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拓巍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畴内，探讨传媒因其所在地点与区域的特征而显示出来的“地区性”，倡导传媒在全面进步和积极发展的同时，自觉寻求与地区的文化传统的特殊性以及技术和艺术上的地方智慧相结合。
【关键词】场所，传媒建筑，定居，传媒环境，归属感，传媒聚落，地区性，现代性，地区传媒系统。
这里所说的“公共媒体”是比照公共场所来提的，比如网络论坛,网络虚拟社区,电视广播。这里所说的“个人媒体”是比照私密空间来提的,比如个人博客,日记本,手机。
当手机的移动性与个人电脑的平台性相结合，个人媒体如同住宅一样成为生活必需。当视频的发布性与楼宇，交通工具的空间性相结合，传媒对于城市的意义如同房地产一样成为规划必需。传媒像建筑一样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畴内，成为我们的肉体与精神的寄托。传媒聚落像城市一样，存在于一定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内，成为地区的产物。
本文试图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畴内，探讨传媒因其所在地点与区域的特征而显示出来的特别属性。我们称这种特别的属性为传媒的“地区性”。
一、希腊神殿：建筑与场所的结合
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有这么一段关于希腊神殿的描述：
“一座建筑，一座希腊的神殿，无所描绘。它矗立于残岩裂罅的山谷中。它供奉着神的雕像，让神灵经由开敞的门廊进入这个幽蔽的神圣境域。神灵在殿宇的出现，将场地引申和界定成为神圣的境域。神殿和场域不会消逝在无界定之中。正是神殿的矗立，第一次把路径与关系结合起来并集结于周围。其中，生与死，灾难与赞美，胜利与耻辱，忍耐与衰亡获得了人生的意义。这一开放联系结构的有序延展构成了一个历史性民族的世界。只有在这样的延展中，这个民族第一次返回自身去完成它的使命。
矗立于此，神殿落置于岩石之上，将岩石的神性从重拙自发的支撑中张扬出来。矗立于此，神殿落置于岩石之上，抗拒盘旋其上的风暴，风暴因而第一次显示出它的暴虐。虽然岩石只有借助阳光才能闪耀，它的热烈与光彩却赋予了光线以白昼的光芒，天空的宽阔和夜晚的黑暗。神殿坚定的矗立使不可见的空间显而有形。它的固著与浪花的涌动形成对比，它的沉默衬现出海水的汹涌无羁。树木和草地，雄鹰和公牛，毒蛇和蟋蟀第一次真正呈现出其之所是。希腊人称这种在自身和他物的呈现为Phusis.它同时也澄清和阐明了人之定居建立在什么之上和什么之中。我们称这样的场地作“大地”。这个词并不意味着存储于某处的物体和事情，也不是天文学概念上的星球。大地是涌现的事物返回之处，地遮护它们免受侵害。对于涌现的事物，大地是一处庇护所。神殿的矗立，缔建了一个世界并同时将这个世界置回大地，大地自身借此而成为孕育之地。……神殿，矗立于此，第一次赋予物体以自身的形象，并使人们自省其身。”
在《艺术作品的起源》一文中，海德格尔用这段关于希腊神殿的文字来揭示艺术作品的本质：艺术作品不是“再现”什么，而是“呈现”什么。这个被艺术作品呈现的“什么”，海德格尔称之为“真理”。
作为艺术作品，希腊神殿所呈现的“真理”是：它使场地和周围的物体“第一次真正呈现也其之所是”，赋予它们以意义，它“缔造了一个世界，并同时将这个世界置回大地”。
在神殿出现以前，岩石，大地，光线，天空，动物和植物早已自在，然而它们不真正“存在”。它们是模糊的，无意义的，没有性质，没有关联。神殿的出现，使岩石表现出隐含的神性，风暴表现出肆虐，海水表现出汹涌，光线表现出明暗和深度……这些自在着的物体具有了性质和联系，它们和神殿一起构成了一个神圣的场域，它们获得了“存在”的意义。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神殿并不是加入到一个业已存在的环境之中；正是它的出现，使得环境中的物体获得了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多次提及“矗立于此”，这4个字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清楚地表明神殿的出现是有一个特定的地点的。“它矗立于残岩裂罅的山谷之中”，而不是任何其他地方。这个特定的地点与神殿的结合“将场地引申和界定成为神圣的境域”；这个特定的地点与神殿的结合，使所有的物体具有了性质和联系，使空间具有了维度。不仅如此，神圣空间和神圣场地的结合，把路径与关系集结起来，“生与死，灾难与赞美，胜利与耻辱，忍耐与衰亡获得了人生的意义”。至此，我们不仅遇到了天，地和神灵，而且最终返回自身。天、地、神、人的一体性正是海德格尔“存在”理念的核心。
二、场所
(一）场所的概念
从海德格尔描述希腊神殿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神殿如何与岩石峡谷这个特定地点相结合，构造一个神圣的场所。由此引申开来，我们提出这样一个设定：传媒与特定地点的结合，将隐匿在地点中的潜在精神揭示出来，并使环境中的物体获得确定的关系和意义。传媒将松散、自在的环境合建起来，共同构成一个具有特性的，内在同一的整体，这就是“场所”。 比如电视机与房间结合，电视节目吸引观众进入节目中。再比如网络与电脑结合,视频与楼宇结合。
有关“场所”的研究开始于现象学和自然地理学。随着挪威建筑学家诺伯格-舒尔兹从20世纪60年以后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发表，“场所”一词已经成为当代建筑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建筑现象学也成为一种强调回归事物自身，抵抗抽象化，普遍性和纯粹概念建构的重要的理论与方法。
诺伯格-舒尔兹将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引入建筑学中，倡导通过建构特定的场所赋予环境以意义。他重新诠释了古罗马概念“场所精神”，认为这种古老的与地域精灵的联系是实现“定居”过程中人性所必须面对的基本对立统一。在1976年发表的“场所现象”一文中，诺伯格-舒尔兹对场所的概念作了如下的剖析：
场所是关于环境的一个具体的表述。我们经常说行为和事件发生（take place,直译为占据场所）。事实上，离开了地点性，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没有意义的。场所是存在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那么，场所一词到底如何解释呢？很显然，它不仅意味着抽象的地点，而且它是由具有材质，形状，质感和色彩的具体的事物组成的一个整体。这些事物的集合决定了“环境的特性”，而这正是场所的本质。总之，场所是具有特性和氛围的，因而场所是定性的，“整体”的现象。简约其中的任何一部分，都将改变它的具体本质。
从这段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场所概念中包含着两个基本的要素，即特定地点中的空间和它的特性。前者代表了组成场所的元素在特定地点中的三维构成；后者表明了一种不可分割，不可分析的整体的氛围，它是所有场所中最为丰富的特质。
传媒作为一种特殊的建筑,也建立在一定的场所中,也拥有特定地点中的空间和特性。我们将这个意义的传媒，称为“传媒建筑”。
2006年4月出版的“传媒蓝皮书”《2006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称，截至2005年底世界博客的数量已经突破1亿，我们正缓缓进入“个人媒体的超媒体”时代。博客与即时通讯、电子邮件的融合迫使我们成为超媒体的使用者。超媒体作为个人媒体,存在于网络中特定的空间,弥漫着浓重的草根英雄主义色彩、参与性与互动性的氛围。
哈贝马斯在1964年给出了公共领域的定义：“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然后，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务活动相关的对象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以相对于文学的公共领域。” 哈氏所称的“公共领域”可以视为汇集公众舆论的公共场所，而这个公共场所的对应媒体——“公共媒体”，是具有公众发布性的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相较于以超媒体为代表的个人媒体，公共媒体存在于相应的媒体介质中，如印刷品、电波和电视网，“建立在组织公众和私人所具有的双重角色，即作为物主和私人的虚构统一性基础之上”。
(二)传媒建筑的场所使命与人之定居
场所必然与一个特定的地点相关。现象学认为真理存在于事物自身之中，而艺术作品的本质就是揭示或开启在者的真理，使其在作品中发生。诺伯格-舒尔兹将海德格尔的哲学理念引申为任何场所都有其潜在的精神，这是地域的神灵，罗马人称之为genius loci。在传媒建筑出现之前，场地是蒙昧，混杂的，场所精神是隐蔽的。传媒建筑之于场地的根本使命就在于将潜在的精神揭示出来并给予表现，建立一个由传媒建筑与传媒环境共同构成的，具有显著特性的统一的整体，即“场所”。这是传媒建筑的“场所使命”。在此过程中，“场地”结构成为“场所”，传媒本身也在与特定地点的结合中获得了存在。
在谈到场所与特定地点的关联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面对包含其中的更深层次的哲学内质，即“人之存在”的意义。1951年，海德格尔撰写了著名的短文《人，诗意地安居》，文章通过语义学的分析寻找“存在”的本质。他认为，古代德语中bauen一词不仅意味着建造，其本源意义可追溯至bin(是，在，存在)。
“……那么，Ich bin(我是，我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是之是(bin)所从属的古词bauen告诉我们：我是，你是，从本质上意味着我定居，你定居。你是和我是的方式，我们人是于大地之上的方式，就是bauen,即定居。”
可见，“定居”是人存在于大地之上的方式，人之存在的本质在于“定居”。
在对“定居”概念的进一步解释中，海德格尔将它截然区别于“简单地占据一个住处”，认为定居的根本特性在于保护，它所保护的是天、地、神、人融而为一的“四重性”(the four-fold)。这是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设定。定居“把四位一体保护在它的本质存在即它的在场之中”。也就是说，是人的定居，赋予原本自在的天、地、神、人以意义，并把它们交融为一。定居使人存在于大地之上，苍穹之下，诸神之前，生灵之中。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构相似的设定：
传媒建筑在与特定地点的结合中，把松散的场地建构成为场所；人的定居融合天、地、神、人，建构一个人得以存在的精神世界。
传媒建筑是人的精神建筑。把以上两个设定相互对应起来，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传媒建筑，正是传媒建筑，在空间和地点的结合中，实现了人的精神的定居。这里的“精神”，不仅是娱乐与审美，也包括信息需求。手机作为媒体，其实是个人电脑与网络的移动体，手机所具有的媒体性与个人处理信息的平台性，蕴含了信息层面的精神需求。
定居的概念，在哲学上揭示的是人与场所的基本关系。当一个人实现了定居，他必然处于一个特定的空间之中，同时为某种特定的氛围所浸染。人与媒体的关系与此类同，人在社会中的精神定居，是处在李普曼所称的“拟态环境”中的，为“拟态环境”所影响。本文把这个“拟态环境”称为“传媒环境”。
李普曼在其著名的“拟态环境”理论中指出，我们所知会的这个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我们的想象，在大众传播尚不发达的前现代社会，人们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大部分的知识与信息来自于自己的直接经验，所以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直接的。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我们每天接收到的信息越来越多，而且大多数与我们的生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我们就是根据这些信息形成关于这个世界的看法。与过去相比，我们的这些看法并不来自于直接经验，而是来自于大众传播媒介给我们营造的拟态（虚假）环境，进而我们按照从这一拟态环境中获得的信息，去理解与想象一个“现实”的世界。人们定居在“传媒环境”里，依赖“传媒环境”来认识世界。
(三)归属感
归属感是一个对于人和传媒建筑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它体现了人对场所的依赖，来自于人在场所之中的“安详存在”。归属感的获得包含着两个相互独立，相互联系的心理过程，即认同感和方位感。方位感让人获知“他在哪儿”，认同感帮助人理解“他如何在那儿”。如果说定居的概念揭示了人与场所的基本关系，那么归属感及其包含的这两个心理过程则解释了这种关系是如何获得的。
方位感使人能够辨别方向，确定位置，知晓自己置身何处。它是归属感的前提和基础，是人理解场所，掌握场所的开始。方位感的获得依赖于环境的结构和特征。关于这一点，凯文•林奇的相关著作可以作为参考。在《城市意象》中，林奇把路径、边缘、区域、节点、标志作为形成方位感的基本元素。这些元素在知觉上彼此关联，形成一种具有特征的空间结构，即“环境意象”。林奇认为“一个好的环境意象能给它的拥有者一种重要的心理安全感”。任何一种成熟的文化都有自己的方位系统，即能产生好的环境意象的空间结构。一台好的电视节目，与其所在的地方文化是融合的，给人以亲近感，即是“方向感”。
当一个环境具有清晰的结构和显著的特征时，身处其中的人比较容易获得方位感。林奇称这样的环境具有较强的“意象性”。如以时尚显著的上海，制作的电视节目《舞林大会》在全国平民真人秀的浪潮中，重启了明星真人秀节目，即与上海讲求时尚的地方文化相契合。如以说书、讲古显著的成都，制作的电视节目《新闻连连看》，将新闻故事化、情节化，即契合了成都的“故事文化”。
认同感是人对场所特性和意义的感知，它是一种更为复杂和综合的心理过程。人对场所的感知可能来自于场所的整体气氛，也可能来自于某些局部和细节，如窗台上的鲜花和石径的铺砌。场所的特性可以是形态的，也可以是色彩的，声音的甚至气味的。它说明人对场所的认同感受可以来自最不经意的细微之处，只要它的特性曾经被人体验，与人的生活相融合，它便有了意义。归属感产生于此。电视剧《刘老根》反映了东北人的生活，在东北和西南收视不错，但在东部沿海就不受到电视观众的认同，这就是文化与生活习俗的差异。《疯狂的石头》在内地的票房火爆，但在香港却反响平淡，因为香港人对片中大量的方言有认知上的障碍，对片中没有大牌明星有抗拒的障碍。这两个例子都可以看出电视、电影等媒体只有在文化上使受众产生认同感，才能对其产生“归属感”。
方位感和认同感是构成人“存储于世”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相互独立，但又互为联系，缺一不可。方位感是前提和基础，认同感则直接引发人对场所的归属感。需要指出的是，现代传媒“同质化”发展中的一个严重负面效应就是导致场所感和归属感的沦丧。传媒规划和传媒设计，或以制片人的乌托邦理想为依据，或以功利的经济效益为目标，很少与传统经验中的方位系统发生关联；而单一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化的工业生产使得传媒从整体到局部都被模式化和标准化了。在这样的传媒环境中，人们不知置身何处，无从确定自己的心理归属和文化认同，其极端化的结果就是场所的沦丧，存在的迷失。
（四）具体与综合
场所概念中另一个重要特性是具体化和综合性。迄今为止，现代科学和理性精神主导着人们的思维。科学用分析和量化的方法观察和认识事物，导致人们对世界和人自身的认识陷于抽象化、简单化和绝对化。功能优先的设计原则把传媒划分为清晰明确的功能块。理想的现代“传媒城市”（即由不同传媒单体组成的传媒聚落）由生活，工作，交通，休闲等一系列截然区分的区域组成，“传媒城市”规划沦落成为仅仅是媒体空间利用的分配和广告供销的后勤计划。存在于以前那些迷人场所中的特殊品质被忽视了，单一和同质的传媒景观无限蔓延，人们赖以认同自我的场所感沦丧了。在此背景下，现象学和场所概念把我们的思维拉回到事物的本身，将城市、传媒及环境中的事物认识为复杂自然中定性的整体，不以分析、抽象和量化的方法进行描述。海德格尔引用诗人特拉克的诗作《冬夜》来展现诗歌如何将科学所丧失的整体性具体地表达出来：
“冬夜/窗户排列在纷扬的雪中/晚祷钟拖出长长的钟声/屋子里一应齐全/桌上摆放着许多东西/流浪的游子，不止一次/从昏暗的路上走门前/金色的光辉装点着树木/吮吸着大地清冷的露木/流浪者安静地走入/痛苦已将门槛变成石头/在无忧的光亮中，盛摆着/桌上的面包和美酒。”
诺伯格-舒尔兹在他的研究中对这首诗的意义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特拉克的诗说明了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一些重要现象，特别是场所的基本物质。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每一种情境都有其地方性和一般性。冬夜的描述很显然是北欧的地方性现象，不过其隐含的内部与外部的观念却具有一般性，连接了这些差异的意义。因此，诗使得存在的基本特质具体化。具体化在此表示，使一般可见的事物成为一个具体的，地方性的情境。所以诗朝着与科学思考相反的方向而行。科学离开了既有的物，透露出存在于生活世界的意义。”
场所的概念和现象学理论还给我们一个被现代科学陌生化了的曾经熟悉的视野，即以事物的本来面目综合、整体地去观察，认识和解释事物，不再机械地分离，分析和抽象化。场所概念所强调的具体性，促使我们去认识每一个事物的具体品质及其情境特征，在理解普遍规律的原理知识的基础上尊重特殊性，不以普遍，抽象的眼光看待事物，也不以单一，标准的尺度来衡量。这种综合、具体的思想方法正是抵抗单质性和全球化的地区传媒所应该倡导的。
三、地区性
撇开纷繁多样的功用和目不暇接的形式风格，毋庸置疑，传媒的初始意义是为人的精神提供庇护，实现人的“定居”，确定人之存在的意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传媒首先需要的是空间，即承载体。电视需要电视网，广播需要电波，网络需要电脑。它来自于人类寻求灵魂寄托和精神象征的心理需要。作为在物质和精神上为人类提供庇护的载体，空间是理想化和模式化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它是传媒的抽象维度。同时，应该认识到，这个为人的灵魂提供庇护的空间不是均质的，无限的连续体，它是有边界的。边界可能是一个片尾曲，一个频道，一个网站或是一个电脑。它给予空间以具体的内容，为空间的实现提供条件和限制。正如希腊人理解的那样，边界“不是事物在此终止，而是事物在此开始”。边界的概念引出了传媒建筑本体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元素——地点。地点是具体而实在的，它是普遍空间的具体环境，为空间的实现提供条件和限制，具有特殊性，是传媒的具体维度。
迄今为止，人类建造的几乎所有传媒，作为固定工程形态，都表现出空间和地点的同时在场，二者缺一不可。空间和地点的结合，使抽象的模式在具体的场地环境中得到了存在。天、地、神、人的四重性得以进驻场地，实现人的定居。由此可见，空间和地点是传媒的两个本体元素，对于其中任何一个的偏废，都会导致对传媒基本价值的背离。
在《摄影小史》和《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着重分析了摄影的出现对现代文明的重大影响，尤其是对艺术活动的革命性颠覆。他认为以摄影（包括电影）为代表的机械复制手段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艺术的认知方式，并预言机械复制的手段将最终消解古典艺术的崇高地位，艺术的权利将从“专业人士”手中解放出来，成为普通公众的一般权利。后人在肯定了本雅明对“机械复制”的同时，却忽略了本雅明所指的是传媒对现实的复制，并非传媒对传媒的复制。作为工业化的一个要求，“可复制性” 犹如一艘超级巨轮在世界各地游弋，为不同的地区送去单一的舶来品。传媒与特定空间维系了几千年的辩证关系被割裂，场所感和归属感逐渐沦丧。这正是近年来人们重新认识传媒领域中“同质化”的缘由。
四、传媒的地区性
（一）地区性的概念
在讨论了“场所”，“定居”的概念及其相关内容之后，我们逐渐接近了传媒地区性的内质。传媒的地区性不是单纯形式层面的问题，对它的讨论也绝不能停留在怀乡恋旧的乡土符号或浅薄矫情的形式技巧上。虽然地区性阐述的是传媒的一种属性，然而其真正的意义却是传媒、聚落与其所在地区的文化条件和社会条件之间的关联。
剖析传媒地区性的内涵，我们首先碰到的是“地区”的概念。地区是指一定范围的地方，它具有明确的空间维度。这个范围，小至一个寝室，大到一个街区，甚至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群，在一定的参照体系中，它必然具有自然地理或社会文化的相对特征。其次，地区概念中存在着时间的维度。由于社会文化的变迁，用于界定地区范围的特征发生着变化，因此具有某种特征的地区只有在特定的时间跨度中具有意义。
由此，传媒地区性的概念可以被定义为：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传媒因其与所在地区的文化条件和社会条件的特定关联而表现出来的共同特性。
这里所说的传媒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含了单体的节目，栏目带，构筑环境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活动。由于地区概念具有空间和时间的双重维度，传媒地区性关注的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的空间范围内，传媒所表现出的共同的特性。地区性在一定的时间跨度中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它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传媒地区性包含了对整体、特殊、具体之价值的肯定。地区性反对以孤立、静止、片面的眼光来看待传媒，而将传媒放到与地区环境的真实联系中去研究；地区性关注的是在一定范围内相对的特殊性，以此作为对单一、普遍的价值观念的抵抗；地区性提倡的是在具体的环境中用具体的方法研究具体问题，任何固定的程式和僵化的教条都是与其内涵相悖的。
（二）特性与共性
在传媒地区性的概念中，有两个词组具有关键的意义，即“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和“共同的特性”。
诚然，地区性关注的是特性，特性的反面是共性，而特性与共性只有在某种界定中才具有意义，这个界定就是“一事实上的空间和时间范围”。范围可大可小，随着范围的变化，特性与共性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特性与共性又是相辅相成，互为联系的。这里的“共性”又可以称为“同一性”。一个地区，一座城市，其内部传媒的同一性愈强烈，愈明显，那么从更大范围的外部来看，它的特性或地区性也就是愈清晰。
由此可见，在地区性的概念中特性与共性是同一硬币的两面，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关系使得传媒地区性具有复杂而微妙的“度”的差别。对于这个“度”的把握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认识和实践，稍有偏差，则适得其反。
共性与特性的辩证关系使我们认识到，一个城市的地区特色不是靠少数几台标志性传媒来体现的。只有当城市中的大量传媒共同反映出某种特色时，这个城市的地区特性才得以凸显。在未经现代文明侵染的传统传媒聚落中，我们常常看到一种同一和单质的文化景观。与地区条件相融合的某种特征以一定的规模被单纯地重复，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使得我们在面对它们时被深深地感动。这种感人的力量体现的正是地区传媒的深刻价值。
（三）地区性与现代性
辨析地区性的轮廓和性质，有一个与之相关的概念是不可回避的，这就是现代性。它与地区性紧密联系，却不是完全相对的。
现代性首先不是一个传播学概念。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称现代性是：“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它涵盖的内容涉及伴随着启蒙运动，工业化和民主化的进程，遍及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的全面变革。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目标有两个：一是脱离王权专制的政治变革，即民主化；另一个是由产业革命开始的经济变革，即工业化。现代化是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民族国家政治，新的权力结构，自由，民主，理性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的过程。
现代性的动力来自于3个主要源泉：第一是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这是在无限范围内时-空延伸的条件，它提供了准确区分时间-空间区域的手段。第二是“脱域”机制的发展。它们使社会行动得以从地域化情境中提取出来，并跨越广阔的时间-空间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第三是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关于社会生活的系统性知识的生产，本身成为社会系统之再生产的内在组成部分，从而使社会生活从传统的恒定性束缚中游离出来。
从现代性的定义和内在特征中我们不难看出其潜在的普遍主义倾向。随着17世纪以后地理概念的转变，交通，信息急速发展，现代科学作为一元性的真理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贸易和货币体系日益国际化，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在趋于同一。在最近的几个世纪中，空间和时间概念上的世界被加速地压缩。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化”成为在各个领域中被广泛使用的一个术语，其本身迅速而矛盾的扩散已经成为“全球现象”的一个象征。
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指的是世界的压缩，或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在此，我仍然愿意引用安东尼。吉登斯对“全球化”的定义：“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这些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他同时指出全球化具有四个基本维度：民族国家体系，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很显然，这个四维形象与他曾经提出的“现代性的四个基本制度特征”——社会监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军事权力和社会工业主义分别对应。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所称的“后果”是什么。全球化是现代性从社会扩大到世界，它是全球规模的现代性。正如吉登斯本人所说：“现代性内在地指向全球化”。好莱坞电影的价值观,《美国偶像》的商业模式,无不影响着我们的传媒产业。
“同质化”是产业复制性自身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单一、普遍的价值观念和形式风格对世界各地曾经丰富多彩的地区文化起着不可挽回的磨蚀作用。
任何事物都有着其辩证的对立面。在研究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现代性”时，法国哲学家福柯曾经提出“反现代性”的概念（或称“抗拒的现代性”）。它指的是一些后发现代化的国家从传统向现代化转进的过程中，失落了自发的启蒙环节，而以本国自身的传统抵抗强权政治及其价值观念的侵入。“反现代性”往往出现在那些文化传统深厚，未被殖民化的国家中。应该看到，反现代性虽然采取的是抵抗姿态，但是它仍然汲取了现代性的主要精髓和力量，它是现代性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安东尼••吉登斯在指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的同时认为：全球化社会关系的发展，既有可能削弱与民族国家（或者是国家）相关的民族感情的某些方面，也有可能增强更为地方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当社会关系横向延伸并成为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时，我们又看到地方自治与地方文化认同性的压力日益增强的势头。
反现代性的概念和全球化的两面性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现代工业性与地区性的关系。虽然相对于现代性中的普遍主义和单一性，地区性表现出抵抗的姿态和批判的精神，然而它却必然以现代性为情境和前提。只有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视野中，地区性的积极意义才能显现。在孤立，封闭的环境中或狭隘、偏执的观念下片面强调地区性只能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滋生。当全球化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时，拒绝交流、自我封闭无异于放弃发展的机会，扼杀地区传统的生命。事实上，只有面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汹涌潮流，人们才能真正意识到确立自身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只有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物质层面上，地区文化的价值才能获得珍视，得到积极意义的保护。
（四）地区传媒系统
我们所界定的传媒地区性，超越了纯粹的形式层面深入到形态背后的深层动因，即传统/聚落的形态与所在地区的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应该看到，这种相互之间的作用不是孤立、简单和机械的，它们是在不同结构层次上展开的、非线性的、复杂的过程。地区传媒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的、动态的、演进的，它与地区环境中的文化以及经济技术等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地区传媒系统。
地区传媒系统是在一定的地理或文化意义的媒体空间范围内，由传媒/聚落与其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构成的整体，有序，动态平衡的系统。
地区传媒系统的规模有大小之分，作用机制也有繁简之别。在县城,一个县办电视台与其社会环境构成了最简单的系统。在城市或一定规模的传媒群中，传媒/聚落与地区环境之间的联系和作用就较为复杂；而由城市，特大城市甚至城市群所构成的地区传媒系统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内容和特征，其作用和演进机制极其复杂。在地区传媒系统的层级构成中，小的、简单的系统组成大的、复杂的系统。在不同的研究视野中，它们互为主体和背景。
与所有的系统一样，地区传媒系统由要素和结构组成。要素包括地区环境中的民俗、文化和技术因素。文化因素包括社会人口结构、经济形态等。地区传媒系统的结构是指要素之间相互决定、影响、反馈和调节的作用机制。
应该看到，无论从文化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意义上看，地区传媒系统中的各种因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偶然聚集在一直的，更不是静止不动的。这些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息息相关的因素在整体的综合变化中既是因变量，也是自变量。换言之，每一个因素自身的变化是其他因素变化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是导致其他因素继续变化的原因。这些因素及其之间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联系，共同构成了一种“耗散结构”，并以整体的方式承载着地区传媒发生、发展和演进的历史过程。
任何系统都不是孤立的，都要与外界产生这样那样的联系。地区传媒系统的组织结构中包含着容纳、转化异质因素，调节外界干扰的机制。事实上，正是这一机制的运作情况标志着系统本身的健全和活力。
五、传媒地区性对于传媒城市的意义
空间和地点的同时在场决定了传媒有固定工程形态的特质,赋予了传媒根深蒂固的地区性.传媒的地区性是传媒与生俱来的本体属性之一,它影响和决定着传媒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本文从建筑学的视野,针对全球文明和现代传媒”同质化”所造成的文化资源与传媒的矛盾,研究了传媒与地区文化、社会因素的内在关联.
当单体媒体如同单体建筑成为人的肉体和精神的依托,当媒体聚落如同城市占据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里,一个地区的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构成了一个地区的传媒系统,于是传媒城市形成了.传媒具有地区性,告诉传媒城市在发展规划时,要在全面进步和积极发展的同时,自觉寻求与地区的文化传统、社会背景和艺术上的地方智慧相结合,创造一种在文化生态和社会生态上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传媒环境.
【参考文献】
1．（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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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展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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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 / 何晓军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
9．[德]瓦尔特•本雅明，《摄影小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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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彤《整体地区建筑》，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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