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翼青
内容摘要：关于“传播技术发展与文明变迁”的讨论是现代传播学发端的重要推动力，芝加哥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和伊尼斯都是从这个起点出发引发了他们对传播的思考。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于“传播技术发展与文明变迁”的讨论渐渐被淡化，传播学变得更具操作性与实用性，更加专门化的一门学科，并逐渐丧失了学科的创造活力。因此，反思传播研究的母题对于当代中国传播研究似乎意义重大。
关键词：传播技术 文明变迁 母题
我今天的发言是想从传播思想史与传播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讨论作为传播学研究母题的“传播技术发展与文明变迁”。主要想谈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传播技术发展与文明变迁”的思考对于近一百年来的传播研究起到了何种推动，二是关于“传播技术发展与文明变迁”的思考在当代的沦丧给传播学带来了何种危机，三是这对当代的传播研究有些什么样的启示。
首先我想从历史的角度来谈“传播技术发展与文明变迁”这一传播研究母题对于传播研究的形成起到的推动作用。
众所周知，文明和传播是共生的，因为传播可以被最宽泛地界定为交流。没有交流其实也就没有文明。但是传播学实际上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问题就产生了：为什么传播学会出现在现代社会而不是出现在我们所说的与文明共生的原始社会？答案是学者们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才意识到现代传媒的重要作用，他们开始探讨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当中，传媒到底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从这种思路出发，传播学诞生了，而关于“传播技术发展与文明变迁”的讨论当然也就成为了传播学研究的母题。我想列举的与传播学奠基相关的三种最重要的力量，都是从这个思路出发的。
第一种力量来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我记得在杜威和帕克的著作当中多次表达了对于传统社会消逝的无奈和叹挽，他们认为以人际传播为主的传统社会是人类社会上最为民主的组织方式，民主的本质就在于人们相互之间面对面无障碍的交流。但由于工业革命与城市化的进程，使社会变成了细胞式的大众社会，传统的民主消逝了，代之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不过由于看到了大众传媒的潜力，杜威和帕克并没有特别沮丧。他们认为，传媒技术未来的发展，尤其是交通技术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也许是一个新的机会。于是，他们让传播技术承担了一项历史重任，他们希望大众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能够使得人们之间形成天使般的交流，并且重新使美国回到草根民主的时代。
几乎与此同时，发端于德国文化的法兰克福学派提出另一种意义上的文明转型，一种非社会结构而是文化结构的转型。更准确地说是他们较早观察到了现代传播技术造成了大众文化对于精英文化的替代，使得精英文化逐渐边缘化。当年阿多诺在美国与拉扎斯菲尔德共事广播研究时，曾大骂所有的广播流行音乐都是垃圾，这可能是当时法兰克福学派主流学者的共识。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让人的个性丧失，让人的异化加深，它是一个骗局，用虚假的快乐骗走了人们从事更有价值活动的潜能。
上述两种学派的研究造就了伊尼斯，在芝加哥大学师从凡伯仑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他，既受到了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大师们的影响，又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于是他把芝加哥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观点糅和在一起提出：技术都是有偏向性的，技术的偏向导致了文明的偏向。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一切的文明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媒介的问题。他倾向于将政治、宗教等问题与媒介的偏向直接挂钩，并警告说，现代传播技术扩大了接受范围，却减少了传播源的范围，使经济与政治的垄断成为必然。毫不夸张地说，伊尼斯的思想是传播学最具精神动力的思想之一。实际上到了伊尼斯的时代，传播学已经开始萌芽，其最具冲击力的思想观点已近大成，可见，关于“传播技术发展与文明变迁”的讨论对于传播学的发展起到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
其次我依然要站在历史的维度简单地分析一下关于“传播技术发展与文明变迁”的讨论是如何削弱的。
在伊尼斯之后，在传播技术的研究方面，麦克卢汉继承了他的思想，早期的麦克卢汉仍然能关注一些传播与文明的话题，他关于电子媒介“伊甸园”式的乐观预测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晚期的麦克卢汉渐渐放弃对传媒与文明变迁等等一系列真正重大的，对于传播研究来说，或者甚至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有创造性意义的话题，而转向“媒介四定律”这样专门化的媒介技术研究，他的后继者如保罗·莱文森等更是将这种专门化推向极致、甚至还有学者堕入了技术乌托邦主义之中。
而芝加哥学派经验社会研究在美国的继承者们，也不再追问传播与文明的关联，而希望通过定量研究的方式，使传播学变成一种可操作的行政研究，传播的母题被设定为传播与社会的控制或传播与文化的控制，甚至传播学被改造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民意研究或宣传研究，为媒体掌权者服务的市场研究。这些研究完全抛弃了传播学学术中立的价值导向，甚至使传播研究意识形态化。
上述这些关于传播的讨论并非没有意义，但在精神动力层面极大地衰落了。传播学越来越变成一门操作性、实用性和技术性的学科，一门没有灵魂和活力的学科，并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陷入了学科发展停滞的低迷状态。在雅斯贝尔斯那里，轴心时代之所以能大师云集，与那个时代学者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等根本问题的反思有关，而学术的创造力也来自于这些反思。当传播学放弃对“传播技术发展与文明变迁”这一母题的反思时，传播学的创造力衰竭了。
最后，我要谈谈上述分析给当代传播研究的启示。我认为这昭示了我们传播研究未来的方向。杜维明先生在香港的一次讲学中指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应与以下四个方面的重大主题，也就是公民社会，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个人尊严紧密关联，如果某项研究与这几个方面关联不大或不够直接，那么该成果的学术意义就很有限。目前传播学中最热闹的所谓研究主题往往是互联网和报纸谁最后取代谁或是不同制度下的媒体在表现新闻上采取了哪些不同的话语方式之类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实际上不应该是当下传播学最关注的问题。无论是报纸也好，网络也好，还是不同制度下的媒体也好，对传播学而言，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它们的存在对人类文明的变迁起到了何种作用。传播学应当不断反思的是，媒介技术的发展到底给人类的交流，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以及给人类的文明带来了何种影响，这才是传播学不断向发展的动力所在。我们应当重要回到“传播技术发展与文明变迁”这一母题的讨论中去，否则我们将根本无法追寻传播的真正含义。对于中国传播学而言，存在着很好的发展机遇，因为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媒介技术的使用与文明的变迁有着自身的特点，这为当代传播研究提供了绝好的基础。说到这里，倒是想提出些问题：对于我国当代传播学研究而言，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关注一些有宏大叙事色彩的理论问题？我们还应当反思，是不是要像不少学者所主张的那样把我们的传播学彻底改造为美国的行政研究？
（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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