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
我是个电影迷，虽然没有迷到如女中学生般对明星履历如数家珍的地步，但无可救药地特别进戏，傻盯着屏幕又哭又笑，完全不具专业式冷峻。 也就是说，对流派、手法、电影语汇等等一概不懂，唯一的标准是“你感动了我没有”。
我没被《大红灯笼》打动，它着实吓了我一跳。
在美国期间，正逢它获奥斯卡外语片奖提名。这不容易。于是，虽然与所谓这代那代电影人丝毫不沾边，也怀了点无可救药的民族情绪替他们高兴，还为获奖式上居然不给中国明星们哪怕一个镜头而小为不平了一阵。
我周围的老外们纷纷结伴去看这片子，回来后，或真的、或按照美国人的习惯问我：“看过没有? 太棒了! ” 我总是很克制地回答：“还没有，不敢去看。”他们当然睁园了眼睛问为什么。为了回答这一而再再而三的为什么，我不敢去也得去了。
我本来也不敢评论电影——在北京的时候也不忍插嘴，因为我知道想找钱作一件“学雷锋”之外的事本身就难死了，哪还经得起说三道四？
但对《大红灯笼》如此一片赞扬，还搅进了那么些港人、台人、日本人、以及别的外国人，我倒觉得作为一名购票进场观众，一名生于40年代、多多少少读了几本中国书的工科生，可以谈谈感受了。
我不知道片中的“老爷”是旧家子还是暴发户，但在中国，除了响马们，只要有了几个钱(或者说只要还剩下几个钱)，都极力向传统文化靠，假装斯文，维持谁也不敢不看重的面子。大红灯笼无疑好看得狠，可我从来没听说，也从来没在哪本书里读过，一名“老爷”会在他的悍仆的簇拥下对性如此张扬、如此无遮拦地作符号式的宣示。就连大名鼎鼎的西门庆踅于妻妾情妇间的时候，也只在肚子里闷打主意，闹不好还得小厮出面遮掩。
我不知道“燕儿”是作者心目中一个怎样刚烈的角色，我只知道直到1949年“解放”前后，佣人们从不对主人称你，甚至连“您”也不称。他们往往避免这类场合，不得已的时候则用“二老爷”、“三奶奶”、“四姑娘”之类准敬称。同样，我也不懂片中的太太何以允许旁人给自己冠上个“大”, 从而跟姨太太们并列; 更不懂她怎么能把自己的家称作“府上”。
我知道中国古代或许有比较发达的性器具，摩挲三寸金莲或许算是一种正式进入性活动前的挑逗。 我没见哪本书里有用铜锤敲击天足底使女子周身舒泰而进入性亢奋的记载。
我知道在很多深宅大院里都有让孩子们毛骨悚然的“邪祟”地，那儿大都杂草丛生、人迹罕至，从不见有哪家人家的房顶上有类似去处，更不敢想象哪家人家会嗾使下人在这种地方对眷属处以私刑。“顶”在传统中国建筑中是神圣不可犯的，不必说大小屋宇的正脊龙口，就连今天晋冀一带农民盖新房，族人间还要在院墙的高度上较劲。
一般说来，当上了大家人家小妾的戏子，自我感受是从良，大抵非常不愿别人提到她的过去。若按小说原著安排她在僻静的院子里唱，作为精神失常的铺排，还勉强说得过去。影片里把她弄到房顶上去跑场拉云手，怕是离谱离得让人相当不舒服了。 影片设计她唱京戏，制作者们不会不知道，所有的京戏坤角演员——哪怕她(他)本人是南方人，哪怕他们只玩票——无不说得一口只有他们才掌握得那么好的清晰、利落、园软的道地京片。饰演三太太的演员如果不能这样念白，何苦非攀着京戏不放?
一般说来，自认为有身分有修养的演员展示给外人的多是他收藏的名画古董，外加他本人和别的名人的合影。只有八十年代自命新潮的艺术家们才以放大的面具装饰他们的居室。在《大红灯笼》故事发生的年代，顶香艳的少奶奶怕也只如秦可卿般挂点儿《海棠春睡图》之类了。编导们把自己的情趣和展露才华的方式硬套给那小地方的落魄坤伶，不是有点滑稽么？
此外，在故事发生的年代，似乎没人敢随便用龙的图形吧？虽然皇上被赶出故宫之后没人会再参你个"僭越"，可那年头的"老爷"也不会如旅游局长薄熙成般把龙用得那么随叫随到吧？以绣在灯笼套上的黑白两色龙纹暗示阴森森的权威够大手笔，可别忘了，这可是在小妾房里，这样用色可是在咒她的汉子。
我们写小说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或者说都懂得一条不可撼的原则：情节可以编，细节必须绝对真实。一般说来，除了生手、懒蛋外加骗稿费的，没人敢在这上头掉以轻心。不必说老舍吴晗，就连把故事编得岂有此理的姚雪垠，也不大在细节上出错。眼下在美国正走红的一本书《The Living》的作者 Annie Dillard，为描述十九世纪后半叶华盛顿柏灵翰湾的人和事，从创作准备到成稿的三年间，就不再阅读1883年以后的作品，以使自己完全沉浸在那个年代。仅仅为了不在衣饰上错一个皱折，她就不知读了多少本回忆录。无论 camouflage(伪装)这词在她的行文里多么妥切，当她发现这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从法国传入时，立刻剔除。
我不知道这原则在电影创作上被认可的程度，我只知道法国导演Daniel Vigne在完成他那部《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时，缠住普林斯顿的历史学家不放,再三考据,真是“磨”到了令常人无法忍受的程度——当然最后这成果也已众所周知。
特别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大红灯笼》没有床上戏。我不知道演员的身价与他们脱的程度有什么复杂的对应关系，但我敬佩艺术家们为自己事业的追求不计其他。谁都知道片中女主角的补房、受宠、使性、怨毒、自毁，没有一样不和她的性活动紧扣；老爷的施恩与施暴也离不开他对她性价值的估评。床上活动本是人类活动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就《大红灯笼》想给出的意念而言，床上的精微细节，特别是女主人公在她生活的这个最主要的领域所受的摧折，无论对情节铺展还是角色的性格塑造，不但不可少，以导演之才干，甚至能出手担负全片重头戏的漂亮玩意儿。我不懂怎么编导们什么都敢瞎干，唯独在本该狠狠用一下的正宗艺术手段前止步了。
《大红灯笼》真是吓了我一大跳。
在北京那种地方炼出来的直觉没有骗我,这类片子确是拍给洋人们看着玩的。他们可以稀里胡涂地过过东方瘾,我可没这闲情。我们这代人已经让毛式工农兵文化毁得支离破碎,哪禁得起再遭半吊子新派一通唬? 我可不敢拿自个儿那本已岌岌可危的中国品味冒险,也没阔到甘愿花钱买气生。
片中比比皆是的重要细节上的虚假，恐怕不能看做是一种艺术风格的选择吧。受这虚假折磨的中国观众也不该因为讨厌北京城里那帮老"左"，就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吧。一名严肃的电影工作者被逼到到本民族之外去如此讨生活,固然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但他难道不知道，以男性的性专横作为权力象征一点也不新鲜，这已是一个人所共知世界性主题。导演的修养不在于逮到了这么个主意，而在于能否以独特完美的民族形式来阐发它。
我本人宁可相信这一切全出于制作者的无知，而不是来自他们的无奈外加无忌。
因为如果是这样，离具有实在意义的创造性劳动就太远了点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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