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环境学的思想谱系：从芝加哥到波斯曼
关于媒介环境学（在本文中，由于所引文献的翻译方式，媒介环境学也被我引为媒介生态学。媒介生态学的概念在中国学者的语境中似乎会造成某种歧义，它的研究对象到底是媒介的社会生态环境还是人的媒介技术生态环境，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我之所以认同媒介环境学或如我在《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一书中所采用的概念——技术主义范式的称谓，就是要规避这种歧义）的讨论，正在成为中国传播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为这一研究领域进行一些思想谱系方面的梳理当然是当前最为必要的工作之一。在这个方面，林文刚先生的一篇文章《媒介环境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是颇具代表性的，而且该文对国内学者影响较大。该文将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加奎·埃吕尔（Jacques Ellul）、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与波兹曼（Neil M. Postman）看作是“媒介环境学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思想家”。[1]
尽管林先生的观点受到许多研究者的认可，但我认为他关于五位开创者的说法在逻辑上和事实上都是值得商榷的（也许问题出在翻译上也未可知）。这五个人中，埃吕尔其实是个局外人，因为此人好像没有任何北美背景，也没有对北美的媒介环境学的创立产生过什么直接影响，林先生的论证似乎有点文不对题。而剩下的四位学者，芒福德和伊尼斯两位是对媒介环境学有重要影响的先驱人物，而另两位麦克卢汉和波兹曼，尤其是波兹曼则是媒环境学真正的开创者，因此似乎不能放在同一层面讨论。很显然，依据标题的暗示，林先生无法回避对媒介环境学源头的探讨，然而如果林先生真的想讨论媒介环境学的源头，那么他选择的这两个先驱人物事实上还远远说不上是媒介环境学的北美源头。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某一研究领域的学术源头必须源于一次学术的突变。从媒介环境学的角度来看，这次突变一定是发生在将生态学理论引入社会科学，用于传播研究的学者身上。如果从这一判断入手，那么芒福德和伊尼斯只能算是媒介环境学的第二代先驱，而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先驱应当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更何况，对于芒福德和伊尼斯而言，芝加哥学派的思想曾经或是间接或是直接地影响过他们的媒介环境学观点，因此本文愿意提供另外一些证据来证明林文刚先生的观点需要得到纠正。
芝加哥学派：从生态学的社会研究走向传播研究
世界上第一个以系统的生态学方法来研究社会问题，尤其是城市问题与社区问题的，毫无疑问是兴盛于1915-1935年之间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而倡导者则是芝加哥学派的主要学术领袖帕克（Robert Park）以及他那些从事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同事。“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家们——伯吉斯、哈里斯、霍伊特、麦肯齐、帕克、厄尔曼、沃斯和他们的学生——非常有意识地从生物学中正在兴起的生态学次级领域。”[2]如果更宽泛一点的话，还应包括芝加哥学派的先驱思想家如杜威（John Dewey）和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
根据帕克的传记来看，他是在1915年前后开始对植物生态学产生兴趣的。很快他便阅读了尤金尼亚斯·沃尔明（Eugenius Warming）的《植物生态学》（Oecology of Plants）、韦勒（W. M. Wheeler）的《作为有机体的蚂蚁群落》（The Ant-Colony as a Organism）和查尔斯·亚当斯（Charles C. Adams）的《动物生态学研究导论》（Guide to the Study of Animal Ecology）等生态学作品，并建议将生态学的理论与观点传递到社会与人类社区研究中去。当然，如果追溯帕克等社会学者为什么会对生态学感兴趣，恐怕不能简单地用偶然性来加以解释。这一方面与帕克的经历有关，“至迟在他从事黑人工作的时候，他已经注意到黑人和白人之间在同一地理环境内对于资源的竞争关系，在他与黑人领袖华盛顿访问欧洲的旅行中，他们也注意到了欧洲都市中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在经济、政治诸多方面的竞争、互动和空间、资源的分布关系。”[3]也就是说，帕克等人本来已经有了较为类似的思路，所以与生态学理论一拍即合。另一方面与生态学理论当时确实对美国社会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有关。“当社会学家们在美国剧变的城市中心寻找秩序的时候……他们被生物学家正在从事的工作所刺激……那些生物学家证明，植物种类通过使自己颁布在局部化的区域以适应其环境，这种方式使它们能够同时适应其生活环境并获得资源。这个观点为理解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城市开辟了道路。这样，它似乎说明各种次属人口群争夺空间位置，能够在一个开放的劳动分工体系中实现各种功能。”[4]
从帕克等学者的城市社会学研究来看，他们把社会生态学看作是生态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并把社会生态学界定为“研究人类在其环境的选择力、分配和调节力的影响作用下所形成的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联系的科学”。尽管他们认为，人类社区与动植物群落相比，“能够控制和改变这个生存环境的实际状态”，而且人类的社区还有习俗、道德规范与行为标准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共识”，但实际上两者还是有许多共同之处，因为“人类社区并非像许多英雄崇拜者所料想的那样纯然是人工构思的东西”，[5]“社会群体在最低层次上像一个植物社区，其中不同特种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偶然的、外部的，物种之间合作的初始原因，仅仅因为偶然地生活在一定地理环境中”。因此在进行城市社会研究时，他们从生态学中借用了大量的概念如“共生”、“社区”来讨论人类的关系问题，并且从历史的视角分析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人类社区分布的变革与人类生活、人类关系的变革。甚至可以说，社会生态学学是芝加哥学派看待社会的方法观，因为它“是派克所代表的芝加哥学者对于社会进行观察和思考的一种方式，是派克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态的一种说明方式，派克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廓清、理解和解释现代都市的变迁过程”。[6]
单凭社会生态学就把芝加哥学派看作是媒介环境学的开山鼻祖似乎是有些牵强，毕竟社会学和传播学是不同的两个学科领域。可问题是，由于帕克个人对于新闻传播的兴趣，以及当时的传媒对城市社会发展变迁的重要影响，使得他和他的同事不可能在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忽略大众传媒和相关媒介技术，因此他们必然会由社会生态学走向传播生态的研究并进而开启媒介环境学的相关思考。在论文《物理学与社会》中，帕克指出物理学使传播的手段处于不断改进的状态，从而对社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写道：“传播显然是社会过程中根本的东西，因为物理学使传播手段的延伸和改进对社会的存在显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理性组织起来的社会形态即所谓文明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7]这种思路也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芝加哥学派的其他社会学家。正如凯瑞所评价的那样：“他们（根据上下文是指杜威、米德、帕克、库利和福特）看到传播技术在发展中的改造能力，用杜威的话来说，将由工业创造的大社会改造成一个大共同体：一个只有一种文化、由拥有共同理解和知识的伟大公众联结而成的国家……传播技术是提升政治、文化质量的关键所在，是把美国改造成一个大陆式村落，一个有着3000英里规模，活生生的希腊式话语民主的手段。这不仅是一种无伤大雅的浪漫主义，也是由来已久并延续至今、被李奥·马克斯称为‘技术至上论’这一传播技术思想传统的一部分。”[8]在本文中，我想以帕克的思想为例（尽管杜威、库利、伯吉斯等也有许多杰出的相近思想，但囿于本文的篇幅以及帕克在芝加哥学派中的地位，我只能以帕克为例），来讨论芝加哥学派是如何启发媒介环境研究的。
帕克的第一个重要观点是，传播与交通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态环境。在帕克看来，在传统社会，人们的交流多局限在本地，很少与遥远的地方发生联系，社会是由一个个相对比较独立像孤岛一般的社区组成的。外出旅行是很不方便的，因为不但费时而且昂贵。想把自己的想法广泛和快速传播出去更是天方夜谭。但传播技术的革命改变了这一切。
帕克首先试图论证，随着交通与通讯越来越便利，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流动，人们开始远离他们的出生地，甚至飘洋过海，从而松动了传统社会的地域纽带，导致社会由初级联系为主导向次级联系为主导的形态过渡。其中交通技术的革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汽船、火车、汽车、飞机等交通技术把孤岛式的封闭的传统社会联成了一个整体，并因此导致了传统社会的终结。帕克以汽车为例来说明流动的发生与传统社会的解组：“这种变动已经在各地解构了传统的社会秩序并且还没有为自己创立一种新的秩序。汽车的大量使用就是这种变化的最明显的表征，它的速度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变化。这种社会个体的日益增长的变化使稳定的社会秩序越来越难以为继。”[9]当然，他也没有忽略传播技术的革命，这种革命发生在电报、电话、高速印刷机、摄影、电影等技术中，革命使个体易于获得大量信息。他指出：“人口流动不仅要靠交通，尤其要依靠一些信息。”“交通和通讯的发展，除带来各种不明显然而却十分深刻的变化以外，还带来了一种我称之为‘个人的流动’。这种流动使得人们互相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加，但却又使这种接触变得更短促、更肤浅。大城市中人口之相当大一部分，包括那些在公寓楼房或住宅中安了家的人都好像进入了一个大旅店，彼此相见而不相识。这实际上就是以偶然的、临时的接触关系，代替了小型社区中较亲密的、稳定的人际联系。”他还引用托马斯的观点指出，良好的信息传播基础，造成了人口流动：“孤立静止（如原始人类）可能纯粹是由于信息方面的障碍，或是由于教育事业落后而造成的特殊情形；……人口流动（如作为城市民族的犹太人）则可能是由于通讯条件好，或者高等教育造成的良好教养。”[10]交通与通讯革命的结果是破坏了原有的社会关系，使偶发的、短暂的次级联系取代亲密的、持久的初级联系成为主要的社会关系。帕克强调，随着传播技术的革命，城市的范围开始扩张，使人类从乡村社会走向了城市社会。由于便利的交通，铺天盖地的新闻与广告，商店的零售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的居住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时尚与流行发展起来。人们不断涌入城市，使城市在侵入与接替中不断地向周边扩展。这些都是交通通讯便利的直接结果。
帕克的第二个重要观点是，信息传播技术的广泛发展改变了人的角色认知。帕克试图表明，在面对面的传统社区中，人们不会对信息有那么强烈的渴求，甚至不需要识字，他们只要通过口头传播就可以生活得无忧无虑。而在大都市中，这种情况发现了根本的改变，人们需要更多的知识与信息来适应快速变化的城市生活，因为城市生活使“命运的变化具有突然性与戏剧性”，[11]需要更多的信息来帮助人们应对变故，加强与别人竞争的能力，而这需要人们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对于传统社区成员而言，他的社会经验与视野是极其狭隘的，他们只需要关心发生在当地的事件，而对于城市居民而言，他们的视野更加开阔，甚至是全国性和世界性的，他们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有所增加。因此以报刊为代表的大众媒体实际上提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兴趣和能力。传媒还改变了人们的性格，提高了人的自我意识与个人主义，帮助解放个体被压抑的潜力和创造力，并因此提高人们的民主参与意识。在面对面的传统社区中，群众依靠直觉、无意识的集群行为进行政治与社会参与，他们没有个性，而在现代社会，个性得到充分张扬的公众可以依靠理性通过舆论来参与政治进程，而没有传媒的维系，后者是不可想象的。帕克认为传媒对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有着根本性的作用：“新闻流通的程度决定了社会成员自身政治参与的程度。”[12]人们的日常行为习惯、社会心理甚至是情绪性格都起了微妙的变化，人们“小心谨慎地研究时髦流行样式和举止”。[13]在帕克那里，当时媒介技术的发展是具有现代性价值取向的。
帕克的上述视角不但直接影响了伊尼斯，而且也影响到了美国的历史学家如丹尼尔·布尔斯廷、刘易斯·芒福德等人，使他们在分析美国历史发展时带有了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技术主义色彩，并且又通过伊尼斯和刘易斯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麦克卢汉。
更可贵的是，帕克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当时的社会问题上，他还试图到历史上去寻找相关的证据来证明，社会演进的过程就是交流的手段和技术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帕克认为，古代文明都是从口头传统向文字传统的过渡，尽管他并不喜欢文字所造成的知识垄断，但还是承认作为传播技术的文字相比于口头传统有其自身的优势。现代印刷术的发明，使知识可以通过书籍报纸广泛传播，从而造就了现代的民主进程。“派克认为，尽管历史上书籍的作用一直被广泛承认，但书籍在社会学意义上的重要性并没有完全被人们了解，像《圣经》对教会，《军人手册》对军队，《美国宪法》对美国人，马克思的书对‘东正教社会主义’（指苏维埃俄国）……等等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充分解释。这些书籍，是社会成员进行广泛互动的基本手段和基础。”[14]这些具有高度历史主义的思想也毫无疑问地影响到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在后者的著作中，我们不时可以看到或是肯定或是否定的回应。
由此可知，我之所以把帕克等社会学芝加哥学者看作是媒介环境学的源头就是因为，他们从没有把研究媒介的社会生态环境作为传播研究的对象，而是从一开始就在讨论媒介技术变迁对人类角色扮演起到了哪些环境性和决定性的影响。根据当代媒介环境学的观点，人们的生活浸淫于媒介之中，因此很少注意作为背景存在的大众媒介。“我们很少注意到这些媒介所扮演的角色，因为它们是如此密切地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经验中的组成部分。”但是，媒介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与社会。一方面，它改变了社会的本质，使其中介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社会的本质越来越成为从中介过程中所获得的特性。”其次，另一方面，它也改变人的行为与观念。比如，随着网络等新媒介的介入，传播范式已经改变了社会的一切领域，并将其折射到社会个体身上。“最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是，信息技术和传播范式是如何改变诸多社会行为和观念的。个人评价、监视与控制、争端的解决、刑事审判制裁、外交、权利诉求和社会问题的产生，以及战争的发动等等都因IT和新的传播范式而以不同的方式完成。”[15]就此意义而言，帕克等学者的主题确实已经相当逼近当前媒介环境学的主题。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帕克等芝加哥学者的思想并非凭空产生，欧洲经典社会学家们关于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论述，实用主义哲学的社会理论以及美国早期的进化论社会学家都对这些思想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社会生态学“并不能说是派克等人第一个凭空想出来的，它的形成也是思想界长期探索的结果，构成这一思想的各种因素，可以追溯到相当早的时代。”[16]也许韦伯、齐美尔、迪尔凯姆等大师的思想中都出现过社会生态思想的断片。但这些研究者提供的仅仅是一鳞半爪的社会生态学观点，并绝少涉及传播问题，因此将芝加哥学派定为媒介环境学的源头是最恰当的。
逐渐清晰的轮廓：从芝加哥学派到多伦多双星
不过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毕竟只是一个具有启示性的思想源头，用当代媒介环境学的核心假设来衡量这些思想，芝加哥学派用以研究传播的生态学视角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媒介环境学。林文刚先生曾清楚地界定过当代媒介环境学的基本理论假设。“理论假设之一：媒介环境学假定传播媒介在将数据或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地方时并不是中性、透明或无价值的渠道。相反，媒介的内在物质结构 (physical structures) 和符号结构 (symbolic structures) 在塑造什么信息被编码、传输和怎样被编码、传输以及怎么被解码的过程中扮演着解释和塑造性的角色。”“理论假设之二：作为第一个命题的逻辑延伸，媒介环境学同样假定每一媒介那套专门的物理和符号特征为其带来了一套偏倚或倾向（biases）。”“ 理论假设之三，媒介环境学进一步指出媒介会促使各种不同的物质的，知觉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果关系，它们与媒介独特的内在偏倚有关。”[17]由这些假说可以看出，芝加哥学派对媒介环境学的出现具有重大的启示与推动作用，但由于该学派对媒介的分析其实并不深入，因此芝加哥学派的思想是在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的继承和推动下，才真正转换到媒介环境学语境的。
就在帕克的声誉如日中天之时，一位名叫伊尼斯的加拿大留学生在芝加哥大学师从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修读政治经济学，并慕名选修了社会学系的课程。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芝加哥学派先驱们关于传媒技术与社会变革的宏观传播学思想的雏形会在这位加拿大年轻人的手中被不断地被发扬光大。
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习，对于伊尼斯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因为当时的芝加哥学派盛极一时。对此，麦克卢汉不无羡慕地评价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到芝加哥大学求学时，遇到了一个最好的时期。涂尔干、韦伯和杜威的思想造就了一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新秀。他们是凡勃伦、米德和帕克。在20年代的芝加哥，他们创造了一种吸引和激励新秀的氛围。”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在芝加哥的学者中，伊尼斯似乎对帕克情有独钟。尽管他所学专业与社会学有一定的距离，但他却注意到了其他学生所没有注意到的帕克传播学思想的精髓。“帕克的思想对伊尼斯的吸引力，似乎超过了它对其他学生的吸引力。”[18]于是他尝试着将媒介研究尤其是媒介技术的研究与经济史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开辟了一条与前人不同的学术道路。当然，对麦克卢汉的这种说法并不是谁都赞同的。根据伊尼斯在芝加哥大学的成绩单，凯瑞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帕克并没有对英尼斯产生直接的影响，英尼斯不应该被认为是任何学派的一员。”然而，凯瑞也不得不承认：“英尼斯的重要性在于，他继承了芝加哥学派所关注的问题，他那永远睁大的眼睛穿越49度纬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修正与完善，极大地拓展了这些问题的范畴与准确性，创立了传播的概念和基于历史的传播理论。”凯瑞还还强调：“英尼斯也常常用坦率的方式重新阐述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并批驳（尽管上间接的）美国历史界和科学界曾经流行的传播概念”[19]我认为，伊尼斯是不是帕克的嫡系学生，这并不重要，关键是伊尼斯延续和深化了芝加哥学派的社会生态学主题，并将其彻底转向媒介环境学的话语。
可以说，伊尼斯在芝加哥学派思想传统走向媒介环境学的过程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他对媒介的研究确实比芝加哥学派的其他学者要更专业和深入。自思想先驱库利以降，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们几乎都承认传播、交流和互动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他们很少有人真正研究传媒，研究传媒的分类，传媒的特征，传媒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等。伊尼斯则不然，他是第一个尝试对媒介进行学理分类的学者，而且这种以时间/空间偏向为维度的划分方法为后人理解媒介与文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直接涉及了媒介环境学的三大理论假设，并对当代媒介环境学有着重要的启发。波兹曼曾这样肯定过伊尼斯的指导性作用：“我们可以用哈罗德·英尼斯的学说作为指导。英尼斯强调说，传播技术的变化无一例地产生了三种结果：它们改变了人的兴趣结构（人们所考虑的事情）、符号的类型（人用以思维的工具），以及社区的本质（思想起源的地方）。”[20]建构了这样一个理论框架，使伊尼斯的媒介历史观到处都充满了创造的张力。可以这么说，很少有芝加哥学派的学者能写出像《传播的偏向》或《帝国与传播》这样气势恢宏，到处闪光的传播学作品来。尽管帕克与伊尼斯具有相似的媒介史观，但帕克仅仅是表达出了这种意向而没有进行深入的开掘。伊尼斯在这方面的论述显然比帕克更专业，功力也更深厚。
更重要的是，有了伊尼斯这样一位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就可以顺着媒介环境学的深入而一直传递下去。如果没有媒介环境学对芝加哥学派的延续和发扬，这一思想可能早就被缺乏历史感的美国文化所淡忘了。是伊尼斯，使芝加哥学派的思想顺着麦克卢汉传递到了波兹曼、莱文森和梅罗维茨那里，并影响到了关于麦克卢汉与伊尼斯的承继关系，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有学者认为他们的学术研究没有什么关系。[21]但更多的证据表明，麦克卢汉受到了伊尼斯的很多启发，尽管他们之间的分歧可能更多。麦克卢汉曾经说过：“我乐意把自己的《古登堡星汉璀璨》看成是伊尼斯观点的注脚，首先是他关于文字的心理和社会影响的观点，然后是他关于印刷术心理和社会影响的观点……从第一篇‘米涅瓦的猫头鹰’开始读，那真是我的福分。遇到了这样一位作家，他的话使我陷入长期的沉思和探索，那是多么激动人心……”[22]而麦克卢汉的一本传记干脆这样来描述这个问题：“他（麦克卢汉）之所以对技术感兴趣，并不仅仅是因为他讨厌研究英语，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发现当代文学上面压着厚厚的一层砖瓦和灰土，而是因为他接触到了多伦多大学的同事伊尼斯的著作。”从学术文本的角度来看，这种承继关系也表现得特别明显。在麦克卢汉的早期著作如《机器新娘》中，麦克卢汉还深受欧洲批判学派尤其是他的老师利维斯开创的文化研究学派早期观点的影响。然而，从《古登堡星汉璀璨》和《理解媒介》开始，这一切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是伊尼斯使先前极具批判学派思想的麦克卢汉被“芝加哥学派化”了。
我无意于继续重复伊尼斯与麦克卢汉有关媒介环境学的光辉论述，这已经被无数的学者所反复提及，我只是想提醒人们注意他们曾经一直忽略的事实：那就是在伊尼斯和麦克卢汉无数与媒介环境学相关的论述中，充满了芝加哥学派思想的影子。
在麦克卢汉看来，伊尼斯的很多论调几乎就是帕克的翻版。他在为《传播的偏向》一书所做的序言中指出：“人人都能在帕克以下这类言论中听到伊尼斯的调子：‘技术设备自然要改变人们的习惯，并且必然改变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按照这个观点，似乎可以说，每一种技术设备，从手推车到飞机，就其提供一种更加有效的新的移动装置来说，已经而且也应该标志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纪元。同理，据说每一种文明自身就携带着自我毁灭的种子。这个种子可能就是那些引进新的社会形态、送走旧的社会形态的技术设备’。”[23]我认为，伊尼斯确实较多地继承了芝加哥学派关于媒介技术理论的思想，并将其发展与提升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从理论上讲，帕克关于移民报刊的研究以及关于城市与报业的互动关系的讨论显然也影响到了伊尼斯。比如，伊尼斯在讨论广播的影响时，显然大量运用了帕克在《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中的观点。他分析说：“以语言为基础划分了新的分割界线，在同一语言内部，集中化和亲和性令人瞩目语言群体内部的稳定性更加清晰，语言群体之间的非稳定性更加危险。”又比如，伊尼斯试图在论述报业对西方当代文明时论证：“报业的技术进步和大都会的发展同步进行。”[24]他分析说，报纸启动了城市的扩张，而大都会的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报纸的信息源泉。这些理论完全就是帕克理论的加拿大版本，在本书关于帕克的论述中，这些理论都可以找到一一对应的出处。对此，麦克卢汉也表示认同：“他（伊尼斯）从帕克学到了如何确认异质社区中的控制机制，这些机制在安排社区事务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同一性。”[25]伊尼斯所受的影响还远不止此。在伊尼斯的书中也不时会流露出经典社会学家们的观点：“机器工业用于传播，使西方社会裂变为原子性的个体。”这种大众社会的思想与凡勃伦、帕克以及欧洲经典社会学家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对于由此带来的大众文化的问题，伊尼斯也一概采用了精英主义的否定态度，他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主义的态度：“为了满足更多的人的需求，肤浅之物势必成为必需之物，并且被变成艺术。广播使短暂肤浅之物增加了重要性。寻找娱乐成为电影和广播必不可少的追求。”[26]他认为大众文化是西方文明的重大危机，文化的“批量生产和标准化是西方的大敌”。[27]
从方法的角度来看，按照凯瑞的说法，芝加哥学派在方法论上反对形式主义，“试图使社会研究回归历史学的分支，强调社会知识的跨学科特性”。而伊尼斯则与芝加哥学派一样，“反对形式主义，在不同学科中四处求索”，他“同时是位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28]而且，与多数芝加哥学派学者尤其是帕克一样，伊尼斯极其反对统计学的定量研究方法。他曾经分析过定量方法的局限性：“浩若烟海的统计数字摆在社会科学家的面前，他被迫去解释并去发现模式和趋势，以便能够预测未来。……不过，精细计算的预设是短期的预测……这反映了西方文明对时间因素的忽视。”[29]他自己所采用的方法虽然不是典型的人种志的经验研究方法，但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参与式”理解的或阐释的方法，对于文献的利用和分析也带有芝加哥学派的烙印。这与其他史学大家如汤因比（Amold J.Toynbee）的描述和分析的历史研究方法多少有点不同。一定要追溯这种方法的来源，只要阅读一下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就会真相大白。
由此可见，尽管伊尼斯很少引用凡勃伦和帕克的研究成果，也很少提及他们与自己的学缘，但他的研究从理论到方法，确实有很大一部分建立在以帕克为首的芝加哥学派基础之上。
再来看看麦克卢汉。麦克卢汉曾经宣称自己的理论有70%都是人类历史上首创的，很多研究者也因此跟着麦克卢汉大惊小怪，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比如麦克卢汉对于媒介的宽泛界定，就不是他的首创，在他半个世纪之前，库利把传播媒介界定为“包括表情、态度、姿态、声音的语调、词语、作品、印刷、铁路、电话和一切可以成功征服空间与时间的技术”。[30]而帕克等学者的媒介定义也基本上与库利相仿。有研究者指出：“他（库利）的媒介观念和麦克卢汉几乎一样宽泛。”[31]其实从学术渊源来看，这句话恰好应该倒过来讲，因为麦克卢汉在传媒方面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讲都可以看作是芝加哥学派的后续。又比如，说伊尼斯深受帕克影响的麦克卢汉似乎自己也不能免俗。他像帕克一样在20世纪60年代抱怨说“由于汽车的冲击，现代大城市在无法节制地膨胀”，并以此来说明他的著名论断——媒介是人体的延伸。麦克卢汉的很多观点与帕克很接近，比如他认为“媒介影响现存社会形式的主要因素，是加速度和分裂”。媒介技术所造成的速度的加快使原有的乡村和城邦的功能分裂，并最终导致这些组织的崩溃。[32]再比如，麦克卢汉认为，电子媒介的传播将带来民主，使人类重回“伊甸园”，对于芝加哥学派而言，这个观点除了电子媒介是创新的概念之外，其他的表述都没有太多的新意，杜威、库利、米德和帕克中的任何一人都详细讨论过传媒如何使人类走向伊甸园，也就是走向没有任何沟通障碍的社会有机体。就连“地球村”的表述，也能在芝加哥学派的多位思想家那里找到对应的论述，只是内涵上可能略有差别，比如杜威在中国讲学时就说过：“以形体言，地球之大小如昔也；以交通言，有火轮、舟车、邮电、飞机彼此沟通，互相贸易、交换意见、灌输思想，从前视为石油工业窎绝莫至者，今则近若比邻。”[33]
从方法的层面来看，自认为方法独特的麦克卢汉似乎也深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尽管两者在具体方法上尤其是操作层面上有较大差别，但其性质颇有神似之处。无论是芝加哥学派的经验方法还是麦克卢汉的方法，都是一种“探针”式的方法。如果把人类获取知识的途径分为三个阶段：提出假设或问题的阶段，检验与评论问题的阶段，形成理论并广为传播的阶段；那么芝加哥学派和麦克卢汉都特别注重第一个阶段。
上述分析并不是想说明麦氏学说缺乏创见，只是想证明这些学说并非像麦克卢汉所说的那样“从天而降”。其实，在媒介环境学的思想谱系中，无论怎么评价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的功劳都不过分，然而多伦多双星的闪耀，并非横空出世，离开了芝加哥学派的基石，思想史很有可能需要重新书写。
再度发言：芝加哥学派与当代媒介环境学
在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环境”这一概念，并带着芝加哥学派的某些思想走向了当代媒介环境学。他的想法得到波兹曼及其弟子们的赞赏。1968年，尼尔·波兹曼在“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年会演讲中，首次把“媒介环境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1970年，他会同克里斯汀·L·尼斯纯（Christine Nystrom）和莫兰（Terence Moran），发起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媒介环境学”博士和学士课程。媒介环境学的研究领域正式得以确立。
波兹曼对于媒介环境学的定义是不确定的，他一方面认为：“媒介生态学探索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类的感知、理解、感觉和价值，以及我们与媒介的相互作用如何帮助或阻碍我们的生存。”另一方面，又把媒介作为环境来研究。他的第一个定义开启了当代媒介环境学研究的视角，而后一种定义在很大程度上与麦克卢汉对于媒介生态的认识有着紧密关联。波兹曼综合了伊尼斯与麦克卢汉的研究成果，继承了两位学者对媒介作用的强调。他指出：“我相信，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不可避免地将芝加哥学派的思想继续发扬光大。尽管波兹曼有许多观点与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甚至是帕克相左，但要指出波兹曼与芝加哥学派在论题上一脉相承的关系，恐怕一点都不困难。比如他更欣赏的是阅读的传统而不是口头传统，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在18和19世纪，印刷术赋予智力一个新的定义，这个定义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样鼓励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又比如他还比这些前辈学者更多地看到了交通与传播技术的分离，他指出：“交通和通讯可以彼此脱离，空间不再是限制信息传播的、不可避免的障碍”，而个中原因是电报这项技术的发明使信息传播的活动变得抽象起来，“不管是在口头文化还是爱印刷术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当然，在任何一种交流环境中，输入（人们得到的信息）总是多于输出（在所得到信息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的。但是，由于电报的发明，再加上后来其他技术的发展，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了。”[34]但是，他所讨论的议题从来都没有走出过从帕克开始芝加哥学派为传播技术与社会关系研究所划定的藩篱。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凯瑞甚至认为，当代的传播环境学就是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主题的延续。“符号互动论者自身的兴趣被‘诸如政治、理性、权力和社会变迁等问题所掩盖，这些问题是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早已涉足过的’”。[35]
不过，波兹曼对媒介环境学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在修正了前人理论上的偏颇之处。其实，多伦多双星尤其是麦克卢汉，在强调媒介环境的作用时，由于过于夸大技术的作用，实际上已经偏离了芝加哥学派社会生态学研究中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因此，麦克卢汉常常会被他的研究者称为是技术决定论者，这种极端的思想对麦克卢汉的创见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在芝加哥学派那里，传播是创造和维系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但麦克卢汉把这一观点改造成技术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手段，这恐怕值得商榷。传播技术在塑造心灵与社会时固然功不可没，但心灵与社会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会有目的地改造传播技术，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技术主义范式过分强调传播对心灵与社会的极端重要性，它把芝加哥学派中的灵魂概念——互动抛在一边，并因此丧失了分析问题的弹性，导致了观点上的偏颇。
通过波兹曼的努力，媒介环境学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多伦多双星一度走得过于极端的方向。在波兹曼的某些论述中，技术的直接社会作用受到了质疑，而间接作用得到了强化。比如他说：“随着我们对技术史的了解日益增加，我们很清楚，新设备仅仅是为人类打开一扇门，它不会强迫人类走进去。接受还是拒绝一项发明，或者若是接受了，它的含义究竟能实现到什么程度，这些都依赖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它的领袖有没有想象力，同时也要看技术项目本身的性质。”据此，波兹曼讨论了为什么印刷术在欧洲演化成了一场革命而在其原发地中国则没有，他认为，是“欧洲的知识状况使得印刷术成为必需”。他还讨论了印刷术与欧洲个人主义出现的关系，并断言：“人们对个性的要求变得不可抗拒。这倒不是说印刷术创造了个人主义，而是个人主义成为一种正常的、可以接受的心理条件。”[36]在波兹曼的基础上，其弟子梅罗维茨在研究了伊尼斯、麦克卢汉的学说之后，将其与后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戈夫曼的学说进行了综合，极大地丰富了媒介环境学的内涵。而另一位弟子保罗·莱文森将芝加哥人本主义色彩灌回技术主义的努力更加令世人瞩目。莱文森把自己的理论称之软技术决定论，相对于麦克卢汉的“硬技术决定论”。莱文森认为，很少有事实可以证明硬技术决定论的存在，他强调：“媒介很少产生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果。相反，它们提供事件产生的可能性，事件的状态和影响是诸多因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结果”。[37]在莱文森的视野中，人的主体性主要体现为对于技术的选择和引导能力。“对于我们的发明，我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们可以精化技术、指引技术，使之按我们感知和需要的道路发挥作用……人必须扮演积极的立场。”[38] “信息技术和事物产生的可能性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人类将这种可能性变成事实。对于媒介理性的、有意的决定和计划，人的选择是我们分析媒介影响时始终要考虑的因素。”[39]因此，只有符合人类需求和媒介技术才能生存下来。所以莱文森最终得到的结论是：“在我们数字时代，媒介的活力正在转换成为人的活力，这种活力是人类业已得到增强和提升的控制能力。”[40]波兹曼等人的努力，主要是将人的主体性重新注入媒介环境学的研究，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芝加哥学派早期的人本主义道路上。可以说，芝加哥学派的思想是通过波兹曼师徒再度强势发言，对当代媒介环境学的发展走向又一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次发言的影响力和重要意义，丝毫不逊于在多伦多双星开辟媒介环境学战场的那一历史时期。
当代媒介环境学在波兹曼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它们毫无疑问更加受到芝加哥学派尤其是符号互动的大众传播理论的影响。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们的思路是“沿着大批象征互动论者所认为的传播发生在特定情景之中的看法”展开的。他们在解释为什么倾向用“传播生态”而不是“传播组织”一词时，明显让人感觉他们本身都是符号互动论者。因为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他们陈列的四大理由均与符号互动论思想有关：“第一，生态暗指传播过程和互动的各种关系。第二，生态意味着为一个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第四，生态具有发展的、偶然的和突发的特点。相互依赖性表明[传播]过程的任何一部分发生变化都可能影响到另一些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并不是作为一种[物理性]事物而存在，而是一个变动不定的流动的结构，我们将把它视为一种表述或框架。”他们还强调自身的观点是如何从芝加哥学派那里获得营养，而与后现代和批判主义的传播研究存在差别：“我们与他们（指后现代和批判主义的传播研究）的研究思路的主要区别在于社会互动和社会情景在理解信息技术的社会影响上特别受到重视。具体而言，社会意义产生于符号互动的过程中，甚至产生于电视观众与节目之间的互动；大众媒介的互动并非像后结构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独白式的”，而是双向（对话）式的甚或三向（对话）式的传播。”[41]
尽管多数学者，甚至包括一些媒介环境学者本身都认为，媒介环境学还很稚嫩，但无视媒介环境学在理论上对芝加哥学派的超越，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二者还是有差别的。在诸如帕克的观念中，传播媒介只是用以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或者渠道，是生态环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媒介环境学则认为，一切的社会生态要素都要通过传播才能起作用，正如他们自己强调的那样：“权力、社会控制和不平衡的情景界定（asymmetric definitions of situations）的特性都通过传播逻辑融合在一起，并且附着于传播范式。”媒介环境学把媒介生存或传播生存看作是现代社会生存方式的特征，认为“社会秩序是一种经由传播建立起来的秩序”。不仅如此，这种以传播为中心的秩序对诸多社会要素都产生了影响，并使之发生变迁。“我们处在社会生活诸多领域发生巨大变迁的社会之中。最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是，信息技术和传播范式是如何改变诸多社会行为和观念的。”[42]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别，并不是两者的理论思路有什么根本的分歧，而是媒介在当代社会所起的作用变得越来越显性化，它几乎以一己之力就构成了人的一种生存环境——虚拟现实。另外，媒介环境学研究比芝加哥学派更注重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对于只重过程的芝加哥学派早期研究而言，是一种有益的补充。这从另一角度证明了芝加哥传播技术思想的生命力。也可以这么说，借助媒介环境学这一前沿理论范式，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理论谱系又获得了新的延伸，芝加哥传播思想又焕发出新生命活力。
注释：
[1] 林文刚：“媒介环境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陈星、崔保国译，香港：《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2期。
[2] 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印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
[3] 于长江：《从理想到实证——芝加哥学派的心路历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84页。
[4] 同注2。
[5] R·E·帕克等：《城市社会学》，宋俊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第65页。
[6] 同注3，第187页，第157页。
[7] 转引自哈罗德·伊尼斯，《传播与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麦克卢汉序言，第7页
[8] 詹姆斯·W. 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文化”论文集》，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9] Sheldon Lary Belman.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Social Thought of the Chicago School, 1975. p.151
[10] 同注5，第17页，第42页，第18页。
[11] 同注8，P.150
[12] Robert Park，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5), 1940：p.685
[13] Robert Park& Ernest W. Burguess,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21, p.313
[14] 同注3，第225页。
[15] 大卫·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邵志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第65页，第201页。
[16] 同注3，第158页。
[17] 同注1。
[18] 伊尼斯：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麦克卢汉序言，第7页，第8页。
[19] 同注8，第114页，第118页。
[20] 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21] 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绪论第2页。
[22] 同注7，麦克卢汉序言，第3页。
[23] 同注7，麦克卢汉序言，第8页。
[24] 同注7，第66页，第63页。
[25] 同注21，第123页。
[26] 同注7，第64页，第66页。
[27] 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
[28] 同注8，第112页，第117页。
[29] 同注7，第69页。
[30] 同注7，第61页。
[31] 彼德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
[32]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03页，第133页。
[33] 袁刚等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学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34]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第68页，第85页，第91页。
[35] 同注15，第78页。
[36] 同注20，第35页，第36页，第40页。
[37] 保罗·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熊澄宇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38] 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罗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287页。
[39] 同注37，第4页。
[40] 同注38，第289页。
[41] 同注15，第2页。
[42] 同注15，第78页，第202页，第2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