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一个哲学命题的电影思考
摘要：本文将电影《自由意志》作为文本放在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和模式中，去分析电影的意义构建，阐明其中的凝视和主体的关系，以及电影表述实践在文化背景中的意义运作。
关键词：疯癫 凝视 菲勒斯
一、后结构主义的疯人院与疯癫
《自由意志》是德国导演马提亚·甘斯勒2006年的作品，在长达163分钟的篇幅里，导演以独特的镜头语言试图对“自由意志”这一哲学问题进行独立的思考。
后结构主义大师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把疯癫作为1500年到1800年间的人类文化现象所蕴涵的意义进行了重新发掘，颇富洞见地记述了疯人是如何历史地取代了麻风病人成为“文明社会”所必需的象征性的离轨者，现代的权力又是如何通过对疯癫的书写使得“文明社会”得以构建，而权力又是如何在这种构建中匿名的。《自由意志》的主人公里奥正是这样一位现代性的文明社会的典型的离轨者。里奥长期以来性欲旺盛，九年前因为强奸和故意伤害而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治疗。
影片以一个近十分钟的强奸的叙事段落作为开始，淡出之后，在一片漆黑中缓缓淡入的是我们所熟知的具有现代性的福柯式的精神康复治疗中心——具备舞蹈室、健身房、绘画室、剧场、陶艺坊等活动场所，也有电话间、置有鱼缸装饰的餐厅、了无纤尘的厨房。整个环境，明亮、洁净，却没有颜色。这正是现代疯人院的完美范例。
现代疯人院是一个秩序世界的完美范例，它能将任何来到这里的人改造成一个符合社会定义的好人。同为监禁的设施，现在疯人院较之于自古有之的监狱，区别之一在于其监禁的视觉化程度。也正是因为前者更多地带有凝视色彩，继而在监禁话语中不但拥有同监狱一样的权力，而且还因为这种对凝视的合理强调而被现代社会提喻为一种人性化的关心而拥有了一种更加不可置疑的合法性，所有在监禁之外的治疗也均成为必须，这种在监禁之外的必须也成为现代性以及文明的能指。
现代疯人院也成为现代文明社会重要的权力机构，虽然在大多数时候，在我们的话语中它是缺席的。而恰恰正是这种缺席赋予了现代疯人院一种隐秘的力量，这种隐秘的力量在凝视引入的时刻赋予了凝视主体以主体性，与此同时，通过凝视也确认了凝视对象——疯人院的权力。现代精神病医师对病人所行使的种种权力的来源正是这种隐秘的权威，在凝视活动本身没有得到凝视时，这种权威也就不会被质疑。现代精神病医师的隐秘不同于魔法师，他的权威也不同于典狱长，在将这两种力量揉合在一起而使彼此更为强韧的同时，现代精神病医生也因为共谋性的凝视在合法性之外获得了某种感情特性，他更像一位父亲、法官，他对于病人的凝视严厉而不乏温情。这样的凝视让病人在权威之外也感到了温暖，病人对医生的遵从也变得理所应当，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切在现在的秩序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凝视下，显得理所应当。而几乎无一例外的，占据着这样一个位置的往往是一个男人，而不是女人，我们在《飞跃疯人院》中看到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对女人在这个位置上的出席的恐慌。[i]
二、菲勒斯中心凝视
里奥履行了被指派的监禁，同时配合了所有的治疗，他被准许出院了。但是现代社会的这种对离轨者的关心并不仅仅局限于疯人院内，他被指派了一位名叫沙夏的导师，负责监督他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的规范。沙夏正是疯癫与文明的对立二项式在精神病康复这一语义环境中的具体语项，在另一端的依然是处于凝视之下的里奥。
然而，影片中这位拥有凝视权力的导师，却一再地被影片的叙事所延宕。沙夏并没有如电影文本之外的电影知识中所期待的那样，严格地行使社会秩序赋予他的凝视的权力。他对里奥隔壁手淫的病友没有任何责罚，这无疑鼓励里奥在之后进行了同样的行为，帮助里奥暂时忘记了记忆中的惩罚。在里奥因为欲望的苏醒而恐慌不已，向其求助时，电话里的沙夏失去了本雅明式的光晕（Aura）[ii]，还原为一个为家庭而焦头烂额的普通人，而其后的言语更消解了其精神导师的力量。沙夏和里奥的距离开始因为生活而逐渐消弥，父权也在这种距离的消弥中一步步丧失自己的光晕。沙夏在里奥面前袒露的生殖器，极大地破坏了菲勒斯的隐秘，继而使得在此之上的权威受到动摇。父亲的菲勒斯神话在屡次对菲勒斯能指的确认中终于破灭了——原来那并没有很大。
此时，影片向我们展示了现代文明社会的秩序的自我修复机制。沙夏被解雇了，社会福利机构弃用了这个失去权威的父亲形象。
正当我们以为里奥将会重新得到一位男性监视者时，出席的却是一位女性——那蒂，此前便与在她父亲的印刷厂工作的里奥有过一面之缘的那蒂，作为里奥的增补出现的那蒂。
在于里奥发生直接接触之前，那蒂一直拒绝着男人。她和父亲争吵，要离开父亲独自生活。她拒绝追求者，充满了对男人的不信任。显然，那蒂是一个试图摆脱男权菲勒斯中心主义秩序的形象，她从一出现便以这样的形象引起了观众的注意，并且占据了强有力的位置。对于里奥，她成为另一个凝视者，不同的是，她的凝视中充满了关心。这种关心的女性特质，给里奥和她带来了一场爱情。社会秩序和规范需要通过爱情的牺牲来获得。在这里，对于爱情形式的再现和表达是黑格尔的“关心”概念的演绎。电影通过把关心演化成一种社会需要，也就参与了社会意识形态构建的过程。每个人都是通过爱和牺牲介入社会规范和秩序的。[iii]那蒂对里奥的牺牲和奉献所表现出来的品质就是“关心”。
由此，那蒂再次回归到了菲勒斯中心的秩序之中。那蒂接受了男人，和里奥开始生活在一起，与所有的新婚夫妇一样，买家具，一起吃早饭，以及像夫妻一样做爱。这一切都肇始于里奥送给那蒂的礼物——教堂里为他们二人吟唱的歌声。在音乐的催化之下，那蒂重新接受了秩序，教堂再一次成功搬演了社会记忆中的教化与规训的职能，而这恰恰是在那蒂与里奥这个被规训中的离轨者的合谋中完成的。
然而，里奥短暂的秩序化再一次被干扰。他因为不满那蒂的社交而再次实施了强奸与伤害。在那蒂缺席的地方，里奥背离了秩序。当记忆中的惩罚开始浮现，里奥不得不在这个秩序化的世界放逐自己，驱逐那蒂。
对里奥来说，那些惩罚的记忆一直都在被不断唤起。每一次纵欲行为之后跟随的都是惩罚的能指，这种能指或者在凝视对象的想象界运作，或者在凝视者的想象界运作，或者兼而有之。这一点可以从里奥长期以来的沉默寡言与其恪守的福柯式的运动性调节得到确认。他时刻被记忆中的惩罚和自己出院时的诺言所恐吓，所以他自我剥夺话语的权力，继续疯人院的治疗，以期得到记忆中父权的原谅。
电影文本与电影框架都在暗示，所有的离轨行为都要受到惩罚。这是现实主义的，正是通过这一点观众确认了影片的“真实效果”。
只有那蒂一个人，由爱情驱动着，去寻求解决。回归父亲怀抱的那蒂，不可能找到答案，于是她无意识地再一次背离菲勒斯中心，开始了自己的孤独求索——她开始寻访那些被里奥伤害过的女人，以及寻找里奥。之前成功脱离菲勒斯中心的那蒂这一次没有能够成功挽救里奥，并且她还因为自己的脱轨行为受到了曾受到里奥侵犯的纳西太太的性虐，那是作为男性的增补而出现的秩序社会中的女性对其行为的一种即刻而明显的警告。里奥最后只是倒在那蒂的怀里，无声地死去。
在那蒂身上有着这个秩序世界的双重隐喻。她能够脱离父亲独立生活，拒绝其他男人的交往，这的确隐喻着某种从菲勒斯权力的成功脱逃。但这种脱逃是暂时的，正如她自己所言，“只是一个星期”，并且从本质上说只是客体对管辖权的一种自我移交，她依然受到这个世界上其他男人的规训，比如她厨房的师傅，尽管独自来到比利时，她依然需要男性巧克力糕点师的指点。无论她在何时何地，均无法完全脱离菲勒斯的凝视，当她在父亲身边时，处于父亲的凝视之下，在工作时处于男性师傅的凝视之下，甚至当她与里奥生活时，她依然处于里奥的凝视之下，并且这种凝视带有她所抗拒的性冲动与窥视冲动。对父亲凝视的摆脱，只是一种成人礼式的权力交接，她开始成为社会上更多青年男人的凝视之下，因为她的父亲已经老去，无力充当这种权力的主体，如同沙夏一样，她的父亲被解聘了，取而代之的是其他具有活跃的菲勒斯的男性。而对与后者的凝视，那蒂以抵制其中的显性的性冲动的方式，接受着这种凝视。同时，那蒂对性冲动所驱动的凝视的憎恶与强调，不但没有使她能够摆脱菲勒斯凝视，反而让她对其他的菲勒斯凝视失去防备甚至更加温驯。
同时，她能够被允许在菲勒斯中心的秩序世界里按她的意志生活，仅仅是因为她的性别。菲勒斯中心主义通过将这种他者的生活纳入自己的凝视的方式，而瓦解了其对秩序的扰乱与抵制。这种权力的运作方式同样作用于影片之外，影片的观众以同样的方式被允许获得这种观看扰乱与抵制的快感，这一切都在观众的凝视活动发生，而同通过凝视确认的不仅是观众的主体性，还有那个缺席的菲勒斯。
三、电影话语的困境
《自由意志》是导演对自由意志的一种追问。里奥渴望结束孤独却为欲望的增补——惩罚所压制。象征界中里奥与自由的关系，成为现实界绝对自由的失落的印证。这种思考方式的严肃性和现实主义特征是由电影在象征界的运作方式确立的。
导演依靠场面的调度以及在此之上的蒙太奇来叙事。摄影机被用作一种无为的纪录工具，始终在场却不介入，蒙太奇则最大限度地在转场的缝隙间被压缩。摄影机保持着人眼高度和常规的视角，以及拟人化的运动方式等等，这一切都指认着观众凝视的在场，一种既间离又在场的凝视。而降饱和的画面和暗陈阴郁的色调在参与叙事及在文本之上的神话运作之外，也指认着影片的纪录式凝视，区别于普通的彩色故事类型片。
这种强烈的真实感，在凝视者和摄像机重合并且发生认同时，带来的是强烈的对电影文本内的秩序的干扰。这种真实感也促使凝视主体混淆象征界和现实界的界限，继而重新凝视各种镜像，重新思考主体性，以及自由这一终极问题。
里奥通过自我阉割的方式终结了阉割恐惧，并完成了二次胎化，而胎化的完成却是在一个离轨的女人怀里。里奥的挣扎以其增补——那蒂的继续存在的方式一直延伸至电影文本之外。
在此之上，导演却又试图用一种近似于狂欢节的仪式来呈现里奥的自由之旅。对手淫、强奸等细节的记录式再现，是一种无节制的表现。而对里奥的叙述中缺乏明显的好坏善恶的评骘，在电影文本中也没有清晰彰明的价值判断的能指。影片将被责罚的身体作为景观贯穿了整个叙事，在影片开始是作为里奥被责罚的身体的增补的那个不被视为欲望的对象却又不幸成为欲望的对象的身体，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是里奥被责罚的身体。
然而，被建构的世界所呈现的社会秩序是通过人们熟悉的生活世界的秩序来识别的，而电影也正是在这两种秩序之间运作并产生戏剧效果的。因此，被建构的世界其实是在更为广泛的文化背景语境内完成其建构的，即使被建构的环境或人物是超越道德和规范的，这种超越也是由生活世界的道德和规范定义的，并且是由生活世界的观众来确认的。正是这样，导演的狂欢仪式在给予观众快感扰乱秩序的同时，也确认着观众已经默认并一直与之合谋的秩序和规范。
至此可以看到，电影的创作者在电影文本中所做的努力在电影文本之外被消解了。这种消解电影话语在被创立之初便已经注定不可避免，话语不可能超越创造话语的语境，也不可能脱离主体，这成为电影话语与生俱来的困境。因此，所有的电影实践即使能够指涉自身的符号系统，却无法与社会文化发生平等的对话。但这部电影仍然从道德和伦理的角度挑战了象征界秩序，在自由与秩序这一哲学终极问题上所做的探讨也是空前进步的，它超越了《飞跃疯人院》，开始在凝视之内质疑凝视对象所受到的凝视。
注释：
[i]米洛斯·福尔曼导演的电影《飞跃疯人院》，讲述了一个疯癫与疯人院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寓言，它所隐喻的是母权侵入了父权社会的预警，而不是对父权社会权力结构的质疑。参见戴锦华的《镜与世俗神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的文章《飞越疯人院：在反叛背后的故事》。
[ii]光晕（Aura）概念是本雅明在文艺批评中的创立的一个概念，用来解释机械复制艺术品的权威感与礼仪感的消失。参见朱洪举的文章《对本雅明文艺批评中“Aura”概念的梳理》。
[iii]帕特里克·富尔赖著.电影理论新发展[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119-120
Free Will: The Cinematic Meditation of Philosophy Proposition
Abstract: Taking the move Free Will as a text, this dissertation intends to analyze the meaning construction of movie, illust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aze and subjective with Post-structuralism theory and approach, as well as discuss the meaning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inematic representation practice under general cultural context.
Keyword: Lunatic Gaze Phallus
（作者简介：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06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