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民歌：“他们有权力，我们有道德”
“他们有权力，我们有道德”。记得这是几十年前一首南美民歌的歌词。
这样的歌唱当然来自下层社会，其中蕴含愤怒与痛苦，可也不无自信的意味，即自信下层大众拥有的好德性，可以用来与不良的权力抗衡。前几天，看了一些针对江苏卫视大热征婚节目“非诚勿扰”的报道，莫名其妙地想起了此句歌词。
道德能够抗衡权力吗？或换言之，在一个精神危机深重、正面道德意识已奄奄一息的社会里，缺乏基本道德力量的广大下层社会，是否会严重丧失与权力抗衡的能量？
一般来说，现代人多少都是迷信法制的，将其当成维护平衡与公正的底线。这其中隐含着一个真假难辨的假设，那就是法律总是具备起码的公允的（当然，在神州中国，很多时候毫无保障的人们之所以如此假设，是完全出于无奈。因为不然就毫无希望了，正如孤独的溺水者只能寄望借助水流之力挣扎自救一样）。但是，当一个社会面临重大变革，需要大量民众积极投身社会行动，用集体之力去推动进步的时候，仅仅依靠法制肯定是不够的，因为法制本质上是一种消极力量，通常只负责维持既有利益格局。何况在此种历史阶段，法制既为权力集团所制订，多数情况下只能沦为打压社会变革的工具。
社会大变革需要众多普罗大众的参与，借此抵制负面权力及相关势力对变革的反动。特别是政治上的重大革新，如果缺少了这一点，最终只会无疾而终。社会变革当然需要某些目标、理想甚至信仰，可是你不能苛求一般大众有此类对他们而言相当空洞的东东。那么能够指望的，就是他们关怀社会的较强道德感和道德热情了。世上任何政经大事，不管如何事关重大、深不可测，绝大多数民众总是从道德立场出发来进行是非价值判断的。因而理想等等，至多是引发其道德热情的导线罢了。
这里面，不仅应有对权力压迫的不满和痛恨，即所谓的道德义愤，更应该有为公益尽一份心、出一份力的愿望与行动。此类社会性的道德行为，既包含爱己及人的人性热情，也有求真求善的社会理性。只有这样，社会的变革乃至社会的自由解放，才具备深厚的社会基础，才会获得源源不断的能量支撑，也才有必然性。否则，只靠极少数空怀信念的人吆喝不已，喊破了喉咙用处也不大。
在法国大革命最关键的时段，米拉波等民主共和的杰出代表在议会里斗争着，而大量的巴黎民众也没有闲着，“士兵在奥拉图瓦尔区，成衣匠在科洛纳德区，假发师在爱丽舍田园大街区，仆人在卢佛宫区，都分别进行了讨论”（米涅《法国革命史》），当然，只要革命形势需要，这些升斗小民也会自觉地冲向王宫、保皇派军营和巴士底狱。而在和平改革的早期美国，当托克维尔踏上这片新生的土地时，就震惊于普通民众关注社会的热情，几乎每个镇、每个村落都有讲演厅，为了一国、一州或一镇的事务，一些人轮番地讲，一讲就是几个小时，而更多的男女老少在听、在热烈争辩，吵吵闹闹，红红火火。
这就是那些国度之所以能建设、升华民主、公正的根本原因，因为其制度有着来自民众精神意识中汨汨不尽的源头活水。而民众如此的精神，应主要来自新教社会伦理作育下的社会道德热情和道德理性，一如上世纪中后期南美不少民众在“解放神学”激励下，所产生的反压迫道德那样。
而在我们这里，在社会性剥夺与挤压之烈几乎无以复加之时，诺大一个神州，尽管有打假医生陈晓兰、关心艾滋孤儿的高耀洁等屈指可数几个人或几个志愿者小群体，但更有“非诚勿扰”、“超男”、“超女”，有“拜金女”、“炫富男”，有更多形形色色的大忽悠。这些东西的出现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眼下的中国，似乎只有这类披着象征社会开放浮丽外衣的无聊垃圾，才能让万民欢欣鼓舞、欣喜欲狂。当然，情形远不止于此，还有围观，群体性的趁乱哄抢，几成家常便饭的假冒和诱骗，日益扩散的笑贫不笑娼等等。
无论是把自己与他人“愚”乐得如痴如醉的人群，还是围观、哄抢的集体，相信从中极难找到为了看似事不关己的公共事务，一听就是几个小时的人，期望他们奔向巴士底狱就更难了。这些行为所隐藏的劣质生活趣味，层层掩盖着道德虚无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困局和社会悲剧。
与此同时，随着这个社会道德危机的深化，现今的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些的人，在主观上还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反道德倾向（或许准确地说应该称为“非道德倾向”，真正涉及一个“反”字，中国人历来是不大敢的，至多是将自己心中的道德反掉而已。南京那位因“换妻”而被判“聚众淫乱”罪的教师，被抓后仍振振有词，倒有一些开诚布公地“反”的意味，也算一条汉子）。这其中有某些合理成分，一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道德，确实有不少反人本的成分；二是它们又长期为统治权力所绑架，一些原本正面的伦理理念也被异化为欺人祸世的工具；三是即便没有前面两点，在备受现代性冲击的社会转型期，长期占垄断地位的道德体系总会让人厌烦。此外，极权体制的无比伪善和有意无意对社会道德精神的恶劣践踏，也起了很大的反面示范作用。
但是，此种反道德的倾向经常是无原则的，也即在反道德束缚和道德异化的同时，大大地混淆了道德体系中不同层面的性质和效应，对传统道德中部分带有“普世”属性、实质上任何时候都为社会生活所必须的道德观念，如“恻隐之心”、“仁者爱人”、“兼善天下”等等大加蔑视、作践，甚至连带着将宽容、博爱之类的现代人本意识，也统统视为虚伪的东东，理直气壮地当污水拨出去。
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反道德要反得有大价值，必须以区别不同道德层面的性质为前提。简单地说，包括中国式传统意识在内，道德中有私德与公德之分；往复杂点说，更有消极道德与积极道德之分。其中私德很大程度上只适用于家庭或小圈子的人际伦理行为，对较大社会范畴的事情则可能是冷淡的、排斥的；消极道德则除此之外，还表现出对各类强权或强者的忍让、驯服，无能无力之余优柔以对。而反之，公德与积极道德，却带有超越小圈子人际伦理之上的内涵，表现为对无关一己直接利害的他人和社会的关切，对社会公益、公义的追求与呵护，在一般道德热情之外又具备相当的社会理性成分，因而是一个社会变革与进步最广义的精神动力之源。
中国没有作为主流意识的宗教，只得以伦理传统作为社会文化支柱，这或许就是现实中国社会道德适应面虽广，惯性虽大，却又很脆弱，经不住权力摧残和现代性冲击的原因。在基督教甚至一些佛教盛行的主流宗教社会中，信仰趋向上帝与佛陀，但信仰引生的道德却作育人间；宗教总是衍生或促生道德，而很多时候只有附着于宗教，道德才能因具备某些形而上的、“准信仰”的精神质地（孔子说“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中国传统道德只管“人伦日用”，是典型的形而下）。这样的道德较接近于求真求善的社会理性，也较坚挺而不易为现实所扭曲，故而能体现为民众正面的深入共识和巨大公共能量，去抵御和抗击肆虐的权力。
不幸的是，中国社会恰恰缺乏这样坚实的底气：他们有无边的权力，我们有必要的道德吗？
在低俗中宁愿娱乐至死、普遍患道德软骨症的散乱的人民，在强横的权力面前永远是无能为力的。
从此一点上说，笔者赞同刘军宁先生前不久的说法，即在真正的思想启蒙之前，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依笔者的理解，刘先生大概指的是从先感性层面和最基本生活意识上来塑造国人，改变深重的国民性，而其中主要应改的，自然是沦落已久的社会道德状况。可惜这张支票是远期的，而且能否兑现很成疑问。面对越来越癫狂的现实，这实在让人心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