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道宽
提要：近年来，中国传播学界思考传播学的危机、范式内容和学派，检讨北美主流经验主义学派的不足，注意批判学派从欧洲向北美的扩散，认真研究正在崛起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本文简略论述媒介环境学问鼎主流学派的过程，主张深化对这个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
关键词：媒介环境学，多伦多学派，纽约学派，马歇尔·麦克卢汉，尼尔·波斯曼，保罗·莱文森
一．中国学界的反思
传播学引进中国大陆20年有余。这门学科如何发展？这是新千年以来传播学界关注的重点。就我所知，朱光烈预言传播学将会成为显学，陈力丹每年以年终专搞的形式追踪并评述传播学的发展，国内著名新闻出版学界众多网站上论学科发展的文章难以计数。
近年来，学界敲响传播学学科危机的警种，呼唤传播学范式革命的自觉意识。突出的成果有：陈卫星的《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和《传播的观念》，胡翼青的《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陈力丹的《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和《胡翼青<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笔记》。
同时出现的创新苗头，令人鼓舞。邵培仁等探索的媒介生态学就具有原创的价值。
传播学是泊来品，任何的发展创新都必须以引进为先行。中国媒介生态学的发展必须以清理北美媒介环境学派为前提。媒介环境学是什么样的流派呢？西方传播学有一些什么流派呢？它们彼此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呢？笔者准备用几篇文章谈谈初步心得，就教于同仁。
大中华学界对传播学的划分众说纷纭，但大同小异，多则五派，少则三派，五派之说一般是：经验－实证学派、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政治经济学学派、技术学派。
三派之说持论者比较多，但主张各有不同：（1）经验－功能、控制论、结构主义（陈卫星），（2）经验－功能、技术控制、结构主义符号－权力（陈力丹），（3）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杨茵娟）（4）社会科学研究、诠释研究、批判研究（蔡骐），（5）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诠释研究范式、批判研究范式（潘忠党）。
然而，一般地说，为了简明起见，学界比较喜欢突出两个影响最大的学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圈内人士认为有必要深入研究影响最大的另一个学派，是近年才出现的潮流。陈力丹（2006）对这个潮流做了很好的概括：
“我们历来把传播学划分为两大派：经验主义学派和批判学派。近来读了陈卫星和胡翼青的书《传播的观念》、《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很受启发。我赞同他们将传播学划分为三个学派，虽然表述方面存在差异，但是总的看法相同。陈卫星划分为经验－功能、控制论、结构主义方法论三个学派；胡翼青划分为经验主义、技术主义、批判主义三种研究范式。”
但是，对这个影响很大的第三学派如何命名，一时却难以统一意见，我自己也有一个深化认识的过程。
2002年，和国内大多数学者一样，我认为这个学派的思想是技术决定论。在《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双星：伊尼斯与麦克卢汉》 这篇文章里，我说：“20世纪下半叶，多伦多大学升起两颗学术明星：麦克卢汉和伊尼斯。他们背景殊异，却情趣相同，共同建立了传播学的一个学派：媒介决定论。”
2003年，我试图修正对麦克卢汉的判断，指出他是面向未来的技术乐观主义者。在《天书能读：麦克卢汉的现代诠释》一文里，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绝对不是鼓吹技术决定论的人，他是要我们回归身心一体、主客一体的理想境界。麦克卢汉不仅是当代人的朋友，而且是子孙后代的朋友。他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人、预言希望的人。有他的话为证：‘为什么不可以实现思想的前馈呢？就是说，为什么不可以把世界意识联入世界电脑呢？凭借电脑，从逻辑上说，我们可以从翻译语言过渡到完全绕开语言，去求得一种与柏格森预见的集体无意识相似的、不可分割的宇宙无意识。因此，电脑预示了这样一个前景：技术产生的普世理解和同一，对宇宙理性的浓厚兴趣。这种状况可以把人类大家庭结为一体，开创永恒的和谐与和平。’”
近年来，学者们给这个学派的命名还有：惟技术决定论（张咏华） ，技术哲学（蒋宁平） ，媒介生态学（崔保国） 。总体上说，对该学派的批评有3个显著的特色：一是批评多于研究、肤浅有余、深入不足，二是评价逐渐趋于肯定和公允，三是开始考虑如何给它重新命名。
2002年，在《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一书里，张咏华重新认识并肯定了麦克卢汉的学术地位，尽管如此，她还是持比较挑剔的立场，认为麦克卢汉“陷入惟技术决定论的极端”（80页）。在《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2000）的文章里，她认为麦克卢汉缺乏辩证的观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他在探讨媒介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关系中缺乏对于因果关系的辩证认识，一味只将传媒技术当作变化的动因，既不考察导致媒介技术本身的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也不探索引起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变迁复杂现象之多因复杂组合，试图以机械的媒介单因说解释一切变迁。我们应将麦氏肯定科技的决定作用的观点，同他在认识论上的机械化，区分开来。”
与此同时，学界也出现另一种倾向：同情和理解麦克卢汉的立场。在《媒介决定论？有失公允——麦克卢汉技术哲学观评析》（2004）里，蒋宁平旁征博引，立论重点从批评转向肯定。他对“技术决定论”提出反批评，把麦克卢汉的思想命名为技术哲学。首先，他指出有必要深入研究麦克卢汉：“许多的著作或论文介绍麦氏媒介理论时都只是‘老三论’：延伸论、讯息论、冷热论，然后就判定为‘媒介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高度趋同的意见并不一定完全正确，我们有必要对此做出深入分析。”同时他认为，麦克卢汉的技术哲学可以称之为温和的技术决定论，并且断言，温和决定论是一种非决定论：“从严格意义上讲，温和决定论已经是一种非决定论了，是一种走向了互动、融和的观点。”然后他明确指出，既然麦克卢汉是技术乐观主义者，我们就不该说他是技术决定论者。
近年来，国内研究“麦克卢汉”学派的视野逐渐扩大，引进该学派的代表作品逐渐增加，要者有：尼尔·波斯（兹）曼的《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保罗·莱（利）森的《数字麦克卢汉》，《思想无羁》和《软边缘》（似应译为《软利器》），约书亚·梅罗维兹（茨）的《消失的地域》，凯利（瑞）的《作为文化的传播》。
2003年，崔保国尝试给这个学派命名。他意识到，北美的media ecology和国内的“媒介生态学”并不是一回事，所以他说：“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而不是引进的，从一开始学者的关心就侧重在媒介的发展生存环境研究方面”；“我们国家的媒介生态学研究目前的切入点，主要立足于媒介，方法上接近政治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学”。然而遗憾的是，虽然他意识到这两个学派的不同性质、对象和宗旨，他还是把北美的media ecology翻译成“媒介生态学”。这就引起了不必要的混乱。那么，应该如何翻译media ecology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区分这两个不同的学派呢？
二．玫瑰叫什么名字？
在《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里，崔保国指出中国“媒介生态学”和北美media ecology的区别：“从全球来看，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源应该是在北美。在北美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中，又分为加拿大的多伦多学派和美国的纽约学派。提起媒介生态学，人们通常会联想到多伦多学派……”，遗憾的是，他却用同样的名字来称呼这两个取向不同的学派。
但要比较准确地给这个学派命名，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这个学派从1968年命名到1998年成立学会，整整经过了30年的时间。笔者对这个学派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我关注、译介并研究北美media ecology这个学派，迄今10年有余，发表论文7篇（《麦克卢汉在中国》、《媒介革命与学习革命》、《媒介即是文化》、《硕果永存——麦克卢汉媒介理论述评》、《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双星》、《天书能读：麦克卢汉的现代诠释》、《麦克卢汉的学术转向》），出版译著10余部（《理解媒介》、《麦克卢汉精粹》、《数字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思想无羁》、《传播的偏向》、《帝国与传播》、《手机：挡不住的呼唤》、《机器新娘》、《麦克卢汉书简》、《真实空间：飞天梦解析》等）。目前，我参与主持的4个传播学译丛和这个学派关系密切，它们是：“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麦克卢汉研究书系”、“莱文森研究书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媒介环境学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
然而，如何命名这个学派，却是我近两年才认真考虑的问题。促使我注意给media ecology这个术语定名的，有这么几个因素：（1）思考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的关系，（2）思考给“技术决定论”一个更加妥帖的命名，（3）根据旅美学者孙振滨先生的建议，开始研读Media Ecology学会的网站，阅读尚未读过的相关书籍，（4）从国内外学者蔡骐、陈力丹、陈卫星、崔保国、胡翼青、刘建明、潘忠党、陶鹤山、王怡红、杨茵娟等人的著作中得到启示，（5）李明伟和丁未两位博士的到来、几位著名学者的到访，对我的思考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Media ecology这个术语的首创者是麦克卢汉，但正式使用者是尼尔·波斯曼。根据麦克卢汉建议，波斯曼在纽约大学创办了media ecology专业和博士点。起初，大陆学者把media ecology直译为“媒介生态学”，旅美学者林文刚也采用直译的办法。但这个“媒介生态学”和国内学者首创的“媒介生态学”并不是一回事。应该怎么翻译才妥当呢？
2005年秋，李明伟博士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到深圳大学任职。自此，我们开始切磋北美这个学派的译名问题。他的博士论文题名《媒介形态理论研究》，其中所谓的“形态理论”就是北美的media ecology学派，因为这个学派强调媒介的形式而不是内容。
同时，丁未博士从复旦大学到深圳大学任职，她刚刚翻译出版了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詹姆斯·凯利（瑞）的代表作《作为文化的传播》。于是，我们3人就开始考虑北美media ecology学派的译名问题。
去年底和今年初，台湾政治大学的陈世敏教授和美国新泽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学的林文刚教授分别访问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使我们有机会进一步切磋这个北美传播学派的译名。经过几个月的跨洋飞鸿，我们决定采用究其实而不据其形的办法给这个学派定名，也就是说，根据该学派的根本性质和主要追求，media ecology应该定名为“媒介环境学”，而不采用几年来已经在使用的“媒介生态学”。我们先后考虑过的其他译名比如媒介哲学和媒介形式学都一一放弃了。
林文刚博士任媒介环境学会副会长，为弘扬媒介环境学而撰写并编辑了该学派的一本小百科全书《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这本书甫一出版即获殊荣，半年之内就售出中文、韩文、西班牙文版权。他委托我担任中文版翻译。在该书的中文版序里，林文刚博士写了这样3段话：
“我们用媒介环境学来翻译英语的media ecology，主要是因为波斯曼（1970年）在首次公开就这门学科的定义和范式讲话时做了这样的表述：媒介环境学把环境当作媒介来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媒介环境学至少有3个层次上的概念：符号环境、感知环境和社会环境。换句话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作为符号环境的媒介、作为感知环境的媒介和作为社会环境的媒介（即传播媒介在社会里的角色）。这些概念显示，媒介环境学如何强调人在媒介研究中的作用，它又如何研究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
“之所以选择媒介环境学来翻译英语的media ecology，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这个词本身体现并唤起环境保护主义（environmentalism）的观念和实践；反过来，它使人看清媒介环境学人文关怀和身体力行的一面，说明它是一种实践哲学、一种社会思想学说……‘践行’媒介环境学和‘研究’媒介环境学，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媒介环境学的天然使命是促使这个世界成为更加适合人生存的地方和环境。”
“为了维持理念上的一致和清晰度，我建议把迄今为止我的一切中文著作里media ecology 的译名从媒介生态学一词更名为媒介环境学。”
三．从边缘到中心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麦克卢汉在致伊尼斯的信里就憧憬组织一个传播学派 。但是，这个学派在他们两人去世几十年以后，才打进北美传播学的中心。
正如美国的大多数学科一样，北美传播学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强调务实，打上了强烈的实证主义烙印，非常注重研究竞选、宣传效应、通讯控制、管理操作、广告实务、公关方略、媒体经营、传媒的直接和短期影响等等。思辨的、哲学的、形而上的、宏大叙事的、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的研究，不太容易打进核心的学术圈子。批判学派从欧洲向北美的流布也是非常缓慢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新左派的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研究进入北美传播学的核心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麦克卢汉批评美国文化和广告崇拜的《机器新娘》（1951）居然卖不出去，那是因为他太超前了，他比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早了十几年！他在批评学派里超前的地位，至今没有受到应有的承认和重视，传播学主流学派的学术霸权实在是盘根错节。
伊尼斯以深刻的历史洞察力给加拿大人敲响警种，呼吁政府和人民抵制和反抗美国的文化霸权，所以他没有得到主流学派足够的尊重。麦克卢汉编辑《预警线通讯》（DEW－LINE），自诩为美国文化的远程预警系统。他认为，加拿大具有“边疆人”的优势，因为加拿大人可以拉开距离观照美国文化，而且拥有英国传统和北美传统的双重优势。他说：加拿大是“远程预警系统的国家，这是看不见的环境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纯信息的边疆，是各种边疆中独特的边疆……这是20世纪出现的边疆，它改变了我们与自己的关系，也改变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尼尔·波斯曼以犹太人特有的精明洞悉电视等电子媒介对文化素养的侵蚀，旗帜鲜明地提倡传播学和教育学的现实关怀、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他不囿于传播学琐细的数据研究、统计分析，不进行命题作文式的对策研究，不为资本和选举机器服务，反而主张学者发出逆潮流的呼号、提出认真反对的异见。
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在北美的影响蒸蒸日上，但北美主流的学术圈子对他的挑剔多于肯定。学界对他的评价反映在两本批评论集里：《麦克卢汉：冷与热》 和《麦克卢汉：毁誉参半》 。如果说，这两本书对麦克卢汉的批评还比较公允，那么，1983北美传播学主流刊物《传播学杂志》的特刊《传播研究领域的发酵》，仍然把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派拒之门外，甚至到10年之后的1993年，《传播学杂志》的两期特刊《学科展望之一》和《学科展望之二》，仍然顽固地漠视媒介环境学的存在。
然而，就在这个90 年代，北美媒介环境学的滚滚洪流再也阻挡不住了。此后的10多年里，麦克卢汉的大型专题研讨会先后在纽约、多伦多、悉尼等地召开，《澳大利亚国际媒介》2000年春季号出了一个《重温麦克卢汉》的专栏，刊发了8篇厚重的文章。媒介环境学的研究队伍迅速壮大，研究对象从伊宁市、麦克卢汉、伊尼斯扩大到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詹姆斯·凯利（James Carey）、沃尔特·翁（Walter Ong）、埃里克·哈弗洛克（Eric Alfred Havelock）、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本杰明·李·沃尔夫（Whorf, B. L）、雅克·艾吕尔（Jacques Ellul）、苏珊·朗格（Susanne K.Langer）、帕特里克·格迪斯（Sir Patrick Geddes）、阿尔弗雷德·科日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诺伯特·维纳（Norbert Weiner）等。
到了世纪之交，媒介环境学会（MEA）终于打进北美传播学的主流圈子。学会的发展过程留下了3个显著的地标：1999年成为美国传播学会（NCA）的分会，2002年成为美国东部传播学会的分会，2003年成为国际传播学会的团体会员。目前，它编辑出版的刊物有《媒介环境学探索》（Explorations in Media Ecology）和《媒介环境学通讯》（Media Res）。
2006年，林文刚博士撰写和编辑的《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是该学派的另一个里程碑。这本书是媒介环境学的小小百科全书，由13位学者分头执笔撰写。甫一出版，它立即引起世界各地学者的注意，中文版、韩文版、西班牙文版即将问世。在2006年的媒介环境学会年会上，它又在候选的35部著作中脱颖而出，获得刘易斯·芒福德杰出学术成就奖。在研读并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有幸进一步研究了这个学派。现在看来，媒介环境学派已经进入自觉反思、系统总结、清理遗产、推陈出新、问鼎主流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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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cholars have been concerned about the crises in the growth of the discipline and explored its possible breakthroughs in China. Because the mainstream administrative school in North America and the critical school originated in Europe are not adequate by themselves, more efforts aught to be invested in the study of a rising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Media Ecology as a theory group. This school is embodied in its foundational thinkers such as Lewis Mumford, Eric Havelock, Harold Innis and its second generation of scholars such Neil Postman and James Carey. Now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scholars such as Paul Levinson, Joshua Meyrowitz and Casey Man Kong Lum are raising the scholarship to a new level.
Key word：Media Ecology，Toronto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New York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Marshall McLuhan，Neil Postman and Paul Lev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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