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林
八十年代初南京大学哲学系出了一个“翁寒松事件”。翁寒松是哲学系的学生，他和中学时代的同学谈恋爱（不是南大学生），女方的家长不同意他们谈恋爱，翁在女方家里与女方的父母发生冲突，于是女方家长告到学校党委，强烈要求学校党委处分翁寒松，开除翁寒松的学籍。校长责令哲学系处理这件事，要哲学系里向党委打报告，开除翁寒松同学的学籍。我对校长说：“我不打报告，除非你做决定，我执行。”这件事情闹得很大。上一级党委把学生的个人生活事件放大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层面，把这个事件加上“打、砸、抢”的大帽子。当时我是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我认为没有必要做“开除学籍”这么严重的处分。我觉得没有必要干涉学生的私人生活，我认为是民事纠纷。可以用调解的方式，年轻人在恋爱问题上同老一辈人发生观念上的冲突，这种事情社会上有，历代都有。而学生中为这件事，把大字报从校园内贴到了校园外，一直贴到了夫子庙。校长找我和胡福明同志谈话，把我们关在一个办公室里，要我和胡福明同志一道写检查。我认为这件事是家庭纠纷，民事纠纷，是学生的个人问题，开除学籍是不妥当的。我没有写检查。因为我不写检查，因为我不写开除翁寒松同学学籍的报告，校长认为我无视党委的领导，无视他的领导，拍着桌子一字一顿地对我说：“葛林，你这样，后果你自己负责，以后没有你的好处！”我还是坚持不写检查，不打报告，于是校长就向中纪委打报告，告发我这个中层干部、他的下级。中纪委还写了批复，要批判我，最终我还是没有写开除这个学生的报告，这个学生后来考取了硕士研究生，又考取了博士研究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影响前途。时隔二十多年，回想起这件事情，觉得可悲。
我在“翁寒松事件”的处理上抵制了当时学校领导的错误决定，我在批判蒋广学《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这篇文章上，抵制了当时江苏省委宣传部和南京大学党委的错误做法，因为这两件事，整个八十年代，直到我离休，确实没有得到当时领导所说的任何“好处”，我毫不后悔，这个十三年是我的精彩人生，我在我的岗位上做了我能够做的，我坚持了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与其临终忏悔，不如问心无愧。要做到问心无愧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每每回想到这些事情，我的心情便不能平静。在黑白混淆、是非颠倒、价值观念唯上、唯权的时代，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在“翁寒松事件”的处理上抵制了当时学校领导的错误决定，我在批判蒋广学《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这篇文章上，抵制了当时江苏省委宣传部和南京大学党委的错误做法，因为这两件事，整个八十年代，直到我离休，确实没有得到当时领导所说的任何“好处”，我毫不后悔，这个十三年是我的精彩人生，我在我的岗位上做了我能够做的，我坚持了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与其临终忏悔，不如问心无愧。要做到问心无愧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每每回想到这些事情，我的心情便不能平静。在黑白混淆、是非颠倒、价值观念唯上、唯权的时代，还有什么可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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