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时代,当摇滚不再咆哮

摇滚乐并不孤立于社会之外,它是主流文化的倒影。图/Joe Vandello

这个夏天,一批摇滚乐队突然“出圈”。

新裤子、痛仰、刺猬、Click#15、盘尼西林……他们是一支乐队,也是一种态度、一波回忆、一个消费品。

“音乐秀实质上是音乐萧条的表征。它最终是一个秀、一个把戏。”(李皖)

当整个世界变得商业化、物质化、消费化、娱乐化,摇滚乐从咆哮变成了低吟,从低吟变成了沉默,最后是自嘲着高歌——“唱得软弱又暴虐,低声下气又霸道十足”。

摇滚摇滚,摇而不滚了。

摇滚乐并不孤立于社会之外,它是主流文化的倒影,与社会的关系越紧密,它就越成功;反之,就越疲软。

“黑豹不会去迎合时代,但我们也不是一成不变。你得与时俱进,或者改变过去那种惯性思维。别把自己放到1991年《无地自容》那个时代,还活在那个时候,你就完蛋了。”(李彤)

在今天,你听你的新裤子,我爱我的海龟先生;你喜欢摇滚和朋克,我觉得雷鬼和斯卡更合胃口;你倾心于旅行团乐队轻暖的流行曲风,我更陶醉在Click#15节奏动感的放克中。

无论爱当年的黑豹、唐朝、面孔、指南针、花儿、鲍家街43号、二手玫瑰,还是爱港台的Beyond、五月天、苏打绿、信乐团,抑或是非披头士、枪与玫瑰、平克·弗洛伊德、齐柏林飞艇、黑色安息日、恐怖海峡等西方经典乐团不听的乐迷,都应该被理解和尊重。

千万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抢占鄙视链顶端之上,做人呐,最紧要就是开心。

这个夏天,越来越多的摇滚乐队浮出“地表”。

那个备受热议的音乐综艺节目,乐评人李皖听说了,但没有看。早在多年前,他就曾在评论里表态:

“音乐秀实质上是音乐萧条的表征。”

他至今仍未改变这个看法。

黑豹乐队,成立于1987年,是中国摇滚音乐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著名流行摇滚乐队之一。图/www.discogs.com

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兴起MV开始,李皖就开始思索音乐作为一种声音艺术与娱乐媒介的角色问题。

在他看来,无论是MV还是音乐秀,其本体不是音乐而是真人秀,二者的比例是经过调整的。

“即使是那些看起来很感人的电视现场,音乐秀起到的功能也主要是娱乐,而非声音艺术。”

那些音乐秀节目,在大众的描述中,是一个名字、一把声音、一场言论、一些故事、一种态度或一波回忆,这些属性组合起来是一支乐队,却也是一个产品、一次消费与一股资本。

“它最终是一个秀、一个把戏,里边没有真实。”

李皖说:“我们可以问这个问题:音乐秀的作者是谁?是电视制作人。是他在决定请谁来、谁在台上、把谁踢出去,其他人都是配合完成的表演者。”

2019年,网络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引发了一股摇滚怀旧潮。图/《乐队的夏天》

真实性,是李皖对音乐的最高评价。在他看来,音乐既不能用来比赛,也不能变成把戏,因为它是真实的生命。

然而,一旦投身于音乐秀的“狂欢派对”,乐队们试图在音乐和歌词里表达的真实,就逃不过被剪辑与被操控,变成一种符合大众娱乐诉求的真实——越戏剧化就越能鼓动人,越危险就越能把游戏玩下去,越成功就越能产生利润——金钱表达终将替代叙事表达。

不过,李皖内心又是纠结的,他并不全盘否认音乐秀的价值。

他很清楚,如果没有这样的娱乐综艺平台,乐队也无法上电视、被更多人看到,他们的音乐就会被丢在某个角落里,只能提供给一小部分人欣赏。

例如九连真人,李皖很欣赏他们在声音艺术以外的表现,那种来自大山深处的客家人的气质,经由声音的现场击中了他。

只是在这个被互联网击垮的唱片工业时代,这些乐队只能作为“零部件”苟活着——马不停蹄地“走穴”于各个城市的livehouse、参加音乐节;或者与某家音乐厂牌签约,把自己的作品放在那里廉价卖掉,获得一点点利益,获得一点点表达。

《波西米亚狂想曲》描述了皇后乐队及其传奇主唱弗雷迪·莫库里一段充满爱、痛苦、接纳和音乐的旅程。

所以,李皖还是赞成乐队多展露自己——即便“上电视”在地下或小众音乐爱好者看来很俗气,即便他们将失去一大批曾在他们默默无闻时摇旗呐喊的听众。

美国作家保罗·弗里德兰德在著作《摇滚:一部社会史》中把“摇滚乐”(rock and roll)定义为“摇滚流行乐”(rock/pop),这反映了这种音乐的双重特征:

一是从经典摇滚与时代继承而来的音乐根性和抒情根性(摇滚的一面);二是在必须面对的来自唱片生产业的压力下,这种音乐作为一种商品的本性(流行的一面)。

“跟人一样,乐队、作品、艺术,其实永远都身处在一些矛盾中。因为有矛盾,你创作的东西才能有意思。

只不过,在选择投入这场“狂欢派对”、遵守那些“娱乐至死”的游戏规则之前,乐队们或许需要再问问自己:“如果没有那些外在表现,我就是声音,能不能抵达一种艺术高度?”

摇滚现场不“跳水”,就像吃饭不用嘴。图/unsplash

现场(live)的音乐,

是生命(life)

如同嘻哈、街舞、滑板、涂鸦等一类源自地下、街头的亚文化,摇滚乐的最大特点也并非只是单纯的音乐。

“它并不斤斤计较于未来,并不计较在艺术的演进史上会不会占据一席之地,并不计较其智性、技巧是不是很高,并不计较技艺化体系化的历史会怎样审判它,并不计较会不会成为庄稼或像庄稼一样目标明确、对人有用,它计较的是现实,是正在呼吸的生命,是这生命正经历的疼痛。正是这一系列非体系化立场,给体系化的文化带来了冲击。”李皖说。

1994年12月7日,“魔岩三杰”窦唯、张楚、何勇以及演出嘉宾唐朝乐队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上演的那场“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它给摇滚迷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甚至有人说,“以为这只是中国摇滚史的开端,结果却已是巅峰”。李皖认可这个说法。

2004年,唐朝乐队在西安表演。图/wikipedia

从音乐技术角度,当时的技术远比不上今天,现在学音乐的那些艺术家什么都能干——会演奏十几种乐器,还会录音与制作,水平都很高,“随便拎个小孩儿都能把当年那帮老家伙打得屁滚尿流”。

但相对这些“光滑的、复杂的、繁文缛节的、注重装饰的音乐”,李皖认为,“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是一场伟大的演出。

代表抗争精神的摇滚乐和乐队们,有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现场即是这种精神的实体化——不是网络屏幕或电视荧幕,也不是唱片磁带的“罐头”声音,而是乐手、观众同时存在于一个时间和地点,产生一种互动的声乐交流。

在李皖心目中,这样的摇滚乐现场才是最好的摇滚乐。在这样的时刻,乐队的外在表现——外表造型与心路历程——并不有损于其音乐,也不能否定音乐是其主体。

摇滚不代表反叛,自由不妥协才是它的精髓。图/unsplash

一个优秀的摇滚乐队的现场表现也是有限的,“无非就是弹琴、唱、有点表情,仅限于此”,其他的都是附属物。

而那些冲去摇滚现场的人,也不是为了去看乐队的“表演”或“脱口秀”。《摇滚与文化》一书的作者大卫·沙姆韦(David R.Shumway)把摇滚视为某个历史阶段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

观众前来,为的是参与一个事件,并与其中的角色建立起某种联系。这就是摇滚乐听众一般都要乐队跟着一起唱、叫喊、吹口哨、跺脚和拍手的原因——他们认为和摇滚乐手一样,他们也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

此时的音乐是真的,人们的激情是真的,乐手跟观众之间的互动是真的,而且是极为热烈的。

“因为现场(live)的音乐,是生命(life)。”李皖说。

摇滚现场不仅让乐迷感受自由,也让其寻找同类。图/unsplash

摇滚乐是一种对立面的艺术,

虚无主义是当今摇滚乐的对手

在思想、文化大变局的时代,摇滚乐充任了大变局中最敏感、最大声、最大众化的载体,这是摇滚乐造成轰动的原因。

“这一点极为诡异,以致我们很不愿意承认:摇滚乐的强大,依附在对立面的强大之上。

在李皖看来,摇滚乐并不孤立于社会之外,它恰恰是主流文化的倒影,与社会的关系越紧密,它就越成功;反之,就越疲软。

1995年之后,国家全面开放,社会转向致富和经济发展,物质主义兴起和坐大,人们投向审美和享乐主义的怀抱,精神追求失去了玩味的对象,于是,摇滚从咆哮变成了低吟,从低吟变成了浅唱,最后是沉默。

1964年2月7日,披头士登陆美国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披头士开创了英伦入侵,让美国年轻人奉若神明 。图/wikipedia

如果要让李皖来选择,他认为虚无主义是当今摇滚乐的对手:“它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潜在对手,而且这个对手很强大。”

“比如你要问价值观,大家都会觉得健康地活着最好、快乐最重要。

“这叫什么价值观呢?那你反对什么呢?谁反对你健康,谁又反对你快乐呢?你就失去了对立面。

“当然你可以反对这种无力的一切,因为这让人很无力。一个人总感觉虚无会怎样?你会抑郁,这也是我们现代人面临的一个问题。”

当对立面没有了,摇滚就失去了力量,因为没有值得强烈反对的东西,不管如何用力,都像是拳头打进棉花里,直至无声无息、全无回应。

李皖认为,这不是一次耗散的过程,不是精疲力竭的穷途末路;这是另外一种万事无常的寓言:当人们满怀激情奔向事物的高潮和顶点时,发现顶点就是结束,高潮就是溃散。

事实上,大众也厌憎你去深究所谓“精神概念”——不需要什么“精神”“概念”或“价值”,不需要什么“自我批判”与“全力以赴”,小民生活、饮食男女,开心开心就好。

2017年武汉草莓音乐节。草莓音乐节于2009年创办,现在是摩登天空最主要的音乐节品牌之一。图/图虫创意

于是,这个时代的音乐不再产生强烈的社会信息,音乐人大量生产感性,娱乐产业看起来繁荣而热闹。

然而,李皖认为,娱乐音乐近年来的显著进展不是体现在作品上,而是在配乐上;不是作品力量,而是精美包装;不是艺术进步,而是口味转换。

这样的娱乐生产线大量地催生千篇一律和平庸的精美,鼓励并助长着即餐即用即乐即弃的艺术消费劣习。

在此之上生长起来的新一代人的缺血和人格低弱,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与物质、与资本、与消费主义缠绕着共存

在消费主义和物质至上的年代,如何找到摇滚乐和精神力量的位置?

就像历史上任何一支经典的摇滚乐队,他们关注的不是某一类人群、某一个概念或某一种情感,而是活着的大音乐,是现世的拍案惊奇,是历史正在新生、萌动、变化的过程;他们是社会批判、揭开虚伪的力量;他们需要得到大众的呼应,否则就不是我们说的那种摇滚乐。

这相当困难,但并非没有乐队能做到。

在李皖看来,“草东没有派对”这支台湾乐队的努力基本奏效了。

他们发现了今天的反叛者那无比可笑的姿态,看到了那无处可逃的迷局。

他们无情地嘲笑自己的丑、颓、没用、无望和荒唐,在一摊烂泥中找到了摇滚乐的立足点。

格拉斯顿伯里当代表演艺术节是目前世界最大的露天音乐节、表演艺术节。图/wikipedia

“他们显然是反物质主义者,但又觉得反叛没什么意义,这个反叛也非常丑陋。于是他们通过放大自己的那种尴尬姿态,强烈地表达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一切都是虚无。我认为这个表达很真实、很强烈。”李皖说。

还有“声音碎片”,李皖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2002年以来最重要的中国摇滚乐队——以近乎默默无闻的方式。”

在这个稳固的东西瓦解了、“只有情歌”的时代,“声音碎片”一直站在瓦砾上高昂地唱着歌。

歌唱什么呢?这支乐队如此歌唱摇滚乐失语后的境况:“经过一个村庄之后/我们突然失去了语言/经过一座城市之后/我们刻意丢弃了声音/一切表达都是多余/温暖不了某个夜晚/唯有情歌貌似单纯/会唱的人却已沉默。”(《情歌而已》)

然而,赫胥黎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

2017年7月31日,英国布里斯托尔,“Upfest”街头涂鸦艺术节中的约翰·列侬形象涂鸦。由约翰·列侬担任主唱的披头士乐队是20世纪60年代“反传统文化运动”的重要推动者。图/Dalens

一位圈内人士表示:“上节目之前,某年轻乐队的出场费是1.5万元,上节目之后,出场费直接涨到了30万元。”

当“野生”“贫穷”这些摇滚乐队共有的恒久的标签逐渐被资本蚀落,无论是“草东没有派对”“声音碎片”,还是更多已经或可能通过大众媒体进入主流视野的摇滚乐队,从地下走上地上,他们的路比前辈的更难走。

李皖对此则持乐观态度。他认为,被资本吃掉的人比比皆是,但也有借助资本的力量飞翔起来的人,比如披头士和滚石乐队。

“你处在一个资本的世界,你就不能否定资本——你否定资本,就相当于你拒绝了生存和发展的可能。”

于是你会看到,当整个世界变得商业化、物质化、消费化、娱乐化,摇滚乐身在其中,一边与之缠绕与妥协,一边自嘲着高歌,“唱得软弱又暴虐,低声下气又十足霸道”。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第545期

✎作者 | 阿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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