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 列文淦
[摘 要] 实证主义(Positivism)是一种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的西方哲学流派。本文开始从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观点详细论述了实证主义哲学的源流和发展过程，然后以传播学的角度考察了实证主义的传播学研究传统，最后总结了行为科学研究传统，尤其是批判学派对实证主义研究传统的批评。
[关键词] 实证主义 传播学 研究传统
在一般情况下，学术界总是把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穆勒(J.S.Mill)、斯宾塞(H.Spencer)和E.迪尔凯姆(E.Durkheim，亦译为涂尔干)的思想作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正统，或者稍作扩展，将逻辑实证主义及美国的实用实证主义也归为正统之列。孔德的门生并被孔德称为最忠诚于他的法国哲学家E?利特瑞在其编写的《法兰西语言词典》里说：“实证主义，指源于实证科学的一种科学体系，为奥古斯特?孔德所创立；这位哲学家把这个词特别用来与形而上学哲学相对立。” 这个表述说明了实证主义与实证科学之间的关联性，指出了实证科学作为实证主义之源的根本地位，同时也表明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一种不包容的态度。
一、实证主义哲学源流
不过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对实证主义的理解远未达成共识。有人刻意追求所谓的实证精神，把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论视为律条，认为对此必须严格遵守；而有人则公开地要与实证主义方法论分道扬镳，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但也有一些人一方面同意实证主义提倡的那种追求科学研究的实证精神，另一方面又批判它那教条式的方法论，认为那种方法论如同一条枷锁，束缚着研究者的手脚，实证精神绝非仅是那种业已死亡的旧实证主义所限定的内容，而新的实证主义或后实证主义更能反映出真正的科学精神对于这种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代著名的社会科学哲学家吉登斯(A.Giddens)就抱怨说，实证主义“业已被宽广而且含混地作为一种批判的攻击武器使用,这个术语现已失去任何可接受的标准意义的要求。”
孔德所处的时代有几大特征：一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社会混乱失范、历史动荡不居。如何重建社会的秩序就成了思想界的重大课题；二是欧洲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尤其是牛顿力学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经典物理学的进步。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孔德继承了17世纪以来欧洲哲学中一直存在的经验主义传统，特别是贝克莱、休谟的主观经验论和牛顿的机械论哲学。在孔德之前，虽然也有人“试图把数学方法和物理方法所具有的准确性运用到人类的研究上来。” 不过，这一方法在孔德的手里才逐渐成熟起来，孔德希望社会科学研究能像物理学一样，发现社会秩序与社会进步的律则，以便维持秩序，获致进步，因而避免革命、暴力及内战。所以孔德有一句名言“了解以便预测，预测以便控制”，他相信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有其独立于人们的褒贬及行动的客观秩序及律则。发现这种秩序与律则，才能预测及控制。
孔德认为，实证科学是实证主义的根本基础，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孔德对实证科学的认定规定了严格的构成要素，认为只有完全建立在事实之上，其确认性得到普遍承认，能够应用假说手段把与之相关的一切基础事实结合起来的才能被称之为实证科学。 由此可见，孔德的实证主义是以实证科学为其出发点的，对事实进行观察，把观察到的事实作为假说的根据，并以此来构建实证科学。
在那本被吉登斯称之为19世纪最伟大的著作 ——《实证哲学教程》中，孔德经过对人类智慧整体发展过程的深入细致的研究指出，人类知识的每一门类，都连续经过了三个阶段。 其一是神学阶段(约1300年以前)，又名虚构阶段。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对超自然力量和神的信仰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据，社会和自然界都被看成是神创的。神学阶段又可分为拜物教信仰时期、多神教信仰时期和一神教信仰时期。其二是形而上学阶段（约1300～1800），又名抽象阶段。特征是崇拜抽象力并以抽象的本质如“自然界”为现存事物的终极原因，而不以人格化的神来解释现实事物。这个阶段是过渡性的,它可分为两个时期,即批判的或破坏的时期和有机的或建设的时期。其三是科学阶段（1800年以后），又名实证阶段。以科学信仰为其特征。人们致力于观察现象和探讨支配自然和社会的规律。在孔德看来，前两个阶段已经随着牛顿时代的到来而渐渐消失，他所处是时代已经实证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人类对自然探索的兴趣并不是探索那产生现象的终极原因，而是研究现象性质的“怎样”。通过对“怎样”的研究，人类可以发现存在于自然和社会之中的法则。孔德主张的实证主义原则是：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这是各种形态的实证主义哲学都必须遵守的实证原则。
孔德认为，研究社会现象，方法十分重要,不认真研究方法，在任何时候都难以求得真理。为了获得实证的知识，他提出了4种方法，即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和历史法。贯穿在这些具体方法之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坚持统一的科学观，即认为社会与自然界并无本质的不同，研究自然界的方法应该贯彻到研究社会中去，没有必要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作出区分。从他的实证主义原则出发，孔德认为科学的资料必须是社会的、公开的事件，是可证实的事实。单独的、私人的意识内省所得来的知识是不可靠的，是非科学的知识。科学的任务就在于描述一切可能观察到的事实，然后指出事物的一般规律，达到预测和控制自然的目的。至于用那些无法观察的东西作为了解自然的工具，就会重返神学和形而上学的阶段。
斯宾塞则强调要从生物学角度出发，用类比的方法考察社会。其基本思路是:第一，将社会的发展比拟为生物由简单向复杂的进化。在这里，“类比”既包括物种通过适应、选择而实现的进化，也包括单个机体由幼小到成熟的成长过程。由此，形成了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第二，他将社会有机体比拟为单个的生命有机体，由此形成了他的社会有机论。 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集中反映在他的《社会学原理》第1卷中。他将社会与生物有机体进行了6项类比，得出了3个结论：①社会是一个体系，一个由相互联系的各个部分构成的紧密整体。②这个体系只能从其结构运转的意义上去理解。③体系要存在下去，它的需求就必须得到满足。这些观点开启了结构功能理论的先河，直接影响了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以及英国的A.R.拉德克利夫—布朗和B.K.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功能主义社会学思想。
另一位重要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法国的迪尔凯姆在他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更是明确地提出要发展一门“研究社会的自然科学”的具体方案，将孔德的科学观进一步落到实处。迪尔凯姆认为，社会相对于个人而言，乃是一客观自存的实在。社会实在不但不会因个人的意志而改变，且对个人的意识及行动具有强制的作用。所以研究社会现象应掌握其独特的实在性，而不应化约到个人心理的层次上来研究，社会并不等于个人的总和。因为他认为“社会事实与心理事实不仅有质的不同，而且它们的基质也不同，两者在不同的环境下演变，也不取决于同样的条件。”
迪尔凯姆认为：“应该把社会事实视为物这个命题，是我的方法的基础。” 他接着指出：“物是与观念对立的，凡是智力不能自然理解的一切认识对象；凡是我们不能以简单的精神分析方法形成一个确切概念的东西；凡是精神只有在摆脱自我，通过观察和实验，逐渐由最表面的、最容易看到的标志转向不易感知的、最深层的标志的条件下才能最终理解的东西，就是物。” 如此一来，社会现象就被化约为“准自然”（quasinature），可以比照自然现象来处理。因此既然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性质相同，自然科学的逻辑和方法当然也可以适用于社会了。
迪尔凯姆的学说对美国社会学影响很大。不但他的经验分析获得了美国社会科学界的推祟，而且他的方法论也引起热烈的回响。这是因为，美国社会学主流派的理论基调和迪尔凯姆的方法论，乃至孔德的实证主义，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当然其间也受到孔德以降的实证哲学、经验哲学的影响。美国社会学主流派的代表帕森斯（T. Parsons，1902-1979）和默顿(R. Merton,1910-2003)在方法论以及后设理论方面，基本上还是以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为模型。
马赫接受并改造了孔德的实证主义，他把实证哲学的问题归结为经验的明晰确证问题。他认为实证论是一种认识论，它以澄清科学命题为己任，从而使实证论的含义由世界观转向了方法论；他重返休谟的彻底经验论立场，摒弃了孔德实证论中尚存的“普遍性”痕迹，把科学的任务看作是对事实的概要性描述而非理解和解释，并把人的经验看成中立的感觉要素，而一切研究都是探知这些要素的联结方式。
20世纪初，实证主义得到了新的发展。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它的证实方法，强调了可证实性而不是得到证实，并把“证实的可能性分为经验证实的可能性和逻辑证实的可能性”认为一个不能直接证实的命题，只要能通过已经得到证实的命题的逻辑推理而被证实也是允许的。19世纪的实证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有着较大的差别：前者全神贯注于把社会学建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后者则放弃了与社会学的联系；前者认为，为了指导社会，实证主义的研究者将是必不可少的，而后者则不把这类职责赋予社会科学。
二次大战后，美国成为实证主义哲学（经过了维也纳学派之发展，而蜕化为新实证主义）及实证主义社会学的重镇。通过一大批社会科学理论家、方法论学家、研究者的努力和改造,最终又产生出一种所谓实用性的,或按布利安特的术语,称之为操作性的实证主义(instrumental positivism),从而使之在运用上进入了最兴旺的时期。卡尔?亨普尔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人物。他的主要观点是，全部科学都利用理论的格式（包括定律和初始条件），假说从中推演出来，最终付诸检验。他的工作体现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法统一性的实证主义观点，不过他确实承认社会科学存在两个方面的独特性：一是有些规律是植根于人们不不言而喻的常识之中的，因此它们并不适合于被推论地表达出来；二是由于已经积累的经验证据通常不充分，因此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倾向于利用“说明略图”。 这种新的、具有美国特色的实证主义,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实证主义在美国之所以深入人心，原因有三：其一，美国向有倡导经验主义哲学的传统，这一点可从唯一可视为美国哲学的实用主义之性质看出；其二，美国文化传统的主导精神是实用——积极地转化理论为研究实际问题服务,而且只要为着科学研究的需要,一切可行的方法都可合而用之；其三，辅助性的研究工具,尤其是电脑的迅速普及,各种统计程序性的软件大量涌现,从而大大地方便了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所必须进行的技术性操作。
美国学者沃野为我们提供的一个实证主义方法的发展图示对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一研究传统是有帮助的，特转引如下：
实证主义虽前后历经三代，观点亦有所变化和发展，但其经验证实与客观主义的实证主义精神实质却是一致的。总括而言，实证社会科学研究传统具有下列几项特征：
首先，实证主义是基于一种技术的认知兴趣，即欲对客观的或客观化的过程有所预测或控制。于是在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与理论中，社会过程和自然过程一样，都是独立于人的意志与行动的客观过程，而且只是认知的对象。
其次，自然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即社会学知识体系应该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建立，并运用它的方法论观点。换言之，要预测客观的社会过程，就需要有关社会现象之规律性或齐一性的精确资料，最好是数量化的。
第三，现象学原则，即强调经验和感性资料在社会学认识中的作用。如迪尔凯姆所说的“应当把社会事实视为物”，或用默顿的一对名词来说，此类型的社会科学理论所关注的主要是研究者所观察到的“客观后果”，而不是当事者（或社会活动的参与者）的“主观意向”。因为行动模式或社会结构的“客观后果”关乎预测的正确性及控制的有效性。
第四，价值中立性的要求。按这种要求，作为学者的社会学家，应该放弃对被研究的现象和所获得的结果的本质作任何价值判断，研究者必须与其研究对象保持一种隔离的、超然的态度。
第五，承认科学知识的工具性质，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工程学”是特殊类型的社会实践的观点。于是有了所谓的“社会工程学”（social engineering）、“社会工艺学”（social technology）的发展。波普尔就曾明白地指出“渐进式的社会工程学类似物理工程学，都是将目的置于工程学的范围之外”。
二、实证传播研究传统
当代主流传播研究(mainstream communication studies)始于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此时实证主义的思潮在美国正处于巅峰阶段。这一社会科学研究思潮深深地影响到传播理论的研究，传播学的实证研究传统由此生长并逐渐繁荣起来了。1927年，拉斯韦尔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1950年他与开普兰(Abraham Kaplan)合著的《权力与社会》一书中，就将权力定义为“一种过程：可以实验的方法观察其行为”，这正是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霍夫兰(Carl Hovland)所领导的军队士气研究亦遵循这一研究路径，他推广并完善了控制实验法在传播学领域的应用。1942年年初，美国陆军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招募了卡普拉(Frank Capra)制作了7部50分钟的电影，即《我们为何而战》(Why We Fight)的系列片。根据这些电影，霍夫兰设计了一系列实验来检测这些电影对士兵态度的影响，并创作出《美国士兵》(Stud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in World War Ⅱ)系列丛书中著名的《大众传播实验》(Experiments on Mass Communication)一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进一步发展了传播学实证研究的传统。在早期他领导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广播研究所”及其后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中，扎斯菲尔德将民意测验的方法变成调查分析，即分析性地利用样本调查来作出影响个人行为的，有关因果关系的推论。其后，社会调查法逐渐在传播研究领域盛行起来，迄今仍蔚为主流。
霍尔认为，从两个意义上来说，“主流”方法是行为学的。在这个时期，美国媒介社会学家关心的中心问题是媒介效果。这些效果被假定是，最好能根据行为的变化而定义和分析，媒体被认为是能影响那些受到其影响的个人，造成他们行为上的变化的。从泛方法论意义上说，这个方法同样也是“行为学”的。关于媒介效果的观点，来自各种各样的经验主义的实验，同样具有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特征。这个方法被视为促使媒介研究在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繁荣的一个主导因素。它的优势与行为科学占据在美国的学院霸权地位相呼应，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行为科学的全盛时期也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它的没落又和知识分子的霸权建立的典范相对应。虽然在这个方向的转变上，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原因极其重要，但也当然不能把它们从其历史和政治内容上孤立出来。不用过多的简化描述，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同的研究阶段的转变，同样可以视为一种美国和欧洲两极在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发生共振的原因之一。
实证主义的传播理论研究，往往要求具体说明一个特定的媒体，通常是该媒体的某一方面，与人们使用该媒体时产生的主观体验或行为的某一两个维度之间的假设性关系是否存在。这一研究传统的目标是建立一种精确的测量技术，正如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指出的那样，变量分析技术对大众传播作用方面的社会事实的积累和知识积累而言，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东西了。 不管是统计调查、实验研究还是内容分析的这种或者那种模式，它的操作性假设是媒体及其媒体使用者的社会体验可以而且应该被当作变量来对付。于是通过测量，可能的变化模型就能像事实上发生的那样得到证明。
英国学者安德斯?汉森在《大众传播研究方法》一书中，揭示了行为研究所包括的一系列关键性步骤：●确定研究的范围，定义研究的问题，尽可能用问题或者陈述问题之间可能的关联（即假设）的形式表示出来；●查阅待讨论的研究课题的文献资料；●确定最合适的研究方法或者方法组合收集数据。●重新审阅并提炼所要研究的问题；●在研究资料或者研究对象中进行鉴别和筛选（取样），逐步确定研究方法，研究设计方案以及参数；●研究方法、工具设备以及研究设计方案实验性试用，并做出调整；●收集分析数据。●书写研究报告。 这一方法其实是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都会遵循的基本步骤,不过量化研究对这种方法的要求更高一些.
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是实证主义方法论最突出的表征之一。这一研究方法倡导发现知识要依靠归纳法,检验理论运用“假设—演绎”的(hypothetico-deductive)模式去获得。这种求知和检验理论的模式不仅为实践性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而且提供了一套可以操作的研究程序。例如，对于一个信奉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研究者来说，下面的三个步骤是不可缺少的：第一步，研究数据要能被世界上任何合格的研究者所认可。这就是说，一个研究者所获取的研究数据、资料必须有其合法性能被其他的研究者在相同的条件下也可同性质地获取。表现于研究实践，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在进行具体研究时，他们的行动应该像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那样，以观察、实验的方法为手段，去收集可观察性的、可检验性的数据。失去这一点，整个研究也就失去其科学性。第二步，依据数据进行分析总结、概括，并在此基础上去建立假设(或理论)；而且要遵循假设)演绎的检验逻辑，让这假设接受严格检验。第三步，依据检验后的假设性质去构建一个理论或理论性的结论，以便让这种理论或理论性的结论对原先所研究的问题给以合理性的解释，对所研究问题中关于“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作出合理性的回答。
实证主义的传播理论研究者相信迪尔凯姆关于社会事实是“物”的观念，在他们的思维中，研究对象比如电视节目或者报纸的版面是客观的，因为这些物是独立于研究人员，也独立于受众。作为一种社会事实，这些内容就都是可以被操作性地测量：如非连续的诱导信息、内容模式的一般指标（如在议程设置研究中），或按流行的说法，情节、叙事结构、角色行为模式以及其他的节目形态特征。在媒体使用的研究方面，同样相信这种研究的客观性。人们有先在安排和背景特征——年龄、阶级、性别、种族、教育程度、家庭规模等等——以及由于电视而发生的某些特定行动和感觉，所有这些内容者可以作为非连续的变量进行测量。通过这种方法，不仅仅经验的客观一方与主观一方的平衡发生了变化，而且，媒体的客观特征——不管它们是什么——也被当作是分离于媒体使用的主观方面的，媒体和其使用状况就能按其本来面目进行测量。
三、对实证主义传统的批判
数十年来，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有众多的学者投入智慧及心力，在研究的质与量上显然有长足的进展；然而近年来，它所遭受的批评也与日俱增。当然，这些批评并不仅是针对主流传播研究而起，这是整个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在社会现象研究上所受到的挑战。
著名的社会学家吉登斯的就认为：“社会科学应该从自然科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无论后者披着什么样的哲学外衣。我并不相信，人类行为研究的逻辑和方法与自然科学研究是完全不一致的；我也不想支持那些具有人文传统的人所提出的观点，他们认为，任何一种概括性的社会科学从逻辑上说都是不值得考虑的,但是如果社会科学被看做类似于自然科学,那么任何这样的取向注定是要失败的,而且只能导致对人类社会的有限理解。”
托德·吉特林（Told Gitlin）认为，二战以来，这个领域的主导范式是与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学派相关的一组思想、方法和研究成果：针对媒介内容产生的具体的、可测量的、短期的、个人态度和行为的“效果”的研究以及媒介在公众舆论形成过程中并不十分重要的结论。在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同事支持的传统中，研究者最关注的是那些插在信息生产者与信息接收者之间的各种“变量”，特别是人际关系“变量”。他们将受众概念化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个体而不是大众社会中的孤立的靶子。他们仅把大众媒介看作是影响“态度”或投票选择的几种“变量”之一并与其他“变量”，如“个人交往”相提并论．并且他们对媒介可测量的“效果”感兴趣特，特别是他们根据调查对象的态度或具体行为随着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来侧量“效果”，这些测量以调查的形式被详细陈述。在始于《人民的选择》的一系列研究中，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同事提出了一种强调典型对象调查和社会测量的方法，该方法适用于研究社会地位、年龄及群居性等中介“变量”。
吉特林认为，拉扎斯菲尔德主导的行政研究取向，往往从指挥机构的利益出发提出问题，这些机构试图增加其对社会职能部门的控制或使其控制合理化。从这个观点出发的社会学家是研究直接或间接地由指挥机构阐述的问题的专家。这些指挥机构的人员本质上关心其事业的发展、稳定和合法性以及控制对其造成威胁的挑战。特别是在媒介研究的发展中，如战后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城中迅猛发展一样，媒介研究主要是可预测的媒介效果模式的研究。在这种背景下，这只意味着研究结果只能根据媒介的要求来预侧或为了媒介的要求来预侧。这些“变量”被负责大众媒介生产的因素所改变，或者只被这些因素所改变，因此，它们倾向于成为短期的、行为的变量而非清晰的结构变量。从行政管理者的观点来看，大众媒介系统在其结构组织上当然不会有问题；它是研究的真正的前提。在吉特林看来，“行政理论家不关心把广播电视接收器作为家用商品而非公共商品来生产的商业决定，虽然这种基本选择对于大众媒介的社会使用、权力以及大众媒介的意义会产生严重后果”。所以他指出：“行政的观点根植于学术社会学在意识形态上与现代资本主义同化，并在机构上与寡头垄断的商消费社会中主要财团和公司恢复友好关系；我们发现一种相似的销售定位，强调具有商业使用价值的受众研究；我们也惊奇地发现一种合理的社会民主意识形态。”
安德斯·汉森发现各学科的学者对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社会科学家的研究由于太拘泥于研究技巧和方法，通常都与社会现实脱节，缺乏实用性。更糟糕的是，他们的讨论大都将大众文化与其发尽其发展历史分离，缺乏对两者一个全面理性的认识。
台湾学者张锦华对这些批评作了一个梳理，她认为对行为主义研究传统的批判，大体上可分为四方面：1．在知识建立的层面，也就是科学哲学的层次上，主流传播研究被批评为缺乏理论，落入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不自知。2．在解释社会现象的层面上，也就是社会理论的层次上，主流传播研究被批评为“隐含”著一套未加验证的功能论和多元论。3．在传播理论的层面上，主流传播理论被批评为仅注重可见的(observable)，个人或微观的(individual Or microscopic)，和行为的(behavioral)效果研究；而忽略宏观的、结构的、和历史的研究。4．在实践与社会关照的层次上，主流传播研究被批评为趋于行政与市场导向，流于保守和维护既有社会秩序。
在传播学的研究中，人们争论着，如果媒体具有“效果”，那这效果应该按经验主义论所说的那样显现出来：对个人有直接的影响，就像是支配个人行动的开关。选择的转换——在作广告的消费品或者在总统选举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被看成是一个可以测量出影响和效果的示范案例。动力和影响模式在这里被用来作为经验主义者和多元主义者的例证：这个模式的主要关注点是个人；把从A对B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的力量理论化；还对作决定的过程痴迷研究（从此就成为所谓的“政治科学”的模式）。其理想实验是一个前／后测试：竞选就是理想的影响模式。政治竞选研究认为政治学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投票，而投票很大程度上又是根据竞选活动的影响而导致投票人选择的结果。广告和竞选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不仅大量研究基金都花在如何为广告客户确定明确的受众，只是高傲地冠名为“政治研究”，而且商业模式支配理论的倾向日益明显，甚至在稍微纯净一点的学术界氛围里也呈这种趋势。大的历史转变、投票箱之前之后的政治程序和结构的问题、社会和政治权力的问题、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间题，这一系列问题都简单的缺席，不是因为凑巧，而是他们在相关理论结构之外。但那也是因为这些方法，虽然在经验主义基础和科学上先进了些，但这些方法还是以一套非常特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假设为基础的。然而，这些假设并没有在理论上被实验证明，只是作为一套未被证实的假定来构建和支撑理论。
大体上说，对实证主义的行为科学研究传统的挑战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大体沿袭解释学传统、尊奉日常语言分析和现象学路径的人文社会科学派认为，社会科学不必受到经典的科学严格性的限制，因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逻辑上本来就大相径庭，正如斯金纳(Q.Skinner)所言，“这些普遍的变革中最重要的或许是对以为自然科学可以为社会科学提供充分或者那怕是相关的模式的设想的广泛反抗。日益增长的怀疑最明显的反映是这样一种启示的再生：解释人类行为和自然事件是两种逻辑上截然不同的活动，因此所有成功的解释都必须符合同样的演绎模式这一实证主义观点一定是根本错误的”
第二，一些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从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不如自然科学这一点出发而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提出了怀疑。这派学者认为，科学研究的结果乃是要对自然世界事物之间的关系做出精准解释并进而给出有效的预测，然而，社会科学却在这两方面表现乏力，因此社会科学很难说是一门科学。
第三，根据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以及新形式的科学的哲学的出现，一些学者，主要是自然科学家，从前提上对科学性本身做出了否定。哥本哈根量子力学学派以微观世界不存在完全独立于认识者操作的“纯客体”的发现为基础提出了“测不准原理”，该原理后经围绕“贝尔不等式”所做的一系列实验的证明，而动摇了自然科学客观性的原则。他们强调对象客体对主体观察操作的依赖关系，认为离开了人的观察而讨论纯客体是毫无意义的。另一方面，科学哲学的发展亦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卡尔?波普尔指出，“我一直与社会科学步自然科学后尘这桩事战斗，我一直为一个信念战斗，即实证主义的知识论，即使在自然科学的分析中，也是不足的。自然科学的分析，事实上，并不如一般所相信的那样，是从观察中小心地引伸出来的，它们主要地是猜测的与大胆的。不宁惟是，我已经讲了三十八年了，所有观察都是‘孕胎于理论的’，它们主要的功能是检察和拒斥，而非证实我们许多的理论”
为便于理解，我们认为有必要介绍一下批判学派对实证研究作出的批评。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批判理论家对实证主义的社会研究的方法论展开了有力的批判。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对实证主义的思想进行了批判。而霍克海默在他的《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的著名论文中，再一次明确地把批判理论和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对立起来。
洛文塔尔在《文学、能通俗文化与社会》中明确指出：“经验的社会科学已经变成一种实用的苦行（applied asceticism）。这种科学避开了外力的纠缠，并在严守中立的气氛中获得了繁荣。它拒绝进入意义的领域。又如研究电视，它会全力以赴去分析电视对家庭生活构成影响的数据，但是却远离诗人与梦想家的问题——不去探索这种新机制的真正的人文价值。社会研究更多现代生活（包括大人传媒）的表面价值却拒绝把它们放置到历史的和道德的语境中进行考察。”
洛文塔尔对实证主义的传播理论的批评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内容：
首先，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应该成为定量分析的研究，因为它的理论起点是市场数据，借用这些数据来分析大众媒介或者通俗文化，是不完善、不全面甚至是不真实的。在洛文塔尔看来，传播理论需要进一步分析“在一个社会的总体进程中，文化传播的功能是什么？……什么东西通过了强大的审查机构？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审查意见下，这些东西又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 其次，洛文塔尔认为，定性研究能挖掘出研究对象背后所潜藏的价值与意义，因此也可以把研究对象放置到历史的和道德的语境中进行考察。最后，洛文塔尔认为社会科学在摆脱了神学和统治之后，却又被自然科学接管了，自然科学成了新的神学。这自然科学的支配下，社会科学研究成了形成机械、刻板与僵硬的模式，成为工具理性的载体。
同样，批判学派另一位主将——阿多诺，也对实证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社会学研究发出了猛烈的批判。在他看来，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存在如下致命的不足：
其一，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代表不了客观的科学有效性。阿多诺说:“实证主义从情感上说，坚持那种最外在的、清除了一切主观意图的客观性，然而却更深刻地陷入那种特殊的、纯粹主观的、工具的理性之中。那些自以为克服了唯心主义的胜利者，比批判理论更深入地陷入唯心主义之中：他们把认识主体不是实体化为一种创造性的、绝对的主体，而是想像为一切有效性以及科学控制的固定精神(toposneotikos)”。应该承认,实证主义者在追求一种客观性，他们试图按照自然科学的方式把握这种客观的社会。然而在阿多诺看来，社会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他说:“这种双重特性改变了社会科学的认识和它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实证主义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管什么情况，它都从外在来处理社会，似乎它是客体，尽管它潜在地又是一个自我规定的主体。确实，实证主义把那种引起对象化的东西对象化，并从而解释这种对象化。用作为客体的社会来取代作为主体的社会，构成了社会学的物化意识。”换句话说,科学的客观性,依赖于科学家的客观性,也就是依赖于科学家的物化意识。
其二，实证主义命题也不能确保价值中立。价值中立是实证主义的一个基本主张，显然阿多诺并不卖帐，他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他认为，价值中立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而这种价值是被纳入实证主义的价值体系中的，是实证主义的价值体系的一部分。他说:“正如政治的权力游戏中一种严格的非政治态度会成为一种政治事件，成为向权力的投降一样,价值中立一般来说,也会屈从于实证主义所说的有效的价值系统。”承认价值中立的意义,但是他反对的是那种认为价值中立(wertfrei)是不包含价值的,是与价值无关的观点,而认为价值中立不是“free of value”。这是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对于价值中立的追求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科学控制的手段。因此内在的价值中立实际上就意味着外在的价值强制,就是对于科学家价值的绝对认同。
其三，意义标准并不具备经验可证实性。按照实证主义的意义标准,命题的意义在于其被证实的可能性。阿多诺承认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某些问题是可以被经验地研究的,而某些问题是不能被经验地研究的。但是这不能被先验地决定。他说“社会学就是要分析,哪些问题从总体上是可以恰当地被经验地研究的,哪些问题在不丧失意义的情况下,是不能进行这样的研究的。然而这个问题是不能被先验地决定的。”这就是说,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经验研究,不是离开任何哲学思考的研究,而是应该加入思想和辩证思考的研究任何的社会科学研究作为一种经验研究,同时也是一种理论的研究。他说:“可以想像,在实际进行的经验研究和实证主义方法论之间存在着差别”。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把经验研究方法和实证主义方法等同起来。
Tradition of Positivism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Wu Fei Lie Wen-ga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hool,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Abstract: Positivism is a western philosophy school emphasizing sense experience and excluding metaphysics. Beginning with Auguste Comte’s Positivism,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original and the history process of positivism, and then investigated th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adition of Positivism. Last but not least, it concluded the research tradition of behavioral science, especially the criticism school criticizing the research tradition of positivism.
Key Words: Positivism,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adition
——原载《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2006年第1期
[法]昂惹热·克勒默—马里埃蒂著：《实证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页。
[美]沃野文：《实证主义及其方法论的变化和发展》，《学术研究》1998年第7期，第32页。
[法]孔狄来克著，洪澍求、江丕柱译：《人类知识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8页。如法国有孔狄来克就是这样的学者，雷蒙·勒努瓦所作的《关于孔狄来克生平和著作的简述》中对此略作介绍。
[法]昂惹热·克勒默一马里埃蒂著：《实证主义》，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页。
谢向阳、淦家辉著：《什么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对孔德实证主义体系的再认识》，《学术探索》2005年第2期，第9页。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周红云、陶传进、徐阳译：《为社会学辩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
[法]雷蒙·阿隆著：《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页。
程家明文：《试论孔德、斯宾塞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对西方社会学发展的影响〉，《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11页。
[法]E. 迪尔凯姆著，狄玉明译：《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2页。
[法]E. 迪尔凯姆，狄玉明译：《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页。
[法]E. 迪尔凯姆，狄玉明译：《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页。
[英]帕特里克·贝尔特著，瞿铁鹏译：《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英]帕特里克·贝尔特著，瞿铁鹏译：《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页。
[美]沃野文：《实证主义及其方法论的变化和发展》，《学术研究》1998年第7期，第35页。
[美]沃野文：《实证主义及其方法论的变化和发展》，《学术研究》1998年第7期，第37页。
程家明文：《试论孔德、斯宾塞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对西方社会学发展的影响》，《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12页。
黄瑞祺著：《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3页。
[英]斯图亚特·霍尔著，杨蔚译：《 “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在媒介研究中受抑制后的重返》，录入蒋原伦、张柠主编：《媒介批评》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Herbert Blumer，Symbolic Interactionism,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69.转引自[美]隆?莱博著，葛忠明译：《思考电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8页。
[英]安德斯·汉森著，崔保国、金兼斌、童菲译：《大众传播研究方法》，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美]沃野著：《实证主义及其方法论的变化和发展》，《学术研究》1998年第7期，第36页。
[美]隆·莱博著，葛忠明译：《思考电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0页。
Giddens, Anthony,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9.转引自金小红文：《吉登斯的“双重解释学”与社会学理论批判》，《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17页。
[美]托德·吉特林著：《媒介社会学：主导范式》，录入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编，汪凯、刘晓红译：《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英]安德斯·汉森著，崔保国、金兼斌、童菲译：《大众传播研究方法》，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张锦华著：《传播批判理论》，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4年版，第27-28页。
[英]斯图亚特·霍尔著，杨蔚译：《 “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在媒介研究中受抑制后的重返》，录入蒋原伦、张柠主编：《媒介批评》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转引自邓正来文：《社会科学与知识类型——兼评荷曼斯的<社会科学的本质>》，原载《中国书评》1994年第2期，本文引自网上材料http://www.legaltheory.com.cn/info.asp?id=7762
[美]乔治·荷曼斯著，杨念祖译：《社会科学的本质》，台湾：桂冠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转引自邓正来文：《社会科学与知识类型——兼评荷曼斯的<社会科学的本质>》，原载《中国书评》1994年第2期，本文引自网上材料http://www.legaltheory.com.cn/info.asp?id=7762
Leo Lowenthal, Literature,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e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ill, 1961,p.7.
Leo Lowenthal, Literature,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e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ill, 1961,p.11.
赵勇著：《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205页。
此处对阿多诺的观点介绍和分析，均见王晓升：阿多诺对于实证主义社会理论的三个基本命题的批判，《江海学刊》2005年第3期，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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