方法。实证方法与批判方法是处于研究方法谱系中两端位置的方法，解释学方法“ 执其两端用其中” ① ，成为与它们并列而三的又一重要方法。下面，我们就对国际传播学界在研究方法运用上的上述发展过程作一些较为具体的说明。
早在1957年春季号的《新闻学季刊》上，传播学的奠基人施拉姆就曾发表文章，指出新闻学向传播学发展的四个趋势由无定量（nonquatitative）处理转向定量（quatitative）处理由人文（Humanistic）方法转向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方法，由著名人物（great men）的研究转向过程和结构（process and structure）的研究；对新闻出版和新闻出版体制，以世界性的关注视角进行研究。这四个趋势，特别是前两个趋势的强化，使由新闻学转化而来的传播学具有明显的实证科学性质。科学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分，自然科学又有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之分。科学性的表现，在科学的各个领域中有程度上的差异。通常认为，物理科学的科学性最高，其次是生物科学，再次是社会科学。传播学以其实证方法的运用，跻身于社会科学之林，与作为人文学科的新闻学有了学科分野上的重大差别。
传播学的实证方法，也就是施拉姆所说的行为科学方法。行为科学指的是研究人类个人行为（individual behavior）的科学。所谓研究个人行为，并不是指研究一个一个的个别人的行为，而是指以个人行为作为分析单位（unit of analysis）来研究人的行为模式。在施拉姆发表那篇文章的前年，即年，芝加哥大学曾举行过一次学科交叉研讨会。在这次会上，决定用“ 行为科学”这一名称来称呼各门研究“ 行为”的学科，如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和生理学、医学等自然科学学科。之所以采用这一名称，一是因为它的中立性，使其能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等各学科的专家共同接受二是因为它不会刺激美国国会中麦卡锡之流患有“ 反共歇斯底里症” 的右派议员，免得他们把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误认成“ 社会主义” （social-ism）。
美国行为科学家柏瑞森和史丹纳曾把行为科学的实证方法的要则归纳为：
1、公开性。程序和方法、过程和结果，都能为受过同专业的学术训练的人所了解。
2、确切性。理论命题所指涉的概念，都有严格界说的定义，并能设计概念指标予以测量。
3、客观性。资料的收集、数据的解释都以事实为依据，以测量数据的分析处理为准绳，不允许掺人研究人员的个人偏见。
4、可重复性。同行按同样的程序和方法操作，在同样的过程控制条件下，应能重复得到同样的结果。
5、可积累性。经研究证实的原来作为假设而表述的理论命题，可作为后续研究引以为据的理论前提。
6、预测性。经研究证实的理论成果可预测未来时段的行为。
在上述要则中，关键性的操作要求是概念指标的测量及测量数据的处理，它们就是施拉姆所说的“ 定量处理” 。定量处理必定牵涉到数学手段的应用。美国数学家汤普森认为，当一门学科进展时，伴有数学化增强的趋势数学化由弱到强，可以区分为四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上，数学的运用仅限于与研究课题有关的数据与信息的收集、分析和解释。在第二个阶段上，人们由数据资料总结出经验定律。在第三个阶段上，人们建构数学模型，以数学模型的结构化运作来说明经验定律。在第四个阶段上，人们由于系列数学模型的反复运用，获得学科领域内的科学洞察力，揭示出学科的深层规律。传播学的实证研究对数学方法的运用水平，现在基本上还只达到第一、第二两个阶段。
上述实证方法在传播学研究实践中取得了丰硕成果。被美国学者称作大众传播研究里程碑的项成果，都是运用这一方法的成功例证。这一方法也遭到了一些非议，其中尤以法兰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