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颖
灾难是媒体的热点，相比较而言，防灾减灾是新闻的冷点。媒体应该报道哪些防灾减灾新闻？如何处理与防灾减灾组织的关系？在防灾减灾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美国媒体有一套自己的经验。
点状集中：美国媒体的防灾减灾新闻
美国媒体上关于防灾减灾的报道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
1. 监督政府构建社会防灾减灾体系
监督政府正确行使公共权利是媒体的职责，作为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防灾救灾体系的建设是媒体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美国媒体上有大量关于社会救灾减灾体系的评论。作者既有相关领域的专家，也有普通市民。也许是美国媒体的批评传统使然，这些评论大多是表达对社会防灾减灾能力的担忧，对政府工作的指责和不满。以2006年6月17日为例，《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同时用大篇幅引用美国国土安全部前一日发布的本土安全报告，指责美国政府在9·11之后长达5年之久的时间内还没有在主要城市构建起灾难预警体系、紧急疏散方案和灾情通报系统。
2. 灾难纪念和反思
美国的媒体也习惯在灾难纪念日进行反思，唤起公众对灾难的回忆，从过去的灾难中汲取教训。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媒体每年在9·11前后都要刊登大量篇幅的纪念文章，悼念逝者，同时思考如何预防和减小下一次灾难。今年仅8月1-24日，美联社就播发了26条纪念和反思9·11恐怖袭击的文章。
3. 防灾演习
报道负责防灾减灾工作的政府机构或者民间组织的防灾救灾演习，向读者介绍紧急情况下的自救知识和逃生技巧。《纽约时报》非常注重这方面的报道。1988年9月4日第一叠第三版曾有一篇文章，介绍日本900万人参与地震预防演习，内容详尽，篇幅长达11004个单词。
4. 科技报道与防灾减灾知识
科技报道是美国媒体的重要内容，其中有丰富的防灾减灾知识介绍。既有科技发展提高人们防灾减灾能力的介绍，也有灾难来临时的逃生技巧教育，甚至还有专门针对特殊人群，比如残疾人的逃生技能培训。近年来，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实现灾难预警，是美国媒体讨论热烈的一个话题。
公众对防灾减灾新闻的态度
就如同美国媒体习惯指责政府防灾减灾工作不力一样，美国公众也习惯指责媒体对防灾减灾报道不力。尽管媒体对防灾减灾投入了相当大精力，并且对预防灾难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社会各方面对媒体仍然指责不断。
美国公众对媒体灾难报道的感情一直是“爱恨交加”。爱，因为在高度信息化环境中，公众必须依赖媒体获取各种信息。在灾难等社会公共危机出现时，公众更需要通过媒体了解灾情动态和逃生信息。恨，是媒体的操作手法时常让公众反感甚至厌恶。特别是各种以煽情、轰动为目的新闻、让公众对媒体失去信任。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一方面社会调查显示公众对电视新闻节目非常不满，另一方面新闻收视率高居不下。
对媒体的防灾减灾报道，公众同样是这种态度。尽管媒体对防灾减灾投入了相当大精力，并且事实证明这些报道对预防灾难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公众对媒体仍然指责不断。这些指责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媒体对防灾减灾关注甚少，灾难报道高度集中在灾难发生后的救灾报道。公众希望媒体更多地介绍防灾减灾知识，而不仅仅是灾难发生后用触目惊心的死亡数字和各种煽情报道吸引读者和观众眼球。二是媒体对灾难报道，特别是救灾报道过度炒作，表现出一种“节日狂欢”的热情。这令许多公众质疑媒体报道灾难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社会度过危机，而是赢利。有公众讽刺说：每次灾难都能给媒体带来急剧上升的收视率和发行量，每次灾难中媒体受到空前关注。社会在灾难中承受痛苦，媒体却从灾难中收获财富，“如果世上有什么东西是任何灾难都不能伤害到的话，这东西一定是新闻。”
防灾减灾组织的抱怨
在防灾减灾报道中，与媒体关系最密切、合作最多的自然是包括政府在内的防灾减灾组织。防灾减灾组织期望媒体能成为强有力的伙伴和盟友。但现实中，他们对媒体也有不满，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1. 媒体只是由选择性地报道他们的日常工作。那些在他们看来十分重要的信息，到媒体眼里就没有了丝毫新闻价值；
2. 媒体常常会歪曲他们提供的信息。“预警”信息本来是提醒公众某类自然现象“可能”会发生，但到了媒体嘴里，就成“肯定”的口吻；他们提出的那些紧急情况下的逃生“建议”，到了媒体口中，就成了“必须”采取的救助措施。
3. 媒体报道还时常站在对立面挑剔他们的工作，破坏他们的公众形象，降低他们的可信度。
4. 最头疼的还是灾难中记者们根本不听指挥，让防灾减灾部门担心不已。
负责防灾减灾的部门和组织总是抱怨说，媒体永远看不到他们的工作成绩，因为“那些灾害性的自然现象没有成为‘灾难’之前，不可能引起媒体关注。”而他们工作的根本目的恰恰在于此。他们总结说：“媒体永远注意不到那些因为我们的工作而幸免于难的人们。”
媒体的苦衷
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抱怨，美国媒体也有自己难言的苦衷。传媒和防灾减灾组织同是人类社会两个重要的子系统，尽管这两个系统的终极目的都是社会安全和健康地发展，但按照各自的规则运作，分别有不同的社会定位、价值观念、操作规范和服务对象，这注定他们之间必然要产生矛盾和冲突。
社会定位
独立地观察、思考、判断、评论各种社会现象是西方媒体自称的优良传统。即使在灾难报道中，媒体也时常保持“置身事外”的态度，远远地观看和评论，而不是积极主动履行防灾减灾、抗灾救灾的社会职责。而在防灾减灾组织看来，灾害预防和救助是最大的社会职责，这是两者冲突的原因之一。
价值判断
对媒体而言，具有突发、灾难、负面、重要、轰动等性质的信息才最具有新闻价值；对防灾减灾组织而言，灾难来临时能拯救生命，减少损失的信息才最有价值。媒体寻求的是常态生活的断裂和异化；而防灾减灾工作的意义就在于尽可能维持和延续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只有在灾难发生后才会出现最大限度重合，这就是为什么媒体会极度偏爱抗灾救灾报道，而忽视未雨绸缪的防灾抗灾报道的原因。
运作规范
防灾减灾组织的信息报道是持续的，全面的；而媒体通常只会从中选取符合自己价值判断的部分进行报道，并且其报道必须符合读者胃口，通常要进行娱乐化或者煽情化处理。这从防灾减灾的角度看，是对信息的扭曲。另外，媒体由于时间、财力、设备、专业知识储备方面的局限，往往不能十分准确地报道防灾减灾组织提供的信息，这也是“歪曲”信息的另一个原因。
服务对象
美国媒体是高度市场化的公司，服务对象是读者和观众，他们背后的支撑是广告商。读者和观众的喜好会左右其编辑方针，广告商的利益要求同样影响其价值判断。减灾救灾组织的服务对象是社会公众，没有人能左右他们的判断。
当然，灾难发生之后，这两个系统的价值判断会出现空前重合，系统之间的冲突也会降至最低，传媒和防灾减灾组织会步入短暂的蜜月期。
未来出路：交流与合作
面对公众和防灾减灾组织的指责，西方媒体也开始反思自己在防灾减灾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来自各种研究机构和传媒界专家的理论中，德国于利希研究中心的汉斯·彼得·彼得斯教授的叙述最为精练，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他把媒体在防灾减灾工作中的职能概括为五个要点：
1. 真实地报道灾难风险等级
2. 提醒公众做好必要的防灾准备（比如食物储备）
3. 传授给公众紧急情况下的逃生知识
4. 敦促国家重视防灾工作
5. 动员公众参与防灾工作
与此同时，面对与媒体间的矛盾，防灾减灾组织也在思考如何化解冲突，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媒体，更好地维护社会安全。在联合国组织的历届世界减灾大会和亚洲减灾大会上，媒体和防灾减灾组织的专家都得出相似结论：两个组织之间必须加强沟通，更多地了解对方的价值观念和工作方式。对防灾减灾部门而言，要学会“讲故事”，从专业性日常工作中找到媒体的兴奋点。对媒体而言，则要充分准确地传播防灾减灾组织提供的各种权威、可靠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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