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之史
现在有许多职业评论家，读书不多，然而喜欢乱写一气。更有许多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打着“关心民生”的招牌，其实都是误导舆论。卖文为生，或者卖文图名图利都没有问题，问题是，你写的文字要真的是在提升社会大众的认知水平，而不是越扯越远！熊培云所写《缘何不信苍生信鬼神》（2007年5月17日《南方周末》）就是这类胡扯的文字！
信鬼神有什么罪？！
问题不在于这些官员信不信鬼，拜不拜神，而在于官员的产生程序与他们职权的执行有问题。信仰纯粹是个人自由，那么多国家的高级行政人员都相信鬼神，怎么就没有见他们出这么多的事？
更可笑的熊氏是将21世纪与鬼神信仰对立起来。好象到了21世纪，人们便都应该是“文明人”、“科学人”、“现代人”。熊氏更无保留地接受“宗教是鸦片”的无知谬论！其实这恰恰说明熊培云意识受多年恶劣教育体系熏染，虚妄的“无神论”渗染到其血液中去了。
难道鬼神信仰就是迷信？哪一个信仰中没有鬼神？鬼神本来就是教育大众要敬畏自然，要学会抑制欲望，不要有有害于他人的行为。这不是挺好的吗？
中国今天的问题不是有人信鬼神，恰恰相反，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真正相信鬼神的人太少！其次，鬼神信仰没有被纳入轨道，好好加以利用。中国一直是一个鬼神信仰最昌盛的国度，历代王朝都在努力教化民众，要相信“正确”的鬼神，无论其出于什么目的，但手法相似 ，希望能将百姓的“鬼神信仰”善加利用。只有到了近代，先是幼稚的少年文人，再接着是冲动的别有用心的政客，最后是过于自信的专断统治者，才将这些鬼神一概视为封建迷信，扫荡干净。然而，旧的实在的信仰当然是被消灭掉了，但新的虚妄的主义却永远都无法真正进入百姓的大脑与心灵。中国便彻底堕落成了一个典型的精神虚无世界，另外一面则是一个极度变态物质主义的泛滥之地。
官员信不信鬼神是他们自己的事。要做的事情不是去干涉官员的个人行为自由。这是非常危险的！连官员的这种基本信仰自由都可以干涉，那么一般老百姓呢？是不是更要禁止他们去相信鬼神？是不是又要颁布命令去扫荡遍布中国乡村的新兴的神庙与祭台？唉，只有弱智的人才会不断犯同样的愚蠢的错误！官员，是行政人员，他们的职务行为才应该被纳入到公众舆论以及法律的监督制裁体系之下，除非他们的私人行为影响到他们的职务行为，否则便不应该受到干涉！尤其是属于基本人权的部分，如个人信仰，更无论如何都不能去随便拿着任何“正义”的名义去干涉！今天的官员出问题，不是他们有无个人信仰，包括鬼神信仰！而是在于他们的职务行为没有彻底的监督！也没有有效的制裁体系来约束他们的职务行为！所以他们可以放任肆为，他们可以运用公共职务权力来谋取种种私利！将这种不正常的职务行为道德化理解，动不动就与私人行为，以及私人观念挂起勾来，是永远解决不了问题了！诸如谈到贪官的形成，便从个人道德堕落开始算帐，完全是南辕北辙，这是极其愚笨的宣传手法！
言论工作者分析一件事，要看透本质，而不是回避本质妄谈现象，甚至歪曲本质误导舆论！否则写这种文字有什么价值？？不但无益，反而有害！现在这年头，有许多自认为是“救世写手”的“公共知识分子”（包括一些所谓的“名教授”）动不动就喜欢在报纸上写这种无聊文字，当然他们可以换一些钱花，也可以出名。但是有良知的人，应该注意到其文字产生的社会影响！当然，他们可能不自知，他们可能会认为其行为是在匡正时弊，挽救世象，但是，如果这些文字的作者还残留良知，还有点什么理想主义，那么，便需要认真去多读几本书，尤其多读些实在的历史书，从中外历史经验寻找些智慧，然后才谨慎发言。否则，这些人就会像近代以来那些无知的少年那样，重复他们无知幼稚的行为了！
2007年5月18日
附：缘何不信苍生信鬼神
据《科学时报》报道，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程萍博士最近完成的“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素质调查和分析研究”调查显示：县处级公务员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人数比例仅为12.2％，有半数以上的县处级公务员多少都存在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测”和“求签”等4种迷信现象的情况，并对“预测”的灾难有恐惧心理，至少是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一旦迷信武装了官员的脑袋并且据此发号施令，其危害可想而知。官员的特殊身份也决定了迷信的危害会从私域冲进公域。人们常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然而面对这个“半数以上”的数据，我们却不得不相信，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着某些“神鬼力量”的支配。据说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经“大师”预测有当副总理的命，可命里还缺一座“桥”，于是下令将耗资数亿元的国道改线，只为在水库上架起那座著名的“逮胡桥”。
笔者曾经撰文指出中国历史上有的是“神鬼传统”而非“人的传统”，即所谓“皇帝统治靠天，草民维权靠鬼”。制度的缺失使每个人都是弱者，他们甚至不得不将自己的成败得失归因于某些不可抗力。这种将自己与社会的命运寄托于神秘力量获取拯救的心理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散发着原始的“占卜政治”的气息。
对于这个现象，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分析：
其一，中国正处于一个大转型时代，社会心理、既有的价值观受到挑战，具体到一些官员身上，迷信在一定程度成了信仰缺失的替补品与安慰剂。如果说宗教是鸦片，代表着人们在精神世界的某种隐秘诉求，那么在这里，迷信则更像是最后的稻草，将那些迷失者从信仰的沉沦中“救起”。
其二，不难发现，许多官员信奉迷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贿赂鬼神，希望那些神秘力量能为自己所用。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把烧香拜佛当作自己的“精神支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在家里烧香拜佛，祈求佛祖保佑”。所谓“一边贪污腐败，一边烧香拜佛”，凡此种种烧钱与下跪显然不是出于信仰上的虔诚，而是在物质与精神上对鬼神实行双重贿赂。如果这些迷信活动是公款消费，更意味着是转向兑取神秘力量的“洗钱”，尽管这种贿赂未必奏效。
其三，对于许多公务员来说，只有领导才是其职业生涯的终结者与拯救者，因此他们不辞辛劳供奉上司、迷信上司。从这方面说，针对神秘力量的烧香拜佛不过是唯上级是尊的官场迷信的一个延伸。如丛福奎听到“女大师”胡诌一句“你快高升了，要想上升，你就信佛”的提示后就开始信佛，这里的“佛”就是领导。当然，对于那些在官场中不受领导重用而改投到“佛”门者，“佛”就是让领导回心转意或者可以和领导拔河的人。
其四，对于他们来说，请求菩萨的保佑，无疑是请菩萨做自己腐败事业的帮凶，帮助自己“腐往直前”。如上所述，一些腐败官员通过贿赂鬼神为自己过去的劣迹寻求庇佑，为未来的飞黄腾达开路，一切不过是为我所用。也正是这种迷信让社会静悄悄地背离理性，处于长期的危险之中。在此，弄权者贿赂鬼神并非只是为了让自己不害怕有人敲门，更为自己未来做“亏心事”增加胆量。当他们将自己的权力与神鬼结合到一起时，其身心内外已经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教合一”。
“不信苍生信鬼神”，再次表明中国民主建设与政府建设依旧任重道远。应该说，眼下中国正在经历一个“民智维新”的时代，不仅普通民众要学会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每位官员更应为理智与心灵的双重独立担起责任。在此意义上，“县处级公务员半数以上信迷信”为我们提出的仍不过是中国人将如何完成自己的心灵重建与制度重建这一论题。对于后者来说，改进既有评价体系显然比提高官员素质还更重要。或者说，我们应该建立起一种体制让高素质的人去从政，对苍生与选民负责，而不是做了官、迷了信、见了鬼后再去提高素质。倘使我们可以在心灵与制度上完成这种双重自救，这“散兵游勇的人类”，何苦要纷至沓来，跪倒在鬼神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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