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亮华
芒福德(L.Mumford,1895-)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弗洛姆语)。如美国当代著名的技术哲学学者米查姆所说，他的人性理论属于从R.W.爱默生到P.古德曼的美国现世唯心主义传统。这一传统是现世的，因为它关心美国的生态环境：关心城市化生活的和谐、荒野的保护和对生命有机体的感受。这种传统也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它坚持物质性不是有机体至少不是人的活动的基础；人类活动的基础是精神，是人实现自我的努力。16因此，隶属于这一传统的芒福德必然要将技术这一现象纳入到他的视野之中。事实上，从30年代出版《技术与文明》这一经典性的著作开始，技术问题就一直是芒福德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一方面，他宣称技术带来了一个野蛮的新纪元。另一方面，他则以生命的名义展开了对技术的猛烈批判。
3.1 作为“精神制造者”的人
芒福德认为，根据目前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我们的时代正在由一种不得不借助工具和武器的发明去实现对自然的支配的人类的原始状态，转变为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的人类境况。在这种新的境况下，人类不仅已经完全控制了自然，而且也把自己从他的有机的栖息地彻底地分离开来了。”人类将利用他的技术创造出一个统一的、涵盖一切的结构来实现彻底的自动化。而人将不再作为一种积极主动的工具使用的动物(tool-usinganimal)而存在，相反变成了一种被动的、服务于机器的动物；如果这个进程持不变的话，那么，他将来的适当功能就是，或者给机器加料，或者为了非人化的集体组织的利益而受到严格的限制和控制。
很显然，这种前景是骇人的。因此，芒福德决意对那些导致我们对目前技术与科学进步的形式的信奉的前提与假设提出质疑。他认为，我们尤其应该对我们在过去几个世纪来所普遍接受的“人是工具制造的动物(tool-makinganimal)”的人性理论提出质疑。在他看来，这种人性理论就暗含在我们对工具和机器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的过高估计中。然而，对于芒福德来说，不仅这种把生产工具放在人类社会的中心位置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且那种把我们时代的狭隘的技术理性主义曲解为人类的整个故事，并把未来世界设想成为一个人类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不复存在的终极状态的温和思想也是错误的。
芒福德认为，如果没有对人的本性的深入洞察，我们就不能理解技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然而，那种对人性的洞察在上个世纪就已是模糊不清的了，因为它被当时的社会环境所限制。当时，大量机械发明的迅速增加，席卷了许多旧的进程和体制，并改变了关于人类的限制和技术的可能性的许多观念。于是，“人们开始习惯地把人定义为一种工具使用的动物”。这种定义对柏拉图来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柏拉图把人的起源归因于俄耳浦斯而不是普罗米修斯。然而由于把人当做工具使用和工具制造的(tool-making)动物的概念被人们所普遍接受，以致于仅仅几块与一些稍稍成形的砾石堆在一起的头盖骨的碎片，就被认为是人类的先祖（象南方猿人的发现），而不管它与早期猿人和人的明显的解剖学差异。
然而，在芒福德看来，这种通过把人定义为工具制造的动物来解释人性的方法存在着严重的错误。首先，由于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求生的石器上，许多考古学家把人类智能的提高归因于工具的制造与使用，尽管在这种基本的制作活动中所涉及到的协调并不要求任何显著的敏锐力。南方猿人的脑容量只有人的脑容量的三分之二，并不比猿大多少，因此，早期人类制造工具的能力既不取决于其丰富的大脑装备，也不是导致其丰富的大脑装备的最终根源。
其次，这种解释人性方法的另一个不可容认的错误是，它把现代人自己对工具、机器和技术工具的过分兴趣赋予史前时代。实际上，在他制造出更有效的石器工具之前，早期人类的工具与武器就是他的牙齿、指甲、拳头等东西。芒福德认为，早期人类之所以能够在没有外来工具的情况下能够获得生存，是因为他发展起了那些非物质性的文化。事实上，正是这些非物质性的文化，才大大丰富了他后来的技术。
芒福德认为，技术并不是人类所特有的东西。如果考察一下复杂的鸟巢、海狸的水坝、蜂窝、蚁丘，那么许多昆虫、鸟类和猩猩都都在人类正式出现之前，就做出了大量的技术发明。因此，如果我们只把技术能力作为人类的标志，那么，人就永远只能停留在与其他种类的动物并列的尴尬位置。因此，结论是明确的，“早期人类的技术在它被语言符号、社会组织与美学设计所修正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工具使用与制造并没有把人类提升到一个特殊的种类位置。相反，人之提升为人，是因为它拥有一个比任何后来的装备更重要的，能够服务于所有目的的工具--他自己的心灵激活的身体。比起那些极端原始的工具来说，人体本身是早期人类扩展他的技术水平的更重要的财富，尽管它并不特定于任何一个单个的任务，但它在使用它的外部资源与它同样丰富的内部资源精神资源上更为有效。
芒福德认为，由于人的过度发展的、无限积极的大脑，人所拥有的精神能量远远超出他在动物意义上求生的需要。因此，在疏导这些超额能量的过程中，人并不只是将它导入到生食物获取与再生产之中，而且将这种能量转化为适当的文化的即符号的形式。因此，张扬生命的文化劳动比功利主义的体力劳动具有更优先的地位。它涉及到的要比制造与使用工具活动中手、肌肉和眼睛等的使用要复杂与精致得多。它需要控制人的所有生物功能，包括他的欲望、他的排泄、他的情感、他的性活动、他的梦想。甚至他的手也不再只是充满老茧的劳动工具，它抚摸爱人的身体，将孩子拥入怀中，作出优雅的举止，甚至在舞蹈与礼仪场合中表达出一些不可表达的关于生与死，过去与未来的感觉。工具技术与机器技术只是生命技术(bitechnics)的一个特定的组成部分，--由生命技术，芒福德指的人的生活的总体装备。
由此，一个人可能会问，在从一开始就在工具的发展中起着巨大作用的标准化与可重复性是否仅仅起源于工具制造活动。难道它们不同样，甚至更多的起源于礼仪、歌唱、舞蹈等原始先民追求完美的活动中。事实上，庆典中的仪式精确性早在劳动中的机械精确性之前就已出现了，甚至劳动的精密分工是通过庆典中的职责的专门化首次出现的。可以说，这些一事实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容易厌倦那种可能改进我们的物质富裕的单纯机械劳动的人，能够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些有意义的仪式活动。
总之，对于芒福德来说，尽管在狭义的技术意义上的工具制造确实可以追溯到我们的原始非洲先祖，但是，他们的技术装备是一直是有限的。只有在一种具有比这些原始先祖更接近于人类的神经系统的天赋生物出现之前，人类的技术才开始迅速发展起来。这种天赋生物不仅使用他们的手和脚，而且也使用他们的整个身体和心灵，因此他们不仅创造了他的物质的装备，而且也创造了他的符号形式的文化。而正是这种符号方式的文化才真正反映了人的本性。
3.2 巨机器：从生命技术到单一技术
在修正先前的被普遍接受的陈腐的人性概念后，芒福德的观点更进了一步。他宣称，在任何时候，人的技术的扩张主要不是为了增加食物供给与控制自然，而是为了利用它巨大的内在资源，表现他所隐藏的超有机的潜力。当人不受敌意的环境的压抑时，人的丰富的、高度活跃的神经组织(常常是非理性的和难以控制的)可能阻碍而不有助于他的生存。因此，人通过日常符号文化的苦心经营来实现对他的心理与社会环境的控制，是比对外部环境的控制更为迫切的需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芒福德认为，代表着人类表达与传递意义的基本方式的艰难顶点的语言，对于人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性远不是工具和机器所能比拟的。与制造与使用工具时所需要的相对简单的协调相比，发音清晰的说话的发明需要许多器官的精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比制造和使用工具更辉煌的进步，因而必然要占据早期人类的大部分时间、能量和精神注意力。可以说，在人类文明的黎明期，语言就比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工具装备要复杂与精致得多。通过语言，人类每一个新获得的文化信息不再会随着逝去的时间和死去的先辈而消失。知识与实践可以以符号方式存储起来，并且一代代地传递。只有在这时，植物与动物的种植与驯服才成为可能。不难想像，如果没有语言这一比棍棒、斧头或鹤嘴锄更好、更有效的工具，人类后来的巨大技术进展是不可能获得的。
因此，对于芒福德来说，将人视为一个工具制造的动物忽视了人类史前史的主要章节，而恰恰在这里，人类发生了决定性的进步。因此，反对这种工具统治的陈腔滥调，芒福德指出，人是精神使用的、符号制造的，和自我主宰的动物；人的所有活动的主要场所在于他自己的有机体。狭义意义上的技术作为一个附属的工具而不是一个他发展中的主要操作媒介服务于人类。因为直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技术从没有脱离人的文化整体，也谈不上统治所有其他的体制。早期人类的发展是建立在所谓的“身体技术”的东西之上的：在他还没有通过符号与想像的发展而创造出更适当的灵巧的技术工具之前，人主要是使用他高度弹性的身体的机能来表达他还未成形的且未见多识广的精神的。因此，从一开始，是重要的符号表现方式的创造，而不是更有效的工具的创造构成了作为精神制造者的人的基础。
芒福德认为，不幸的是，在19世纪，由于人是工具制造者的概念而不是精神制造者的概念是如此流行，以致于阿尔塔米那(Altamira)岩画的首次发现被指责为一个骗局，因为当时的古生物学者并不承认冰河期的打猎者，--他们的武器与工具近来已发现，既不可能有闲暇也不可能有创造艺术的倾向。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这些岩画与奥瑞纳文化与马克达莱时期用求生的技术装置所创造的绘画，谁能说得清它是艺术还是技术呢？古希腊人在使用技术一词时并不区分工业生产与艺术；事实上，“在人类大部分历史上，人类活动的这两个方面是不同分离的，一个关心客观条件与功能，另一个响应主观需要，表达共享的感觉与意义。”
在芒福德看来，我们的时代尽管并没有克服那种认为技术发明是主要的，而美学表达是次要的或多余的的功利主义倾向。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技术仍来源于我们整个人类与环境的交往，在这种交往中，人们使用自身中的才能，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它自己的生物与心理社会潜能。
这一点在早期人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人类早期，设置陷阱与搜寻食物对工具的要求远远小于对动物的习俗与栖息地的敏锐观察的要求。在那些先于对植物的积极种植几千年前就已出现的早期人类的园艺中，植物的气味与美丽所起的作用决不亚于它们的食物价值。因此，早期的种植植物常常是以它们花朵的颜色与形状、它们的气味、它们的质地，而不仅仅是它们的营养作为其价值判断的。新石器的花园就象今天很多简单文化中的花园一样，或许是食品植物、染料植物、药用植物与装饰植物的大杂烩，--而所些这些东西对于生命都是同样重要的。
类似地，早期人类最勇敢的技术实验可能并不与外部环境的控制有关。它们关注的是人体的解剖学的改变与皮肤的装饰，其目的是为了性、自我表现与集体认同。
因此，对于芒福德来说，工具与武器只是构成了人的生命技术装备的一小部分。生存斗争(尽管它有时是很严峻的)并不需要独占早期人类的全部能量与生命力，或者使他偏离他将秩序与意义赋予他生活的每一部分这一更为重要的努力。正是在这一努力中，仪式、舞蹈、歌唱、绘画以及语言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从起源上来看，技术是与人性整个地联系在一起的。原始技术是生活指向的(life-centered)，而不是狭隘的劳动指向的，而更不用说是生产指向的或权力指向的了。处于复杂的生态平衡系统中，人的兴趣与目的的多样性，因而也是人的需要的多样性，限制了任何一个单个的组成部分的过分增长。在我们时代之前所出现的最伟大的技术壮举--植物的种植与动物的驯养，几乎不能归因于任何新的工具的发明，尽管它确实促进了能够保存与储备农业产品的粘土容器的发展。相反新石器时代中的种植与驯服的出现应该更多地归功于当时人类对生殖与性的强烈兴趣，这些兴趣首先表现在宗都神话、仪式中，并且在现在的祭典仪式与符号文化中仍然可以大量的看到。可以说，植物的选择、杂交、施肥、播种、去雄等都是生殖与性的想像的产物。
然而，芒福德认为，在历史以一种的书写记录的方式成为可见的时候，生命指向的经济，这种真正的综合技术(polytechnics)开始受到挑战，并部分地被一系列的技术与社会创新所取代。大约五千年前，一种通过对日常活动的系统组织来致力于权力与财富的增加的单一技术(monotechnics)开始出现。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种新的人性概念；这种人性概念强调对包括人与自然在内的物理能量的剥削。在埃及，奥西里斯象征着古老的、多产的生命指向的技术，而不与女性合作只以自己的精液创造出世界的太阳之神(atum-Re)则代表了以机器为中心的技术。
芒福德认为，这种以机器为中心的单一技术的出现的主要标志就是一种复杂的、高度权力化的机器的建立；相应地，是一种新的生活模式的开始，在这种生活模式中，局限于单一的特定任务的，因而与另一些生物与社会活动相分离的劳动不仅占据人的整个工作日，而且也越来越吞占人的整个一生。在芒福德看来，这种复杂的高度权力化的机器的建立，是我们今天的机器时代的滥觞。它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导致了我们所有生产的越来越增长的机械化与自动化。随着这一集体式机器的出现，劳动由于它与生活的其他部分系统分离，已经成为一种负担、一种牺牲、一种惩罚。因此，作为一种补偿，新的生活模式创造了一个不仅从奴隶状态而且从劳动本身解放出来的富裕的梦想。这个最早出现在神话中，但却久久未能不能实现的梦想现在仍然统治着我们的时代。
芒福德所指的这种机器从不会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原因很简单，它几乎由人类所有的组成部分构成的。这些组成部分被汇聚在一个由绝对的统治者所支配的官僚组织中；这个官僚体制由一个绝对的统治者所支配，在一个由祭司、武装的贵族和官僚所构成的联合体的支撑下，他的指令确保了所有组成部分对整个组织的僵尸似的服从。对于这样一种集体式机器，芒福德称之为巨机器(Megamachine)。在他看来，这种新出现的巨机器是后来一切特定的机器的原型。新的机器形式远比当时的陶轮、弓钻复杂得多。直到14世纪机械钟发明之前，它一直是一种最先进的机器形式。
芒福德认为，只有发明了这种高度权力化的机器，象埃及金字塔那样的庞大工程才可能通常在一代人的时间在建立起来。这种新技术在吉萨大金字塔的建造中达到了它的早期顶点。作为专业化的、分工的、相互结合的整个装置中的一个单一的机械单位而发挥作为，那些在金字塔上劳动的成千上万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因此，正是这种新的人类机制使得仅仅借助于简单的石器与铜制工具而不是那些必不可少的轮子、货车、滑轮、起重机或绞车就建造起了巨大的建筑物。
芒福德认为，关于巨机器的特点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巨机器的权力与权威来源于宇宙。它的测量精确性、绝对的机械秩序和强迫性都直接来源于天文观察与抽象的科学计算。这种固定的、可预见的秩序先是表现在历法之中，随后就转移到了人类的严格管理。神圣的控制和野蛮的军事强迫相结合，使得很多人被迫忍受贫穷的折磨，从事大量的重复劳动，以确保神或半神的统治者及其随从的“生命、财富与健康”。
第二，巨机器(如现在的)的严重社会缺陷被它在水利控制、食物生产和城市建设等对整个社会有益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所部分地抵销。正是这些成就奠定了人类各种文化发展的基础。在我们时代重新建立起巨机器之前，那种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后来在印度、中国以及印地和玛雅文化中曾经出现过的秩序、集体安全与富裕从来就没有被超越过。但是，从本质上说，巨机器除了增加人的机械权力与秩序外，是与人类其他的功能与目的相分离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的是，埃及巨机器的产物是坟墓、木乃伊。后来的亚述留下的是毁灭的城市、污染的土地。
总之，对于芒福德来说，现代经济学家们所说的“机器时代”的根源不是在18世纪，而是在文明的源头。它的所有突出特征从一开始就出现集体式机器的手段与目的之中。凯恩斯曾经指出，“建筑金字塔”是一种驯服高度机械化技术所带来的超额生产力的基本方法。芒福德认为，凯恩斯的这一敏锐看法不仅适用于古代，也适应现代。事实上，在芒福德看来，我们今天根据我们的现代神学和宇宙论所制造出来的火箭，只不过是是静态的古埃及金字塔在现代的动态翻版？它们两者都是以巨大的代价来确保少数人通向天堂的装置，只不过它们也附带地维持着受到生产力过剩威胁的经济结构的平衡。
不幸的是，尽管巨机器有助于巨大的建设性事业，--这些大事业决不是小规模的社区共同体所能想像的，而更不用说去完成了，但它也在通过它的军事暴力毁灭着人类；从苏美尔的掠夺到广岛的原子弹爆炸，这种对人类的军事毁灭玷污了人类的历史篇章。因此，芒福德认为，我们必须有勇气询问我们自己：巨机器的这种非同寻常的权力和生产力与同样非同寻常的暴力和毁灭的联系仅仅是一个纯粹偶然的事件吗？
芒福德认为，在现时代，巨机器的滥用已变得不可容忍，因为它们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利益。在他看来，巨机器的最可疑之处就是它的效率来源于劳动中的重复性动作。这种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石器制造的磨削过程中的重复劳动，使文明人习惯从事长期的固定劳动，从而能够产生高度的生产效率。然而，它所带来的副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由巨机器所施之于人的单一的重复性劳动，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心理强制，所以它决不会像仪式活动那样能够消除人的忧虑，使劳动者免于陷入一种恶魔式的无意识之中。
总之，在巨机器中，机械化与严格管理已经替代仪式而成为一种对付人忧虑并促进心理稳定的一种手段。重复性劳动提供了一种自我控制的日常手段：一种比仪式或法律更渗透、更有效、有普遍的教化媒介。巨机器的这种迄今尚未被注意的心理影响甚至比它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更为重要，因为后者常常会因战争与征服的绝对损失而被抵销。
3.3 走向生活指向的技术
在现时代，古老的生命技术形式已不复存在，巨机器本身的扩张已成为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基础。而许多人也不加疑问地认为，对巨机器的无条件信奉就是人类生存的目的。然而，芒福德认为，我们必须对过去的三个世纪中的科学技术发展的许多方面重新进行解释与思考。至少，我们应该说明我们的技术进步的整个过程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强制、越来越极权主义、越来越非理性，而且对不能纳入到机器体系中的生命的自发表现怀有深深的敌意。我们必须在我们人类所有的有机过程、生物功能以及人类资质被转化为一个自动化的、自我扩张的外部控制的机器系统之前，好好地检视一下这一整个系统的意识形态基础，以及它对集中的权力与外部的控制的专注倾向。事实上，我们应该好好问问自己，这个系统能够适合于我们人类潜能的进一步发挥吗？
芒福德认为，我们首先必须要做的就晚质询我们现在的科学意识形态。因为正是它们促进了人类行为从有机环境、社会集团和人性转向转向由于突破了有机存在的局限而被认为是人类智能的最高表现的巨机器。事实上，上个世纪以来有关人类的起源与发展的知识的拓展，极大削弱了这种以机器为中心的形而上学。可以说，这种曾经提供了17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的社会假设与道德规则的意识形态已经过时，需要一种新的替代。
不难看到，从金字塔时代开始，巨机器的发明者和控制者就一直抱有一种全知全能的幻想。--这种全知全能即使不能在现在实现，在可以在预期的将来能够实现的。然而，这些原始的幻想并没有因为它们获得了对精确科学与高能量技术的强大资源的支配而变得理性起来。核时代关于绝对权力、不断计算机化的智能、无限制扩张的生产力的概念是与青铜时代关于神圣王权的概念相对应的。这样的权力必然要摧毁所有那些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起着本质作用的共存协作关系。可以说，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手段本身是理性的，但它的结果却是疯狂的。
芒福德认为，生命有机体只能利用有限的能量，而人也只能利用有限的知识与经验。“太多”或“太少”对于有机体的生存都是同样有害的。太多的抽象知识，如果同感觉、道德评价、历史经验以及有责任的有目的行为隔绝开来，就会使人或社会失去平衡，从而造成严重的后果。“有机体、社会和人类都不过是一种调控能量，并使这些能量服务于生命活动的精致装置。”然而，巨机器是漠视生命有机体的这种本性的。就此而言，即使不非理性的，也是前科学的。因此，我们只有意识到巨机器的这一缺陷，才有可能有意识地、大规模地去拆除巨机器，把权力与权威重新分配到小的单位，使其更好地为受到人类的控制。
芒福德认为，如果技术重新成为服务于人类发展的工具，那么，它的发展就不是导致巨机器的扩张，而是有意识地培养所有那些先前为了扩大巨机器而被压抑的有机环境和人性。在他看来，人类潜能的表达与满足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而只不是局限于一种控制自然力以及通过扩大这种控制来改变人性的方式。我们现在知道，消遣、体育、仪式甚至幻想，他们对人类文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并不亚于有组织的劳动。然而，生产劳动并不会被取代。只有在消遣和劳动一起构成人类文化的整体时，所有人类成长的多方面需要才可能都被得到满足。如果没有相应的劳动，人类就会失去对现实的支配。
和机器和自动化只是把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相反，芒福德认为，以生活为中心的技术最有益的贡献就是使人完全在自愿的基础上从事有教育意义的、自我实现的劳动，从而使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这将会是对普遍自动化不可或缺的一种平衡：部分地通过建设性的刺激、有意义的行动，使工人从令人厌烦、绝望以致只能求助麻醉剂、镇静剂来放松的劳动中解脱出来。
芒福德认为，当我们从巨机器的依赖中摆脱出来后，生命技术的整个世界将会对人具有更大的开放性。那些曾因长期不用而变得残缺不全的人性将会重新获得活力。一方面，自动化的真正实现将成为纯机器系统的彻底终结。一旦以适当的方式服务于人类的其它目的，这些精巧的机器系统对人类所起的服务作用将完全可以同反射性、协调的、自动化的神经系统--人类最早的自动化装备--对人体的服务作用相比拟。另一方面，人所达到的自主性、自我控制、自我实现则意味着有机体的彻底终结。技术的进一步进展的目标应是关注人类成长过程中所有方面，而不是象大机器时代那样只关心满足科技需求的功能。
要想把人类从大机器中解放出来决不一件容易的事情，芒福德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宣称他并不提供现存的方案。但是他确信，人类要想在当代危机四伏的技术文明中继续生存与发展下去，确实已经到了从把自己完全交托给机器，并多方面地考虑人类本性和机器的关系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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