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兹曼：“媒介即隐喻”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生前一直在纽约大学任教。他在纽约大学首创了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现也译为“媒介环境学”）专业。直到2003年，他一直是文化传播系的系主任。2003年10月波兹曼去世后，美国各大媒体发表多篇评论，高度评价波兹曼对后现代工业社会的深刻预见和尖锐批评。
波兹曼主要著作有：出版过20余部著作。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童年的消逝》（1982），《娱乐至死》（1985），《教学是一种保存性行为》（1979），《疯狂的谈话，愚蠢的谈话》， 《教学是一种颠覆性的行为》（与查尔斯·韦恩加特纳合作），《教学：一种保存性的活动》，《诚心诚意的反对》， 《如何看电视》，《尽责的异议》（1988），《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的屈服》（1992）， 《建造通向18世纪的桥梁：过去怎样改变未来》（1999），其中《娱乐至死》和《童年消逝》已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
“媒体介隐喻”
波兹曼认为媒体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其中媒体的形式极为重要因为特定的形式会偏好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所谓“媒体介隐喻”的主要涵义。而20 世纪的传媒技术发展使人类从以印刷文字为中心的“读文时代”转向一个海德格尔曾预言的世界图像时代其中电视图像已经成为当代支配性的传媒形式它改变了社会认知与人际交往的模式引发出深刻的文化变迁。
“童年的消逝”
波兹曼所谓“童年的消逝”并不是说特定生理年龄的生命群体不复存在，而是指“童年”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特征已经模糊不清。他指出，印刷机打开了一扇欧洲文化多年来一直焦急叩响的门，当这扇门终于打开时，整个欧洲文化便蜂拥而入。儿童不得不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学习和训练在“长大成人”之后才能够获得属于成人的知识与“秘密” 。印刷术发明后的五十年间可以称之为摇篮期。等到印刷术脱离摇篮期后，童年的概念正式诞生，换句话说童年被用来形容某一阶段的象征性成就。当婴儿有能力说话时，婴儿期就结束了，童年则始自儿童开始学习阅读。事实上儿童这个字常被用来形容不识字的成人。成人文盲常被认为在知识上相当幼稚。自从有了印刷术未成年人必须通过学习识字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才能变成成人。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必须接受教育。因此欧洲文明创造了学校，从而使童年的概念也变成社会必需的了。
但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童年。“至于童年的概念我相信长远来看它一定会成为当今科技发展的牺牲品”。如今的电视媒介敞开了成人小心保守的秘密如性疾病死亡等等，将儿童不曾提出的问题的答案毫不避讳地灌输给他们，其结果是如今的儿童早早就沾染上了成人的悲观怀疑漠然和傲慢的习气。电视不可能保持任何秘密的结果是，儿童日益能够接近成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儿童对于性或毒品等方面的知识与经验，对于父母离异与家庭破碎的体验，对于牵涉到犯罪的感受，以及他们作为消费者在市场中日益提升的地位等，这意味着失落的远不止童年的纯真。因为童年的纯真常常是用来暗示童年的魅力在逐渐减少。电子媒介迅速平等地揭示成人世界的全部内容，从而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后果。首先羞耻的概念被冲淡了，也不再神秘了，如果一开始儿童就了解各种各样的谜和秘密，我们又如何把他们跟成人区分开来呢？其次，由于羞耻感的逐渐衰退，行为举止的意义自然也相应地降低，最后代沟消失，母亲看上去跟女儿一样年轻，女儿看上去跟母亲一样成熟，这不只是一种视觉的错位而是文化的异化。
“娱乐至死”
波兹曼认为，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出现后，信息传播的格局与重心较之印刷媒介时代有了很大的变化，适合“现场性”信息传播的电视，不仅从更高的层次上再现了人类口语时代的某些传播环境，而且使娱乐性信息成为媒介的大餐。“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它
“正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
通过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的阐释，波兹曼表达了这一媒介生态对人类文化的重要影响以及他的深深忧虑。
“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