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老汉
今年八月初，当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健康状况引起全球关注之际，还有一则消息同样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宣布，他们已经聘用卡斯特罗的女儿阿丽娜?卡斯特罗出任他们的撰稿人。这样，卡斯特罗这位“最叛逆的女儿”浮出水面，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熟悉国际共运史的人恐怕很自然地会从卡斯特罗的女儿联想到斯大林的女儿。尽管诞生于1926年的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从年龄上讲是卡斯特罗女儿阿丽娜?卡斯特罗的父母辈，但从经历上讲，虽然相隔久远，相距迢迢，两人还是具有太多相同、相似的地方。
——同样是贵为一国之君的千金，其生活之优越自不待言。同样受到了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从父亲那里得到的爱更是刻骨难忘。然而最终她们选择了背离，背叛了父亲一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离开了生养她们的土地，来到了父亲视为死敌的国家——美国。
——同样是少女时代就选择了爱情，并且是父亲大为光火的爱。阿丽娜?卡斯特罗第一次结婚时只有16岁，而她的男朋友却已30岁。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与前苏联电影大师卡普列尔在库尔斯克车站附近默默相拥、含泪相吻时也是16岁，而卡普列尔此时已40多岁。卡斯特罗在女儿婚宴上留下的语言是：“如果你要离婚，别忘了给我打电话！”而斯大林对女儿男友的态度干脆就是投入监狱，直到10年后斯大林去世，斯维特兰娜方在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见到卡普列尔。
——同样是学业选择受到父亲的多方阻挠。阿丽娜高中毕业时，卡斯特罗打算派她到莫斯科学习化学，但阿丽娜却对医学更感兴趣，最终卡斯特罗作出了让步。斯维特兰娜高中毕业想报考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她喜欢文学，而父亲讲：“先学历史，以后你愿意学什么就学什么。”最终斯维特兰娜相信了父亲的权威。
——同样是在父亲生命的最后阶段，女儿对父亲发自内心的爱得到了自然的流露。阿丽娜称，她已经13年没有见到父亲了，而当初对父亲的怨恨也随着时间推移变成了想念。斯维特兰娜说：“他（斯大林）和我十分疏远……，当他终于安息在临终的卧榻之上时，他的面容变得美丽而安详。悲痛和爱使我的心都碎了。”
也许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斯大林女儿与卡斯特罗女儿的背离是不能理解的，至少是划不来的。因为按照中国人事事攸关利益的思维模式，做任何事情就像做生意一样，有的赚才做。无利可图，无钱可赚，只有傻瓜才干。而这种所谓的“利益”，一般是关乎物质生活、物质享受之类实实在在的东西，与理念、信仰之类虚幻的东西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斯大林与卡斯特罗的女儿放着有吃有喝、有风有雨的日子不享受，偏偏背上个不忠不孝的恶名，跑到与父亲做了一辈子对的国家——美国，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只图什么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的自由自在。你看看，这不是有病么？搁到任何一个中国人身上，就是送钱给他也不一定干。
斯大林女儿和卡斯特罗女儿的背离从具体原因上讲也许是比较复杂的。比如，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的母亲在她六岁时就自杀身亡，而人们包括父亲、亲友、保姆、秘书、卫士等告诉她的是母亲因病而亡。所以当她十六岁从英美报刊读到“他（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娜?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于1932年11月8日夜里自杀身亡”的旧闻时，对她心灵的冲击可想而知。她写道：“我的心上有什么东西被摧毁了，也摧毁了我对父亲的意见、意志、每一句话的绝对服从……”而这样的怀疑在斯大林体制下是绝对的大逆不道。限于国内的阅读条件，卡斯特罗与女儿的关系如何不好妄猜。但仅从媒体透露出的点点滴滴，也可以看出卡斯特罗女儿生活在不够宽松、融洽的环境。比如除了对自己婚姻不满外，对阿丽娜的职业——摄影模特，也是老卡“最不喜欢的”。阿丽娜还说，在得知老卡是自己父亲之前，一直直呼其名。而在相认之后，她继续以“卡斯特罗”相称，从未叫过一声“爸爸”。
还有一种比较典型的“中国式剖析”，认为她们的背离是教育问题。比如斯维特兰娜《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在中国出版后，有人就对译者讲：如果对子女教育不好，就会出现斯维特兰娜这样的人。这些人他们仍然相信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相信思想的力量大于现实的力量，相信思想对思想的控制是可能的。而完全不顾及“斯大林主义”对前苏联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摧残与颠覆，更没有论及“斯大林主义”对国际共运的颠覆与葬送。
其实就像皇帝的新装一样，两个女儿的背离从人性的角度讲原因是很简单的，那就是趋利避害、趋富避贫、趋安避乱。在上世纪所谓的“自然灾害”时期，我国也曾出现过难民潮，靠近香港地区有大量的饥民用各种办法企图越过边境进入资本主义的香港。现在，在我国东北地区，也有所谓的“逃北者”冒着被遣返、被判刑甚至被夺去生命的危险不断涌入。这样的背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也应了孔子的话：“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贤者避世，其次避地”。不过仅仅解决温饱、生存问题，还是浅层次的。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除了温饱与富足外，还有被尊重的需要，选择多样性的需要，自由支配思想与行动的需要。而这些在封闭、专制的斯大林体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斯维特兰娜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一书里介绍“直到我十七岁半的时候，才获得了自己一个人上学、上剧院、看电影、在街上走路的权利”——在这之前她不论到哪里身后总有契卡人员跟随。甚至在着装上，女儿都没选择的余地。一件没有过膝的短裙，会被斯大林认为是“光着身子到处跑”。斯维特兰娜说“直至我已长大成人之后，每次去见父亲，我都总要想想，衣服的颜色是否太鲜艳，否则一定会给我提意见。”
看来，对自由的向往，对宽容的依恋，对多样性的沉醉，不论古今中外恐怕是人性里最普通不过的需求了。它不可能因为高墙、铁丝网的阻隔而减弱，也不可能因为刺刀、牢狱的恐吓而根绝，更不可能因为金钱、权势的隆盛而窒息。当然，这样讲很大程度上是指“两个女儿”那种偏好信仰、理想之类人的，也就是中国人鄙夷的那种吃饱撑得没事干、一天到晚瞎胡想之类人的。不包括精于利益计算、以金钱和权力作为人生最高目标的那部分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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