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孤独——悼余虹
余虹的自杀把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硕果仅存的学者之一送进了坟墓。
余虹是一个优秀、宽宏的老师，因为我从他的教诲中确实学到了东西。先生的内心和他的作品一样，涵养着多样性，其中包括要求他成功的压力，但同时也传递着这样的信息：生活有其凝重的部分，也有其轻松愉快的地方。先生在谈论起“他的”学问时，脸上显露出的那种温和而迷人的微笑以及“灵感”，使人实在不忍心将先生隐藏起来的痛苦和孤独公之于众。但先生的成长和生活中满布焦虑和恐惧，这却是真实的对此，先生的最终解决办法就是把自己完全沉浸在严肃而廉正的个人爱好之上，这其中就包括着“我”的尊严以及那终极性的自杀行动。
在几个月前见到先生时，我依然觉得先生对海德格尔的解释过于“存在论”、过于个体化，也因此过于消极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是最后一次向先生求教，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直觉，感到他斗不过黑暗势力。昏黄的灯光对面传来的是幽灵般的叹息。也许是因为太过年青的缘故，我一直不愿面对死亡之必然性的问题以年青为借口，我尽量拖延着对死亡这一终极哲学问题的思考。歌德说过“魔鬼是个老年人，要与之周旋，你得首先变老”之类的话，但我一直以来就这么干脆地忘记了，死亡并不是年龄上的“迁延”，而是生命中一个决断性的“时刻”。今天，我为当时没能真正领会先生的话而感到难以名状的悔恨和强烈的悲怆。坟墓后面的世界也许是未知的，象先生这样一个有着哈姆雷特式才华和直觉的人已经猜测到，那很可能也是个缺乏救赎的苦寒而苍凉的被遗忘之地果真如此，我会自感莫大庆幸，我宁愿永恒地牺牲天堂间的幸福，也要保留被永远罚入地狱的最大希望。
之所以说先生是“硕果仅存的学者之一”，其本质性的特征就是个人信仰与学问的无间融合。正如康德在论及大学的系科时所指出的那样，在后基督教时代，任何伟大作品都将是一种神学形式，其底蕴也必将是宗教式的。因此，一个伟大学者若不以中世纪异端教派之教父的孤独身资显现，则适足以证明他不过是尘世间最廉价的外在名声猎取者。在正统的大学高等系科中，比如神学、法学、医学以及地位更次一级的人文学科，理性的理念、自然法的理念、生命和健康的理念当然是衡量科研工作的必然标准。但是在启示、实在法和人类的自然天性里面，却总存在着“幽暗的力量”数百年来悲惨而铺满鲜血的大学灾难史已经明证了，启蒙和理性之光既不能照亮、也不能达到这样的幽暗之域对于这些力量，我们可以无穷无尽地解释下去，却永远不可能理解，而恰恰就是这些幽暗力量给科研和教学赋予实质和生命。
然而在今天，大众化教育及其对“人人都能听懂”的教学形式的提倡，彻底剥夺了大学的精英意识和人文主义功能，大学顺理成章地因丧失了同一性和“知识宇宙”而变成一个杂货铺、一个学术院系的货和赝品超市。剩下来的只有装腔作势、巧舌如簧、悲歌叹惋、矫揉造作的客套话与视听效果、天花乱坠的蛊惑、以及不搀杂任何责任感的大言不惭。学生则只求任何的“世界观”，哪怕它低俗到无耻的地步，只要看起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概念，以求一个醍醐灌顶的精神结构，可资一醉方休，为日后势必要过的那种毫无原则的、非道德的、残酷的功利生活赋予某种“意义”。从大学的领导者到教师自己，没有人愿意平心静气地考虑一下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把课堂或者讲座看作是自身职业道德和职业生涯的至高点，杜绝一切造作和低能的喧嚣。今天的大学绝对是非宗教式的，没有内在的统一，没有公共精神，只是一群财产所有者和财产、权力及女色追求者构成的乌合之众。庸人的本质就是痛恨一切在根本上与自己不同的人，痛恨一切具有天生的、百折不回的求知意志的人。然而，这个世界在静默中要求被理解。一个余虹这样被颠峰所召唤的人却会热爱并且默默地敬畏那些精神高贵、灵性非凡的同类，他们会把这种对“卓越”而非对“平等”的热爱变本加厉地转化成对于自我的清教徒式的鞭策。如此严厉的自我鞭策必须要求一个同样严厉的、铁一般的命运与之对应以形成平衡。由于今天的大学从本质上不存在这样的具有平衡性质的力量——哪怕是最弱化的形式，才导致这种自我鞭策以自杀为终局。
我迄今已听闻过太多大学共同体成员的自杀，但一个庸常的大学教授的自杀从不曾激发起我内心的悲剧意识，不曾激发起那种古典悲剧中的同情和怜悯的高贵情感，我只是感到厌恶。只有极少数天才的存在和死亡才对全人类有着普遍的意义，只有这些人的思想和行动才能为普遍人性的土壤培植出高贵情感的要素。先生的自杀使我再也不能不拒绝今天的大学所培养出的那种罪恶、却正统的观念，正是这一观念为今日大学的所有腐败作出终极的辩护，此即：一个理论的逻辑可行性与实证的贴切性都独立于理论创造者自身。我们不能再容忍把卓越人物的思想作为已知的给定因素，而把自己的任务限定在解释这些思想产生的效果上，今日的大学所推崇的正是这样的“科研”和“教学”观念我们再不能容忍那种马克思-弗洛伊德的观念，认为思想没有独立的影响，因为它们本身是经济或者心理原因的结果。任何对余虹先生的思想或者余虹之死所作的描述如果没有联系到他的“神学”、他那“信仰的幽暗之域”，都将是空无一物的和失败的，因为余虹先生是“硕果仅存”的“卓越者”。他个人的“神学”既包括他的作品，也包括他作为个人的个性、及成长的历史背景，他的生死爱欲最具模范性地集中了他那个时代全部的美德和缺陷。一个天才的作品和行动是再复杂不过的东西，需要展示它的形成过程，为此必须付出宗教式的虔诚和非凡的努力，此即“神学”的全部涵义。
“一个人的百年”是余虹留给这个世界的“遗言”。“遗言”展示了一个充满伦理意涵的醇良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所知道或者所能想象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某些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大致上可描绘为人际交往所带来的快乐与对美好事物的享受，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目的，有时为了能使其发挥到最大限度，任何人都有理由去履行任何一种公众的或者个人的责任这样的意识形态解释了美德存在的原因，也正是这些意识形态形成了人类善良行为的理性终端，形成了评价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在“一个人的百年”结尾之时，先生总结道：“石璞之名有什么微言大义？一块对恶没有激烈反抗却有持久拒绝的石头，一块对善没有悲壮献身却有耐心执着的石头以她不绝的微光烁伤我正在死去的心。也许英雄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英雄，日常生活的重负与担当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像石璞一样举重若轻的人让生命看到了希望。”
然而，先生却也在“一个人的百年”中令人矛盾地潜藏了哈姆雷特的形象，他代表着死亡，并以“记着我”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发布着强大的死亡信息。在古往今来的众多悲剧人物中，先生为何独独钟情于哈姆雷特？原因并不复杂：往日的悲剧人物都以战胜死亡、并回归那更高的命运而收场阿卡琉斯在他身死之前举行了葬礼以作为补偿，俄狄浦斯接受那更高的命运的安排，刺瞎双眼，孤苦地咀嚼天道。而对哈姆雷特而言，死亡之上或死亡之外便空无一物。“如果死亡真像一睡了之那么宁静也就好了，但谁知道这一睡之后会做什么梦？谁知道那死亡之地是个什么样子？也许死比生更糟？谁知道呢？”哈姆雷特之死不能让观众得到净化的喜悦，不能让观众从灰烬中站起来，精神鼓舞地想：尽管如此，生活仍是清新的、美好的。生活充满磨难、羞辱、甚至死亡，但生命力却远不足以顽强到可以取胜。残垣断壁在大学的四围森然挺立，卓越的个人全然倒地，此种局面，何人能够模仿古代的悲剧人物？何人仍能跨越自身的局限，融入更大范围的万物之序？
与哈姆雷特一样，“一个人的百年”留给后世的是一筹莫展的死亡之地，此外便空无一物，没有美德，没有荣誉，没有道德约束，没有救赎，没有希望。伏尔泰的“你为人的尊严”和康德的“声名狼藉的生活不如不活”都成了理想的泡影命运抛弃人类，让人类完全自生自灭的时候，事情就是这样。新的现实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一切都是允许的”。对先生而言，今日大学的生活，实在就是康拉德在《黑暗的心脏》中所谓的“无情的逻辑为着无用的目的所作的莫名其妙的安排”，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
1918年，接近死亡的韦伯在“作为志业的学术”的演讲中发问：在这样一个不再存在幻想的世界里，大学如何作为？大学是从文艺复兴的祖先演变成19世纪的现代形式的，旨在培养那种头脑训练有素的人文主义典范。但今天的大学已经不再有这样的典范。对此，韦伯所能伸出的援救之手便是“知识分子的廉正”的操守，此即每一位教师都遵从他们的良心的召唤并履行他们在讲台上的天职。他寄望于那些有志于献身学问并经过严格训练的学者，能以足够的道德权威和学识与学生对话，以此种天命感填补他们形而上学的空白。
韦伯以令人震惊的准确性预言了20世纪以后大学的堕落。在这样的大学里，不存在哪个教授仍以其道德权威和学识够格站在讲台上，整体环境一落千丈，坠入无目的和呆滞的官僚场以及“一切都是允许的”名利场、情色场。只是韦伯没能预料到，一个四分五裂的大学是难以为继的，充其量也只是怀有“知识分子的廉正”的少数几个人在孤独中苦苦支撑，其余则在公事程序中或为所欲为或载沉载浮。
韦伯的这次演讲尽管不失其伟大和永恒，但在我看来，终究是失败的，因为韦伯始终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不再存在幻想的大学中，终究有几人能成为他所要求的那种平凡的英雄，可以将伦理的自律超拔到宗教的高度？有几人能够将如此严厉而孤独的宗教式的自律维持到作为尽头的坟墓？余虹抛弃了“尽情活着”的设想，拒绝了他的导师石璞先生的那样一个醇良的伦理世界，他选择死亡意味着他要求那种哈姆雷特式的孤高而清冷的世界不幸的是，哈姆雷特并不足以带领先生超越死亡之地，而只是把他搁浅在死亡的沙滩上先生的孤独也因此没超拔为亚伯拉罕式的在信仰的幽暗深处的孤独，而只是一个有着荣誉感和自我尊严感的人在涣散离乱的群体中所感受到的那种特有的孤独。
然而，先生的死却能迫使我们这些拖延着死亡的“幸存者”不再拖延下去正如奥古斯丁所说的“开端造就人类”那样，一个天才的自杀行动将在“幸存者”身上激励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宗教眼界，造就出大学中的新人，在此一新人的宗教眼界中，大学中的人间烟火将成为决绝的死亡之地。新人们会继续活下去，但活命的前提是断绝与大学中人间烟火之点点滴滴的一切联系“我们之所以还活着，是因为这世界仍有一些东西值得研究”，这就是新人们对哈姆雷特式“生存还是死亡”问题的最后回答。
福音书要我们“赞美伟人”，这正是我对余虹先生的最终看法。这并非伟人创造历史的历史观，但这是我的信念，而先生的巨大天才，恰恰并不体现在可以把对现状的不满转化为“开创新领域”的契机所需要的那种特殊能力上面。个人可以在历史中起到特殊的作用，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毫无疑问，时间会淹没各种曾在历史上产生过的“独立的影响”，但我相信，没有一位严肃的研究者会否认：卓越人物的生与死本身恰恰也正是“独立的影响”的组成部分。这也正是为什么我要悼念余虹先生。
弥尔顿曾写过一篇献给克伦威尔的赞词，堪称对清教徒道德基石的伟大献礼，我把它献给那些与余虹先生一起共居“死亡之域”的卓越人物。由于哈姆雷特正是这“死亡之域”的主宰大神，我也以此恳请人们见证那些卓越人物的“百年孤独”。这段赞词也同样适用于那些仍在勉力追求来自天命的职业召唤的幸存者们：
他是一名贵有自知之明的战士
谙熟内心深处的敌人——虚妄的空想、恐惧和欲念
这些敌人或被他消灭或早已一个个向他投降
他是一个首先战胜自己的将军
一个自我的征服者
只有最大限度了解自己才能取胜
征服自己之后
他开始象一个老兵那样肩负所有重任
与外部的敌人展开对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