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辙
我们有一些大大小小领导们，且不论及其工作能力和人品素质如何，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定要让被领导者认识到，我是领导，你是被领导；我是发号施令者，你是绝对服从者；我可以瞪眼狂言，你必须俯首恭听。可不是，第二天上午九点在电机车间的全体大会上，车间支部书记当着全车间职工的面给刚进车间的我们这些来接受《监督劳动》的老右们来了一个真正的下马威。
“……今天我们车间送来了十几个接受《监督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他们去年在党的整风期间，配合社会上的大右派分子，恶毒攻击人民民主专政，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右派分子的这种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恶意攻击，在事实面前，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面前，已经彻头彻尾地破产了。这十几个学生右派分子受到了《监督劳动》的应得处分，被送到这里接受我们工人阶级的监督改造。所以全体职工一定要认真地监督改造他们，只准他们老老实实，绝不准他们乱说乱动，让他们在实际劳动中真正地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书记（可惜书记的名字我已记不清了）此段对职工讲的话一口气讲完，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看来书记的口才不错。
“……至于你们这些大学生右派，你们一定要彻底地低头认罪，老老实实地接受监督，认认真真地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我有话在先，你们绝不可以再信口雌黄，胡言乱语，继续攻击党，攻击人民民主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否则我们工人阶级绝对饶不了你们，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也绝对饶不了你们。……”此段话是针对我们这些刚来到工厂接受改造的右派们讲的，书记讲话时的面部表情我没注意到，而其语气则与学校中批判会上的差不多。我低头听着，一声不吭。我偷偷地扫了周围一眼，发现很多职工都在瞧着我们，但不是怒视，而只是眼光里带有一种不解的好奇。虽然书记的这次训话给我们震惊不小，心中总有一点颤颤然。但应说句公道话，在后来的相处中我们都发现，这位书记不仅人正品直，也很通情达理。在与我们的单独谈话或劳动接触中，再也没有采用过这种只有在下马威表演中才用到的语调。
训话归训话，在实际的劳动生产中，在与工人的相处中，甚至是在与车间主任及书记的接触中，大家基本上都能感到还可以，甚至是有点融洽。当然，维系这样的关系要有些前提，那就是我们这些接受《监督劳动》改造的老右们必须在劳动中吃苦在前，抢最重的活干，干别人不愿干活，师傅叫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师傅要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什么活都要力争主动，例如在上班时就应尽量提前上班，午饭前主动给生产小组打来洗手水，下班前主动打好洗手水，扫好地倒完垃圾。再例如果需要加班加点，你就应无任何条件的主动加班。如果你这右派做到了这些，借用工人师傅的评语来说，你就做到了态度老实诚恳，眼底有活主动。我们这些来工厂中接受《监督劳动》改造的右派们，就是靠态度老实诚恳，眼底有活主动才能与普通工人甚至是一般干部维系着还说得过去，甚至有点融洽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维系到文化大革命前，其中只是偶尔会出现一些例外。
在被送来的我们这二十几个右派中，有多一半在学校学的是与电有关的专业，所以大概有十五六个人被分到电机车间。我们到达工厂的日子是58年3月5号，而电机车间恰好在这个月开始第一次批量生产300台苏式小型感应电机，人手很紧。我们的到来至少给车间增加了不少辅助劳力，缓解了人手不足的矛盾。这从车间主任和各班组长对我们较好态度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与大约十名学生右派被分在电工组，其中还有一名女生刘英。另外一些则分在机加工组。电工组的组长叫施才明，八级电工，上海人，几年前为支援首都建设来到北京。在我们分进来前，电工组除组长外仅有刘启明、刘德镖、焦国才和一位女师傅焦秀英，加在一起才五个人。我们分来之后电工组一下子扩大到十五个人，施组长当然高兴。几天之后，又招了不少初中毕业生，仅分到电工组的就有七女三男，人手的问题解决了，余下的就是学技术。于是这近二十个新来的人，不论是新徒工还是我们这些接受改造的学生右派，都在五个老师傅手把手的辅教下，边干活边学技艺。我最初干的是嵌线（又俗称下线），工序就是将绕好的成型绕组嵌入到电机定子槽中去。嵌线这种活儿不属重体力劳动，但也绝不轻松。一天八小时，除了上厕所和喝口水，你的双手必须不停地在动作，否则就出不来活。第一天下来，连半台定子也没能嵌完，双手特别是两个大拇指却已经痛得要命。再看看几位老师傅，他们每个人每天却能轻松地嵌完五台到六台。头一天下班后，施师傅很客气地对我们说：“干活不容易吧！至少你们要过一个多星期才能熬过手痛的关，并初步适应下线这活。你们看看我和刘师傅关师傅的手。”这时我们才发现几个老师傅们的双手上都是老茧丛生，两个大拇指已严重变形，变得又扁又宽。果不出施师傅所料，一个多星期之后，我们大体上掌握了嵌线的基本操作技巧，手痛也减轻了。
我们是来改造的，不领工资是名正言顺，所以工厂每月只发给学生右派每人15元生活费和2.4元洗理费。至于教工右派，他们是领降薪后的工资。对于我们这些没有任何家庭负担的学生右派来说，只要克俭一些，基本上还够用。况且每月我们还领到与工人同样数量的肥皂手纸毛巾和手套。到工厂后最难适应的是宿舍内的配置，除几张双人床之外仅有两个小板凳，没有桌子。这样就使得我在宿舍内既不能方便地看书，更无法写字。所以到工厂后头两个月，下班后打发时间的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逛大街，看电影，或是几个右派学生凑在一起聊大天。那时候宿舍附近除了有一座制药厂（就是现在的双鹤药业）外还比较僻静荒凉，但出工厂大门向左拐后走一点路，再向左拐不多远的路北面有一家饭馆，关门较晚。我在进城逛大街很晚回来时，老远就看见这家灯火通明的饭馆，而饭馆的四周却漆黑一片。饭馆内有一种盖浇饭，两毛钱一碗，非常便宜。一般我就吃这盖浇饭当作晚餐，后来竟成了一种嗜好。
三月下旬，电机车间干活越来越紧张，因为这是北京有史以来第一次批量生产电机，根据惯例当然要向上级领导献礼，所以几乎每晚都要加班。此时正常上班时我干嵌线的活，下班后的加班我干过浸漆，组装，搬运。累是累了点，但心情还比较轻松。原因之一是我在上班或加班时紧张，全身心投入劳动，也就自然将《监督劳动》的处分想法抛到九天之外去了。原因之二是在紧张的干活中谁也不去区分谁是工人，哪是右派，紧张干活中需要打招呼时，工人师傅甚至是车间头头就往往直接称呼我小陈或老陈。通过十几年的劳动实践我深深认识到，将劳动看成是生存必须，财富创造或是改造手段固然有其一定的社会实用意义。但是为了上述的目自愿参与或被迫参与劳动，劳动者总会感到劳动是一种外加的不得不承受的负担，久而久之就会感到疲惫，厌倦，甚至是仇恨，从而引发诸如偷懒懈怠，斥拒反抗，甚至是攻击破坏。只有将劳动自心底被认为是生命的真实内容，生活的最大享受，参与劳动者才会在生理条件能够承受的情况下乐此不疲，有所收获，有所创造。这就像辅导自己孩子学习一样，如果你逼迫孩子学习，那孩子就会将学习看成是老师和父母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一种负担。在这种心态下，你就是将孩子的脑袋摁在桌子上，孩子不仅不会好好学习，还会对学习萌生抵触甚至是仇恨情绪。我们的司法劳改部门的大大小小干部们天天对犯人喊叫劳动改造，殊不知这不仅是对劳动本身的亵渎，也是在犯人心中孕育，滋生对劳动的厌恶、抵触甚至是仇视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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