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家庭中缺席的时代,电视剧里的父亲角色跟着弱势,苏大强给人的新鲜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12期,原文标题《电视剧中的父亲为何总那么弱势?》

电视剧《虎妈猫爸》剧照(视觉中国供图)

我刚开始看《都挺好》的时候,以为它会围绕姚晨饰演的苏明玉展开,她刚刚去世的母亲,以及两位哥哥和他们各自的小家庭,不过是故事背景。这部家庭伦理剧设置了一个“重男轻女”的大前提,强势的母亲作为当家者去世后,原本很少联系的三个孩子聚到一起,办丧礼的同时,有一个共同目标:解决父亲的养老问题。意外的是,那位懦弱自私,还格外善于挑拨子女们间是非的父亲苏大强,不只成了电视剧的看点,也持续地为剧情提供推力。

姚晨作为女主角,另有一条叙述主线,讲的是作为公司高管的她,如何应对危机,但观众的兴趣显然逐渐被“磨人、作妖”的苏大强吸引。今年60岁的倪大红演技精湛,他为角色设计了好几个固定动作,用来强化他最明显的“逃避”性格。比如,餐桌上吵起来了他就猛低头扒饭,儿女到他房间里跟他沟通,他又猛地一个翻身,留给他们一个蜷缩的后背。他有一系列鲜明的动机,最初是跟大儿子去美国,未遂,而后又以买房子为首要目标。耍脾气,还是展露欢颜,都看儿女们是否满足他的动机。

在他演绎下,苏大强的确是个漠视孩子的父亲,无论他们发生了什么、经济境况如何,他优先考虑的,还是自己过得是否舒坦。最厉害的是,他善于抓住时机在不同孩子面前说另一个的坏话,激化兄妹矛盾,浑水里达到目的。这种完全无视“家和万事兴”的为人父母的态度,和现实生活中还真是不太一样。乍看之下,这跟近几年市面上电视剧里的父母也大有不同。

电视剧《都挺好》剧照,图为父亲苏大强与女儿苏明玉在医院“对峙”

中国传媒大学的戴清教授研究电视剧多年,她头脑里有一张清晰的电视剧图谱,导演、演员以及剧中角色和剧情,都能迅速在眼前交织成网络。她为本刊列举梳理近10年若干有代表性的电视剧案例:2009年赵宝刚导演的《我的青春谁做主》讲的是一个家庭里三位表姐妹的青春故事,其中有阻拦钱小样去北京的母亲,也有逼迫李霹雳去留学的母亲,她们与上一代的冲突集中在母亲身上。2011年的《裸婚时代》、2012年的《北京爱情故事》、2013年的《咱们结婚吧》等这些曾经的热播剧中,虽然故事背景各不相同,年轻一代面对的阻碍,多半是母亲,而父亲总在其中扮演笑眯眯的和事佬。

再如《虎妈猫爸》《小别离》这一类将重点放在年轻一代的育儿大计上的电视剧,其中主导者仍然是母亲,而父亲呢,自己多半还是个孩子,有点怕老婆,又听妈妈的话,乐衷于跟孩子打成一片,二人有时还会打个小配合,一致对外,敌人是处处限制他们的老婆/母亲。即便往更早之前追溯,上世纪90年代的《咱爸咱妈》等剧,依然遵循女强男弱的基本规律。换句话说,父亲的角色一直以来存在感都相当微弱。

以上几部电视剧能够佐证戴清的观点,“女性角色在家庭伦理剧中本身就是占主导地位的,在家庭这个社会单元中,女性话语权一直声音比较大”。

有了这些电视剧做基底,中国观众近20年看到的家庭伦理电视剧中,几乎可以为父亲形象勾勒出一组肖像图。年轻一代女强男弱的小家庭中,女方当然是职业女性,最好是律师或者大企业高层,总之心志坚定且要强,赚得也多。不仅主外,还主内,对孩子的教育问题抓得很紧。这个家庭里的冲突,多半由孩子教育或男人的中年危机引发。前几年热播的《小别离》和《虎妈猫爸》即是典型例子。

《虎妈猫爸》源于导演姚晓峰的亲身经历。拍这部戏前后,他的孩子已经读初中,此前的幼儿园和小学,每轮升学他们都经历了择校大战,他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到母亲与父亲在孩子教育问题上的价值观落差,这使他对父亲身份在家庭当中的缺失感颇有感触。如果不是因为与孩子的母亲分开,他认为自己大概率不会经历后来对孩子上学的全程陪伴。“孩子初中前后的整整4年时间,我只拍在北京的戏,天天开车20分钟送孩子上学”,利用早上这20分钟,姚晓峰坚持与孩子沟通,二人逐渐形成的朋友关系令姚晓峰很自豪,他觉得这是他们上一代父亲不可能做得到的。到了孩子上高中,他很容易就支持孩子做出的“去美国上高中”的决定。这个决定导致的下一个结果是,孩子收到了共计11所高中的面试,分布在全美东西两岸,父子二人于是踏上了冒险之旅。这段经历促使他构思了《带着爸爸去留学》,这部几个月后将会播出的电视剧中,有一个一直以来很少被重点展现的人物类型:父亲。

当然,电视剧行业自有它偏爱“母亲”的原因。“电视剧都得‘话痨’,”姚晓峰说,“父亲这类角色往往收敛,温情脉脉,他没有那种炽烈的东西,这就使得电视剧很难对他进行外化,所以你总是看到妈妈全是词儿,而爸爸没有词儿。体现人物内心,需要为它提供辅助事件,而这类事件在‘父亲’身上,就不能太狗血,但如果事件没有爆点,又容易不好看。”《小别离》的导演汪俊也认同此观点,他告诉我,有些戏份只有放在母亲身上才好看。“母亲可以作,你看《小别离》里头,海清一抬手就可以打儿子,冲突可以很激烈。这些激烈的戏如果放在父亲身上,就会显然很微妙。”

《带着爸爸去留学》中孙红雷扮演的父亲,因为既当妈妈又当爸爸,所以比其他父亲要多说一点儿,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父亲形象与电视剧需求的原有冲突。即便如此,姚晓峰仍然认为,以父亲为主角的电视剧,偶尔会出现,但远不会成为未来的趋势。

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剧照(视觉中国供图)

再来看《都挺好》中的苏大强。

他存在感纵然增强,源于孩子们母亲的离世。女强男弱的家庭组合里,苏家显然是被戏剧构造夸张处理了。不过,去掉枝蔓,剥离出来的这个家庭模型,仍然是女强男弱的组合。剧中使用很多细节,生动地描摹这个家庭里相处模式,有几个案例也被成年后的孩子们反复拿出来讲述,重温伤痛。

一个是上中学的苏明玉跟家里要钱买练习册,母亲不肯给,与此同时却偷偷给二儿子苏明成2000块钱,让他去旅游。苏明玉跟她母亲争取这点小钱的时候,尝试请她父亲帮忙,为她说两句话,本来在吃饭的苏大强却放下碗筷走到一边,躲开了。

另一个是苏明玉高考前立志报考清华大学,母亲却迫使她去上本地一所免费的师范大学,理由是家里没钱,女孩子也没必要读那么多书;与此同时,母亲又卖掉了家里一间房,给二儿子结婚用。冲突爆发的时刻,苏大强又选择了遁走。每当家中吵翻天,苏大强会在过道里面壁而立,用背影把自己保护起来,以免受到枪林弹雨的殃及。他的行事方针是,不当家,不做决策,需要站队的时候躲起来。

对苏大强作为父亲的缺席,苏明玉很多年后对其有一场振聋发聩的声讨。这场戏发生在病房里,躺病床上的是苏明玉,她被二哥打成重伤,后者因此被羁押在看守所。苏大强是受儿媳妇一家之胁迫,来为儿子向女儿求情的。

面对质问,苏大强回答:“实在是你妈太硬了,我能怎么办。”然而,微妙之处在于,苏大强对这种强势压迫并非毫无思考,他有一套应对之法,甚至还偷偷记账,这本账簿后来也的确派上了大用场。这只是他善于“危机生存”的细节之一,事实上他对家中各成员的性格都有深刻的理解。医院里发生的这场讨论,可以视作二人的一次大对决,苏明玉原本一直以“逆子”身份自居,口头禅是“我不是苏家人”,这次她受的委屈甚于少年时期。苏大强作为失职的父亲失守于道德高地后,使出了能精准打击明玉的杀手锏,他说:“你跟你妈一个样。”

电视剧《小别离》剧照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苏大强的一切激化儿女矛盾的行为,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他在阻止下一辈成为精神同盟,于“父”这个地位,他有一种本能的捍卫。前半辈子,他受制于强势妻子,让渡了家庭中的父权地位,当他得以成为唯一的长辈,理所当然地“继承”了那个位置。补偿心理作用之下,苏大强的狂野反弹还真不令人意外。只不过,习惯了苏大强的懦弱逃避,和早就面目模糊的“父亲”,苏家三兄妹没有意识到的是,母亲死后父亲起码在心理上完成了属性转变。他仍然披着“懦弱”这层外衣,不妨碍他曲折但十分坚定地想要守住父权地位。

有意思的是,不同于上述伦理剧,有一批主旋律电视剧中,恰恰就为真正的强势父亲提供了表现空间。《激情燃烧的岁月》是其中典型代表,军人石光荣独断专行,对孩子们十分严苛,长子石林尤其叛逆,父亲希望他成为什么,他偏反其道行之。然而该剧尾声,石林还是回家跟石光荣行军礼,二人和解。“他既是一个传统父亲形象,又掺杂了革命意志的延续和传承。”戴清说,“影视剧作为大众文化的表征,它对主流意识形态有一种皈依,遵循这一训导进入的轨道,就体现为对父亲的敬服。”

也只有强势父亲,会激发子辈的“弑父情结”:表面上尊重你,实际上想干掉你。

汪俊曾导演过老舍原著的《四世同堂》,这部电视剧里有典型的父权结构,三代男人,总是祖父拿着拐杖在家中行使权力,年轻人愤愤不平。这类年代剧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往往揭露上一代的悲哀,知识结构已经过期,心理上居高临下,现实中却有巨大落差。当这个家庭当中的父亲并不是高官或企业家等有经济与权力地位的,基本上得听母亲的。“如果没有权势,对不起,你就是一善良的老头儿。”《小别离》中即是如此,黄磊扮演的父亲丢了工作,胸无大志,慈爱有余但威严不足,“基本是母亲的小鞭子在一直抽”。

汪俊因此认为,现代都市剧中父亲形象最具普遍性的描述可能是“在夹缝中生存”,而这也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男性长辈原本乐于提供权威形象,从前知识凝固,他们尚有可为,而今无可奈何花落去,早就是需要向年轻人学习的时代了。与此同时,女性主义在部分人群中的崛起,自然也为父亲角色衰弱提供助力。此消彼长的基本定律下,父权瓦解,有一部分以“母亲”或“婆婆”的样貌重新出现。比较一下《四世同堂》《激情燃烧的岁月》和《都挺好》,你会发现,时下的观众自然会对苏大强这样一位明目张胆以懦弱形象示人的父亲感到新鲜,大家会由衷地感到,“我身边就有这样的男性长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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