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环境学译丛”总序
自20世纪中期传播学大发展以来，世界各地的传播学研究风起云涌，蔚为壮观。进入新世纪之后，在新媒介、新媒体、新传播形式迅猛发展、快速更新的推动之下，传播学大有发展成为显学的势头。
长期以来，国内传播学界关注的重点是传播学的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所谓经验学派是以实证主义为信条、技术统计为手段、效果研究为焦点、服务体制为导向的美国主流学派。所谓批判学派则以德国法兰克福的新马克思主义、法国和英国的文化批评、欧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为代表。
新千年以来，各国传播学界拓宽视野，开始瞩目以马歇尔•麦克卢汉为代表的第三学派。
20世纪末，北美的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开始整合为媒介环境学派，组建了媒介环境学会，开始问鼎北美传播学的主流圈子。
近年来，中国传播学界思考传播学的危机、范式内容和学派分梳，检讨北美主流经验主义学派的不足，注意批判学派从欧洲向北美的扩散，认真研究正在崛起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
媒介环境学的代表人物对国内学界和读者并不陌生，其中一些我们已经耳熟能详。除麦克卢汉之外，哈罗德•伊尼斯、尼尔•波斯曼、保罗•莱文森、约书亚•梅罗维兹、詹姆斯•凯利等人的代表作都已经在国内翻译出版，研究他们的文章也数以十计。
然而毋庸讳言，国内学界对这个学派的阵容、思想和成就还不甚了了，把以上代表人物放进媒介环境学派的视野中研究十分必要。
把麦克卢汉视为技术决定论的鼓吹者是莫大的误读，把media ecology这个学派翻译为“媒介生态学”也不太妥当，我们主张将其更名为“媒介环境学”。理由是：（1）从这个学派使用ecology的意义来看，ecology是亚里士多德原本使用的“家居环境”并不能和今天的“生态”划等号；（2）media ecology唤起环境保护主义（environmentalism）的观念，使人注意媒介对社会实践的影响，“媒介环境学”的定名使人重视该学派人文主义(humanism)的关怀，说明它是一种实践哲学、一种社会思想学说和人文主义思潮；（3）国内的“媒介生态学”关注的焦点是媒体之间的生态、媒体的经营和管理，属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界乎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之间，和北美的media ecology不是一回事。
媒介环境学的显著特点是：（1）深厚的历史视野，关注技术、环境、媒介、知识、传播、文明的演进，跨度大；（2）主张泛技术论、泛环境论、泛媒介论，关注重点是媒介而不是狭隘的媒体；（3）重视媒介长效而深层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影响；（4）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
媒介环境学从20世纪初开始孕育，走过了三代人的生命历程。
该学科的先驱和奠基人有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苏珊•朗格（Susanne K.Langer）等。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埃里克•哈弗洛克（Eric Alfred Havelock）、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路易斯•福斯戴尔（Louis Forsdale）、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sabeth Eisenstein）和约翰•卡尔金（John Culkin）。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沃尔特•翁（Walter Ong）、詹姆斯•凯利（James Carey）和唐纳德•F•特沃尔（D. F. Theall）。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有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约书亚•梅罗维兹（Josue Meyrowitz）、兰斯•斯特雷特（Lance Strate）、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埃里克•麦克卢汉（Eric McLuhan）等。
媒介环境学的媒介思想和中华文明的和谐思想颇为吻合。它关注的首先是宏观的媒介环境，而不是鼻子底下那一点点媒体的运行规律，它有助于我们拓宽历史、哲学和人文的思想视域。
我们大中华地区的传播学人愿意携手共进，为传播学和中华学术的繁荣略尽绵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