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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从地下室升起:《东方时空》的青春往事

原创: 叉少

“我再也不当主持人了,谁爱干谁干吧!”

25岁的白岩松瘫倒在汽车后座上。第一次出镜采访就被同事们骂得体无完肤,心高气傲的他受不了了。

1993年3月,白岩松被中央电视台的制片人时间(人名)派到山东出差,任务是采访济南钢铁厂的厂长马俊才。

一个月前,还在《中国广播报》上班的白岩松接到了学长崔永元的电话:“我同学的电视台要办一个新节目,挺缺人的,你过去帮帮忙吧。”

当时,这个新节目还没有确定名字,负责牵头的是央视采访部副主任孙玉胜,他正在为起名的事儿跟台长较劲。

孙玉胜心心念念的名字是“新太阳60分”。因为节目是早上播出,用希腊哲学家的名言“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再恰当不过了。但是台长杨伟光不同意。

“新太阳会让人误会,人家会说,难道还有老太阳吗?”

虽然心里不服,名字还是得改,大家又想了几个重新报上去,还动了个小心眼儿,把喜欢的放前面,不喜欢的放后面,有“太阳城、东方地平线、时空隧道”等二十几个备选。

杨台长对前面二十个还是不满意,扫到最后一个的时候眼睛突然亮了——东方时空,就它了。

1993年5月1日早上七点,《东方时空》开播,此时中国的观众大都刚起床或是在上班上学的路上。

《东方时空》是一档早间杂志型栏目,时长四十分钟,包括四个子栏目:人物访谈的《东方之子》、现场报道的《焦点时刻》、生活服务的《生活空间》和点歌的《金曲榜》。

时间、陈虻、张海潮、王坚平这四个八十年代进入央视的六零后,作为四档栏目的制片人,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白岩松、水均益、崔永元这些非传统的主持人也都在这一时期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中国电视的黄金十年就此拉开帷幕。

1996年,《东方时空》播到一千期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了。片头的《东方晨曲》已经取代东方红和第五套广播体操的旋律,成为中国人早上洗漱的背景音乐。

这档横空出世的早间节目是个奇迹,它把宣传变成了传播,把假话、套话变成了真话和人话。同时,比连续剧还精彩的内容让电视机前每一个观众都真切地感受到: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首播那天,所有人都聚集到机房,满怀憧憬地盯着屏幕。在短暂的激动过后,很多人都蔫了,因为感觉节目内容沉闷,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东方之子》播了白岩松专访马俊才,《焦点时刻》的主题是如何看待影星下海经商,《生活空间》讨论了夫妻关系。唯独《金曲榜》让人眼前一亮,因为有杨钰莹《谁也不知道》的MTV,以及刘德华等歌星送来的开播祝贺。

< 白岩松首次出镜采访 >

为了这个前所未有的早间电视节目,孙玉胜向台里借了20万启动资金,其他的钱就只能靠自己了。如果照这样播下去,过不了几天就得解散。收视率抬不上来,广告也卖不出高价。

当时除了四个制片人,几乎所有编导和摄像都是没有北京户口、没有编制、没有暂住证的三无人员,他们都是被同学、朋友等各种熟人用理想、工资等理由“骗”来的。

被崔永元忽悠来的白岩松回忆,他们跟骗子的唯一区别,就是由认识的人介绍的。

崔永元的同学时间是《东方之子》的制片人,在北京的纪录片圈子很有名。他给白岩松的第一印象,是与电视完全不搭杠的江湖气。

两人第一次见面,时间开着一辆破车,手里拎着一个大哥大进门就说:“我看过你写的采访歌星的文章,你就是我要的人。”

白岩松一脸茫然,心说我怎么就是你要的人了。几天后,时间就把白岩松带到了亚运村的汇园公寓,《东方之子》早期的演播厅和办公室都在那里。

白岩松一进屋,时间介绍说这是我请来的策划,大家一脸茫然地看着这个瘦不拉几、脸上还有青春痘的小伙子。资深主持胡健大姐站起来就走了。

“啊?我以为你请来个老头儿,没想到是这么一个小破孩儿。”

白岩松尴尬无比,他知道自己在这里的日子会很艰难,但天生的表达欲让他一句话也没少说。有一回采访王朔,白岩松对胡健和另一个主持人问的问题不满意,冲上去就说:“你们怎么问这么傻的问题。”

胡大姐急了,“你一个毛头小子还指挥我,你是作家吗?”

白岩松也不示弱,直接跟时间说:“要是我做出这样的节目,早从十楼跳下去了,你们还好意思做。”

时间的头也大了,本来指望白岩松能在作家和主持人之间传个话,没想到谁都不听他的。策划不能让他再干了,但没人想到的是,时间居然建议白岩松当主持人。

此言一出,白岩松自己都表示干不了,他说:“再穷我也照过镜子。”

听说要让白岩松当主持人,崔永元也不同意,他有两点理由:第一,如果白岩松那样的能上电视,自己早就上了。第二,老百姓家里的大彩电是为了看俊男美女买的,大早上看到白岩松那个形象会投诉的。

第一次出镜采访,白岩松问时间,镜头在哪儿啊,我该怎么坐着?时间把眼睛一眯,不耐烦地说:“他妈的不是你找镜头,是镜头找你,要不我给摄像开工资干嘛!”

多年之后,时间说自己之所以让白岩松当主持人,是因为看到了他身上那种尖锐的特质,敢问让人下不来台的问题,至于非传统主持人的形象,老百姓多看看也就习惯了。

时间所言不虚,他后来又把更加非传统的崔永元推上了荧幕。有一回他跟孙玉胜说,国外谈话节目越来越流行,咱们是不是也办一个。后来,《实话实说》和总是带着坏笑的崔永元就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

在《实话实说》诞生之前,《东方之子》首先开创了访谈节目不说套话的先河。时间跟白岩松、胡健等人说,主持人要带着戳穿对方的目的去提问。后来他们称之为粉碎式提问,要把对方的洋葱皮全都剥下来,因为那些经历过动荡年代的人,很难完全吐露真心。

这种提问很快用在了第二期上,采访的是作家张贤亮。张当时开了好几个公司,是文人经商的代表人物。

主持人胡健就经商和写作的关系展开了粉碎式提问,问题包括“如果生意和写作发生冲突,保生意还是作品”、“写作的欲望和赚钱的欲望哪个更强烈”、“经商会对人格产生影响吗,会让你变得越来越精吗”。

咄咄逼人的问题把张贤亮问毛了,在摄像中途换带子的时候,他忍不住问胡健:“你们到底是干嘛的,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主持人。”

< 作家张贤亮 >

不光张贤亮没见过,当时所有人都没见过这样的节目。时间跟白岩松等人说,不管采访谁,都不许叫对方老师,我们是代表观众平等交流,不能把受访者预设为观众的老师。

此后,无论面对季羡林、余秋雨还是李嘉诚,《东方之子》的主持人都没有叫过老师。

尖锐直接的提问为《东方之子》带来了争议和批评,但是时间并不在意,观众可能会觉得问题太狠,但还是想看那些名人是怎么回答的。

不到一个月,《东方时空》就靠节节攀升的广告费还清了台里的20万,这个曾被认为没人看的早间节目活下来了。

眼看时间等人风头正劲,陈虻和张海潮自然也想迎头赶上。

陈虻到《生活空间》报到那天,编导郭佳正在剪辑一期教人制作西瓜盅的节目,再往前还有怎么熬粥。组里很多人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拍电视的。

陈虻认为生活的主体是人,人的主体是老百姓,可是中国那么多电视栏目,没有一个是专门反映普通人生活的。从那一刻起,《生活空间》的定位就有了: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影像史。

定位有了,还缺一句让人一看就懂的栏目宣传语。陈虻让每个人都回去琢磨,他自己更是日思夜想。几天后,他风风火火地冲进办公室对大家说,我想出来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陈虻找来演员王刚为这句话配音,还加了一段三弦的尾音。1993年11月,这句被称为“中国第一定位”的栏目标板语首次在电视上播出。

真正让这句话家喻户晓的,是一个个比电影还精彩的普通人的故事。出发拍摄之前,陈虻会跟编导们说,要把拍摄对象当成自己的亲人,只有这样,观众才能感同身受。

在《失去孩子的家》那一期,镜头不再仅仅对准见义勇为的英雄,而是去关注他的家庭。当父亲紧握着儿子留下的一缕头发痛哭时,编导郭佳就坐在旁边,她感觉那缕头发就快要碰到自己的脸了,当时她脸色煞白但依然没有躲闪。

在《考试》里,主角是举家搬到北京考音乐学院附中的外地家庭。当时有人给郭佳推荐了一个天赋出众的孩子,说他肯定能考上附中。她想了想,还是拍了四个相对普通的孩子,因为她想记录的是把自己的愿望理所当然地强加到小孩身上的父母。

那个最终没有进入镜头的孩子叫郎朗。

还有一期说的是有户人家剖腹生了一对龙凤胎,家里人决定让女孩先出生成为姐姐,以便在长大后照顾弟弟。结果,这个女孩从小到大什么事都要让着男孩,多年的委屈终于在一次晚饭时爆发,她对母亲哭喊:“你不喜欢我了!”

这期节目的名字叫《姐姐》,是《生活空间》早期的代表作,也是陈虻经常挂在嘴边的作品。它的编导是当年23岁的李玉,后来拍了电影《苹果》和《观音山》。

《焦点时刻》栏目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近期内老百姓关注的问题。

1993年8月的一天夜里,张海潮接到观众打来的电话:“隆福寺大厦着火了。”编辑何昊刚剪完片子下班,一到家就接到了张海潮的呼机信息:火速赶到隆福寺,摄像已经出发了。因为离得不远,他骑上车就走了。

何昊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现场,消防员正在用云梯救人,周围停满了消防车。他来不及调整呼吸抓起话筒就说:“观众朋友们,现在是8月12号的差一刻12点,我身后的隆福大厦已经着起来了……”

那一夜,北京出动了86辆消防车和800多名消防员。消防装备的实际情况让赶到的领导看到了改革的必要,《焦点时刻》纪录下了这一真实的现场。

如果说时间挖掘了白岩松,那张海潮培养的就是水均益。

《东方时空》播了一段时间之后,几个总制片人觉得,央视要成为国际大台,必须要反映国际事务。于是让张海潮的《焦点时刻》筹备国际新闻版块,有个编导推荐了自己的同学,当时在新华社上班的水均益。

和张海潮见面那天,水均益穿了个大裤衩子,说自己之前在新华社的非洲总站待过。张海潮一看这个中等身材的小伙子也没啥过人之处,就说咱们录个片子试试吧。

第一次录节目,水均益就蒙了,编导一喊开始,倒背如流的词儿在镜头前一句也想不起来。录到二十多遍的时候总算过了,他自己都没自信,问编导:“能行吗?”

“没问题,明天你自己看电视吧。”

得知自己要上电视了,水均益表面上很冷静,出了门就直奔电报大楼,给父母拍了一封电报:明天看《东方时空》,我上电视了。录了几期节目,张海潮觉得这个爱歪着头说话的小伙子值得培养,就给他配了两个人。

< 水均益采访基辛格 >

此后,基辛格、拉宾、阿拉法特等风云人物陆续坐到了水均益的对面,跟这个兰大外语系毕业的西北小伙儿侃侃而谈。

那几年,在《东方时空》的年轻人很幸运,也很不幸。幸运的是他们能和中国最热血的新闻人一起工作,不幸的是要随时承受末位淘汰和制片人最残酷的“语言暴力”。

其中,时间和陈虻是有名的两张臭嘴。

时间他们组在北京西边的六里桥租了一层地下室作为宿舍和机房,组里的年轻编导差不多都住在那儿。一看到片子剪得不好,时间就会把睡梦中的编导拎起来重新剪。

< 时间 >

“睡什么睡,剪的什么烂片子!”

“我要是你,早就去死了。”

几乎所有女孩子都被时间骂哭过,只有白岩松敢跟时间对骂。他还经常安慰新人:别往心里去,时间他就是狗熊脾气。

陈虻骂人则是另一种风格,能把人骂得去医院打点滴。

< 陈虻 >

“你今年多大了,哦,现在改行还来得及。”

“你得先学做人,然后再学怎么拍片子”。

被骂的编导都是在被摧毁自信之后,抹泪重生的。

为了得到时间、陈虻的认可,年轻人经常熬夜剪片,失手两三次就意味着收拾东西走人,大家伙儿虽然互为竞争对手,也会相互打气:“咱们一定要争口气,留下来!”

有一回,白岩松和水均益的选题撞车了,两个人谁也不让,直接吵到了新闻评论部主任的办公室。到了领导面前,俩人还是没压下火,互相指着鼻子就要动手。

几秒钟后,水均益摇着头说:你呀,脾气太暴!白岩松反呛一句:你这个西北人的脾气跟个巨雷一样。还没等领导协调,俩人就抱在一起和好了。

不管被骂得有多狠,组里的人都没有减少对时间和陈虻的爱,因为没有这样的大哥在后面逼着,自己不可能这么快就独挡一面。

一个经常和时间抬杠的编导对他说:

“如果你改掉口无遮拦的毛病,能当更大的官,但是老了之后,没人陪你打牌。”

白岩松记得自己和陈虻说的最多一句话是:你怎么还不吃饭。

两个人经常到了下午才吃午饭,总能在空荡荡的食堂碰上。聊的多了,白岩松越来越觉得陈虻很寂寞,审片时话多是因为心里装着太多的事,但平时能和他交流的人很少。

后来,陈虻主管《实话实说》,崔永元觉得这个领导审片真严。2002年,崔永元严重抑郁,不能再继续主持,陈虻去云南看他。

“哥们,你要保重啊。”

病好了回到台里,崔永元弄了个《小崔说事》,水平大不如前,陈虻很不满意,但审得反而很松,因为他知道小崔的病没痊愈。

崔永元也看到了陈虻的寂寞,观众都在爆笑,他脸上却一点表情都没有。

《东方时空》播到一周年的时候,全国各地的电视台都开辟了早间档节目。时间、陈虻觉得不能光守着阵地,而是应该继续前进,真正给中国电视留下点什么。

《金曲榜》升级成了《音乐电视》,把黄小茂请来当音乐总监,投拍了高枫的《大中国》、老狼的《恋恋风尘》、满文军的《懂你》等流行歌曲的MTV。1995年中国歌坛十大金曲的一半,都是由他们发起制作的。

《东方之子》则开始了自己的大师计划,采访了季羡林、启功、张中行、任继愈、丁聪等十二位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大家。白岩松说自己是中国最幸运的新闻人,因为现在的人不可能再有机会和那一代的大师对话了。

在《生活空间》,陈虻也把一天讲一个故事,变成了六天讲一个故事,把纪录片拍成了连续剧。那时在公共汽车上都能听到对节目的分析,只不过没人能猜到“剧情”的走向。

一个老母亲在大年初二被儿女关在门外一天一夜,老人愤而把五个儿女告上法庭。这期名叫《母亲》的选题播出后,栏目组的电话被打爆了,观众都想知道那五个不肖子女的地址,要去把他们打一顿。

可是到了第二集,老母亲的不对之处被娓娓道来,观众又转而为子女叫屈。每播一集,都会产生新的讨论,最后六集播完,观众都沉默了,情绪的争吵消失,理性的思考回归。

《焦点时刻》也亮出了自己的杀手锏——舆论监督。

1993年河北洋河遭到污染,大片农田绝收。《焦点时刻》的记者章伟秋站在当地政府门口等了一上午,还是不知道市长去哪儿了。她干脆改变计划,把采访市长改为现场报道:“看来市长很忙,但是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围观的老百姓听到这句话,“哗”地鼓起掌来。

第二年,章伟秋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是粒粒饱满的谷子,给她寄包裹的是洋河的乡亲们。章伟秋把这些谷子放到瓶子里,她说这是自己的镇宅之宝。

对于被曝光的官员或不法分子来说,《焦点时刻》的一期节目意味着撤职甚至刑拘,这让采访和取材变得困难重重。好不容易拍到关键证据,还要争分夺秒地赶回来播出。因为很可能第二天当地官员就赶到北京,坐在台领导的办公室求情。

《焦点时刻》的编辑机房在地下室,播出机房在三楼。由于题材重大,通宵编辑是常事,通常到《东方时空》开始的时候,焦点的片子还在剪辑,这时候三楼的播出室就会亮起红灯。

“都播到《生活空间》了,焦点还没好吗!”三楼的人喊这句话时,焦点的编导正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拿着带子往楼上跑。

1994年,从《焦点时刻》衍生出来的节目《焦点访谈》开播,时段是每天的《新闻联播》之后。后来每到这个点,台长杨伟光就会离开办公室出来散步,为的是躲开各地打来的求情电话。

当然,并不是每期节目都会顺利播出。1994年12月,编导陈耀文采访的克拉玛依大火就在审片时被拿下。审片那天,孙玉胜和张海潮全都在,不能播出的决定来自台长,陈耀文知道已经无力回天了。

胸中积压了数天的悲愤再也无法抑制,陈耀文哭着冲出屋子,从三楼跑回地下室,进了机房就把带子砸到墙上。这位军队出身的硬汉哭到说不出话,全组的人都过来搂着他安慰。

从1994年开播算起,有三任总理都曾到《焦点访谈》视察。张海潮当初给焦点定的监督节目比例是三分之一。2003年,敬一丹在座谈会上对总理说,1998年舆论监督的内容在全年节目中所占比例是47%,到了2002年降为17%,因为来说情的人太多了。

今天,曾经的编导们在回忆那段四处奔波的日子时,仍然难掩激动。

“那是黑暗中的火光,是一个让人感受到坚定和美好的梦,我们还想把这个梦做下去。”

1993年5月1日早上七点,《东方时空》开播,主持人张恒第一次在早上向观众问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衷心地祝愿大家节日快乐!今天对于我们这群人来说,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因为从今天开始啊,以后每天早上七点钟,伴随着冉冉升起的太阳,一个崭新的电视节目将走进你我的生活当中,那就是中央电视台最新奉献的早间节目《东方时空》。

《实话实话》、《新闻调查》、《看见》、《面对面》、《社会记录》这些栏目的诞生都来自《东方时空》点燃的星星之火。

二十多年间,《东方时空》历经数次改版,播出时间从早间改到晚上,最早的四个子栏目也早已拆分或撤销。

《东方之子》采访了上千位“浓缩人生精华”的时代人物,《音乐电视》变成了央视三套的《中国音乐电视》,《焦点时刻》成了《焦点访谈》。

《生活空间》讲述了2000多个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然后分成了《纪事》和《百姓故事》两个栏目。那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标板语也就此与中国的电视屏幕告别。

栏目改版后,时间和陈虻先后被提拔为副主任,从专业人才变成行政干部,但两个人始终惦记的新闻改革却没了音讯。

2001年,时间离开了央视。《东方时空》二十周年时,他回来跟老朋友相聚。

“我现在喝上了以前听都没听过的酒,但没有激情了,我的艺术生命也结束了。”

刚被提拔为副主任的时候,有人担心陈虻会剪去那一头标志性的长发,看到他没剪,大家都放心了。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陈虻比以前更沉默了。

白岩松说,2000年后,陈虻陷入万劫不复的寂寞之中,他被中国特有的、只要出了人才就提拔的方式毁掉了。

2008年1月,新闻评论部被裁撤,2月,陈虻主管的《社会记录》停播。一个同事劝他,人还在,还能做更好的节目呢。陈虻黯然地点点头,眼里没有了往日的神采。

2008年12月23日,陈虻因胃癌去世,年仅47岁。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崔永元冲进急救室大喊:“兄弟,你挺住,吸几口氧就好了!”

匆匆赶来的水均益问一直守在床边的制片人李伦:陈虻最后说什么了吗。李伦说了四个字:话语空间

时间在告别仪式的留言本里写道:虻虻,我们是兄弟,是战友,如今战壕没有了,冲锋也没有了。

2013年,在陈虻的追思会上,有个学新闻的大学生问白岩松,改版之后的《东方时空》没有以前好看了,是什么原因?

白岩松笑了,说小伙子你挺逗,我们今天怀念的,是九十年代的那个《东方时空》,现在这个《东方时空》只是和过去那个重名而已。

时间、王坚平、崔永元、柴静、张泉灵、和晶……很多老同事都陆续离开了央视,只有白岩松还在坚守,做着《新闻1+1》和《新闻周刊》。老友时间还是那张臭嘴,说白岩松现在也没有自己的阵地。

没了阵地,还能坚守什么呢。

1994年7月的一天,北京下暴雨,把白岩松他们住的六里桥地下室淹了。

刚开始没人当回事儿,后来发现床垫子怎么浮起来了。没人抢救自己的东西,众人第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保住机房,凡是能挡水的东西都被堆到门口,宁可让水灌进宿舍。

< 当年地下室进水的惨状 >

机房保住了,设备和带子安然无恙。大家这才淌着水搬起自己的床垫,好多东西都报废了。白岩松大呼自己最惨,因为别人都是单身没多少家具,他是两口子过日子置办得最全。

在大家抗洪抢险的时候,编导周兵扛起摄像机拍下了众人抗击“水灾”的画面,负责技术的王强配了曲子,美国电影《保镖》的主题歌《I will always love you》。

当时,他们多半都是央视的“临时工”。

后来有个保洁阿姨给地下室打扫卫生,一开始挺客气,因为看着他们像是电视台的,知道这帮人都是“临时工”后,态度越来越差。年轻的编导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阿姨从怀里掏出暂住证问他们:“你们有吗。”

哥几个一看都不说话了。

《东方时空》二十周年的时候,当年被时间、陈虻痛骂过,在地下室被水淹过的“年轻”编导们拍了一部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

白岩松看完之后,提议全体起立为陈虻静默一分钟,然后说大家不要伤感,我们活着,陈虻就活着,有一天我们也走了,陈虻才真的走了。

有一年冬天,敬一丹去给陈虻扫墓,看到墓前有一个棒棒糖,心想应该是个年轻人留下的,也许这个人小时候看过《生活空间》,听过那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觉得要把棒棒糖留给一个很纯真的人。

在传统的电视面前,曾经的《东方时空》像个纯真的孩子,赤着脚走了很远。陈虻害怕团队认不清来时的路,总爱提醒他们: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我们为什么出发。

只是,今天走在这条路上的人越来越少了。

部分参考资料:

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梁碧波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陈虻

《悼陈虻》,崔永元

《央视前制作人时间谈央视》,南方周末,张英

PS. 哈喽~大家好,我是叉少。

叉烧往事,专注于发掘旧时光中的闪光时刻。这里写的都是跟时间有关的故事。时光是个魔术师,当年看似无关紧要的事,却在冥冥之中决定着历史和人生走向。

看了这些故事,都像是看了一场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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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文创作不易,如果故事有打动你,希望能分享、点赞鼓励一下,也欢迎留言互动,叉少会坚持把这件事做下去。^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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