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
近年来，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令素来以宁静著称的高等学府也难免充满种种躁动。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南京大学青年教师胡翼青的《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以下简称《再度发言》）一书的出版，给笔者的第一印象是，对这样一个选题的阐述，只要不是“文”与“题”不符，那就必然需要以大量的时间从事大量的案头功夫。及至在暑期中坐定下来通读一遍，这一印象又进一步得到了强化。该书在阐述对芝加哥学派的几位核心人物以及从思想渊源角度来说与芝加哥学派联系紧密的学者的传播思想、观点中，主要基于对一手资料即对这些学者的有关原著和原著的中译本之研读与理解。以这些学者思想的深邃、研究所涉课题范畴之广泛，可以想见，对这些著述的研读与把握无疑是一项耗时费神的艰苦工作。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该书作者对其所研究的学者的传播思想、观点的解读是具有独到之处且言之有据的，而不是人云亦云的。例如，在梳理、阐述美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芝加哥学派创始人杜威（且不论杜威究竟应首先被划归哲学芝加哥学派还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中，作者用一节的篇幅，在“杜威的传播观”、“传播与社会结构”和“传播与民主的实现：杜威的终极理想”三个小标题下，概括了杜威传播思想中的若干要点，而这种归纳，均以引述杜威本人著述中的话语为依据。该书作者认为杜威“把传播理解为其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而这一判断，是基于杜威本人所言，“在所有的事物中，传播是最为奇妙的。” 该书作者感到，“杜威对于‘传播’这一概念的理解是具有多重含义的”， 因为在该书作者看来，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开篇中有一番话阐明了他对于“传播”概念的双重认识，“社会不仅因传递与传播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之中。” 在引述杜威的话语后，该书作者又分析说，“杜威的这种双重理解对芝加哥学派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于这种理解始终贯彻于该学派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使之产生相同或不同的传播观，并构成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内部矛盾。” 不仅如此，该书作者的依据,还来自于杜威在其他场合或其他著述中的有关表述，如杜威在中国的演讲中所言：“若使美国没有许多铁路联络各州，恐怕不能作一个像现在这样的完全国家，也不过是一个四分五裂的样子。因为有了铁路、电报、电话等，使国家人民的思想，有很速的进步；新闻纸的传播是很广的，新闻纸的价值又很便宜，更可以促进人民的公共意志、公共理想、公共观念，以完成国家结合的要素”。（传播的“传递”含义。）又如，在这一点上，该书作者还引述了杜威在《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中所言：“那些没有被传播、被分享、在表达中没有得到再生的想法只是些自言自语，而自言自语只不过是断裂的有缺陷的思想。”（第288页）（传播的“共享”含义。）
撇开该书作者对杜威的传播观及其影响的评析是否非常确切不谈，这种从一手资料中去挖掘原著思想的严肃的研究态度，贯穿了《再度发言：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全书，这是难能可贵的。而作为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兼一身的大学者杜威，在其研究生涯中，始终对民主、教育、知识、社会、社区、公众、人类行为等问题兴趣不减，其关注我们今天称之为“传播”、“大众传播”现象的动力，可以说出自于其对“传播”、“传媒”在社会作为有机的整体的形成和维系中的作用之洞察，以及对它们之与民主实现过程的关联之察觉。在解读杜威的传播思想中聚焦于“传播与社会结构”、“传播与民主的实现”，可说确实把握住了杜威传播思想中的核心问题。文中对其他芝加哥学派的核心人物的传播思想和深受芝加哥学派影响的学者的传播理论的阐述，也都是主要基于对这些学者本人有关著述或其中译本的阅读、研究和把握，从而都是一种独立、独到的挖掘。
阅读该书带给笔者的第二个深刻印象是作者敢于挑战权威、在探讨传播学的思想源头问题上有所创新的勇气。他在导论中即对闻名世界的传播学大师施拉姆将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卢因（Kurt Lewin，又译勒温）和霍夫兰列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尖锐地批评施拉姆“钦定”四大奠基者的做法“干脆把芝加哥学派在传播研究方面的功绩完全抹去，并使之与传播学毫无关联，并因此歪曲了传播理论发展的历史”， 并分析说“施拉姆出于自己的偏好，从一开始就片面勾画传播思想发展的基因图谱，封杀传播学许多可能的方向，对学科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尽管这些指责是否偏激有待讨论，但其中所折射出的敢于挑战学术权威的勇气值得肯定，肯何况该书作者在书中并非没有关注到施拉姆提出的确定传播学奠基人的标准，并且还的确以大量芝加哥学派核心人物及深受芝加哥学派影响的一些学者的有关著述作为依据论证了芝加哥学派对传播学的贡献，从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该书作者挑战权威所凭借的，并非仅仅是勇气。
笔者对于该书的第三个印象是，尽管书中内容覆盖面广泛，涉及一系列学者丰富的传播思想和研究，然而该书作者似乎依然能够以两条主线贯穿该书，使书中各章有机相连，即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与思想的层面——宏观、微观、中观（控制与效果研究）三个层面作为一条主线，以及传播学范式作为另一条主线。
当然，该书在具有一系列长处的同时，也不无可商榷之处和值得继续探索、完善之处。以下几点似尚需进一步思考：
1．将哪些学者归于芝加哥学派的问题。该书除了梳理、解读杜威、库利、帕克、伯杰斯、米德、布鲁默、戈夫曼等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人物的传播思想，以及虽然在传播学界主要并非以芝加哥学派成员著称，但却是在芝加哥大学完成博士学业并曾在芝加哥大学执教16年之久、从而确实曾是芝加哥学派一员的拉斯维尔的传播思想外，还探讨了曾在芝加哥大学进行研究生学习的英尼斯(Harold Innis，该书中译为伊尼斯)的传播思想，并且还讨论了麦克卢汉和梅罗维茨的传播思想。作者这么做固然有其自身的道理和逻辑：就拉斯维尔而言，尽管他提出传播学“5W模式”的论文《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是在他早已离开芝加哥大学许多年、在执教于耶鲁大学期间发表的，其成熟的传播学思想也带有同芝加哥学派分道扬镳的特点，但他终究曾长期是芝加哥大学的一员，而且诚如《再度发言》的作者在该书中所显示的，拉斯维尔的传播思想中同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联系之处不容否认；对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梅罗维茨来说，《再度发言》艺术中的两条主线也直指其同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和思想的影响之联系。但是，把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梅罗维茨，尤其是麦、梅两位写进一本阐述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书中还是有一个难点未能解决：学术思想上受到某学派的影响似乎并不构成将学者划归某一学派的充分理由。一些著名学派的大学者的学术思想的影响之广泛，可能渗入到大批学者，包括并非同一领域的学者的研究之中，似乎我们并不能令人信服地把所有这些受影响的学者都划归这些学派吧！类似的值得商榷的问题还有：关于帕克围绕传媒从业人员的新闻选择行为的研究和观点，该书作者一再将之归纳为“把关人”研究，然而考虑到帕克本人在当时的语境下从未使用过“把关人”和“把关”的术语，该书作者这样做是否很有必要也可进一步推敲，毕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观点的思想，并非一定要有相同的名称。
2．对施拉姆关于传播学奠基人问题的观点的分析问题。毋庸置疑，施拉姆在选择传播学奠基人问题上根据其偏好等进行了“把关”，弃芝加哥学派于不顾。但是，笔者以为，将之批评为“封杀传播学许多可能的方向”，未免有些偏激：一个学科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毕竟是由整个学界开拓的，学界中的众多成员，学识有高下，成就有大小，但都是对学术研究范畴、议题具有自身选择能力的成员；如果施拉姆以一人之力竟能“封杀”传播学许多可能的方向，那么恐怕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是学界在一定的阶段中有意无意的选择吧！
3．牵涉到传播学学术话的翻译问题，尤其是关键词“传播”(communication)的英译中的问题。《再度发言》在阐述杜威的传播思想中指出，杜威对“传播”概念的理解具有两种以上的含义，并认为他因而“容易产生自相矛盾”。 由于传播学诞生于英语国家美国，对有些问题的把握常会牵涉翻译问题。如果我们探究一下“传播”的英文词 “communication”一词的含义，我们就会发现，岂止是杜威，岂止是芝加哥学派，communication一词的约定俗成的含义，本就是多重的。《韦氏英语词典》上所列的communication一词的义项有五项，分别为：1. the act of transmitting; 2. a.) giving or exchanging of information, signals, or messages by talk, gestures, writing, etc., b.) the information, message, etc. ; 3. close, sympathetic relationship; 4.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 specif. a.) [pl.] a system for sending and receiving messages, as by telephone, telegraph, radio, etc., b.) [pl.] a system as of routes for moving troops and material, c). a passage or way for getting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5. [often pl., with sing. v.] a.) the art of expressing ideas esp. in speech and writing, b.) the science of transmitting information, esp. in symbols.
简单说来，这些义项的对应的中文意思分别为：1. 传递；2. a.) 交流，传播，通讯, b.) 信息，讯息；3. 联系，交往；4. 交流、交往的工具，具体分为 a.)（复数形式） 交流/通讯/传播系统，b.) （复数形式）交通系统，c.) 通路；5. a.) （思想）表达艺术，b.) 传播学。
不难看出，英文中的“communication” 一词本就具有多重含义，因此人们在不同场合将之用于不同含义也不奇怪。杜威是哲学家、社会学家而不是专门研究传播现象的传播学专家，他在两种或以上的含义上理解和使用“communication”概念并不奇怪，也并不过份。而且，该词的“传递”含义和“意义分享”含义也是有关联的，“意义分享”是离不开信息“传递”这一环的（尽管信息“传递”并不一定带来“意义分享”）。此外，书中所引的杜威的一段话“社会不仅因传递与传播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之中”，在杜威的英文原著中，是将“transmission ”和“communication ”连同其前面的介词并列使用的，中间并无连词 “and”，而是用逗号分开，（Society not only continues to exist by transmission, by communication, but it may fairly be said to exist in transmission, in communication.），可见其原意是将“communication”与“transmission”表示相同事物的，“communication”此处是解释“transmission”的同位语，可以说杜威正是为了将“communication”所蕴含的交流共享的意义补充进去，而使用了这种结构。在这一点上来说，在此段话中杜威对“传播”概念的理解并非自相矛盾，在表达的用词选择上的犹豫大约有之，而其所表达的思想概念，应当说在此段话的特定语境下基本上是确定的。即使在不同的场合和著述中杜威的“communication”概念具有双重或多重意义，相互之间也并非没有融合的可能。
瑕不掩瑜。尽管笔者此处不断冒昧提出了一些可供商榷或值得进一步思考探索之处，但这并不影响《再度发言》一书的价值。这样一本研究扎实、观点独到的论述一个重要学术流派的传播思想的著作，显然对传播思想史研究和传播学学科建设具有价值。而且，如果我们考虑到芝加哥学派是在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美国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现代大众传媒业迅速崛起的时期形成和兴盛的，那么在21世纪初期的今天这本梳理、讨论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著作就进一步凸现出现实意义：今天，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社会转型的进程已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开始，与数字化技术相伴随的新一轮传媒转型的趋势也已出现，在当今社会背景和语境下，传媒转型期传播格局的变化、传播与社会控制的关系、传播手段的新组合及其在维系社会和政治民主中的作用等议题，再一次凸显出其重要性。在中国，互联网产业也在迅速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7年6月，中国网民总人数（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达到1.62亿，仅次于美国2.11亿的网民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与2006年末相比，新增网民2500万。 而且就我国特有的国情来说，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带来巨大社会变迁的时期，这些议题在我国更是意义倍增，芝加哥学派以问题为导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