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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8-05 09:41:51　童兵 夏德元　来源：《中国传媒报告》2009年第2期

      [ 摘   要 ] 2007 — 2008 年中国新闻学研究在宏观维度上呈现三大特点：一 是 “新闻 —传播 ”双核 结构的学科内部整合研究、交叉研究成果丰硕；二是围绕典型重大新闻事件所进行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和边缘研究成为热点；三是批判性研究与感悟式发现继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主潮。微观维度上，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民生新闻、政府新闻和舆论监督等方面的研究有较大的深入。因为恰逢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 2008 年度新闻学界发表了一批总结反思式的学术文章，体现出一种历史纵深感和现实厚重感。

[ 关键词 ] 新闻学； 研究进展；年度报告；文献综述； 中国

2007 — 2008 年中国新闻学研究从宏观维度上，呈现三大特点：一是新兴的传播学与传统的新闻学齐头并进的势头日渐明显， “ 新闻 —传播 ” 双核结构的学科内部整合研究、交叉研究成果丰硕；二是 围绕典型重大新闻事件所进行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和边缘研究成为热点，出现了热点话题论文 “井喷 ”现 象；三是批判性研究与感悟式发现继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主潮，并且产生了较有理论深度的成果。微观维度上，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民生 新闻、 “政府新闻 ”和舆论 监督等方面的研究有较大的深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恰逢改革开放 30 周年，新闻学界 2008 年召开了一系列纪念改革开放的学术会议，发表了一批学术文章，体现出一种鉴往知今的历史纵深感和批判反思的现实厚重感。

2007 — 2008 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特点明显，使得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论文数量多，学术会议不断，而且学术水平总体上有所提升，本文将结合以上两个维度和改革开放 30 周年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侧重对 2007 — 2008 年新闻学研究做一个鸟瞰式的回顾，同时就笔者认为重要的领域和有意味的话题做适度开掘，挂一漏万之处，祈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一、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齐 头并进，“新闻—传播”双 核结构的学科内部整合研究、交叉研究成果丰硕

通过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关键词检索， 2007 年，关键词中 包含 “新闻 ”的 学术文献 1371 篇，包 含 “传播 ”的学 术文献 1498 篇； 2008 年，关键词中 包含 “新闻 ”的学术文 献为 1210 篇， 包含 “传播 ”的 学术文献则达到 1450 篇。通过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进行主题检索， 2007 年 以 “新闻 ”为主 题的文献 23283 篇， 以 “传播 ”为 主题的文献 21374 篇； 2008 年以 “新闻 ”为主 题的文献 22138 篇， 以 “传播 ”为 主题的文献 21220 篇。综合两年的数据，可以得出结论，传播学和新闻学的研究已经出现了齐头并进的局面，新闻传播学作为一级学科，在其内部，新闻学分支与传播学分支的发展总体上是协调的。回溯到 2006 年、 2005 年、 2004 年和 2003 年的情况， 以 “新闻 ”为主题的文献和以 “传播 ”为主 题的文献历年分布情况如下表：

 

年份	以“新闻”为主题的文献篇数	以“传播”为主题的文献篇数	绝对差距（篇）	相对差距 （ % ）
2008	22138	21220	918	4.15
2007	23283	21374	1809	7.77
2006	15758	15626	132	0.84
2005	15607	13642	1956	12.53
2004	14573	12198	2375	16.30
2003	14441	11832	2609	18.07

 

根据统计，新闻学与传播学分支由新闻研究多、传播研究少到新闻研究与传播研究平衡发展的趋势显而易见。

2007 — 2008 年，不仅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齐头并进，论文数量继续增加，而且学科内部的整合研究、交叉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关于新闻传播学交叉研究趋势的相关论述，见屠忠俊：《传播研究中的学科交叉跨度》，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1 ） 其中，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和政府新闻的研究从普及到深入，从实践探索、经验感悟到理论思辨，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展开。

有学者（纪海霞：《论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4/2008/9 ） 认为，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在对外开放的形势下起步、发展的，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内、国际大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加快， 2003 年 的 “非典 ”疫情对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已建立中央、省部级和地方三级新闻发言人体制。虽然我国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和不足，有必要进一步规范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李希光发表文章（李希光、孙静惟：《记者是你的 朋友？敌人？还是 ……——如何 做专业新闻发言人 （ 五 ） 》， 8/2008/1 ） 对 “如何做专业新闻发言人 ”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他引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主任赵启正的讲话指出，新闻发言人应该记住的是：记者不是你的学生；记者不是你的部下；记者不是你的朋友；记者不是你的敌人；而是你的挑战者和合作伙伴，新闻发言人与记者的共同目标是让公众了解到更多的事实，并且让这些事实更加接近事情的真相。

随着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我国的全面建立，政府新闻学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有学者（詹绪武：《建构 “政府新闻学 ”的 基本问题》， 12/2008/5 ） 从 “华南虎照 ”这一个重要的媒介事件出发，阐发了 “政府新闻学 ”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认为政府与新闻传媒的关系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但这一趋向尚处在 “防火、防盗、防事故、防记者 ”的防范型应对向主动公开信息、接受传媒检视的运用型应对的转型关节点上，需要进一步提升其内 涵，创新政府运用新闻传媒的机制。

关于政府新闻学的属性与价值，论者 认为 “政府与新闻传媒的关系大致包括两个层次：政府对新闻传媒的调控和政府作为报道客体在新闻传媒中的呈现 ”。政府对新闻传媒的应对和利用，是中外皆然的一种社会现象，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应对和运用。西方的新闻传媒以 “第四势力 ”自居，以人民的代言人自命，把传媒的独立运作奉为圭臬，但实质上， 他们是难于在真空里运作的。自从 2003 年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全面推行以来，我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凸显了新的维度。有人认为，政府新闻学是新闻传媒作为政府职能延伸传统的一种变形，是一种实用的政府行为。由于各级政府更容易从新闻媒体的报道中被问责，所以，导致了他们对媒体的公关和应对。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重要的另一面是，应对不是对抗，实际是一种博弈中的合作策略，目前的政府新闻学突破了依靠行政手段的老模式，具有以新闻手段应对新闻传媒的趋向。而且，政府宣传开始从制度和机制上向新闻传播规律的趋近，是政府与媒体关系理性调整所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媒体应对的内涵有了新的拓展，其积极意义不可忽视。新闻传媒作为社会的中介，在其社会能量输出的底端和后端，是各种社会力量博弈以及围绕新闻传媒博弈的宏大背景。导演着新闻传媒表演的是各种个体和组织的运用行为和取向。在现实的语境中，新闻传媒被创造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政府和公众运用的结果。而作为社会实体的新闻传媒的出现，已经具有了人格化特征，在社会的总场域的内容传播维度上成为政府与公众的伙伴。因此构成了政府、传媒、公众的三角关系。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公民追求自身幸福的愿望，都对新闻传媒提出了各自的要求。理性化的社会，是通过以新闻传媒为主要渠道的舆论导向和舆论监督，塑造和规范政府的理性行为，达成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互动、理解、和解和信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传媒是一种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本。政府和公众对新闻传媒的科学运用，是新闻传媒健康运作和发展的基础条件。政府是新闻传媒的最大新闻源之一，利用新闻源本身就是一种看不见的宣传。而现在很多拙劣的宣传就是浪费和毁损政府对新闻源的利用能力所致，造成新闻性的内容极端短缺，无效的宣传性内容大量过剩，使一些主流媒体不断向边缘滑落，政府的新闻宣传也陷入被动和空洞化。政府在对新闻媒体的调控管理的基础上，在内容上建构和媒体与政府相对间离的一种平等关系，提升对新闻传媒运用策略，这是一种新闻媒体与政府关系的新维度，也是借鉴了国际通行规则，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雏形，这是值得关注的。特别是 2008 年 4 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发布后，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政府对新闻传媒的运用方式都会发生很大的转变，如何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建构政府与媒体的和谐关系，需要政府与媒体的共同努力，关键还在于政府对新闻传媒的理性运用机制的创新。

有学者对 2007 年出版的《政府新闻学》一书给予了高度关注。叶骅（《当代新闻学的重大创新性成果 —— 评叶皓的〈政府新闻学〉》 ， 南京社会科学 /2008/1 ）认为 在 “媒介化生存 ”时代，基于新媒体的 “媒介镜像 ”的 “制作 ”主体 ，已不仅仅是可控的传媒体机构，还有 无数 “隐身人 ”——以 个体形式存在的大众。新闻学如何应对研究对象、研究的内容、研究方式发生的变化？新闻的管理部门、管理者又如何应对传媒管理方式的变革以及本领危机？在现有的新闻学、传播学、公共管理学、公共关系学诸多学科体系中，尚没有对这些新问题、新挑战的系统研究。而《政府新闻学》及其配套的《政府新闻学案例》，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开辟了政府与新闻媒体关系这一全新研究领域，对信息时代政府如何积极服务媒体、应对媒体、引导媒体，还在于立足多学科的学术制高点上，建立 了 “政府新闻学 ” 这一全新的学科体系。

笔者则认为，政府新闻学是否能成立，还有待商榷，其现实成长更需假以 时日；因为其主体 ——政府是否在本体论意义上 已经成熟尚可存疑。况且新闻就是新闻，新闻学就是新闻学，不存在政党新闻学、政府新闻学、企业新闻学、非政府组织新闻学等等。之所以目前没有人提出企业新闻学、非政府组织新闻学，而独独提出政府新闻学，只不过是因为 目前的 “强势政府 ”掌握着更多的 资源，更可以在学术研究上给予资助。按照这样的思路，跨国集团因为其势力强大，是否也可以创立一个跨国集团新闻学呢？

民生新闻与政府形象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研究得到普遍重视，主题开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深化。

由于近年来党和政府对民生工作的重视，关于民生新闻的研究仍是 2007 — 2008 年较集中的一个课题。这两年讨论较多的是民生新闻如何克服低俗化、庸俗化，提高质量和品位，确保民生新闻健康发展。时统宇（《努力提升民生新闻的质量和品位》， 3/2007/5 ）指出，新闻的世俗化和平民化追求，不能成为庸俗化和游戏化的挡箭牌。有学者强调民生新闻必须优化品质，指出：一个社会的发展不只是需要关注吃喝拉撒，千万不要只沉湎于日常的琐碎的鸡毛蒜皮之中，必须看一看远处，这才是媒体更重要的职责所在。有人指出，民生新闻虽然以百姓生活点滴为报道的基点，但同时应兼顾国家的大背景大环境，以此增加新闻的权威性和厚重感 （ 王立纲：《新闻民生化之忧》， 13/2007/6 下；柴素芬：《民生新闻该选些什么》， 13/2007/6 下）。

有学者 （ 董天策：《民生新闻：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范式》，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7/6 ） 对民生新闻重新解读，认为民生新闻是一种新的新闻传播范式，民生新闻的独特内涵主要包括：题材选择上的民生内容，报道立场上的平民视角，价值取向上的民本意识，报道方式上的民众话语。当前要处理好两个问题：其一是科学对待民生新闻与社会新闻的关系，尤其是科学看待民生新闻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其二是正确认识民生新闻传播范式与其他新闻传播范式的异同，特别是要弄清民生新闻与公共新闻的关系。如果着眼于本体性层面，可以发现民生新闻传播范式具有三方面的独特价值：一是开拓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空间，二是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闻创新路径，三是建构了一种富有中国文化底蕰的新闻理论。

有学者 （ 张慧 ： 《论电视民生新闻中的人文关怀》 ，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2 ） 指出，应高度重视民生新闻的人文关怀，民生新闻的我国民生新闻随着中国媒体人文精神的复苏而兴起。进行人 文关怀是民生新闻的功能定位和社会责任，也是受众的期望需求。民生新闻因为降低了镜头的视角，贴近群众、生活和实际而满足了受众对知情权与话语权的渴求，体现了媒体的人文关怀，受到观众的喜欢，但也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内容零碎、避重就轻；负面过多、导向 “灰度 ”；报道肤浅、缺乏深度；庸俗猎奇、欠缺品位；主体偏斜、忽略大众等方面。应把握 “人文关怀 ”的核心，从生活关怀、理性关怀、生命关怀、开拓报道领域、进行舆论监督等方面加强民生新闻中的人文关怀。

还有学者（张书省：《初级阶段的民生新闻与民生新闻的任重道远》， 5/2008/4 ）指出，民生新闻所存在的问题，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初级阶段的时代特性和民生新闻本身的刚刚兴起的新生特性有关，作者对《中国电视节目市场报告 2007 — 2008 》中被捧为精华解读或曰十大发现的 第六条 “其六，关注受众需求，强化平民视角，民生新闻发展进入相对成熟阶段。 ”提出异议，认为并未真正进入 “相对成熟阶段 ”。因为， “我们国家整体上还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还处于刚进入社会科学的相对稚嫩的学科阶段；电视民生新闻经过一段磨合、一段红火，日下正遇尴尬困惑，采访民生新闻的记者也处于茫然亟需提高的时刻…… ”电视民生新闻的诞生固然是应运而生，民生新闻由于贴近实际生活和人民大众而格外受到观众青睐……但也正由于不适当地过度强调收视率，过度地迎合观众的趣味，以至于低俗庸俗粗俗的内容和画面愈来愈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和有识之士的指摘。题材上过分追求 “新奇特 ”以至 “星腥性 ”，盗窃、抢劫、强奸、凶杀、血腥、恐怖、扭曲变态、第三者插足、街头打斗、自然灾害等等充斥荧屏。主题上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就事论事、缺乏新意，只图一时痛快，不问后果影响。制作上只求刺激，不去推敲，不分青红皂白，不顾社会影响，甚或移花接木、现场模拟、肆意偷拍、实用主义等等，有些问题已经发展到严重地步。这些都有待于重新认识、认真思考、慎重对待、努力提高，有待于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现实生活与未来发展之间寻找最佳的结合点，寻找更新更好的有效表现途径，这大概与 “相对成熟 ”还有相当的距离。

另有学者（牛瑾：《民生新闻的社会定位》， 12/2008/7 ） 指出，对于新世纪的中国新闻事业来 说， “民生新闻 ”是一个刚刚出炉的崭新概念，仅仅不足四年的时间发展到目前的规模，其流行的速度是极其惊人的。也正是因为这种让人来不及思考的速度，使民生新闻的发展出现了偏离轨道的倾向。因为在 “民生新闻 ”满天飞的情况下，却很少有人能够确切说出其实际内涵。为此，作者特撰文对民生新闻的内涵作了梳理和辨析。指出，民生新闻，实际上是以受众范围和传播效果决定其归类的。它更多地表明的是一种态度，一种立场，一种风格上的追求和手法上的运用。就像我们经常会说到的那样，同一个题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而做出风格迥异的成品。用平民化的眼睛观察到的、用百姓喜欢且容易接受的方式传达出来的、能够引起市民喜怒哀乐等情绪共鸣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就是民生新闻。

此外，围绕党报民生新闻与和谐舆论、民生新闻与和谐社会建设、民生新闻与宣传思想工作、民生新闻与三农问题等，学者们发表了一批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

 

二、围绕典 型重大新闻事件所进行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和边缘研究成为热点，出现了热点话题论文“井喷”现象

2007 年有多起突发事件发生，太湖蓝藻事 件、河南淹井事件、凤凰塌桥事件 ……面对这些众多突发事件，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跟踪研究。通过对太湖蓝藻事件的分析人们得出结论：坚持透明报道，满足受众 “兼听则明 ”的需求；对河南淹井事件的报道研究，人们提出，要集中报道，抢占舆论先机；在湘西凤凰塌桥事件的研究中，人们提出对事件真相和事故原因记者有责任追问。

在对突发事件进行表层扫描之后，研究者围绕这类事件中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层的讨论，认为这类事件涉及风险社会、公共管理等领域的许多问题。 2007 年这方面的相关研 究呈现了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是围绕政府、媒体、公众三大主体展开。对政府而言，要加强危机管理和舆论引导；对媒体而言，要注意强化责任意识，同时注意维持公众利益与媒体利益间的平衡；对公众而言，是提升危机认知能力，同时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满足。第二是借助 “传播流 ”、 “新闻专业主义 ”、 “组织传播 ”等多个理论概念，采用问卷调查、文献分析、历史研究等多种方法对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进行全面研究，成果颇多。

在 2007 年中，由于频频发生的突发事件牵动人们的心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的 相继出台也使 “透明政府 ”、 “信息公开 ”、 “媒体责任 ”再度成为新闻学术界使用率不断提升的关键词。对这两个新法规的解读成为这一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点。研究者敏锐地观察到《突发事件应对法》二审稿删除了有关新闻媒介不得 “违规擅自发布 ”的条款，认为这可视为政治理念新走向的象征，它传达出在行政机构对信息控制权与信息公开原则的权衡中，最高立法机构最终倾向对 “信息公开 ”原则的捍卫。 “信息公开 ”原则在国家理念中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最高立法层面的肯定。学者们在研究中梳理了信息公开原则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认为删除后的二审稿体现出政府从 “全能政府 ”走向 “有限政府 ”和 “有效政府 ”，同时赋予传媒对突发事件及时报道的权利，使人民的知情权得到制度上的保证。也有学者指出，二审稿中的 “统一发布 ”一词日后很容易成为对事故负有责任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封闭不利消息、掩饰错误、逃避责任的借口，还须进一步修订。

因为 2008 年是奥运年，也是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事件多发频发的一年，所以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研究成为 2008 年新闻学研究领域突出的亮点，呈现出论文数量多、研究视角广、学科跨度大等特点。

2008 年年初，中国南方部分省市突 遭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给国计民生造成了空前巨大的损失，对我国政府处理突发自然灾害、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是对新闻媒介及其从业人员的重大考验。事实证明， “在雪灾的促发和激励下，媒体真正发挥了其环境监守功能，并最大限度地沟通和引导了民众。 ”论者（李 玲、熊欣：《雪灾对媒体的考验》， 13/2008/4 ） 认为，监 守（守望）环境是大众传媒的主要功能。在日常生活中，大众传媒向受众发布和传播各种新闻信息，但是传媒的作用远不仅仅如此。社会的公共事业和经济情况属于社会环境，此次冰雪灾害则是自然环境，它们都属于大众传媒关注的对象。诸如雪灾之类的突发事件也成为了考量媒体的一个契机，从中可以看出媒体的环境守望功能究竟如何。令人欣慰的是，在这次雪灾的考验中，媒体给人民交了一份不错的答卷。雪灾来临之前，媒体对天气情况报道的频率增大，起到了一定的预警作用。伴随着大雪的降临，新闻报道中直接关于雪灾的消息明显增多，各媒体派出的记者及时奔赴受灾严重的地区，并随时发回最新的报道。在大雪持续的过程中，在全国上下抗灾救灾的过程中，各种媒体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最大地发挥了环境监守作用。

当然，也有学 者（董天策、何裕华：《自然灾害报道 : 媒体的实践 与反思 —— 以 2008 年中国南方雪灾报道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 人文社科版 ） /2008/4 ） 对这次自然灾害报道进行了反思，文章以 2008 年中国南方特大雪灾报道为例，从自然灾害的产生过程 出发，认为 “自然灾害报道应当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及时做好预警报道；其次，重点做好救灾抗灾报道；再次，适时做好反思报道。这是灾害报道的三个基本要求或基本原则 ”。对照以上原则，文章分析了媒体在这次雪灾报道上的成功、进步与不足。在这次雪灾的预警报道和反思报道方面，媒体既有很大的进步，又存在着某些不足。一方面，部分媒体的预警报道相当及时。另一方面，部分媒体不再拘泥于灾后反思的传统思维，在灾害发生与救灾过程中就发表了反思性的评论。但是，灾害报道的首要关卡 ——预警报道在总体上还不够及时，应当说是一个重要的不足。另外，尽管有些媒体意识到同步反思的重要性，并且发表一些言论，但大多数媒体都在消极等待，似乎要等雪灾过后才来反思，鲜有及时的反思报道。倒是网络论坛、个人博客等新媒体，在冰雪灾害过程中发表了不少很有现实针对性的反思性评论。文章认为，如果传统媒体更加思想解放一些，选择性地报道网络媒体这一公共平台表达出来的民众意见，必能提高灾害反思报道的公共参与性和整体影响力。

有感于网络等新媒体在雪灾报道中的出色表现，有学者 （ 王清颖 ： 《媒体新闻报道融合创新的成功尝试 —— 从新华网等十家网站联合直播南方雪灾说起》 ， 中国编辑 /2008/3 ） 进行 了 “媒体新闻报道融合创新 ”的系统思考，认为在这次雪灾报道中网络媒体的联合行动，是媒体新闻报道融合创新的一次成功尝试。探究这次策划成功的原因，主要有六大创新。一、网网融合、报网融合 ——新闻信息传播更全、更新、更及时；二、气象信息增值服务与抗灾战况报道融合 ——气象信息与新闻信息传播更有针对性、实效性；三、专业与非专业融合 ——网络视频使受众身临其境，新闻冲击力直逼感官；四、手机媒体与网络媒体联袂 ——“草根记者 ”彰显功力；五、新闻性与艺术性融合 ——图表新闻让新闻立体化、直观化；六、受众与受众沟通、受众与传者互动 ——新闻信息传播凸显受众主体作用，也使受众媒介素养走向更高的层次。

如果说中国媒体在雪灾报道中的表现还算令人满意的话，那么，在 对拉萨 3.14 事件的报道上则大大地失分，有更多的教训需要吸取。陈力丹 （ 《突发事件报道 贵在 “先声夺人 ”》， 9/2008/3 ） 认为，这次我国发布关于拉萨事件的新 闻，初期是滞后的，只有一句话报道： “近日，拉萨极少数人进行打、砸、抢、烧破坏活动。 ”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之简单，与事件实际造成的广泛影响很不相称，以致让西方传媒的报道先声夺人。虽然接着报道了较为详尽的真相，但那是事件发生后一星期的事情了，西方传媒已抢得先机占据了国际舆论阵地。我们虽然抓住了一些传媒报道不真实的有力证据，但是，实际上担当的是一种被动的揭露、抗议、解释的角色。我们在抢占国际传播的制高点上，起步慢了，一步跟不上，以后扭转局面就显得非常被动。突发性事件发生之时，第一时间发布信息做到先声夺人显得十分重要。除了我方主动、及时的报道之外，让外国人直接报道其目击的情况，有时比我方的报道更具有说明力。拉萨事件之初，其实应该让外国记者留在那里进行报道，他们的报道中可能会带有某些偏见和歪曲，但他们毕竟是专业记者，也会有职业规范的制约。而现在所有发生在我国境内的信息均来自我方，即使我们的报道全部是真实的，在传播学上，单方面提供的信息，对于外部来说，被怀疑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信息报道需要外国记者给予适当平衡。但是这次事件发生后，我们基本没有这类信息，就显得被动了。 “一个事件发生了，先声夺人很重要，这是对话语权的最有利的控制机遇。 ”

围绕拉萨事件报道研究的文章，大多为对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的分析批判，有的论者（蔡敏 :《帝国心态与后殖民叙事 ——也谈西方 媒体关于拉萨事件报道》 ，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8/3 ） 认为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是根深蒂固的帝国心态在作怪，有的论者 （ 刘派 ： 《浅析西方媒体的偏见以及失 实报道 —— 从 CNN 对 拉萨 3.14 事件的失实报道说起》 ， 4/2008/7 ） 认为源于西方媒体对中国问题的偏见，有的学者（罗艳华：《人 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 ——评 西方主流媒 体对西藏 “ 3 . 14 ” 事件 的歪曲报道》，人权 /2008/5 ） 认为歪曲报道透视出西方主流媒体在人权问题上秉持双重标准，也有的学者（刘海明、褚亚玲：《从拉萨事件看西方 “ 新闻自由 ”的实质 及我们的对策》， 14/2008/6 ） 认为这暴露了西方标榜的所谓新闻自由的虚伪性。

但是也有学者主要从我们自身应该吸取的教训角度切入，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李娟（《媒体的失职、失察和 失策 —— 反 思 “ 3.14 ” 和 “ 5.12 ” 两 个事件的媒体行为》， 15/2008/10 ） 认为， 2008 年 3 月 14 日 由藏独分子制造的拉萨暴乱和 5 月 12 日 汶川大地震，震动中国，震惊世界。新闻媒体在这两次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不同表现和不同效果，发人深思，值得研究。提出有闻不报是新闻媒体的失职；热点冷报是媒体的失察；大事小报是新闻媒体的失策。论者认为，与随 后 5.12 汶 川大地震的报道 相比， 3.14 事件 的报道可吸取的教训更多。

对中国新闻界来说， 2008 年 5 月 12 日 发生的汶川特大地震，可以说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大洗礼。中国新闻界经受了考验，理论界围绕对这次特大地震的报道所作的学术研究也可圈可点，不乏有见地的新论。学者们对地震报道与信息公开、灾难报道的媒体自律和人文关怀、灾难报道的最小伤害原则等问题开展了比较集中的研究。（毛永晖、韦文康、汪湃：《确立灾难报道的核心价值观：人文关怀》 ， 5/2008/8 ；汪宴卿 ： 《人文关 怀 ——灾难 报道的灵魂》 ，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008/6 ；万磊 ： 《以 人为本——抗震救灾 报道稿件选择的关键词》 ， 新闻爱好者 （ 理论版 ） /2008/7 ；李琴 ： 《灾害新闻中的人文主义精神》 ， 新闻窗 /2008/5 ；京林、石慧敏、牛新全 ： 《心灵家园重建的媒体责任》 ， 政工研究动态 /2008/12 ；陈昌凤、王雪冬 ： 《灾难报道请 恪守 “最小伤害 ”原 则》 ， 13/2008/18 ；陈涵、明丽、罗梦 ： 《超越与遗憾 并存 ——“汶川地震 ”电 视报道的启示》 ， 网络财富 /2008/11 ；杜骏飞 ： 《汶川地震的新闻学启示录》 ， 视听界 /2008/4 ）。

林爱珺 （ 《 5.12 震灾报道与信息公开》， 2/2008/6 ） 撰文认为，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政府在救灾上的迅速反应、积极投入和公共信息的即时公开，让国际瞩目；中国人民在巨大灾难面前闪现的人性光辉，令世人赞叹；媒体报道的即时、全面、深入，以及以人为本的报道视角，也让人看到了新闻传播的一个拐点。 5 . 12 ，不仅是一个沉痛的地震纪念日，还应该是一个信息迅速公开的纪念日，希望能从此改变一些新闻传播的观念，并改写一些新闻传播理论。作者总结 5 . 12 地震报道的成功经验有 ： “媒体报道及时、全面，立体化、多层次，灾情保密成为历史 ”； “灾难报道以人为本，彻底抛弃 ‘泛政治化 ’的宣传观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充分公开信息、保障公众知情权，应成为新闻报道的常态和制度性安排 ”。

皮传荣 （ 《汶川地震媒体报道之反思》 ，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 人文社科版 ） /2008/8 ） 认为，汶川大地震报道是中国突发灾难事件报道的一个里程碑，中国媒体在地震报道中的表现迥异于以往任何一次突发灾难事件的报道，其快速反应、较强的专业性、较强的人情味和不顾危险、深入灾区采访的敬业精神，博得了西方媒体的高度评价。但是，当我们开始冷静、理性地思考这次地震报道时，不难发现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反思：一是新闻娱乐化阴影犹存， 如渲染 “朱坚强 ”以娱乐受众，炒作 “范跑跑 ”而有失严 肃；二是媒体报道的议程设置受长期养成的习惯思维的左右；三是媒体人文关怀有待进一步提升。文章指出，本次地震报道，相关管理部门对媒体的管制并不是十分严格，舆论环境相当宽松。但是，我们的媒体已经习惯于设置议程，习惯于按照相关管理部门往常的要求和指示来采访和选择报道主题，媒体报道的这种议程设置是媒体长期的习惯性思维造成的。文章对《南方周末》对地震灾难中一些消极现象的报道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认为《南方周末》的报道内容是当时绝大多数媒体基本没有报道的，而《南方周末》没有虚构和捏造事实，也没有夸大事实，只是把灾区的部分事实以原生态的形式披露出来，这种事实是残酷的真实，令人心酸的真实。但这种报道内容突破了以往报道此类突发灾难事件时议程设置的内容，这是本次地震报道的一个重大突破。论者指出，媒体在采访报道时，应该对报道对象给予人文关怀，特别是在巨大的灾难来临时，媒体更应该如此。应该说，在本次的地震报道中，媒体在对采访报道对象实施人文关怀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得多。但是，媒体报道的人文关怀缺失，并没有因为某些进步就得到彻底地改变，以往一些不规范的采访报道方式和不规范的言行还是在采访报道中不知不觉地显现出来。主要体现在以下方 面：（一）报道大于一切；（二）媒体煽情；（三）媒体轰炸；（四）媒体逼捐。这些不良倾向都产生了 一定的负面影响，应该加以矫正。

苏虹（《 “灾难报道 ”背后的灾难 ——对 “ 5 . 12 汶川大地震 ”灾 难报道的一些反思》 ， 1/2008/4 ） 以 5.12 地震报道为例子，分析了灾难报道背后的灾难，认 为从 “集体失语 ”到 “媒介盛宴 ”，中国新闻灾难报道完成了一个美丽的转身，有关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验证了这一点，不过转身背后依然存在许多 “次生灾害 ”，危及新闻事业的健 康发展。这些次生灾害包括灾难报道恐怖化、媚俗化、娱乐化、商业化和随意化等。

2008 年，媒体的奥运报道在新中国的新闻报道史上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围绕北京奥运会这一国际重大事件的信息发布、突发事件报道预案、新闻报道实践的经验教训以及奥运报道的人文关怀等有一定水准的研究文章超过 100 篇 （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万晓红：《现代奥运报道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异化与背离》 ，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07/6 ；钟新、高健、王博：《让东道 国文化 “化入 ”热点报道 ——中外五家报纸雅 典奥运十大报道主题分析》， 8/2007/5 ；姚红卫：《确立六大理念，确保奥运报道成功》， 7/2007/12 ；但敏、吴军：《 中国电视奥运报道的使命与策略 》， 7/2007/12 ；程雪峰：《奥运报道价值取 向的 “三大诉求 ”》 ， 7/2007/12 ；钟新、王岚岚、浮婷：《 论“ 十大关系” ： 奥运 报道的观念准备 》， 8/2007/4 ；许基仁 ： 《奥运会突发事件类型和报道对策》， 6/2008/6 ；程雪峰：《北京奥运报道彰显人文关怀应把握的几个关系》， 5/2008/2 ；陈朝晖 ： 《 2007 年我国奥运报 道研究综述 ——兼 论北京奥运报道的视角、手段与职能》， 9/2008/2 ；郭晴、周云红、贾哲 ： 《对国内报纸北京奥运报道的框架研究》， 9/2008/3 ；罗以澄、陈刚 ： 《奥运新闻报道：从认同到和谐》，新闻传播 /2008/10 ；田维钢 ： 《北京奥运电视报道的新技术实践》， 3/2008/5 ；张钢花 ： 《从中西方新闻观之差异谈北京奥运对外报道策略》， 4/2008/1 ；李希光、徐勇 ： 《半数以上奥运新闻为正面报道 —— 世界主流报纸北京奥运会关注度调查》，政工研究动态 /2008/17 ；杜永利：《 “ 人文奥运 ”理 念下奥运报道的传播策略》，声屏世界 /2008/8 ；但敏、吴军：《中国电视奥运报道的使命与策略》， 7/2007/12 ；龙鸿祥、施丽娟：《北京奥运报道的五大典 型 “病症 ”》 ， 14/2008/10 ；郑保卫：《成功的体育盛会，出色的宣 传报道 ——北京奥 运会宣传报道理念与基调评析》， 11/2008/5 ） 。

 

三、批判性研究与感悟式发现继续成为 2007 — 2008 年新闻学研究的主潮，并且产生了较有理论深度的成果

李良荣等（李良荣、李彩霞：《 2007 年中国新闻学研究回顾》， 1/2008/3 ） 撰文对 2007 年中国新闻学的研究做了回顾，指出 2007 年新闻学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有一定的进展，领域在不断开拓，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创新，对现实的关注也更为迅速。但是，跟风式研究、简单图解式研究等现象依然需要警惕，低水平重复现象大量存在。并建议在研究方法上应力避停留于 “ 有感而发 ” 的层次。应该说， 2008 年的新闻学研究在这方面尚未见有明显的改观。

纵观 2007 — 2008 年的新闻学研究论文，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的范例并不多。

在上文提及的拉萨事件的西方媒体报道研究方面，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进行了集中的定量研究，但是研究成果多未发表。在发表的文献中，仅见杨晓丽（《透视西方新闻观的新样 本 ——西方媒体对拉萨 “ 3 . 14 ” 事 件的报道》，传媒观察 /2008/6 ） 一文，该文根据千龙网记者 4 月 21 日 所做的数据对比，对西方主流媒体采用新闻和图片时的偏向进行了粗略的分析批判，是量化研究与批判研究结合的例子。

在网络新闻研究方 面， “华闻在线 ” （《 2008 年 3 月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12/2008/5) 做了初步探索。 据 “华闻在线 ”的统计，受政府对此事件的严正态度所影响，国内关于拉萨 “ 3.14 ” 事件的新闻绝大多 数为官方报道和少数中央级媒体刊发的评论性质文章。所持视角大致为以下三方面：谴责达赖集团幕后主使（ 46% ），批评境外媒体及反华势力（ 29% ），描述西藏解放前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 25% ）。网络上对于拉 萨 “ 3.14 ” 事件的讨论很激烈，与传统媒体相应和，但有的也脱离了传统媒体的影响。大多数网民对事件表示出愤慨（ 72% ），愤慨情绪主要针对境外媒体和反华势力（ 70% ）。在网络上，网民们一致痛斥境外媒体（ 54% ）和反华势力（ 26% ），一些人（ 11% ）认为拉萨事件是反华势力为了在奥运年抹黑中国所精心策划的阴谋。但也有极少数网民（ 8% ）对此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境外媒体对此事的报道无可厚非，而国内新闻报道的开放度不够，让他们无法辨别真相。另有网民（ 6% ）认为社会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对于澄清事实有重要帮助，因为揭穿境外媒体歪曲报道首先是在网络上，相比而言官方媒体的反应则显得过于缓慢。

2007 — 2008 年新闻学领域的批判性研究和感悟式发现除了围绕太湖蓝藻事件、河南淹井事件、凤凰塌桥事件、雪灾、地震、奥运等重大热点问题展开外，对 2007 年发生 的 “华南虎照事件 ” 、 2008 年初发 生的 “艳照门事件 ” 和 2008 年发生 的 “瓮安群体事件 ”以及 “三鹿奶粉事件 ”等也给予了充分关注，在舆论监督，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与新闻改革等领域成果比较多。

由于 2007 年相继发生重 庆 “钉子户 ”事件和杨丽娟事件，新闻媒介的越位再次引起广泛关注，有关媒介批评的研究也较集中。对于重庆 “钉子户 ”事件，有研究者（赵中颉：《 “杨家坪拆迁事件 ”的传媒反思 》， 2/2007/5 ）认为，传媒机构通过议程设置对现实环境中发生的客观事实，进行选择、加工、重构而 成的 “拟态环境 ”，同客观事实已经全然不同。这种不同的重要原因在于新闻报道的 “事实 ”中已经自觉不自觉、或明或隐地渗入了记者、编辑或传媒机构的主观意念和思想倾向。在对重庆 “钉子户 ”事件和杨丽娟事件中传媒越位进行批评的过程中，研究者对于传媒消费主义以及商业化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在媒介批评的诸多研究中， “社会责任 ”成为热门话语。同媒介的社会责任密 切相关的则是媒介公信力。研究者指出，中国公众认为电视新闻最可信，传统媒介的新闻比网络新闻更可信。而要真正维护媒体公信力，须对目前的媒介体制进行变革，让媒体对自己的公信力真正负起责任（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解析中国媒介新闻可信度》， 1/2007/4 ；刘有才：《新闻媒体公信力的流失与对策》，传媒观察 /2007/8 ） 。

在日渐成形 的 “媒介化社会 ”氛围中，一个事件往往会因为新闻媒介（包括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的介入而迅速成为新 闻事件、公众事件乃至文化事件、社会事件、政治事件；其影响也不限于一时一地、某个个别领域，而是长远的、全方位的。 2007 年发生的华南虎照事件就是这样的事件，围绕这样一个新闻事件，来自各领域的学者进行了多侧面的研究，其启示也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黄旦等 （ 黄旦、郭丽华 : 《媒体先锋：风险社会视野中的中国食品安全报 道 —— 以 2006 年 “ 多宝鱼 ” 事件为例》 ， 1/2008/4 ） 以 2006 年 “ 多宝鱼 ”事件为例，对风险社会视野中的中国食品安全报道进行了回溯式研究，认为人们将食品安全事件本身带来的公众恐慌和行业损失归罪于媒体是不公平的；同时，媒体在进行食品安全事件报道时也应转变观念，从自以为是的监督者成为客观公正的 “雷达 ”。

罗以澄等 （ 罗以澄、陈刚 ： 《论新闻媒体对争议性事件的报道框架 —— 以 “ 华南虎照片 ” 事件为研究对象》 ， 9/2008/4 ） 以 “华南虎照片 ”事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几家媒体的报道进行量化分析，运用框架理论，探讨媒体是如何设置新闻框架、再现这场争议，进而影响或引导公众对争议性事件认知的。认为争议性新闻事件的报道是考察新闻媒体公信力的一个最佳场域。争议性新闻事件由于其自身的争议性，势必引发多元化的社会舆论。因此，新闻媒体采用什么样的信息组合方式或曰框架来磨合信息，进而以何种新闻图景呈现事实便显得尤为重要。

周笑 （ 《从华南虎事件考察中国新闻传播的价值》， 1/2008/3 ） 则认为，华南虎事件作为 2007 年度中国新闻界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所展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多元延伸的新闻事实，更展现出中国新闻传播过程中社会价值的结构性变化。这一价值重构正在对中国社会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围绕华南虎照事件的感悟式发现最集中的话 题是 “舆论监督 ”（孟航宇：《 “全民打虎 ”与公权参与 ——从华南虎事件看网络媒体监督效力及发展 前景》，新闻窗 /2008/4 ；林晓：《知识在传播中的 表达 ——探析 “华南虎照片事件 ”中 科学知识的舆论监督作用》，声屏世界 /2008/2 ；张国 民：《 “华南虎 ”事件中的公民知情权和媒体公信力》， 传媒观察 /2008/3 ） 。张明海等认为， 2007 年冬到 2008 年春，两 起 “老虎事件 ”在民众中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质疑之声，这在中国新闻史上和舆论监督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对两起 “老虎事件 ”进行审视，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对民众自身而言，这是一次深刻的媒介意识启蒙教育，网络媒体为广大民众参与舆论监督提供了平台，铸就了民众敢于质疑的精神，且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另一方面，民众的舆论力量非常巨大，既考验了政府的执政能力，也度量了政府的公信力。（两起 “老虎事件 ”指湖南平江以及陕西安康 “野生华南虎 ”事件 ，前者从曝光到真相大白，仅用了 5 天时间，而后者却让民众等待了许久。见张明海、肖健、夏雄：《敢于质疑 ： 民众监督的理性回 归 ——“全民打虎 ”事 件折射的社会舆情》，长沙大学学报 /2008/4 ） 。

舆论监督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但是， 2008 年新闻舆论监督在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上都是值得关注的一年。网络等新媒体在华南虎照事件中的表现可以说算得差强人意，而在年初发 生的 “艳照门事件 ”中，却又大失水准（李新文：《从 “艳照门 ”事件看新闻 把关人角色缺失》， 14/2008/4 ；杨晓文：《社会新闻呼唤新闻专业 主义 ——以 “艳照门事件 ”、 “重庆钉子户事件 ”、 “杨丽娟事件 ”为 例》， 4/2008/6 ） ；在山西煤矿矿难事故中，一些媒体工作人员为了得到封口费而实际上做了黑矿主的帮凶，在三鹿毒奶粉和结石婴儿事件中，部分媒体的表现让人失望，部分媒体的表现又为新闻界多少挽回了点面子（赵金、简光洲、阚敬侠、王志安：《媒体 的 “三鹿 ”之 失》， 13/2008/8 上；唐远 清：《由 “奶粉事件 ”论无 良网络公关的危害》， 2/2008/11 ；路胜贞：《三鹿事件：网络在十字路口艰难抉择》，传媒 /2008/10 ；朱佳 贤：《对 “三鹿奶粉事件 ”中舆 论监督及媒介角色的思考》， 14/2008/11 ；王卫明、曾绯：《记者为什么敢公布问题 奶粉 “三鹿 ”的 名称？》， 12/2008/11 ；简光洲：《我为什么要率先公布问题 奶粉 “三鹿 ”的名字 ——从 “三聚氰胺 ”事件 看市场化大潮中媒体的责任与操守》， 2/2008/10 ；吕凌靖：《 “ 三鹿事件 ”看 公共突发事件报道策略》，对外传播 /2008/11 ） 。这样的反复一方面说明中国社会的情况是复杂的，中国媒体还在成长之中，另一方面也说明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的研究仍然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2008 年新闻舆论监督的理论研究可谓成果丰硕。童兵关于 “ 推进舆论监督的意义及举措 ” 的研究文章（《从人民民主的高度推进舆论监督的意义及举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8/2 ） ，通过梳理西方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权力制约的历史论证，强调现代政治的铁律即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提出要从人民民主的高度推进舆论监督，重视和开展舆论监督是实现权力分持和权力制约的有力手段，认为目前存在一些有害于舆论监督的不健康走势。文章指出，在体制改革与机制改革的关键阶段，由改革而导致的各种利益的重新配置也空前严峻地提到每个阶层、每个部门、每个人的面前，坚持舆论监督和抵制、抗拒舆论监督的交锋也空前尖锐和复杂。中央关于舆论监督的坚定决心和明确态度，同部分地区、个别部门对舆论监督的步步设防之间的冲突，成为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一个奇怪的现象。这种走势，应该引起我们的密切关注，应该提高认识，采取切实可行的举措，加以彻底扭转。

有学者（田晓：《浅论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与被监督》，法制与社会 /2008/1 ） 指出，这些年新闻舆论监 督 “缺位 ”现象严重，一些以新闻监督之名所写的所谓批评报道却又往往失真，这两方面的原因共同导致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每况愈下。作者认为，新闻监督本身也应纳入规范的法制轨道，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也应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文章援引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的一项关于 “受众对媒体的信任和满意度 ”的抽 样调查结果指出： 81% 的受众认为媒体 的 “批评性报道太少，舆论监督力度不够 ”； 74.8% 的受众认为 媒体 “对本地政府监督不够 ”。从实际情况和效果看，当前我国的传媒舆论监督确实存在很大的 “缺位 ”。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一些党政部门、行政机关、司法机构社会组织的单位和个人无视传媒在实施舆论监督方面的职能和权利对正常和正当的舆论监督任意进行干扰。他们或是拒绝接受采访，或是拒绝提供相关信息和资料，或是干脆下 “禁令 ”，禁止采访报道等等致使在需要舆论监督的时候，常常出现媒体 “缺位 ”和 “失语 ”的现象，使群众看不到媒体的作为，听不到媒体的声音。其次是 “畏难 ”报道导致话语权失去平衡。近些年来，新闻监督类采访报道是遭受暴力抗拒和打击报复比率最高的。一些被批评的单位和个人对新闻舆论监督报道采取暴力手段阻拦和抗拒。实际上，不论是新闻媒体单位，还是新闻工作者个人，常常出于 “畏难 ”而主动放弃一些必要的舆论监督采访报道，导致传媒舆论监督极少，新闻媒体本该属于大众的公平、公正话语权失去平衡，把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演化为一种 “畸形 ”的话语霸权。而从制度层面看，则主要是因为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缺失 “被监督 ”。要真正扭转这种局面，就要建立传媒舆论监督与 “被监督 ”体系，确保新闻媒体依法进行的新闻采访报道活动，让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客观、公正的对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所报道的 “新闻事实 ”进行监督。

其他有深度或较有新意的研究还有，丁柏铨关于 “新闻舆论监督与扩大人民民主 ”之间关 系的研究（《新闻舆论监督与扩大人民民主》， 2/2008/9 ） 、李缨和庹继 光的 “权力让度下的新闻舆论监督风险分析 ”（《权力让度下的新闻舆论监督风 险分析》， 14/2008/5 ） 、 孙晓钟关于 “舆论监督该不该点名 ”的研究（《 “某新闻 ”不得不防 ——关于舆论 监督该不该点名的新探索》， 16/2008/3 ） 、赵文辉关 于 “新闻舆论监督与警察形象建设 ”的研究（《论新闻舆论监督在警察形象建设中的作用》，政法 学刊 /2008/8 ） 等。

 

四、反思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新闻学发展历程，一批学术成果体现出一种鉴往知今的历史纵深感和批判反思的现实厚重感

2007 年的新闻史研究较往年引人注目，不少学人对过去的新闻史研究方法进行反思与批判，构成本年度的研究重心。同时，个案史、专题史、新闻界人物和具体的史实考订工作均有不同程度的进展。这一年，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 《新闻大学》 编辑部组织了新闻史专家笔谈，将他们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例、视野和方法的思考刊发于《新闻大学》上，在新闻史学界掀起了一阵热潮，同时也构成了本年度新闻史研究的热点，表达了学者们对新闻史研究的自省和期待。

首先是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缺失。有学者（方汉奇：《多打深井多作个案研究：与 方汉奇教授谈新闻史研究》， 1/2007/3 ）指出 ，造成本体意识难以把握的主要原因是新闻史本身与政治思想斗争史关系密切，结果是新闻史成了政治思想史，具体表现为：只讲宣传内容，忽略报刊是在怎样的宣传方针指导下运用宣传技术和策略的，而后者恰恰是新闻史应涉及的主要内容。学者们认为，强调本体意识就是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各样的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具体到报刊史而言，就是要分清 “历史的报刊 ”与 “报刊的历史 ”。 “历史的报刊 ”，就是通过研究报刊去研究某一方面的历史； “报刊的历史 ”，则是研究报刊本身的发展规律，新闻史的任务就是研究报刊的历史。新闻史研究的中心应是媒介自身 。

在新闻史研究中实现范式突破，框架调整，视角转换是学者们的共识。有学者（丁淦林 : 《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 创新 —— 从 1956 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 1/2007/1 ）根据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研究范式理论，提出中国新 闻史研究 “两范式 ”观点。另有学者（吴廷俊、阳海洪：《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 —— 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 “学术内卷化 ”状 态》， 1/2007/3 ） 进一步将其细化，认为戈公振和他的《中国报学史》代表了流行于 20 世纪 20 — 40 年代的一种范式，可称之为体制与媒介经营范式。这 种范式以 “报史是报纸自身发达的历史 ”为新闻史观，以报纸为 研究对象，以媒介经营为关注重点。 1956 年大纲草稿和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代表又一种范式，盛行于 20 世纪 50 — 70 年代，称为政治与媒介功能模式， 20 世纪 50 年代受到苏共报刊史的影响而形成，影响至今， 50 年代以后大陆的新闻通史著作都可归于此范式之列。还有学者（李彬：《 “ 新新闻史 ”： 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 1/2007/1 ）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当 借鉴 “新史学 ”路径，探求一种 “新新闻史 ”的写法，以社会史的范式及将新闻传播作为社会运动的一个有机环节，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关系，更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将新闻与社会、理论与历史融合，采用叙事学的方法，增强新闻史中的叙事成分 ，突出新闻史中鲜活的人物、鲜活的故事、鲜活的作品。也有学者（张昆：《新闻传播史体系的三维空间》， 1/2007/2 ）建议将新闻传播史解构为三个子系统，即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并建立三者彼此交 融统一的三维历史空间 。

2008 年恰逢改革开放 30 周年，学者们不约而同地站在新的起点上回顾新闻学 30 年的发展历程，检讨新闻传思想理论的碰撞交锋，反思新闻出版改革的得失成败，产出了一批学术成果，其中一些名家的观点，对我国新闻学未来的发展颇有启发作用，很值得回味。

童兵以 “改革实践与理论创新的互动 ”（《改革实践与理论创新的互动 ——纪念中国 新闻改革与新闻学研究 30 周年》， 1/2008/2 ） 、 “ 思想解放对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的呼唤 ”（《思想解放对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的呼唤 ——兼议高 校 30 年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成就》， 13/2008/9 ） 和 “正确的抉择，重大的胜利 ”（《正确的抉择重大的胜利 ——纪念 中国新闻改革 30 年》， 2/2008/6 ）为题，从多个角度纪念改革开放 30 年，热情讴歌改革开放为新闻学的大发展大繁荣所创造的历史机遇，对 30 年来新闻学的发展做了总体评价，指出新闻传播业经过改革开放 30 年发展，在以下五个方面有了长足发展和进步： 第一，新闻传播业实力增强，有力地保证了整个中国文化生产力的壮大。第二，努力创新体制，正在营造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第三，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大国崛起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第四，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研究结出硕果，新闻学基础理论趋向繁荣。第五，新闻从业人员和新闻学术团队的梯队建设初有成效。同时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新课题：第一，中国的新闻改革受三个改革和三个文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物质文明建设，文化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发展不平衡和改革力度不相同的影响。第二，新闻改革遇到体制和机制改革的攻坚瓶颈；目前对新闻传媒没有实行分类定性和分类指导的方针，对传媒业的性质、功能、社会角色和历史使命不加区分，又增加了攻克这些瓶颈的难度。第三，推进新闻改革缺少强大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主要是新闻传媒求新求变、做大做强的压力与动力。但中国目前相当一部分传媒缺少这种压力和动力。第四，目前改革实践和理论创新的互动互补，融合共进，缺少动力又无规划；改革开放之初那种业内与业外、传媒与学校、国内与国外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热情和劲头少了许多。第五，新闻传媒从业人员的新闻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缺失，新闻学术研究科学规范的缺失，严重阻碍着传媒公信力和新闻科学权威性的重塑、维护和张扬。

李良荣和戴苏苏撰文（《新闻改革 30 年：三次学术讨论引发三次思想解放》， 1/2008/4 ） 指出，在新闻改革 30 年过程中，中国新闻界有过三次学术讨论，带来了观念的革新与实践的积极探索，对新闻媒体功能的多元化、双重属性的确认以及新闻业社会责任的加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化。

作者认为，三次大讨论，引发了学界业界对新闻媒体功能、性质和社会责任的深刻思考，在理论与实践的碰撞中带来了观念的转变与思想的解放。中国新闻改革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30 年，在曲曲折折中探索着前进的方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三次大讨论的深刻思考与激烈碰撞。

陈力丹撰文（《改革开放三十年，新闻学发展站在新的起跑线上 —— 改革开放 30 年来新闻学基本概念的回归》， 8/2008/11 ） 对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新闻学研究进行了总结，指出，观念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变迁，只有在这种变迁基本完成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一些观念才会与现实情况逐渐吻合；然而，随着新的环境变化，可能好容易被接受了的观念或认识，接着又面临更新的观念的挑战。我国新闻学在改革开放 30 年中，便经历着这样的变化过程。作者结合今天的实际变化说， 2008 年 6 月 20 日 ，胡锦 涛总书记考察人民日报发表的讲话，使用了很多新闻传播学的概念，强调我们的新闻和宣传工作要按新闻传播的规律办事。总书记站在总揽全局的高度，要求新闻传播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做到五个 “创新 ”，把握三性（时代性、规律性、创造性），研究现状和受众心理、舆论分析、设置议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权威发布等等，这些新闻传播学界现在经常使 用的概念，已经变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话语。新闻学话语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外表形式，而与实际事物的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它反映了 30 年来我国社会，特别是新闻传播业结构和形态的巨大变化。可能我们以前有过争论，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你对了，在那个问题上我对了，可能我们都有过跟不上实践发展的认识问题。然而，学科发展到今天，是我们共同努力和推动的结果。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需要团结一心，奔向新闻学科发展的未来。

雷跃捷、李滨撰文（《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进展与不足》， 8/2008/8 ） 分析了改革开放 30 年来 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进展与不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稳步建设和发展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建设和发展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呈现出同步发展的态势；经过我国新闻学研究者们多年的努力，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渐趋完整和成熟。但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缺憾。一是 “新闻无学论 ”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二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某些理论不能阐释现实，更不用说指导现实。三是对新闻学研究方法重视不够。面对新闻学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以及加速变换的世界格局、社会格局和新闻传播格局，我国新闻学界必须以大力创新的精神，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新闻学。

丁柏铨和彭婙撰文（《改革开放 30 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综述》，南京社会科学 /2008/8 ）对改革开放 30 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进行了综述，认为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研究，顺着如下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和发展者列宁的新闻思想加以研究；二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新闻思想加以研究。研究进路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新的起点上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第二阶段，研究中体现出较前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第三阶段，在多个方向上推进研究的深化。

蔡雯撰文（《创新、拓展与 重构 ——新闻 编辑业务改革三十年》， 10/2008/10 ） 对新闻编辑业务改革 30 年历程进行了回顾研究，认为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社会变迁与媒体发展，推动新闻改革不断走向深入。新闻编辑作为新闻传播的一项核心业务，在这场变革中一直处于前沿。从总体上看， 30 年的编辑业务改革迈出了微观业务创新、宏观业务拓展、业务融合与组织重构三大步，为中国新闻业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郑保卫和祁涛撰文（《 30 年报业改革与 发展 ——以新闻 工作改革和制度、市场与技术的变革为视角》，中国报业 /2008/12 ） 认为，纵观 30 年来我国报业改革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我国报业改革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坚持与时俱进；坚守政治原则；实行稳步推进；优化市场环境。 30 年报业改革发展的历程和它所呈现出的特点，为今后进一步推动报业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总结起来，这些经验和启示主要有：坚持正确导向；不断革新理念；推进制度创新。

申启武撰文（《改革开放 30 年广播新闻节目形态的演变与发展》， 3/ 2008/2 ） ，在阐释广播节目形态本质内涵的基础上，梳理改革开放 30 年来广播新闻节目形 态的演变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并通过深入的考察分析概括出广播新闻节目形态演变与发展的 “碎片化、互动化、多元化 ”等基本特征，进而得出结论：坚持 “受众本位 ”和广播的媒介特性与传播规律是广播新闻节目革新与发展的未来方向。

 

2008 年，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都是不平凡的一年，发生在这一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和正在对人类的历史发生难以估量的影响。透过这次全球危机，人们对正如火如荼的全球化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经济全球化和与之相伴随的种种全球化，包括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全球化也许给人类带来了福音，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烦恼和困扰。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全球化浪潮中，新闻媒介和传播技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全球化的工具。面临这样的危机，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应该深刻反思，身为媒介中人或新闻传播的研究者，也应该对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一切有高度的警觉。

根据笔者的观察，有关金融危机的报道初期过于乐观；现正处于胶着状态，寄希望于奇迹发生的侥幸心理占据重要地位。有关金融危机的报道，事关重大，一些新闻学者已经发表了有见地的观点（肖重斌：《历史视角下的美国金融危机与新闻报道》， 13/2008/12 ；李 翔《“我们无法隔岸观火” ——谈央视经济频道直 面金融海啸的全方位报道》， 7/2008/12 ） ，还有一些学者正在做比较深入的思考，其研究成果有望在近期发表，我们寄希望于这些成果能带给我们启示，促我们警醒，赋予我们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

 

[ 参考文献 ]

[1] 新闻大学 .[ Journalistic University .] （文中 1/2008/2 指《新闻大学》 2008 年第 2 期，下同） .[ Journalistic University . “ 1/2008/ 2 ” ， means the first journal listed is referred as Journalistic University ， published in 2008 ， No.2. ]

[2] 新闻记者 .[ 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 . ]

[3]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 [Mod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4] 东南传播 .[Southeast Communication . ]

[5]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 China Radio & TV Academic Journal . ]

[6] 中国记者 .[Chinese Journalist.]

[7] 新闻实践 .[ Practical Journalism .]

[8] 新闻与写作 . [News and Writing .]

[9] 当代传播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s . ]

[10] 国际新闻界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

[11] 新闻界 .[ Press Circles . ]

[12] 今传媒 .[ Today’s Mass media. ]

[13] 青年记者 . [Youth Journalist.]

[14] 新闻知识 .[ News. ]

[15] 新闻爱好者 . [Journalism Lover. ]

[16] 新闻战线 .[ News Front. ]

 

A Panoramic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Journalism in China ， 2007 — 2008

TONG Bing   XIA De-yuan

（ School of Journalism ， Fudan University ， Shanghai ， 200433 ， China ）

 

Abstract: From perspectives of macro level,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journalism in China 2007-2008 can be generally summariz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major features: (a)intra-disciplinary integrated researches and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es in the bi-core-structured field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have made substantial achievements; (b)inter-disciplinary comprehensive researches and marginal researches concentrated on some typical news events have become the hot spot; (c)critical study and reflective discovery continue to be the major forms of journalism research. From perspectives of micro level, researches about media coverage of public events and news concerning people’s livelihood, governmental affairs and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s, etc., have made progress greatly. Thanks to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journalism circle has published a number of conclusive and reflective academic articles, represen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ical depth and realistic substantiality.

Key words: Journalism ； Research Development ； Annual Report ； Literature Review ；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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