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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17 08:31:44　袁光锋　来源：紫金网

一 、 斷裂的記憶

中國 的 市場轉型和改革開放的進程，面臨著重重阻力。「據說一個民族在心存希望而又在現實中屢遭挫折，幾乎陷入絕境的時候，就會產生對權威和巨人的渴望。在我們的改革年代裡，對於權威的呼喚雖然並不強烈，但卻從沒有斷絕過。由於改革的艱難，人們非常自然地希望能有一個自覺於自己的政治使命、淩駕於政治機構之上的權威，以其巨大的聲望、以非常規的手段排除這些阻力。」 [1] 正是基於這樣的考量，一些學者主張在中國實行新權威主義政治，這也是執政黨在 1980 年代尤其是 1990 年代之後的政治理念。

在這一時代背景下，鄧小平作為改革開放的領導者，在知識精英和大學生心中樹立了「救世主」的形象。 1984 年，在國慶儀式上，在天安門廣場前，北大學生自發地打起了「小平您好」的橫幅。這種以親人朋友的口吻來稱呼領導人，在此前是不敢想像的，惟其如此，它才在中國政治史上具有轉折性的意義。文革中被神化的領袖個人崇拜模式逐漸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具有人性個人魅力的新威權主義。知識精英和大學生對鄧小平的崇拜，寄託著他們對 新 意識形態的渴望。這種意識形態不同於此前的本土化的「馬克思主義」，而是以「現代化」的話語體系呈現出來。它建構著中國與西方、中國與傳統的雙重想像。因此，它率先得到知識精英和大學生的認同，被他們想像為一種反抗文革的敘事。建立在「現代化」話語基礎上的開明專制、威權統治，使得當時的領導人擁有了一批具有文化身份的政治擁躉。

但， 1989 年的那場運動打碎了這些政治粉絲的迷夢。此前寄託 于 政治偶像身上的希望在那次運動之後統統破滅。對中國政治領導人的過高期待被一種失落感取代。殘酷的現實昭示了此前「救世主」夢幻的破滅。之後，知識精英紛紛轉身，有的躲入書齋，在學術的體制內，從事著體制內知識份子身份的建構 ； 有的則下海經商，文化身份轉而成為賺錢的資本 ； 還有一些遠漂海外。

1990 年代，中國加速了經濟發展的步伐，但同時現代化的多元話語開始被塑造為經濟現代化這樣一種一元話語。執政黨開始弱化甚至絕口不提政治改革，而將「經濟現代化」、「小康」等等作為新的意識形態。同時，執政黨又通過各種手段塑造著新的一代的歷史記憶，比如通過教科書的設置、通過大眾傳媒的宣傳 ， 有目的地選擇歷史，將一切「不愉快」的過去掩蓋掉。它還通過各種國家規劃、發展戰略來建構著公眾關於未來的集體記憶，試圖以未來記憶的美好掩蓋歷史記憶的殘酷。

政治權力對歷史記憶的選擇造成了中國新的一代的記憶的斷裂。新成長起來的一代與前一輩人有著不同的歷史記憶。經過 10 多年的記憶強行中斷之後，沒有歷史記憶的這一代成為了新政治偶像的粉絲。這就是「什錦八寶飯」的誕生。 「什錦八寶飯」是胡錦濤和溫家寶粉絲的稱呼。 「『什錦八寶飯』以 80 後的線民為主，他們以『粉絲』的名義聚集在網路群落裡來表達對國家領導人的關注，並用其特有的率直口吻親昵地稱呼國家領導人以直抒胸臆，表示愛戴。」 [2] 「什錦八寶飯」們「活躍在以天涯為代表的各大論壇。『濤哥』會見什麼客人了，『寶寶』又去了哪裡，他們發表什麼講話了，『濤哥』今天穿得很有型 , 『寶寶』是不是愛吃番茄炒雞蛋，都是『什錦八寶飯』們在網上第一時間熱議的話題。」 [3]

二、「親民」：威權主義模式下的新意識形態與政治粉絲的認可

在威權主義的統治模式下， 領導者的權威既不像封建統治者那樣來自世襲，也不是來自「神授」，而是依靠個人的魅力。領導者的權力非常類似於韋伯所提出的「 卡理斯瑪 」 （ Charisma ）型 權力，「 這個字眼在此用來表示某種人格特質；某些人因具有這個特質而被認為是超凡的，稟賦著超自然以及超人的，或至少是特殊的力量和品質。這是普通人所不能具有的。它們具有神聖或至少表率的特性。 」 [4] 韋伯認為， 這種魅力型統治 「 是指一個人因具有某種特殊品質而獲得領袖身份，並依據這種特殊合法性構建整個統治體系。這種特殊品質往往是超然的，甚至是超人的，起碼也是及其非凡的。總之，都是普通人無法具有的品質，它們具有神聖性或者起碼可以起到示範作用。 」 [5] 當然這種魅力型統治也雜糅了“父愛主義”的家長制等模式。在威權主義的政治背景下，“親民”形象被推向歷史的前臺。

1989 年的運動打碎了知識份子、大學生等文化階層對中國政治改革的迷夢，而 在 1990 年代權貴資本主義的改革進程中，社會底層又積累了許多對政府的怨憤 ， 執政的合法性基礎已經開始坍塌。在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的條件下，領導者開始重塑合法性，其中之一便是在媒體上樹立的「親民」形象。

「親民」是胡溫新政的核心關鍵字之一。溫家寶一直注意在媒體上樹立「親民」的形象。途徑有三：一 、 以傳統的政治道德文化來建構「親民」的合法性，溫家寶經常引用古代的詩詞，其中一部分就是關於政治文明的，比如「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衙齋臥聽簫簫竹，疑是民間疾苦聲」等等。以這些儒家的政治規範來建構起「親民」的形象 ， 這種模式符合粉絲的文化心理。二 、 本土化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作為執政黨的意識形態，本土化的發展後，與「親民」的政治要求合拍。三 、 繼承周恩來的精神譜系。媒體經常把溫家寶和周恩來作比較，比如「溫家寶和周恩來：兩代總理，一樣表情」。而周恩來以其親民的形象而在中國人民心中有著不可取代的地位。

筆者在對「什錦八寶飯」的話語進行分析後也發現，政治粉絲的偶像崇拜最本質的心理在於對「親民」的認可和需要。 但被媒體塑造的親民形象，從神話學的角度來講，它是一種意識形態，是羅蘭 . 巴特（ Roland Barthes ）所說的「傳播體系」，這一傳播體系，通過圖片和話語符號的重組，構築著公眾關於領導人的想像。巴特指出，「神話有給予歷史意圖一種自然正當化的任務」 。 [6] 媒體在塑造溫家寶「親民」形象的時候，掏空了「親民」形象的一切歷史因素，而將其建構為一種自然的合法的意識形態 ，它召喚的是“政治粉絲”。

如果從伊芙特·皮洛 （ Yvette Biro ） 的世俗神話的理論來看，我們可以這樣表述媒體上所塑造的「親民形象」：它是一個體系，它包括理想和價值，也包括調節我們的行為與社會交往的習俗。因此，他完全可以作為社會群體的凝聚力；它可以借助強迫力量和仿效意志發展和維護社團集體意識，提供行為模式。它是超驗的，可以使人超越自身，突破個體性的狹小圈子；它又是世俗的，源於人們的現實情感歸屬。它是通過表現個人身上最具個性的特點達到普泛性的，它談的是整體的人，是人的道德——精神的完整存在（包括潛意識），這種存在造成一種從本質上可以打動人心的強烈情感效果。在這種「親民」形象的傳播體系中，寄託著公眾有關可能的統一性和創造出平衡感的世界的令人欣慰的淡淡希望。 [7]

正如 皮洛所說 ， 「現代人迫切需要的既是實在性，又是凝聚性和融合的經驗。人的生活與活動迫使他陷入分散和封閉的境地：能夠與世界和他人交流的管道很難暢通。而神話的首要功能就是凝聚和集合。……當宗教的靈性失去其價值而政治目的論也實在虛弱無力時，人們就容易聽命於變動不居的現實。於是，我們就需要自己的現代神話」。 [8] 偶像誕生的背後是粉絲的推動力。公眾對現代神話的需求，促使了政治偶像的誕生。

還有更為深刻的原因在於，歷史上的創傷使得人們對於政治偶像崇拜「心有餘悸」，但在當前的偶像崇拜中，神化領袖的跡象已經逐漸消失，政治偶像開始往「人性」複歸。這種從「神性」到「人性」的變遷，使得政治粉絲能夠堂而皇之地登臺亮相。「溫爺爺」 、 「老爺子」 的稱呼，能夠消弭偶像的「神秘面孔」。而這曾是中國人夢寐以求的。但，當消解了政治偶像的「神秘面孔」的時候，他們沒有想到的是，「親民」未嘗不是一種新的被媒體塗抹的「神秘」。

「親民」是中國政治文化的悠久傳統，它把「親情」作為政治合法性的基礎。在「胡哥」「溫爺爺」這種類似於親人的稱呼背後，是公眾根深蒂固的傳統「家國同構」的文化心理。而這樣的文化心理在傳統社會曾經以「子民」 、 「臣民」的稱呼反映出來。這種以「親人」的方式對領導人產生的想像，遙遙指向一個「天下一家」的傳統烏托邦和傳統的家長權威制社會。在中國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這種對領導人親切的稱謂則有著傳統與現實的雙重維度。即，傳統的文化心裡在依然未經受現代理念啟蒙的大眾中穿越歷史長河的回應，以及轉型期間面對日益難解的現實而尋求一種偶像的精神寄託。因為公眾需要政治偶像，需要一個有個人魅力的領袖。

三、情感社群：政治粉絲的組織行為

政治粉絲對偶像的認可最典型地表現在危難時期。在汶川地震這場巨大的災難中，政治粉絲們渴望政治偶像能夠帶領他們，因此主動地圍繞在偶像周圍，在網路上建立各種組織。網路是政治粉絲活動的基地。政治粉絲們為政治偶像建立了貼吧、 QQ 群等網路社區。

筆者通過對溫家寶的貼吧研究發現，在「溫爺爺」百度貼吧裡，政治粉絲的話語集中在表達對溫家寶的愛戴之情上，比如，「溫爺爺萬歲」、「溫爺爺你是人民心中的神」、「爺爺您辛苦了」、「溫爺爺我支持您」、「看到你，我哭了，愛你，溫總理」，這樣的帖子幾乎佔據了貼吧的所有空間。同樣的情況，也出現溫家寶的另一個百度貼吧——「老爺子」貼吧裡。在「老爺子」貼吧裡，我們也看到類似於「溫總理就是好」、「爺爺，我愛您」、「爺爺你要保重身體」這樣的主題貼子，相對於其他貼子，這樣的貼子一般能夠引起相對較多的跟貼。

但我們看到，從百度貼吧裡呈現出來的現狀來看，政治粉絲社群還遠遠不如文化粉絲社群成熟。政治粉絲群體在擁戴政治偶像的活動中，還不具有一定的組織關係。「什錦八寶飯」之間幾乎沒有任何有效的互動。這一政治粉絲社群甚至連「准社群」的雛形都不具有，他們僅僅是通過互聯網表達他們對政治偶像的崇敬和認可。但這種認可，也不像文化粉絲社群那樣「在本質上是一種文化象徵，其組織行為是為了追求文化和興趣認同」。 [9] 他們僅僅是因為一種對領導人的感情而維繫在一起。因此，我們可以把這些政治粉絲的社群稱為「情感社群」。政治粉絲社群的不成熟，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強國家 - 弱社會」的模式以及中國政治制度沒有為公眾表達政治意願提供條件 ， 政治意願的表達受控于政治權威 。

政治粉絲的群體特徵僅僅是源於技術的紐帶，而非一種政治性、社會性甚至文化性的連接（儘管我們可以從他們的話語中分析出政治性、社會性甚至文化性）。政治偶像身上寄託著政治粉絲們的政治願望，在網路技術之前，政治粉絲的這種政治願望被壓抑，不能表達出來，僅僅是一種個人性的隱秘想望和情感體驗。而網路技術的發展，為這種政治表達提供了技術基礎。但，由於制度本身並沒有為這種政治願望提供足夠的表達空間，因此，我們看到，政治粉絲們之間的交流依然停滯在「情感」交流的初級階段。

政治粉絲之間的言論多是「自說自話」，缺乏交流、溝通和協商，對政治偶像的崇拜之情的表達，僅僅是個人情感歸屬的表述，而根本沒有上升到政治理念表達的層次。而這種對政治偶像情感的認同，絕對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只不過在傳統的時代，這種情感體驗被壓抑，而網路則提供了表達的可能性。

另一個引起筆者關注的現像是，政治粉絲的偶像崇拜具有一種隱身的政治性。它以一種溫情脈脈的「親情」來遮掩著實質的政治性。正是這種政治表達的隱蔽，造成了政治粉絲偶像崇拜的悖論。這些政治粉絲們一方面試圖抹去政治偶像的政治身份，他們盡力把這些政治偶像拉回到普通人的身份角色，因此他們才會親切地稱呼溫家寶為「爺爺」 或 「老爺子」。但另一方面，正是政治偶像的政治身份才是政治粉絲們對他們崇敬和認可的根本原因。政治偶像的身上寄託著政治粉絲對領導人的想像。「試圖抹消政治偶像的政治身份」與「政治身份恰恰是偶像崇拜的前提」，這種具有張力的悖論，造成了政治粉絲們對政治偶像崇拜和認可的模糊性。

四、消費偶像：一個解構的悖論

除了對政治偶像的崇敬話語之外，我們也可以看到一種消費偶像的話語。這種話語類似於對偶像的善意的玩笑和調侃。有人在「老爺子」貼吧裡，祝溫家寶兒童節快樂！原帖為：「寶寶，兒童節快樂」，其中一個跟帖是：「 寶寶實在是太可愛了，他的笑容、他的種種表情，清澈的眼神讓我深深地感動。也許，你真的只是可愛的寶寶。 」 [10] 還有人發帖：「要嫁就嫁 wen jia bao 」。

諸如此類的善意的玩笑還有很多。這種調侃和玩笑看起來似乎具有解構領導人的意義。因為，當領導人被從神壇拉回人間的時候，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公眾政治素養的進步。從此前對領導人神聖的、甚至盲目的崇拜，到現在的選擇性的崇拜，這也意味著公眾政治理性的提升。但，這種玩笑和調侃到底能夠具有多大的解構意義、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公眾的政治理性能力，依然是值得懷疑的。

我們看到，這種中國式的「後現代主義」解構，本身就缺乏西方的哲學基礎。中國的「後現代主義」之流行，根本就不是像西方那樣對現代主義的反思和批判，從而使人類文明上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毋寧說，這種缺乏哲學基礎的中國政治「解構」具有中國的特色。它是因為文革等歷史的創傷性記憶所帶來的結果，這一結果呈現為兩種悖論性的景觀，一種景觀是由於政治偶像的極度崇拜所帶來的歷史災難，中國人一直對政治偶像的崇拜「耿耿於懷」，另一種景觀是，由於文化的慣性，在公眾的潛意識深處，依然對領導人存在著一種崇拜的渴望。這種渴望有的是對權力作用的崇拜，有的是對領導人的依賴。由此，我們看到中國的「後現代式」的對政治偶像的解構所具有的吊詭和悖論，這種吊詭和悖論表現在，即使那些對政治偶像的調侃和玩笑，其深層的含義依然是對領導人的崇拜。這種善意的玩笑，其背後的推動力則是對領導人魅力的認可。只不過，這種崇拜披上了「調侃」外衣；只不過，這種認可打著「解構」的幌子。

調侃文化、「解構文化」，是中國文化傳統的一部分，它是在嚴肅、專制、殘酷的政治現實中的一種想像的反抗。儒道互補的文化結構是這種心理的文化根源 ， 在正統政治生活之外外，用“遊戲”來消解著現實的痛苦和崇高 。現在，這種調侃文化最突出地表現在以青少年為主體的線民中。從年齡特徵來看，這正好與當前的政治粉絲有著契合性。對政治偶像的調侃和「解構」，只不過是青少年群體文化的一部分，本身並不是成熟的公民文化。中國政治文明的進步，也不能依賴於這種調侃和「解構」的虛幻。

五、記憶作為一種公民責任

對於當前的政治粉絲，執政黨有著矛盾的態度，一方面既希望政治粉絲的存在，以此來建構政治的合法性和“群眾基礎” 。 政治粉絲是作為執政黨的“民意”符號，被用來挽救政黨、體制以及共同體價值的合法性 。 但另一方面，卻又擔心政治粉絲會危及現有的統治秩序。解決這一悖論，首先便是控制政治粉絲的組織、行為、言論。因此，百度貼吧中，胡錦濤和溫家寶的貼吧被控制，只能流覽，不能發帖。官方的網站人民網則建立了「什錦八寶粉絲圈」，試圖讓粉絲的存在符合官方的意志。政治粉絲的民間性已經開始被官方收編。

   “親民”形象是作為一種政治教化而被生產，這種政治教化的作用在能夠培育符合統治需要的政治人格，這一政治人格是以崇拜、服從、“失憶”為特徵的。政治粉絲便是這一政治人格的代表。但政治粉絲並不能充當合法性的“民意”符號。因為 ，政治粉絲主要是以青少年群體為主，這一代的歷史記憶是斷裂的，缺乏對中國歷史的深刻記憶和瞭解，他們是漂浮的。 1980 年代的政治粉絲剛剛從文革中走出來，他們有著深刻的政治災難記憶，因此他們對鄧小平等領導的擁戴，表達的是對一種不同于文革的政治文明的認可，是對西方現代化的自覺追求，儘管這一現代化之夢被 1989 年的歷史打碎。但他們建立在歷史記憶基礎上的對領導人「救世主」般的期待，有著不可否認的歷史意義。而當下的政治粉絲，由於他們的歷史記憶被人為地扭曲和斷裂，因此他們往往表現出對政治的娛樂化理解，對領導人外在形象的盲目追隨，而缺乏對政治沉重性的認知。缺乏歷史記憶的粉絲偶像崇拜是虛偽的，是盲目的，也是不負責任的。這種崇拜往往會把歷史虛無化、把政治遊戲化，而這決不是政治文明進步的真正動力，相反往往會成為政治威權主義的工具。

每個公民都有記住歷史的責任，也負有傳遞歷史記憶的義務，一個合格的公民不能以缺乏直接經驗為藉口「來推卸自己那一份在群體內的記憶責任。如果他不記憶，那不是因為直接記憶者已經死絕，沒法再記憶，而是因為他拒絕接受自己那一份隔代但不斷代的記憶分工」 [11] 。政治粉絲的偶像崇拜本身作為人類崇拜現象的一種，是一種正常的現象，但對政治偶像的崇拜必須立足於對偶像所代表的政黨的歷史深刻瞭解的基礎上，必須有著完整的關於政黨歷史的記憶。公民社會的基礎不是“親情”，而是法律契約。從執政黨的角度來講，政治的合法性也不能建立在對公民歷史記憶的強行斷裂的基礎上 ， 因為從歷史的經驗來看，由於權力的介入而導致的塵封的歷史記憶，在歷史的發展中，終會有解封的一天。

（ 袁光鋒，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2007 級碩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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