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辙
搬迁到城内之后，由于八步口的厂子没有浴室，所以在每月发放手纸肥皂等生活用品时又多了拾张澡票。这澡票可以在厂子附近的各个浴室使用，但我们却喜欢去新街口浴室。那里的条件好，宽敞，整洁。此外那里的铺位可以平躺下来，非常舒适，不象别的浴室里的铺位仅能斜靠着。我一星期要去浴室两次，有时独自去，有时与张静之，郑康成或其他老右一起去。苦苦地劳动了一天之后，到澡堂的热池子里泡一泡，洗完后躺在铺位上喝茶抽烟聊聊天，再闭起眼迷上一盹，不仅消疲解乏，心情舒畅，精神也会因之一振。所以我常常好像有了什么新发现似对难友们说，如果你觉得气亏力缺，精神恍惚，情绪低落，那你就到浴室去洗个澡，打个盹，保证马上会振奋起来。我的记忆中好像觉得，我从未上过隐的每天抽一两支烟的习惯，也就是此时在经常去浴室洗澡中逐渐养成。
城里的单身职工宿舍内依旧没有桌子，但我却发现了一个极好的去处，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地处国子监，离我住的地方并不太远。只要是星期天不加班（我当时由于还在干浸漆的活，往往星期天要加班），我就会一大早起来，匆匆洗漱完毕，带上搪瓷缸和笔记本离开宿舍。在新街口化四分钱乘从西直门开往东直门的有轨电车到交道口。在交道口路北的一个极小门面的早点铺，吃点早点，买些中午的干粮，就徒步走到首都图书馆。那年代，去图书馆的人不太多，绝不像在清华读书时那样。在清华读书时，每天吃过晚饭后必须立即奔向图书馆去占座位，否则只能在晚上开放的教室内复习功课。最初我在首都图书馆的普通阅览室中看书并作笔记，但借书很麻烦，一是每次仅能借一本书，二是附近的中学生常常跑来借小说，挤了一些人。三是工作人员总懒洋洋的没精打采，好像还没睡醒，效率特别低。后来我注意到馆内还有一个研究阅览室，打听一下说是只要是大学生就可以办理研究阅览室证。我已记不清不知怎的，我没带任何证件（那个年代还没身份证，一般的工厂好像也不发工作证，工作证是厂子再次搬到东郊之后才有的。）居然办了一张研究室阅览证。这样一来，我看书，学习，心血来潮时想胡乱写些什么的条件大大改善了。阅览室在馆的西侧，大约有二十来张宽敞的长条桌分两列整齐码放，研究阅览室的西内壁已是馆的界墙，没有窗户，却安放了四五个书厨，陈列着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及常用工具书，可以随时取阅。每次我去时，若大的阅览室最多时也只就七八个人，彼此选择的座位都相隔较远，所以互不干扰，非常安静。我是右派，有自知之明，既知道这个地方我要经常来，所以从不与任何人搭讪。来了之后，就是看书写字，图书馆关门，我就走人。但是有一次，就在这研究阅览室中发生了一件使我感慨万端的事。不知是冬是春，我正在专心致志看书，突然离我二十来米远处，一个面对我且已经站了起来的中年人对一个仍然坐着的带眼镜中年人大嚷起来：“你以为你是谁啦，你是右派！大家看，他是右派，他还跟我说他想要跑到南斯拉夫去呢！”这‘大家’显然是指这阅览室中仅有的包括我在内的其他六七个人。他大概想通过大声揭露带眼镜中年人的老底来引起这六七人对带眼镜中年人的愤慨，给其更大的难堪。可惜，这六七个人大概都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是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忠诚的马列主义者。因为包括我在内，听到这位中年人的嚷声后，谁都没挪动身子，也没吭叽一声，只是惊讶地瞧着这两个人。带眼镜中年人什么也没说，低头默默地整理好自己的东西就无声的离开了。当他走过我身旁的时候，我以极为同情的目光一面送他，一面心中暗暗念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那个大声嚷嚷的中年人也随即离开，当他走过我的身边时，我以蔑视的目光斜看着他，心中暗暗地骂道：“叛徒，告密者。”
我这个人从不失眠，但这一天我回到宿舍后，却久久不能入睡。那个带眼镜中年人的身影始终在我的眼前徘徊，拂之不去。那个想使他难堪的中年中为什么要提到南斯拉夫呢？他的右派“罪行”里是不是有一条与 “修正主义”南斯拉夫有关呢？那晚我反复揣摩这些是因为我的右派“罪行”里也有一条与“修正主义”南斯拉夫有关：‘为修正主义南斯拉夫辩护’。也正是这原因，在他走过我身旁的时候，我才暗暗念着白居易的诗句。此事过后，我依旧在不加班的星期天去首都图书馆，依旧在那个研究阅览室内看书，依旧看到那几个熟悉而又不认识的阅览者，只是少了那两个相互争吵的中年人。不过从那件事后，每次看到这五六位几乎每次都可能见到的阅读者，我心中总飘浮着一层难以解开的疑云，这五六个人中是不是也有一些人是右派呢？是不是也有人同我一样，为了尽量避开外界不必要的纷争与烦恼而躲到这个暂时还是世外桃园的图书馆里来读书呢？
从五八年七八月，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在首都图书馆度过了数不清的不加班的星期天，读了不少文学、历史、哲学和数理方面的书，受益匪浅。
可能是在五八年九月的一个晚上，我疲惫地从首都图书馆回到宿舍，却意料不到地发现我中学时代的一位友人在宿舍里，正和与我同一宿舍的中专生张京宁聊天。见到这位从我故乡来的友人，我十分惊讶。她怎么可能到北京来探望一个被送到工厂中改造的右派呢？但是她真的来了，就在眼前。所以在惊讶之后我又流露出欣喜，终于有一个亲近的人来看我了。最初我不知说些什么？也不记得最初我说了些什么。我只记得，我们很快从宿舍出来，在夏晚的微微凉风吹拂的大街上慢慢地走着，走着，最后到了北新桥。因为她对我说来北京是住在哥哥家，而她哥哥就住在北新桥。我一点也记不清在路上聊了些什么？我只记得，我们是在北新桥的十字路口处分的手。没有提及是不是要写信联系，也没提及是不是会再来看我，就这样默默地分手了。在我独自一人往回走向电车站的时候，一种被世间鄙弃，被尘寰抛却的孤寂与悲凉猛地涌上心头，眼泪也控制不住地涮涮地流淌，我性格深处的最脆弱的一面，在此时完全暴露无遗。我虽然在刚到工厂时，就暗自下决心，除了父母和至亲的亲人外，不与任何亲戚、友人或邻居再有什么来往联系，以避免不必要的尴尬和麻烦，也藉以表露自己的倔强与孤傲。但是此时我才发现，我下的这种决心，实际上是在故意掩饰我内心最深处的自卑与孤独。我不知道别的老右们有没有这种心态，但是我有。人就是一种内心和外表均十分矛盾的个体，当他处处在反复表现自己的性格是多么多么坚强的时候，其内心深处却实实在在地非常恐惧自己的脆弱与孤寂。
我在离开清华时很匆忙，且我的书又较多，所以在征得同宿舍的同学同意后，我将一些书籍暂时寄存在宿舍里。现在，在去过几次首都图书馆后，我觉得有必要回学校将我寄存的书籍取回来。于是，在离开清华近半年后的一个星期天早晨，我独自一人回到清华，回到我原来在诚斋的宿舍。我说明来意，同学们没说什么，就将堆放在墙角的一个装书的老式皮箱和绑好的两捆书取出来，放在宿舍的门口。我一个人当然拿不走这么多书，幸好无锡荣氏家族的一个本家，我原来的同班同学荣寿泉主动请“缨”，要用自行车送我。我俩原来关系还可以，但自我被划为右派后，他也不大方便与我接近，这次显然是想借送我的机会，彼此能聊一会儿。在从诚斋到汽车站的途中，他告诉我班里在我离开后发生的一些事，并说他自己也出了一点不大不小的事儿。我从荣那里知道，自我离开学校后，管九班又有两三个学生受到了反右补课的冲击。当年曾与我在一起畅读《绝妙好词》的吴承全被划成了右派，受第四类处分。曾与我常常在一起滑冰和打乒乓球的曹建军遭到严厉批判，虽没公开定为右派分子，但是一般人绝难知晓他会被内定为什么。吴还告诉我，在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学校正式上课很少，很多时间都在校办工厂内干活搞科研或生产。在南校门外的汽车站前，我与荣君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静静地站着，似乎谁也不愿意主动离开。这倒不是因为我们过去的友谊多么深厚，这仅仅因为我们都是被五七年直掠横扫的反右风暴裹抛到半空中的蒲公英脆弱球絮，飘来荡去，还不知最终会落在何方，是好是坏。两人心中都有一些难以表达的委曲，苦衷想向对方倾吐，但又不知从何处说起，只好静静地站着。最后还是我紧紧有力地握住荣的双手，摇了摇，悄声但却坚定地说：“多多保重，我俩一定还会再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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