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与百年来西方哲学东渐述略(上篇)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路程。商务印书馆一向重视出版西方学术名著，特别是西方哲学名著。该馆主持编辑业务的负责人、维新派人物张元济被称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是在中国出版界“开辟草莱”（作家茅盾语）的先行者。一百年来，西方哲学在中国翻译传播及研究，实际上反映了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活动，中国人学到了西方的科学和文明，接触到进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正如毛泽东主席指出的，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等代表了中国近现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一、商务印书馆及西方哲学翻译大潮的初起
张元济20世纪初来商务印书馆以前，曾担任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当时他曾出版了启蒙思想家严复翻译的英国学者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他强调这是“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吾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他强调外交政务要“任用欧美日本留学生”，选择学习“政治法律商务理财者”即懂得西学的人任职；主持商务编译所以后，他继续出版严复翻译的西方学术名著，大力输入18世纪以来的西方学术理论，把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介绍到中国，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二任编译所长高梦旦曾于1897年在《时务报》上发表《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指出“互市以来，天下竞尚西学，竞尚西文”，而他认为精通西文、西学很不容易，只有少数人能做到，要让多数知识人了解西学，他主张“惟以译书济之，则任其难者，不过数十人，而受其益者，将千万人而未已”，意思就是希望用翻译著作来普及传播西学。由于商务的负责人一向重视翻译介绍工作，编译所吸收了许多精通外文的人才，特别是留学生（先是日本的，后来是英美留学生），组成一支高质量的翻译队伍，出版了《哲学丛书》、《共学社丛书》、《尚志学会丛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世界丛书》之类的翻译丛书，促进了西方哲学在中国广泛传播。
在西方哲学理论翻译大潮初起的过程中，与商务关系密切的主要有这样一些学者：
1）19世纪末，以启蒙思想家严复（1854—1921）为代表的一批翻译家率先把进化论和西方哲学理论介绍到中国。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湖北沔阳木刻出版，对知识分子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1905年严复把此书交商务印书馆铅印出版，到1921年重印了20多次，影响更加深远。严复此后十年间又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法意》、《穆勒名学》、《群已权界论》（即《自由论》）和耶芳斯著《名学浅说》等八种名著，给中国思想界吹进了新风，带来了极大冲击。1906年，严复应邀为《寰球留学生报》撰写《述黑格尔唯心论》，首次阐述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李泽厚指出，严复是将西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和自然科学、哲学的理论知识介绍过来的第一人（李泽厚：《论严复》）。
2）梁启超（1873—1929）是一位致力于观念变法的编译家。1898年后，他流亡日本，编印《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着重介绍西方哲学思想。二十世纪初，他写作了《霍布斯学案》、《斯宾诺莎学案》、《卢梭学案》及《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近世文明初祖两大家（培根、笛卡尔）之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等文章，后来汇编成《西哲学说一脔》（商务，1916年），书中包括了上述霍布斯、斯宾诺莎、卢梭、培根、笛卡尔、达尔文、孟德斯鸠、康德、边沁等九个部分，在思想界普及了西方哲学理论。不过，梁启超的阐述，有时未能把握西方哲学的实质，有时不免杂有他自己信仰的佛学观点。因此，他的宣传有时并未能在知识人才心中树起西方一流哲学家的崇高形象。
3）蔡元培（1869—1940）是近代激进的民主革命家和著名学者，也是翻译西方哲学的先行者之一。1903年他从日文翻译了德国科培尔著《哲学要领》（商务），这是作者在东京帝国大学讲授西方哲学的教材。全书包括五部分，一、序言，二、哲学之总念，三、哲学之类别，四、哲学之方法，五、哲学之系统。此书实际上是一部西方哲学入门读物。1906年蔡先生又翻译了日本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所著《妖怪学讲义录总论》一书。这是作者从德国留学后，1891年在东京创立“妖怪学研究会”时写作的一部提倡科学破除迷信的哲学启蒙读物。书中研究的是从民间所说的妖怪，直到“天地万物之起源，万有之本体，灵魂之性质，生死之道理”。哲学家张东荪说：蔡元培翻译的井上圆了著《妖怪学讲义录总论》等书，是“早期引进的西方哲学的代表”（《文哲月刊》发刊词）。贺麟先生也认为，“从变法运动到五四运动时期，这是一个启蒙介绍时期，特点是宣扬维新，改良政治，反对传统风俗习惯，而且有的人应用佛学和中国哲学来讲西方哲学，也不免有些牵强附会，一般说只是一种文化批评和观察印象。”（《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我们觉得，这种看法也适用于当时翻译的井上圆了的哲学著作。1909年蔡元培又翻译了德国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商务版），1915年还编写了《哲学大纲》（商务版）一书，这是根据德国哲学家李希脱的《哲学导言》和泡尔生与冯特合著的《哲学入门》编写的师范学校教材，讲述哲学的一般问题，全书分为通论、认识论、本体论和价值论四编。蔡先生这个时期在普及西方哲学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对那时的青年学生颇有影响。
4）马君武（1881—1939），广西临桂人。他1901年赴日本留学，曾帮助梁启超编辑《新民丛论》，并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和译作。在1902—1903年间，他写过《新派生物学（天演学）家小史》（1902年），译过《斯宾塞女权篇》（1902年）、弥勒（通译穆勒）的《自由原理》（1902年），写了《唯物论二巨子（狄德罗、拉梅特里）之学说》（1903年）、《维新派巨子黑格尔学说》（1903年）、《弥勒·约翰之学说》（1903年）。梁启超对马君武翻译的《自由原理》十分欣赏，说“深喜《天演论》以后，吾国得第二之善译本，以是为我学界前途贺”（《自由原理》梁启超序）。
马君武对黑格尔评价很高。他写道：“至黑格尔出，而哲学之面目一变，扫除旧说之误，而以规制证明之，以论理法救正谢林之失，脱谢林之范围，而自标新义，以宇宙之实象征真理。呜呼，黑格尔之大名，雷轰于哲学界放大异彩，因自有其真价值在焉，非偶然也。”马君武在西方哲学东渐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评论者“把马君武与梁启超、严复做了对比，认为有别于梁、严”，“主要集中在对方法论的吸收”。
二、资助讲学社邀请外国哲学家来华讲学
五四运动前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和《小说月刊》、《学生杂志》都先后进行了改革，为了跟上时代的进步，各杂志都大力翻译介绍西方哲学和新思潮新思想。1920年著名学者梁启超、张东荪从欧洲访问回来，曾与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磋商，希望对他们“讲学社”邀请欧美名人来讲学给予资助。张元济答复说：“前次谈讲学社延聘欧美名人来华讲演，嘱由敞馆岁助若干，所有讲演稿由敞馆出版各节已由同人商定，均遵照尊意办理，……每年岁助讲学社5千元（银圆），专为聘员来华讲演之用，三年为限。柏格森如可来华，亦统由讲学社聘定。”（《梁启超年谱长编》）在此前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英国新实在论哲学家罗素和德国唯心主义生机论者杜里舒先后来华讲学。商务对讲学社的资助使邀请外国哲学家讲学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同时也为自身的出版活动准备了条件。
1）罗素来华的讲学活动
罗素这位在五四时期被称为“世界哲学泰斗”的哲学家是接受北京大学、“尚志学会”、“新学会”和中国公学以及后来的“讲学社”联合邀请来华访问的。
1920年10月12日罗素到上海，开始了他在中国的学术讲演。梁启超于11月初在北京首次代表讲学社致辞欢迎罗素，他说：“我们对于中国的文化运动，向来主张‘绝对的无限制尽量输入’。至于讲学社，是一个介绍的机关。只要是有价值的学说，只要是好货，都要办进，凭个人喜欢买哪样就买哪样。我常说中国学问的衰落，由汉朝的表彰六艺、罢黜百家。无论他表彰的罢黜的对不对，总是把思想的自由锢蔽了。所以，我们要大开门户，对现代有价值的学说都要欢迎，都要灌输，这就是讲学社的宗旨。”总起来说，一般认为，“讲学社”和其他邀请、接待罗素的团体学校，并未把罗素的讲学活动带上鲜明的派别色彩。正如有的评论者所说，在五四时期那个特定的环境中，应当说他们是从发展中国学术文化的角度出发，希望从罗素那里获得新的知识新的思想（转引自冯崇义《罗素与中国》）。
罗素的讲演活动，由讲学社蒋百里通过清华大学校长邀请在哈佛大学留学归来后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赵元任先生担任翻译，当时在《东方杂志》编辑部任职的杨端六作为原籍湖南的英国留学生担任赞助人参加了在长沙的接待和部分翻译工作，讲演的现场记录由北大学生章廷谦、李小峰等笔录。罗素长达10个月的讲演，先后在上海、杭州、南京、长沙、北京、保定等地进行，除了在北京因病中断了两个月以外，主要讲演包括以下内容：一、哲学问题，二、数理逻辑，三、物的分析，四、心的分析，五、社会结构学。（此外，还有“社会改造原理”等题目）演讲稿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北大新知书社出版（如《数理逻辑》，吴范寰记录，1921年，书后附有张崧年《试编罗素既刊著作目录》；《心的分析》孙伏庐记录，1921年），登载罗素讲演翻译笔记稿，以及有关罗素学说、生平事迹等等。
这期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多种罗素的著作。如“共学社丛书”中列有《罗素丛书》5种，即《哲学中的科学方法》（王星拱译，1921年）、《算理哲学》（傅钟孙等译，1923年）、《战时之正义》（商务编辑郑太朴译，1921年）、《政治理想》（程振基译，1921年）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陈与漪译，1922年）等；在此前后，该馆还出版了《哲学问题》（罗素讲演录之一，瞿世英译记，1922年）、《物的分析》（罗素讲演录之三，任鸿隽（商务编辑）译记，1922年）、《社会结构学》（罗素讲演录之四，伏庐笔记，1922年）、《罗素论文集（上下）》（东方杂志社编，商务编辑杨端六、胡愈之等译，1923年）以及《我的信仰》等（何道生译，1926年），在当时是外国哲学家中介绍的较多的一位。
2）杜威在华讲学及实用主义哲学的传播
西方哲学家来华讲学，罗素并非第一人。1919年初，杜威赴日本访问时，北大校长蔡元培与胡适、陶孟和等商量，以北京大学、尚志学会和江苏教育会的名义邀请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来华讲学。1919年4月，杜威来到上海，前后在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和广东十一省，讲演一百多次，到1920年7月离开中国。讲稿后来由北大新知书店和北京晨报社出版。内容为“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伦理讲演记略”（《杜威五大讲演》，勿忘、伏庐笔记，北京晨报社，1920年，书后附有在北京高等师范附小所作关于初等教育的讲演）。商务在此前后也出版了杜威的部分著作。如《杜威教育哲学》（南京高师丛书，金海观等笔记，商务1921年）、《明日之学校》（现代教育名著，朱经农、潘梓年译，商务1923年）。同时，杜威的《思维术》（刘伯明译，南京高等师范，1919年）、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孟宪承译，商务1924年）、杜威的《哲学之改造》（许崇清译，商务1933年）和杜威在日本的讲演稿《哲学的改造》（胡适、唐钺译，商务1934年）也相继出版。
为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胡适进行了大量活动，1919年他写作了《实验主义》（北京学术讲演会）一书，1922年又撰写了《五十年来的世界哲学》（上海申报馆，1924年），对鼓吹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做了不遗余力的宣传。此外，教育学家陶行知也积极宣传了杜威的教育思想。
3）关于柏格森哲学著作的翻译介绍
其实，早在1914年10月《东方杂志》就发表了该刊主任编辑钱智修撰写的《布格逊（即柏格森）哲学之批评》一文，首次在国内介绍了柏格森哲学。不过，真正把柏格森带到中国还是得力于杜威访华讲演时的宣传。1919年张东荪率先翻译了柏格森的《创化论》，交商务印书馆列入“尚志学会丛书”出版。不久，同一译者又翻译了柏格森的《物质与记忆》（商务，1922年）。接着《尚志学会丛书》又出版了杨正宇翻译的《形而上学序论》（商务，1921年）和张闻天翻译的柏格森《笑之研究》（商务，1922年），其间，胡国钰翻译的《心力》也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由此可见，在20年代前后，较早介绍到中国的是法国的哲学家柏格森的哲学著作。
《民铎杂志》（主编李石岑）在1922年出版“柏格森专号”，作者阵容十分壮观，当时的哲学名流均执笔写稿，内容有：
严既澄：《柏格森传——<时间与自由意志>概略》
李石岑：（当时任商务编辑）：《柏格森哲学之解释》
张东荪：《柏格森之著作与关于柏格森研究之参考书》
蔡元培：《柏格森玄学导论》
柯一岑：《柏格森精神能力说》
吕 瀓：《柏格森哲学与唯识》
梁漱溟：《唯识家与柏格森》
杨正宇：《柏格森哲学与现代之要求》
瞿世英：《柏格森哲学与现代哲学之趋势》
范寿康（当时任商务编辑）：《直觉主义之地位》
上述作者中，李石岑（1892—1934）原名邦藩，湖南醴陵人。1912年东渡日本留学，1916年成立丙辰学社（即后来的中华学艺社），1919年起，主编该会刊物《民铎》。1921年回国进入商务编译所任编辑，1922—1928年主编《教育杂志》。同时在东南大学、上海大学等校兼授哲学课。1928年赴法、德留学深造，回国后，任暨南大学教授。著有《西洋哲学史》、《哲学概论》、《现代哲学小引》、《希腊三大哲学家》以及《朗格唯物论史》（与郭大力合译，1936年）；五四运动前后，他大力介绍西方各派哲学，主要涉及杜威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的超人哲学和罗素的新实在论等等。在翻译柏格森、尼采等西方哲学方面做过大量工作。
作家茅盾年轻时在商务编译所主编《小说月报》，当时他也重视柏格森哲学的介绍工作。1922年1月17日，他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撰文，对“柏格森专号”的出版，向读者做了热情的推荐。他写道，在专号上，“有说明柏氏学说全盘目的的，有说明柏格森哲学与现代哲学之关系的，有专讲柏格森一部著作的，还有把它和中国哲学进行比较的。总之，通过这个专号，相当全面地把柏格森哲学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了。”（转引自黄见德等：《西方哲学东渐史》，武汉出版社1991年，第279页。）
4）杜里舒访华及其哲学的传播
德国哲学家杜里舒是唯心主义生机论者（贺麟教授语）。和来华的罗素、杜威相比，他在中国的影响较小。但在当时仍有一定意义，故略作介绍。
哲学家杜里舒应讲学会的邀请，于1922年10月来上海访问。他先后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发表讲演，口译者是瞿世英、张君劢。杜里舒除宣传康德哲学之外，主要是系统地阐述和介绍自己的哲学体系和具体的内容。讲稿经整理后，以《杜里舒讲演录》为题（商务，1923年）出版。同年，江绍原翻译了杜里舒的《实生论大旨》（亚东图书馆，1923年），内容为：实生论的三大证明，命根与物质及能力的关系，实生论的名理，实生论与一元玄学等五章。同一时期又出版了张君劢、瞿世英的研究著作《杜里舒研究及杂文》，内收《杜里舒教授学说大略》（张君劢）、《杜里舒与现代精神》（瞿世英），并附有杜里舒的讲演稿《爱因斯坦相对论之批评》《人类思想及实在问题》等五篇。
1923年4月，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东方杂志》刊出了“杜里舒专号”，使杜里舒在华的讲学趋向高潮。专号目录如下：
乔峰（周建人，当时任商务编辑）：《生机定义》
杜里舒（张君劢译）：《近代心理学中非自觉及不自觉问题》
费鸿年：《杜里舒学说概观》
瞿世英：《杜里舒学说的研究》
张君劢：《关于杜里舒与罗素两家心理学之感想》
秉志（当时任商务编辑）：《杜里舒生机哲学论》
菊农（即瞿世英）：《杜里舒与现代精神》
杜里舒（宏严译）：《生机论概念》
费鸿年：《杜里舒的著作》
当时哲学界对杜里舒有较多研究的就是上述三位：费鸿年、瞿世英和张君劢。
三、西方哲学家和哲学思潮的早期翻译传播
1）尼采哲学的翻译介绍与影响
在西方哲学东渐史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就是尼采哲学最早是通过赴日留学生和在日本流亡的中国学者传入中国的，是受到日本西方哲学家著作影响的结果。1904年王国维学习、研究德国哲学，从康德开始，经过叔本华、尼采，再回到康德。他涉猎的哲学家很多，但他潜心研究和热情传播的却是康德、叔本华和尼采。鲁迅留学日本时，1907年撰写《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同样是受到日本流行的尼采思想影响。
五四运动前后，尼采的某些哲学、文学著作受到广泛的欢迎。如《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有郭沫若译本（创造社1928年版），有萧赣译本（商务，1936年），有徐梵澄译本（生活书店，1936年）；其他译作有《朝霞》（徐梵澄译，商务1936年），《快乐的知识（梵澄译，商务，1939年）；评论著作有李石岑著《超人哲学浅说》（商务，1931年），《尼采哲学与法西斯主义之批判》（[苏联]勃伦蒂涅尔著，段洛夫译，潮峰出版社，1938年）。这些原著的翻译评论的出版表明尼采哲学在中国读者中颇有市场。
茅盾1920年在《学生杂志》上写了《尼采的学说》一文，他指出“读尼采的著作，应当处处留心，时常用批评的眼光去看他，切不可被他的犀利的骇人的文字所动。”茅盾的批评，特别采取分析的态度。作者既肯定尼采思想中积极向上的因素，也不放过他理论上的失误。对于尼采的进化学说，茅盾指出“超人主义者便是尼采的进化论（即指靠超人来克服欧洲社会的弊端）”。作者认为，在尼采那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不仅是“超人”的产婆，而且还是达到真理的方法。它对于沉睡在谷底的人们具有重要意义，因而他给予它以充分的肯定（《学生杂志》2卷1、2号）。哲学家李石岑在《尼采思想之批判》中指出，（1）尼采一生的思想结晶集中于《扎拉图士特拉如是说》中，而这本书却以箴言的形式问世，难以表示尼采思想的精华；（2）尼采思想过于热烈，对人生的探讨过于直接；（3）尼采思想每句话的反面都包含有个人生活的体验，没有生活体验的人难以理解；（4）尼采的著作不少的句子包含有矛盾的地方。李石岑的这些分析符合尼采著作及其特点，对于人们正确理解和接受尼采学说有一定帮助。（《西方哲学东渐史》第246页）
2）康德哲学的翻译介绍与研究
在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活动中，康德哲学在新文化运动发展前后被称为一个热点。贺麟回忆说：“自从1923年，张颐（1887—1969年）先生回国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康德黑格尔哲学时，西方古典哲学才开始真正进入了中国正规大学的哲学系”。（《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368页）。最早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论述康德哲学的是宗之魁（即宗白华，当时任《时事新报》副刊编辑，后留学德国入法兰克福大学学习哲学）。1919年5月他先后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康德唯心哲学大意》和《康德空间唯心论》两文。1920年沈甫霖写的《康德的教育意见》和南吕写的《哲学的改造和现代的康德哲学》分别在《上海周刊》和《学灯》副刊上刊出。1922年王中君写的《康德的认识论和马克思的认识论》、仞生写的《康德与爱因斯坦》相继在《今日》和《东方杂志》发表。同时期，《康德传》作为第一个中译本由北大学生罗章龙和商章孙合译后，交中华书局（1922年）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康德第一本学术随笔《人心能力论：论意志能制病情》一书早在1914年便由商务排印出版。据考证，此书原文是康德在1797年答复医生胡菲兰关于养生之道的一封信。饶有兴味的是，此书系由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和中国教师周暹（即周叔韬）合译。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年）原为德国传教士，1889年来中国青岛传教，同时学习中国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熏陶。1911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并翻译中国古典著作，如《论语》（1910年）、《老子道德经》（1911年）、《易经》（与劳乃宣合译，1924年）、《吕氏春秋》（1928年）和《礼记》（1930年）等。康德著作最早是由中德学者合作译成中文出版的，这是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1924年4月22日，康德诞辰二百周年．国内报刊为此均刊登康德像，发表纪念文章。《学灯》与《晨报》副刊发表了胡嘉写的《康德学说与我们对于康德生辰纪念之感想》和张东荪写的《康德杂谈》。《晨报》还刊出甘蛰仙写的《康德纪念与东原纪念》和《康德在唯心论史上的地位》，两位对于康德哲学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同年的《学艺杂志》和1925年的《民铎》杂志，先后出版“康德专号”，发表了35篇纪念论文，把纪念康德的活动推向一个小高潮。有的论文赞扬康德的三大批判，认为“实在可以称为万世不朽的著作”，有的认为康德在哲学上进行的变革，与哥白尼在天文学上进行的变革一样，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的从哲学的发展过程来考察，具体地阐明了康德哲学的贡献（《西方哲学东渐史》第228页）。当时在商务编译所任编辑的范寿康（1895—1983年）撰写了《康德》（商务，1926年）、《认识论浅说》（商务，1927年），阐述了康德的生平思想和哲学认识论问题，是当时热情译介康德哲学的先行者之一。康德哲学专著到30年代才陆续在我国翻译出版。主要有《纯粹理性批判》、（胡仁源译，商务1931年）、《实践理性批判》（张铭鼎译，商务，1936年）、《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唐钺译，1937年）、《优美感觉与崇高感觉》（关棋桐译，长沙商务，1940年）等。研究著作有[苏联]德波林著《康德的辩证法》（程始仁译，亚东，1929年）、[日]朝永十三郎著《从康德平和主义到思想问题》（任白涛译，启智书局1930）、[日]桑木严翼著《康德与现代哲学》（余又荪译，商务1935）、[英]林稷著《康德哲学》（彭基相译，商务，1935年）等。
著名学者贺麟说，张铭鼎是我国20—30年代“最初搞康德哲学的人物”（据说张铭鼎原来留学德国学哲学，后参加革命活动，解放后改名张铁生，从事非洲史研究）。张先生1924年在《学艺杂志》上发表《康德学说的渊源与影响》，第二年又在《民铎》杂志“康德专号”刊出了《康德批判哲学之形式说》，对康德哲学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介绍，他认为康德三大批判的中心思想，就是康氏所拳拳致意的理性主义。他要根据理性主义将以前一切学说加以评价，以便从科学道德艺术三大文化领域中，“建设出一个切实的基础而完成其批判的精神”，强调康德的理性主义，代表了中国五四时期要求科学与民主的精神，这是当时讲述康德的时代趋势（《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第361—362页）。
贺麟先生在论述中指出，瞿世英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导》（载《哲学评论》1928年2卷2期）、张东荪的《多元的认识论》（1934年）关于康德哲学的介绍侧重于康德的认识论和伦理学，这表明他们的康德研究均能融会自创体系，对介绍康德是有贡献的（同上书，第362--363页）。
3）精神分析学说的翻译和有关译著的传播
最早在我国翻译介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学生杂志》，如胡愈之译的《梦中心灵之交通》（《东方杂志》1918年1月）、张东荪写的《论精神分析》（《民铎》1921年2卷5期）、吴颂皋写的《精神分析的起源和派别》（《东方杂志》1923年）、高觉敷的《精神分析的起源和发展》（《教育杂志》1925年）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学生杂志》1930年）等。
20年代较早的中文译本是赵演翻译的《弗洛伊特心理分析》（[英]B．勒著，商务1929年）；《心理学与精神疗法》（[英]布拉文著，商务编辑华超译，商务1929年）。当时张东荪还写了《精神分析ABC》（ABC丛书社，1929年）。不过，最早从原著翻译介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1930年）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商务，1936年）的则是心理学家高觉敷。高先生当时在商务编译所哲学教育部任编辑，他在唐钺先生的指导下，一边学习心理学新理论，一边做翻译，还常在《东方杂志》和《教育杂志》上撰文介绍新的心理学派。他介绍了《十七、十八世纪的哲学心理学》，编译了《麦独孤的灵魂论及其批评》（《教育杂志》1925年）、《现代德国自然科学的心理学》（《教育杂志》1929年），翻译了杨琴巴尔著《社会心理学》、[美]考夫卡著《儿童心理学新论》（商务，1933年）、[德]柯勒和[美]考夫卡合著的《格式心理学之片面观》（商务，1935年）、[美]波林著《实验心理学史》（商务，1935年）等书。
行为心理学的介绍者是心理学家郭任远。商务在20—30年代出版的这类译著大都是他翻译的，共五种。如《人类的行为》（上、下，商务，1923年），《行为主义心理学讲义》（商务，1928年），《行为性的基础》（商务，1929年），《行为主义》（商务，1933年），《行为的基本原理》（商务，1935年）等。
4）科学哲学的翻译和介绍
五四运动前后，西方的科学哲学在中国有了较多的传播和介绍。1922—1923年，爱因斯坦两次路过上海，相对论和他的科学思想也传播到中国。据介绍，爱因斯坦到了上海，走进南京路时，中国青年学生高兴得用双手把他抬了起来。爱因斯坦在宴会上，称赞“中国青年，敢信将来对于科学界定有伟大贡献”，并表示“异日归来，极愿为中国青年贡献所见”（转引自戴念祖《爱因斯坦在中国》）。当时，国内的有些大学筹备资金，打算邀请爱因斯坦为中国讲学。但最终他并未能来中国访问，原因是在联系的过程中发生了误会。1921年春，北大校长蔡元培到柏林访问，与物理学家夏元瑮教授一起拜访爱因斯坦，请他来中国讲学。但爱因斯坦“不能久离柏林”。并表示“甚愿到华，期以他日”。1922年3月，日本邀请爱因斯坦讲学。爱因斯坦表示愿意同时来到中国讲学半月。不料，通讯联系中出现误会，最后，爱因斯坦失去了来华的机会。不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科学思想在这个时期还是大量介绍到了我国。爱因斯坦1905年发表了狭义相对论，1915年完成广义相对论。据粗略的统计，1917—1923年间国内的报刊发表了100多篇有关文章，15种翻译和著作（引自《爱因斯坦在中国》）。较早发表文章介绍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是许崇清（《再批判蔡孓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演说……》载于1917年《学艺》第2卷），1919年吴有训撰写了《第四量度》、魏嗣銮发表了《空时释体》（载《少年中国》1卷7期）等介绍狭义相对论的文章。1920年2月《东方杂志》在“科学杂俎”栏发表了《光线能被重力吸引之新说》，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做了报导。同年3月，张申府在《科学里的一革命》（载《少年世界》1卷3期）通俗地介绍了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
对广义相对论做了较深入介绍的是科学家任鸿隽，他于1920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爱因斯坦之重力学说》一文。同年7月，文元模在《学艺杂志》发表《论现代科学革命者爱因斯坦的新宇宙观》。关于爱因斯坦学说的通俗解释，1921年由北大教授夏元瑮译出，书名为《安斯坦相对论浅释》（载于1921年4月《改造杂志》）。第二年由商务印书馆以《相对论浅释》（书后附有“安斯坦小传”）为书名出版（胡乔木近年曾把此书称为“大专家写的经典性的科学著作”）。夏元瑮教授又在欧美同学会发表了《物理学之新潮及相对论学说》，讲稿刊载于1922年1月17日《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同年4月他在《改造杂志》刊出《安斯坦相对论及安斯坦传》以及《新旧力学的异点》（晨报副刊，1923年，11）。作为一位物理学家，他的译作在读者中颇有影响。这个时期，《东方杂志》出版了“相对论专号”，集中发表了许多关于相对论的文章，如《相对论的法则绝对性》（镜湖译，1921，6）、关相华写的“安斯坦”（1922年，6）、行余写的《普遍相对性原理和观测事实的比较》（1922年，12）、心南（郑贞文）写的《能媒万有引力和相对性原理》、段育华的《相对论在物理学上的位置》（1922年，12）、周昌寿的《相对性原理概观》（1922年，12）、《爱因斯坦小传》（惟志，1922年，12）。以上《东方杂志》上撰文的执笔者郑贞文、周昌寿、段育华等多数均为商务编译所的编辑。此外，还有两种较重要的著作即费祥翻译的《通俗相对论大意》，商务1922年初版，1930年再版；周昌寿撰写的《相对律之由来及其概念》（《学艺》1921年，3卷1期），1923年出版单行本。值得指出的是，商务编辑郑心南别出心裁地写作的科学剧本《爱之光》，他以戏剧的形式表述深奥的相对论理论确实独具匠心（转引自《爱因斯坦在中国》）。
还有不可忽略的是，商务《东方杂志》的编辑胡愈之（署名“若愚”）撰写的德国通讯《德国科学界的大论战》一文，此文给爱因斯坦以极高的评价，指出他“是近代的哥白尼，是现在的奈端（即牛顿），是科学中一大革命家”。
5）西方美学理论的翻译传播
20—40年代，西方美学理论在中国有了广泛的翻译介绍。首先是鲁迅的提倡和带动。他自己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1930年）和卢那察尔斯基《艺术论》及《近代美术史潮论》（[日]坂垣鹰穗著，1929年），耿济之翻译了托尔斯泰的《艺术论》（商务，1921年），这些都是在国内发生过重大影响的艺术理论译著。在此前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许多西方美学著作。著译较多的是美学家吕瀓，他的著译有：《美学浅说》（1923年）、《美学概论》（据德国美学家栗泊士（今译“利普斯”）学说编译，1923年）、《晚近美学思潮》（[德]摩伊曼著，1924年）、《晚近美学说和美的原理》（1925年），还有李石岑、吕瀓合著的《美学原理》（1925年）。[意]克罗齐的译作有两种：《美学原论》（傅东华译，商务1931年），《美学原理》（朱光潜译，正中书局1947年）。此外有：[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1937年）、[法]赖那克《阿波罗艺术史》（李朴园译，1937年）、蔡元培等著有《美育实施之方法》。商务的编辑范寿康编译了《艺术之本质》，此书系据日本学者伊势专一郎的原著编译的，主要论述美的经验和美的分类两方面问题，涉及美的对象及崇高、优美、感觉美、精神美、悲壮、滑稽与丑等。美学史方面有《近世美学》（[日]高山林次郎著，刘仁航译，商务1920）等。周扬在1948年翻译了[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读书出版社），在读者中影响很大。
四、20—40年代西方哲学史在我国的翻译传播及研究
1）西方哲学通史的翻译出版：
30年代是我国大规模的引进近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时期。“自从张东荪、瞿菊农、黄子通诸先生于1927年创刊《哲学评论》后，中国才开始有专门性质的哲学刊物。自从1925年4月中国哲学会成立，举行第一届年会起，中国哲学界才开始有自抒哲学理论，自创哲学系统的尝试。”（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25页）哲学界认为现代西方文明是由近代文明发展而来的，不了解近代西方文明的兴起及其在观念形态上的变化，要真正把握现代西方文明及其在哲学上提出的种种学说是难以做到的。在这种历史要求的推动下，翻译介绍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哲学，被提上议事日程。（《西方哲学东渐史》第376页）
20—30年代，我国相继出版了一批西方哲学史著译。书名如下：
《近代西洋哲学史大纲》，刘伯明著，中华书局，1921年。
《近代西洋哲学史纲要》，张东荪、姚璋著，中华书局，1925年。
《西洋近世哲学史》[丹麦]霍夫丁著，彭建华译，民智书局，1923年。
《现实主义哲学的研究》[日]金子筑水著，蒋径三译，商务，1928年。
《近代唯物论》[日]森宏一著，冠松如译，进化书局，1933年。
《西洋哲学的发展》瞿世英著，福州国光社，1930年。
《西洋哲学史》（上下），张东荪著，1930年。
《西洋哲学史》（第一卷），李石岑著，民智书局，1933年。
《西洋哲学小史》全增嘏著，商务印书馆，1934年。
《欧洲哲学史纲》黄忏华著，商务印书馆，1934年。
《欧洲哲学史》[美]马尔文著，傅子东译，神州国光社，1930年。
《欧洲哲学史》[德]韦柏著，徐炳昶译，北京报社，1927年。
《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英]木尔兹著，伍光建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
《西洋哲学史》[美]洛挈斯著，詹文浒译，中华书局，1933年。
《西洋哲学史》[德]韦柏著，詹文浒译，世界书局，1934年。
《欧洲思想史》[日]金子马治著，胡雪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
《朗格唯物论史》[德]朗格著，李石岑译，中华书局，1936年。
《哲学思想之史的考察》[美]恩德曼著，征农译，读书社，1936年。
20—30年代，国内大学陆续建立了哲学系，开设了西洋哲学史课程，随着国内哲学界对西方哲学的翻译介绍的扩大与深入，这时期出版了一大批西洋哲学史和近代哲学史译著。据粗略的统计，哲学史著作有9种，翻译的西洋哲学思想史有10种，近代哲学史有7种。这些哲学史著作体系不同，观点各异，有苏联德波林的唯物主义观的哲学史，也有欧美资产阶级的哲学史，不过，它们对普及哲学史的知识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到1941年，中国哲学会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成立后，出版阵地扩大了，国内对西方哲学的翻译有了更多的出版机会。
2）西方哲学断代史的翻译与研究：
（1）关于古希腊哲学的翻译与研究
古希腊哲学在新文化运动及以前有过零星介绍，到了30年代，在部分哲学家努力下，在翻译传播希腊哲学原著和研究方面有了一定的改进。
这个时期翻译的希腊哲学史类书籍有三部，即杜威著《哲学史》（希腊部分），刘伯明译，泰东图书局1930年版；[美]斯塔斯著《批评的希腊哲学史》，庆泽彭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英]狄更生著《希腊的生活观》，彭基相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古希腊哲学原著有杨伯恺翻译的三种，即《赫拉克利特哲学思想集》，辛垦书店1933年版，收有赫氏著作残篇135条，以及历史上有关他的生平、思想和评价的文献；《德谟克利特哲学道德集》，辛垦书店1934年版，辑译了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有关德谟克利特的介绍和评论，其中格言224条是研究德氏哲学的第一手材料，还附有梭罗文的序言和导言，反映了历代西方学者对德谟克利特哲学的理解和评价。《学说与格言》一书收有伊壁鸠鲁致希罗多德、比多克勒斯和墨勒色的三封信，及两组格言，共12l条。上述古希腊哲学家原著在中国首次出版，尽管原文是断篇残文，翻译和表述也颇多疵点，但对于中国读者接受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在当时来说是很有意义的（《西方哲学东渐史》第368—369页）。
在古希腊哲学中，翻译、介绍较多的还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计有柏拉图6种：
①《理想国》，吴献书译，商务印书馆，1920年。
②《柏拉图对话六种》，张师竹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商志学会丛书）。
③《柏拉图五大对话》，郭斌和、景昌极译，吴宓校，南京国立编译馆，1934年。
④《柏拉图》，严群编著，世界书局1934年版，这是一本介绍柏拉图哲学的通俗读物。
⑤《柏拉图》，[英]杜伦著，詹文浒译，青年协会书局，1929年。
⑥《柏拉图政治教育学说今解》，[德]斯登堡著，俞颂华译，商务印书馆，1924年。
亚里士多德7种：
①《亚里士多德》，[英]铁聂尔著，刘衡如译，中华书局，1920年。
②《亚里士多德》，[美]杜兰著，詹文浒译，青年书局，1929年。
③《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英]华莱士著，汤用彤译，附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书后。
④《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向达、夏崇璞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
⑤《政治学》，吴颂皋、吴旭初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
⑥《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严群著，商务印书馆，1933年。
⑦《亚里士多德》，范寿康著，商务印书馆，1930年。
在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原著中，《伦理学》和《政治学》是两部比较重要的原著。它是为了纪念“西洋大哲之学传入中土，及中国西学先进逝世三百年”而由清华大学吴宓教授推荐有关学者向达等翻译的。向达的译本有吴宓教授的“校者识”，提纲挈领地概括和论述了亚氏伦理学的主旨和内容，是一本译笔流畅、内容充实的译本。
到了40年代，古希腊哲学的翻译和研究成果不多。但严群的《希腊思想》（上海华夏图书出版公司，1948年）和陈康教授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不能不提。严群是专门研究古希腊哲学和对话集的专家。他的《希腊思想》与一般哲学史不同，它追溯了近代西方文明的根源，集中论述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与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内在联系。作者认为“自然科学能够宰制自然，便利人事，而收富强的效果，所以自然科学史是今日西方文明的最大要素。”著名的古希腊哲学的研究者中，陈康（1902—1992）可说是独树一帜。他年轻时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1921年赴英国伦敦深造；1930年留学德国，从斯田采尔学习希腊哲学、希腊文及拉丁文。1940年陈康以论文《亚里士多德的分离问题》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等教授。陈康早在30年代曾发表《柏拉图<诺曼篇>中的认识论》和《柏拉图认识论中的主体与对象》等论文。40年代他在西南联大开设《希腊哲学史》、《知识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等课程。与此同时，他翻译了柏拉图的《巴曼尼德斯篇》及写作有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论文。
评论者认为，陈康研究哲学史的方法“值得重视。”陈教授认为在哲学史研究中，主要的是方法。陈康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时说：这本小册子（指台北版《陈康哲学论文集》）里的每一结论，无论肯定与否定，皆从论证推来。论证皆循步骤，不作跳跃式的进行。分析务求其精详，以免混淆和遗漏。“研究前人的思想时，一切皆以此人著作为根据，不以其与事理或有不符，加以曲解（不混逻辑与历史为一谈）。研究问题时，皆以事物的实况为准，不顾及任何被认为对圣经贤训”（《陈康哲学论文集》作者序）。
他为什么要翻译《巴曼尼德斯篇》呢?欲使后之业者辨别柏拉图哲学中的精华与糟粕，以资研究问题时的借鉴，因此译《巴曼尼德斯篇》。通过自己的研究，加上他具有独特风格的注释，对过去留下的疑难问题，译注者均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和观点，这样，陈康的译注本把对这篇对话的研究提高到了新的水平。要探讨陈康《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的译著特点和理论贡献的读者可以查阅《西方哲学东渐史》一书第542—552页。
（2）17、18世纪西方哲学的翻译研究
关于近代西方哲学，即17、18世纪西欧哲学的翻译介绍，在30年代前后的中国有了一定的发展。这里先讲讲近代哲学史的翻译出版情况：
《近代哲学史》[苏]德波林著，林一新译，黎明书局，1934年。
《法国哲学史》[法]雷维不鲁尔著，彭基相译，1934年。
《近代唯物论史》[俄]普列汉诺夫著，王若水译，泰东图书局，1930年。
这个时期，20年代初，几位中国学者编著了《近代西洋哲学史》。因为处于开始接受西方哲学的初期，这些著作大都是参考国外的著作编写的。彭基相译的《法国哲学史》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有关法国哲学史中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一种。（《西方哲学东渐史》第377页）
值得提出的是，德波林的著作是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作的，但它主要论述和分析了近代经验论哲学从培根到休谟的发展过程，不包括唯理论部分。普列汉诺夫的《近代唯物论史》则是一部已有定评的名著。
关琪桐（1904—1973）（又署关文运），是一位专门从事哲学原著翻译的多产翻译家。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后来长期在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编委会和中德学会救济总署从事翻译。新中国成立后调国家出版署任编审，后转到山西大学外语系任教，曾兼任《哲学译丛》编委。译作有：
《新工具》[英]培根著，商务印书馆，1934年。
《崇学论》[英]培根著，商务印书馆，1938年。
《巴克莱哲学对话三篇》[英]巴克莱著，商务印书馆，1934年。
《视觉新论》[英]巴克莱著，商务印书馆，1935年。
《人类知识原理》[英]巴克莱著，商务印书馆，1936年。
《人类理解论》[英]洛克著，商务印书馆，1938年。
《人类理解研究》[英]休谟著，商务印书馆，1936年。
《方法论》[法]笛卡儿著，商务印书馆，1935年。
《哲学原理》[法]笛卡儿著，商务印书馆，1935年。
《沉思集》[法]笛卡儿著，商务印书馆，1935年。
《优美感觉与崇高感觉》[德]康德著，商务印书馆，1940年。
关琪桐翻译了十多册哲学原著，总的来说态度认真，忠于原著，其中有的译本曾得到当时学术界的肯定。如张申府认为笛卡儿《方法论》“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译本”。
（3）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与研究
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比在西方国家及日本要晚得多。即使与康德哲学的传播相比，也要晚一些、慢一些。20世纪初，梁启超、马君武虽然作过零星介绍，但黑格尔原著一直未见中译本。五四运动以来，直到1921年我国报刊上才首次见到瞿世英执笔的《黑格尔》。《东方杂志》在1923年发表《黑格尔学说概要》，哲学界前辈张颐在《学艺》上撰写了《黑格尔论理学》（这是张颐留学时期用英文写作的）一文，高一涵于1926年在《中大季刊》上撰写了《黑格尔的政治思想》等几篇文章。但关于黑格尔原著的翻译和深入的研究著作在20年代尚未出版。到了30年代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31年黑格尔逝世一百年，出现了部分纪念文章。1933年《哲学评论》出版了“黑格尔专号”，瞿世英、张君劢、贺麟、朱光潜和姚宝贤均发表了文章。不久，黑格尔中译本开始出版了。
《黑格尔历史哲学纲要》，王灵皋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张铭鼎译，民智书局，1933年。
《黑格尔逻辑大纲》，周谷城译，正理报社，1934年。
《论理学》，张铭鼎译，世界书局，1935年。
《历史哲学》，王造时、谢诒征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
与此同时，又出版了一些评介著作，如：
《黑格尔学述》[美]鲁一士著，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
《黑格尔》[美]凯尔德著，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
《黑格尔哲学批判》[德]费尔巴哈著，柳若水译，辛垦书店，1935年。
《黑格尔的辩证法》[苏]德波林著，任白戈译，北平民友书局，1935年。
《黑格尔哲学入门》[日]甘粕石介著，沈因明译，辛垦书店，1936年。
这个时期，中国哲学家自己的专著也开始出版：
朱谦之《黑格尔与孔德主义》，民智书局，1933年。
朱谦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36年。
郭本道《黑格尔》，世界书局，1934年。
任卓宣《黑格尔》，辛垦书店。
沈志远《黑格尔与辩证法》，笔耕堂书局，1932年。
值得指出的是，张颐和贺麟先生都是翻译传播黑格尔哲学的先行者，张颐先生更是首屈一指的代表。张颐先生是四川叙永人，1913年赴美国密西根大学学习文学、教育学和哲学。1919年获文学士和教育学硕士学位。不久写成《黑格尔论理学》一书，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在牛津大学师事开尔德、约阿欧等教授。1924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主讲《西方哲学史》。他撰写的《黑格尔论理学》是中国学者早期研究黑格尔的重要成果。此稿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出版后国外学者写了书评，拉松博士在柏林《康德研究》上评价了张颐的这部著作，认为他对黑格尔的研究和评价，要比许多德国人中肯和公允。（《西方哲学东渐史》，第412—413页）
贺麟（1902—1992），四川金堂县人。1919年秋入清华学堂学习；1926年出国留学，在美期间，先后在奥柏林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研究院研究西方哲学。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进一步研究黑格尔哲学。1931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任清华大学教授。贺先生重视翻译工作，他青年时期写过《论严复的翻译》在《东方杂志》上刊出。在《黑格尔学述》序中提出处理译名的四条注意事项。1936年贺麟撰写的《康德名词的解释和学说的重点》一文，具体地反映了他对哲学译名和翻译工作的重视。他一方面自己深入地探讨，同时在学术讨论中注意收集改进意见。他对康德、黑格尔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原著的翻译介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贺先生在北京大学执教，开过西方哲学史、斯宾诺莎哲学、黑格尔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等课程。他译过鲁一士的《黑格尔学述》和凯尔德的《黑格尔》。关于贺麟先生对黑格尔哲学翻译和研究的贡献和特点，《西方哲学东渐史》已有深入介绍，此处不赘。有关我国学者朱谦之、郭本道、沈志远、周谷城等先生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和观点，因本文篇幅所限，只好割爱。
郑昕（1905—1974），安徽庐江人。1924年进入南开大学读哲学。1927年赴德国留学，先后在柏林大学和耶拿大学深造。他在新康德主义大师鲍赫的指导下深入研究康德哲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执教近40年，为在中国传播康德哲学贡献了毕生精力（《西方哲学东渐史》559页）。他把长期积累的讲稿“平日随己所好，心之所记，一一笔之于书，剪裁成文”（《康德学述》弁言），先发表于《学术季刊》，后于1946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作者曾说过，“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就人类的文化思想发展来说，总是承先启后的，承先，不是将过去的学问成绩，积累起来，而是按着一定的原则，将以往的成绩，加以改造和再创，成为一种崭新的学问；惟如此方能启发后昆，表示他在历史上划时代的意义。康德便是这样的睥睨古人，下开百世的思想家”（《康德学述》第9页）。评论者认为“这可以视为《康德学述》全书的基点和在书中反复加以演奏的主旋律”（《西方哲学东渐史》第561页）。
（4）现代西方哲学的翻译和研究
30年代以后，我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翻译进入了全面吸收原理的时期。从整个趋势来看，西方哲学东渐已不再具有五四时期那样的力度。不过，总的来说，除尼采的5种已如前述外，罗素、杜威的著作翻译仍然很多，罗素的有8种，杜威有5种：
《我的人生观》罗素著，丘瑾璋译，正中书局，1936年。
《怀疑论集》罗素著，严既澄译，商务印书馆，1932年。
《快乐的心理》罗素著，于照伦译，商务印书馆，1932年。
《科学观》罗素著，王光煦等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
《哲学大纲》罗素著，高名凯译，正中书局，1937年。
《赞闲》罗素著，柯硕亭译，正中书局，1937年。
《婚姻革命》，罗素著，野庐译，世界学会，1930年。
《婚姻与道德》罗素著，李惟运译，中华书局，1935年。
《心理学简编》詹姆士著，伍况甫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
《论人生理想》詹姆士著，唐擘黄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
《思想方法》杜威著，丘瑾璋译，世界书局，1935年。
《道德学》杜威著，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
《哲学之改造》杜威著，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
《哲学的改造》杜威著，胡适等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
《思惟与教学》杜威著，孟宪承等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
到了40年代，维也纳学派的学说由洪谦全面地传播到中国。洪谦（1909—1992）安徽歙县人。曾在德国留学，先后在柏林大学、耶拿大学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读哲学。他在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M．石里克教授的指导下，于1934年撰写了题为《现代物理学的因果问题》的博士论文。留学归来，40年代曾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武汉大学执教，并在牛津大学新学院做研究员，担任教学和研究。回国后，最初他写作了《逻辑实证论的基本思想》、《维也纳学派与现代科学》等八篇论文，并于1945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题名为《维也纳学派哲学》的著作。
洪谦“具极大的热忱，几以宣扬石里克的哲学为终身职志”。贺麟教授指出：《维也纳学派哲学》可以“算是比较亲切而有条理地介绍此派思想的书”（《西方哲学东渐史》第585页）。评论者认为它不愧为一本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洪谦先生为把这个学派所主张的科学精神输入到中国来作出的努力是应该肯定的（同上书，585—5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