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媒介与民主
“global village”这一词是加拿大传播学家M.麦克卢汉1967年在他的《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书中首次提出的。而今，随着信息技术的突破特别是因特网的产生和发展, “地球村”已经成为现实。
互联网使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瞬间就可以与世界任何地方的人进行沟通和交流; 鼠标一点瞬间就可获取几千公里甚至几万公里以外的信息;资金借助互联网可以以“光的速度”从地球的一方流入另一方；跨国公司的领导者坐在办公室里就可利用国际互联网指挥、管理、组织、协调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小小的厂商也可利用国际互联网络向遥远的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这些都是信息传播全球化的现实图景。
可以说，媒介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既成事实，并且随着时代前进，全球化的程度必将日益加深。因此，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媒介客观上必然地受全球化的影响，主观上则必然地要进行媒体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改革以适应全球化趋势。
事实上，中国媒介的改革在新世纪的前十年一直未有停滞。随着有关传媒业资本运营的政策不断地松动，我国传媒业开始吸收越来越多的外资和民间资本，在多元化经营和资本运营领域开始跨进深水区。根据《青年记者》杂志2010年10月上最新公布的数据，全国有80多家传媒公司等待上市，包括“国家队”的中国出版集团、中国电影集团、央视网等，也包括“地方队”，如山东的半岛传媒、大众网，安徽的安徽广播影视集团。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我国传媒业越来越注重盘活资本，走股份制道路，与国际化接轨。虽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战略运营部2010年7月发布的《传媒及相关行业2009年年报数据分析》显示，我国传媒业上市公司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传统媒体尤其是带有很强意识形态属性的传统媒体成长性不高、传媒企业小、散、弱，企业融资额较小，高级资本运营人才缺乏等，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属地化管理政策必然会顺应全球化潮流而做出改变，未来几年或者十几年我国传媒业实现跨区域、跨行业收购兼并不是空说无凭。而且，这与国家致力于“培育若干个全球化的传媒集团和一大批全国性的传媒集团”的目标也是相契合的。总之，本文认为，未来中国出现类似默多克新闻集团、美国在线—时代华纳集团的国际化传媒集团并不是不可以实现。那么，这也是本文对于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探讨中国媒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未来走势及相关问题的进行探讨的一个基本假定前提。
我们知道，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上世纪40年代末产生，从理论奠基人斯麦兹、赫伯特·席勒到后来的赫尔曼、乔姆斯基、甘地、麦克切斯尼、丹·席勒，繁衍出了诸多分支，如电影政治经济学、新闻（媒介）政治经济学、信息政治经济学和因特网政治经济学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支学派观点各有侧重，比如，新闻政治经济学派认为，“新闻媒体是权力的代理。新闻媒介受到外部政治经济压力, 通过隐晦的框架处理符号, 组织话语, 接受意识形态过滤, 进行新闻的日常管理, 服务于政治和经济精英的需要。”因特网政治经济学派认为，“因特网的产生和发展与自由市场力量没有任何关系, 而与冷战的军事工业复合体有着紧密联系, 是一个不断的政治选择。因特网主要服务于集团使用者, 而非个人, 因特网帮助了数字资本主义扩展中资本的流通和再分配。”这一学派尤其反对因特网的私有化, 对因特网影响公共服务忧心忡忡, 担心随着商业化过程的席卷, 高等学习工业网络化和图书馆的电子化激烈伤害了因特网的科学和教育功能；同时认为“因特网市场存在着微软的垄断, 浏览器的垄断和路由器的垄断, 并没有开启传播市场中的竞争, 只会加深社会的僵化、不平等、威权和宰制。”但是，我们能够看出，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媒体是一种反民主的力量，它受制于政治和商业两大力量，因此期待通过媒体建构民主社会的愿望只能是空谈。
我们将视角转到中国。长期以来，由于特殊的政治体制，我国新闻媒体始终扮演着单纯的“党的喉舌”的角色，新闻传播都以宣传为传播本位，在传播内容的取舍上强调“我想让你知道什么”，“你应该知道什么”，“你应该学会什么”。在上世纪70年代末之前，我国新闻媒介都完全受政治力量控制，尚未有受经济利益支配的情况。1973年，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斯麦兹曾来到中国，并对中国的媒介制度和媒介政策有诸多赞许, 同时他也提醒中国在采用外国传播技术时需谨慎, 西方的电视、广播和传播研究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 中国应该利用技术服务于自身的利益。在西方多数学者与新闻业界人士对我国新闻媒介大肆诟病，认为其完全扼杀了民主的时候，斯麦兹的这一举动显得更为引人注目，也更值得思考。但是，这是不是代表着，斯麦兹完全认同在宣传本位占主导的年代，中国媒介于促进民主有积极推动作用？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中，对民主的定义延续了最普遍的看法：“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在民主体制下，人民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权.尽管世界各民主政体间存在细微差异，但民主政府有着区别于其他政府形式的特定原则和运作方式。民主是由全体公民——直接或通过他们自由选出的代表——行使权力和公民责任的政府。民主是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所有民主国家都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极力保护个人与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同时，民主还意味着，“民主国家注意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权力分散到地区和地方，并且理解，地方政府必须最大程度地对人民敞开和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反应。”
该学派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介进行批判，认为其越来越受制于政治与商业两股力量，一方面与政府相勾连，一方面唯商业利益马首是瞻，媒介产品越来越娱乐化，越来越与政治疏离，于鼓励民众参与政治和构建公共领域毫无帮助，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反民主的力量。有不少学者认为，该学派显然对民主的认识过于理想化，而事实上，这种理想化的民主是不存在的。台湾传播学教授王思齐曾表示，“民主只是一种感觉，但感觉上的民主未必就是所谓的真正的民主”。
在这里,本文之所以把民主这一概念拿来探讨，是希望廓清一个事实：如果本文一味地纠结于民主的概念是无意义的，也是无法穷尽的。进入21世纪后，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胡锦涛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由此可见，我国执政党一直在为建设一个民主社会而努力。因此，本文主要将目光聚焦在这一问题：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媒介在促进本国民主进程上是不是会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以及如何发挥更大作用。
近年来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也日益关注中国信息和传播工业, 认为中国媒介和信息工业正在经历转型, 正在逐步地重新融入跨国化的资本主义中, 可能会为全球生产过剩的危机提供一个解救的途径。其中，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是专注于中国传播产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并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带入中国的启蒙性学者。她关注中国党派新闻业的结构和特征, 市场力量对媒介机构和实践的影响, 中国特色的媒介商业化历程和新闻改革路径, 以及伴随的腐败和堕落。她尤其关注意识形态力量和市场力量对中国媒介行业的双重影响, 以及媒介在中国民主化历程中的角色。近年来她关注中国媒介市场中日益国际化的资本主义对媒介和传播工业的影响, 以及全球化、跨国资本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她也关注中国在信息社会中工业工人与知识工人的劳动分工和劳动的商品化, 分析工人与传播机构、技术和知识工人的关系, 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对传播的方式的垄断, 以及传播领域的斗争, 呼吁中国工人通过传播渠道组织起来, 进行表达和斗争, 增强他们在社会决策中的作用。
确实，随着全球化的影响日益深入中国社会肌体，我国媒介越来越朝着市场化、集团化的方向发展。就像本文前面提到的，在不久的未来，我国很有可能出现全国性乃至全球化的传媒集团。那么，中国媒介也必然地将部分重演西方媒介的发展史，比如，除却代表国家的大传媒集团外，地方或民间也将出现大型的传媒集团。而毫无疑问地，这批传媒集团将更多地从商业利益出发，生产媒介产品，迎合受众需要。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国媒介也将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所说的一种反民主的力量？本文认为不可武断地给出结论。
在2010年上半年的《传播与社会学刊》（总）第12 期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吕新雨在探讨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重构时，说到这样一段话：“但究竟甚么是中国社会？中国具有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吗？简单搬用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不过是把中国的问题收缩为城市的问题，而离开乡村视野，城市问题的根源其实是无法厘清的。我仍然认同三十年代梁漱溟的断言，他说中国是乡土社会，国家是融于社会之中的，不具备西方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结构。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不能简单地从西方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出发。西方的民族国家来源于早期意大利城市国家，所谓市民社会的起源是与资本主义从城市国家到民族国家的发展相匹配的，因为权力是从这里出发去控制外在于它的殖民地和财富。早期的资本主义需要海外贸易与军事制度的配合，之后的资本主义需要工业主义和军事制度的配合，而现代信用制度则为超时空的资源聚合提供了条件，这就使得都市必然成为资本主义权力枢纽的聚集中心。中国传统的国家是建立在乡土结构上的，而不是城市之上，它的市场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相结合的非军事化基础上的。经历了二十世纪的革命和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这些传统的社会结构在何种程度上发生了转化？今天，究竟怎么样理解中国的国家和社会？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否则，我们宣称的社会立场就是一个可疑的立场。中国目前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关键在于是否能够为这个社会实质性民主的实现开辟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去寻找各种理论资源来重建和更新我们的话语叙述，其中，理论与历史、现实的互动尤其重要。”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随着媒介全球化的深入，中国媒介确实会越来越与国际接轨，出现全国性乃至全球性传媒集团。但由于中国社会有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和成长土壤，我们不能简单粗暴地以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核心观点——“媒介是一种反民主的力量”，来衡量我国媒介在促进民主进程中的作用。而应该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究如何通过更好地通过媒介构建公共领域，从而为这个社会实质性民主的实现开辟道路。
参考文献：
1、《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方辩论(第三版)》，[美]埃弗利特?E?丹尼斯(Everette?E?Dennis)、约翰?C?梅里尔(John?C?Merrill)
2、《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媒介经营管理的变革趋势》，闫杰，载《现代商业?产业研究》
3、《富媒体 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美]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
4、《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胡正荣译
5、《国内传媒上市公司“大阅兵”》，郭全中，载《青年记者》杂志2010年10月上
6、《传媒及相关行业2009年年报数据分析》，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战略运营部，载《今传媒》2010年7月
（作者系山东大学新闻系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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