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雨
在２００６年的中国文化地形图中，于丹现象是令人玩味的“风景线”之一。在恶搞、超级女声等文化兴奋剂占领了大众文化消费市场以后，国家主义叙事在大众文化领域已逐渐失去了观众。由于市场的缘故，如果使用硬性的国家—民众的话语方式，进行文化洗脑，在当下中国显然是行不通的。当代中国的大众比起计划经济时代的“群众”，智慧要高多了，他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知道很多事情，在超女、恶搞等感官满足已不能支付他们的文化消费需要以后，“国家主义抒情”的“软”话语就会在一双无形之手的操控下粉墨登场。于是，打着继承传统招牌的于丹之流便横空出世了。
在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年的学术争论中，“让儒教重新回归国家文化权力中心”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很多自由主义学者对此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但这场争论仅仅是停留在学界内部，并没有波及到大众文化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在去年十一“黄金周”期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推出《于丹〈论语〉心得》，不仅创造了新的收视率，而且趁热打铁，开机就印刷了《于丹〈论语〉心得》６０万册，销售一空后又加印了３０万册。在“国学”走下坡路的今天，关于“国学”的著作竟然有如此的发行量，真有点令人匪夷所思。儒学在当下如此“热”法，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于是，我也借了张盗版碟回来一看，原来，讲《论语》只是于丹的一个由头，而真实目的是打着“复兴国学”的旗号为专制主义张目，用一番小资式的犬儒主义自白，粉饰令人齿冷的现实，其社会功能是麻痹大众，让广大民众“心甘情愿”地同化到统治集团的世界观中去。
于丹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都表示：自己是在做大众传播，而不是学术意义上的《论语》研究。因此，我现在也不会从于丹解读《论语》文本的角度对其进行批驳，而主要质疑于丹在解读《论语》文本之外的一些观点——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众所周之，中央电视台是当下中国一个强大的宣传机器，作为国家的喉舌，首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切活动无不充斥着金钱的味道。向“钱”看的倾向愈加严重。 《百家讲坛》栏目不过就是玩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俗套。但这一次有点火过了头，大有全国人民争读《论语》的架势。大家注意，于丹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头衔是“北师大影视传媒系系主任”，并且还是央视数个栏目的策划。这次关于《论语》心得的策划可谓是央视及于丹本人的成功案例之一。进而视之，在我对于丹《论语》心得的解读中，却读出了另一番气象。
总的来说，于丹及其同僚们的理论基础不过就是使用了霍尔的《电视话语的制码解码》那一套理论来进行操作，即“意义”的生产阶段；“成品”阶段；观众的“解码”阶段。在制作节目的时候，就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灌注了一套统治者的世界观、意识形态到节目中去；在传播过程中，则利用中央电视台这个强大的宣传机器进行大面积的传播，具体到《于丹〈论语〉心得》，就更是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段——十一“黄金周”，收视率当然就更高；至于“解码”阶段，于丹们就利用了观众对外部世界长期的“信息不对称”这一弱点，使观众获得的“译本”与节目制作者的初衷达到一致。
但是，于丹们不要忘了，霍尔同时提出了三种“解码”的立场，其中有一种被霍尔称为“对立码”（oppositional code)的“解码”方式，就是观众能看出电视话语的“制码”，但选择的是自己的“解码”立场。我就是属于持“对立码”解读于丹《论语》心得的人之一。
自从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翻译过来以后，我们就特别喜欢用“媚俗”这个词。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了，其实当下中国文化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叫“媚雅”——就是大众文化很希望获得一个更为高雅的包装，用来兜售意识形态的陈货。那么在我看来，《论语》作为广大民众认为的正典，我认为“媚俗”与“媚雅”最大的区别是在于：“芙蓉姐姐”的造型是为了流行而生产的，而《论语》心得是被于丹们重新包装后而流行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同的区别。所以没有读过《论语》的人也知道突然冒出来的那个“美女”教授，在帮助他们“雅”起来，《论语》心得因为她的口沫飞溅而流行，或者说人们可以从中找到他所需要的某种大众性，这刺激大众心理的“雅”到底意义何在呢？
毫无疑问，于丹的《论语》心得就是属于表面“媚雅”而实质“媚俗”的范畴。这里，我再加一点，就是“媚政”。
在“天地人之道”这一集开始不久，于丹就提出了“老百姓对国家要有信仰”，“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可怕的不是无知，可怕的是自己心内清楚却故意误导大众。请问于丹及其同僚，老百姓凭什么信仰一个不是自己选举出来的政府？什么叫国家？什么叫祖国？作为文科博士的于丹不会不知道吧？大的问题暂时不谈，你于丹信不信仰不是你选举出来的北师大校长？这种虚幻的宏伟叙事仿佛是为了“国家利益”，实则是为当下中国混乱不堪的社会打掩护。然而，事情并不只有这么简单。面对大量的下岗职工及失地农民，面对贪污腐化无处不在的现实，面对大量百姓求告无门的现实，于丹居然还要一再强调“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把这句话翻译成《人民日报》语言体系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其中意味，我不必道破，知者自明矣。
大约是为了使自己的犬儒主义观点显得更有文化底蕴，于丹也会求助于碎片化的《论语》原文，当然，那些穿插于其中的少量文献，也是可有可无。所谓 “虚实相生 ”也。一方面是《知音》体的语言风格；另一方面又在其中插入迎合“小资”心理的例子。但是，一旦把它和真正的传统文化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论语》心得的传统文化知识至多是装潢门面的，没有真正融入文本，更没有成为作品内在的价值根基。它们不过是为作者本人的犬儒主义思想贴上了一层伪学问的金粉，如此而已。
学者就犬儒主义思潮作出了非常深刻的见解，认为犬儒主义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大多是产生于专制主义的后期，其特点是把人们一切行为归于自私自利，否认世间有正义、良知。正是因为很多知识分子陷入了犬儒主义的陷阱，使作家、艺术家的创造力得不到正常发挥，同时也使社会价值混乱和颠倒，让人无所适。
在《于丹〈论语〉心得》“心灵之道”这一集中，于丹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人首先要能够正确面对人生的遗憾，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接受下来。不要纠缠在里面，一遍一遍地问天问地，这样只能加重你的苦恼。”这完全就是赤裸裸地为专制主义张目！作为既得利益者，当然希望所有民众都持这种心态，一旦“正确”面对了，你就不会“纠缠”，当然也就没有了“苦恼”。但是，既然我们不是白痴，我们当然要问，这是为什么？！在于丹们的词典里，所谓“正确”是哪一种正确？是符合专制主义的“正确”还是符合人类普世价值的正确？所有的现实存在的严峻问题，都让于丹们故意忽略了，其用心之可恶于此可见。学者杨远宏在《末世落寞的沉思》一文中早就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一个没有问题意识的国度，往往是最成问题的国度；一个没有问题意识的民族，往往是问题最多的民族；一个没有问题意识的专家，往往本身就是个成问题的‘钻家’！”况且，就《论语》本身来说，到底是解放人还是压抑人？！
于丹们所宣扬的那一套，正是中国当今大众文化和西方大众文化的根本区别。优秀的西方大众文化常常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它们或者表现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问题，或者表现在科技主义时代人本身的生存困境，折射出深刻的现代性反思精神。其中最不入流者，至少也还有一个模式化的道德主题，以表明其价值根基是稳定的，它们的道德底线还没有崩溃。同样是大众传播，霍金的《时间简史》所蕴涵的价值内核岂是于丹们能够比拟？反观于丹《论语》心得所宣扬的东西——犬儒主义，奴才哲学，大量充斥于其中，究竟要将中国的大众文化，引向何方？
在《论语》的包装下，于丹还要不断地强化犬儒主义，奴才哲学这个主题。在“处世之道”这一集，于丹竟然公开叫嚣：“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说句“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话，就是当下中国政府都在强调“社会公正”，你于丹之流在国家级媒体上说出这样的话，不是和政*府作对，又是什么？于丹的这个观点恰恰和麦天枢那个“妥协论”，和某些朋友的“顺服论”有异曲同工之效，其用意是为不法利益集团制造理论基础。因此，我个人觉得，不能片面的、笼统的去认识和理解“反躬自省”。在缺乏社会公正的当下中国，我们必须保持一个相当清醒的意识。用清醒的意识去打量一下鼓吹民众“反躬自省”的人的思路、方式，我们就会看得清清楚楚，这个相当重要。在当下中国，到底是反躬自省重要还是奋起抗争重要？这个问题连我家楼下卖菜的都清楚，难道于丹就真的不知。
于丹们在玩弄文字游戏的方面，也是非常人能及。在“人生之道”这一集中，她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此时，你能做到最大限度的尊重他人，你能理解任何一个事情存在的道理，你能虚心倾听各种声音，并站在别人的出发点上去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单独地看这个观点，在宪政民主的语境中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把这个观点放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就非常荒缪了。道德世界的混乱已经不再需要附庸风雅来装点了，它干脆直接表现为赤裸裸的宣言和口号。问题是，在于氏版本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个理论基础上，缺失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价值根基，而对于当下中国社会强盗逻辑的认同——非常遗憾的是这个逻辑正在支配中国的现实——是大红人于丹们精心策划的一个刺穿人心的阴谋。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保护”自己的惟一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变成坏蛋。和港台反映黑社会题材的电影的惟一不同之处就是后者一般还有一个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尾巴，而前者则是赤裸裸地认同了坏者为王的逻辑。于丹的这种逻辑和网络小说写手谢文东的哲学不谋而和：“正义是什么，没有人能说得清，今天你可能觉得不对没有做，也许以后回过头再看却是正确的，到时后悔的机会也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人感谢你，同情你。为了发展，如果还想要强大，就必须要放弃一些东西，那就是良心和所谓的正义！”这就是谢文东的人生哲学，而我们在于丹《论语》心得中感受到的不仅不是作者对这种哲学的批判，相反是对这种哲学的认同、欣赏、鼓吹。
我欣赏和钦佩的，是和于丹同居于一城的一批年轻大学生在“一耽学堂”名号下从事的传播传统文化的工作。“一耽学堂”成员以义工的方式在中小学、社区，传播传统文化知识。他们不求名不求利，锲而不舍的精神，不事张扬、平实低调的作风，真正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一面，他们的身体力行表明，他们是优秀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人。 对于他们的观点、态度和做法，我不会提出任何质疑、批评，有的只是由衷的敬佩和祝愿。但是，对于于丹之流，不论你们拉着什么样的旗号，用的是哪一种CI策划，如何把玩文字技术上的东西，只要你们为专制制度张目，我就决不沉默！
据《华西都市报》２００７年１月３日的报道，《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预告：“2007年还会推出更多学术明星。做电视节目就是要珍惜资源，我们和学者签约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后续产品的开发，出书、出盘等都协商好了的。”
问题至此已经十分清楚了，《百家讲坛》栏目就是要在文化工业这条生产线上炮制出各式各样的“文化奶妈”、“文化丑角”。知识界，难道能对此现象视而不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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