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萍
邓炘炘教授专著《动力与困窘：中国广播体制改革研究》2006年9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全新的思路统领与审视新时期中国广播业的改革和发展状况，发掘其变化、成就、矛盾和困难及其所体现的复杂的立体关系和系统联系。作者采取了多维视角切入和多层梳理分析的研究框架，以新时期社会转型为背景，以体制改革为核心，全面地观察和总结了依然处于演进过程之中的中国广播，得出了有创见的研究成果。
作者邓炘炘博士是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系主任、教授，北京网络媒体协会理事。先后担任中国新闻出版社新闻编辑室主任、中国记协国内部调研员、中国新闻社记者、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英语新闻部主任、《华声报》（电子版）副主编、香港树仁学院新闻系讲师等职。撰写、编辑、翻译专业学术书籍多种，发表学术文章数十篇。
曹璐教授 序
邓炘炘《动力与困窘：中国广播体制改革研究》一书出版，嘱我作序，引出我一些想法。相当长的时间，针对广播的研究和思考被忽视。这种现实情况反映了在学界、业界和有关行政管理机构中弥散着的认识偏差。在中国，广播长期以来是区别于报刊、电视而独立存在和运行的一个行业，这种特性基本保持至今。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对于广播运行、广播节目、广播机构、广播规制、广播发展等问题的关注和探索，经常被简单笼统地归并在“广播电视”的概念和思维框架中，做粗放的处置和规定，导致重电视、轻广播的局面出现。这显然不利于各种现代大众传媒工具的充分发展，也不利于它们在社会服务中并存互补，构成积极、和谐的媒介生态。
随着现代传媒工具的开发，不同特性和类型的传媒的地位和社会功能期待当然会发生变化，大众传媒服务的社会版图格局也会不断地更新替换；这正是社会变化和传播发展的反映，也是传媒工作者需要不断观察不断思考，并据此适时调整和改变各自运行定位、服务定位和社会定位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广播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也面对日益增大的冲击和挑战。电视虽不像二十年前那样占有绝对的优势，但现今仍居 “第一大众传媒”的位置，网络近年的发展也突飞猛进，这些变化都引出广播行业在二十一世纪应该如何应对挑战和发展的问题。这不但牵涉业务调整、技术应对和行业转型等问题，还触及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问题；因为中国广播与全社会一样面临共同的历史课题，即如何脱离旧体制框架，走出一条自我改革、对外开放和良性发展的道路。
循着这样的思路观察新时期中国广播业的改革和发展状况，就不难发现，所有的变化、成就、矛盾和困难都体现着多方面的和复杂的立体关系和系统联系。邓炘炘采取了多维视角切入和多层梳理分析的研究框架，以新时期社会转型为背景，以体制改革为核心，比较全面地观察和总结了依然处于演进过程之中的中国广播，得出了有创见的研究成果。
邓炘炘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博士研究生。他调入北京广播学院之前有多年新闻工作、网络传播工作的实践经验，数次赴欧美学习进修，具有开阔的研究视野和对新闻传播规律的深切感悟。通过近年来和他共事，特别是读博期间的学习研讨，我逐渐了解了邓炘炘的风格：做事勤奋认真，做人低调务实；坐得住板凳，耐得住寂寞。他以一种开放包容的思维状态，思考和感悟前沿性的学术课题，从中显示出他后积薄发的“后劲”。从他身上看到了人到中年的多重超负荷压力和挑战，也看到了中年学者在治学做人方面扎扎实实的自我超越和成熟。
《动力与困窘：中国广播体制改革研究》属广播改革的“瓶颈”性课题，其中涉及诸多复杂因素，难免挂一漏万或存在偏颇。可贵的是作者从学术研究视角提出了建设性思路。中国广播业的改革和发展需要多领域多层面的推动和努力，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所贡献。中国传媒大学有关广播的系列研究成果目前正在陆续推出，与业界、学界和社会见面。本书是其中之一。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曹 璐（签字）
2006年7月
陈卫星教授 序
一个时期以来，对改革的反思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摆在面前的这本邓炘炘教授的专著亦是一本专门反思中国广播体制的力作。作者有较丰富的专业资历，为什么要进行这项研究？这源于一个不仅限于作者个人的困惑，即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出发，任何社会的重大历史变迁，都离不开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抪、沟通协调和舆情呈现的作用。回首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作者发现，大众传媒行业及其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计划排序表上，始终没能占据优先位置。作为参与改革推动改革的重要行业，其自身的改革始终具有被动性，这是一个矛盾。这种问题性显然抓住一个改革过程中的症结，即改革的权力能不能也成为改革的对象？有别于从上个世纪末以来热心于大众传媒的经济效能的无穷文字，作者的研究别开生面，从一个传媒行业的运作机制的历史形成和演变脉络展开，从而呈现出研究的针对性和案例性：从体制环境到媒介特性，从传媒生态到身份转型，从法规框架到制度约束，从业务流程到学理追踪，作者从容推论，考证翔实，这不仅和时下泛滥成灾的空疏学风拉开距离，更凸现出问题意识的把握力度，在理论方法和问题逻辑的综合能力上达到一个新的学术高度。
这本专著在研究方法上的亮点是新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尤其是把广播行业的经济结构的历史与新闻宣传制度的政策分析相结合，从而透视出广播体制有别于一般性经济体制的改革难度。这样的研究方法使我们明白，政治和经济过程与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彼此不可割裂。正如作者所指出：“中国广播业在本质上目前依然是一个依附在行政体制架构内的行业，而非真正开放的行业，还不是真正进入了法制化的市场经济运行状态的产业。中国广播业的行政依附和附属关系及地位是新中国建立以后长时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果；换言之，广播业的行政式管控和运行模式，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广播行业中的延伸和体现。”作者的梳理体现出新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制度主义观念，从结构关系出发，充分说明政治制度对于公共政策的决定性作用，尤其是我们的大众传媒体制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政治作用。比如，从延安广播电台的体制原型到以北京为中心的体制放大，从经济改革所主导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所引导的生产主体的多元化到适应社会传播体制管理改革的1983年中共中央37号文件的颁发和执行。
作者对问题的探讨注重通过追寻制度形成的历史轨迹来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强调作为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广播体制的变迁的路径依赖和制度来源，并从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社会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出发，试图找出与广播体制改革相关的结构性因果关系和历史性因果关系。我们认为，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证明，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多元化的信息需求是对应的，即增加大多数人的选择能力，扩大人们从事他们有理由认为是有价值的一切活动的实际自由的过程。而从大众传媒自身来说，信息资源的赢利性要求形成舆论市场，推进在改革进程中重新建构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传播媒介的权力性质正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发生调整和变化，由简单的政治权力走向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重叠。只有充分地对大众传媒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过程进行阐释，才能够明白政治需求的政策定位。当政治架构在安排“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和“如何得到”的时候，经济过程亦要回应“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而这始终是一个制度安排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比例关系问题。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中国的大众传媒属于“政治性企业”，是政府规制的对象。从表面上看，国家通过它的政策和政治作用影响传媒效益的生产和分配，尤其是通过执政党和利益集团的行动影响资源的分配，影响经济作用的成本和利润分配。那么，反过来传媒市场和经济力量又决定着执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决定着权力和利益在各方面如何分配。双向的政治收益和经济效率取决于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如产权的所有制、经济主体的投资状态和其他界定交换领域和范围的博弈规则。而一种形式的制度变迁要花费多少成本才为社会所接受，取决于既得现实社会的权力结构。正如两位研究媒体政策的外国学者简•冯•库伦伯格和丹尼斯•麦奎尔所指出：“在当今社会，人们至少普遍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进入传播工具的差异或是从传播中获取益处的多寡（信息、联系和渠道）与政治、经济权力的行使密切相关。”我们认为，作为一种经济体制转型的社会表现（representation）的结果，中国经济改革对生产关系的引导是从生产主体的多元化到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的递进过程，反映在信息和传播的层面上，就是对象征主体多元化的呼唤，实质上是推动更大程度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社会性参与。如果从公共政策的制度供给来思考传播政策，要有三个层面的指向，第一是政治福利，主要是指支撑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相关价值，第二是社会福利，即在面临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工的现实时，如何重视社会秩序和凝聚力，如何对阶层、民族、地区、种族或语言等范畴所呈现的差异进行社会调解。第三是经济福利，即传播机构本身日益成为经济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充分利用信息传播技术的生产力性质，提升专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含量，解决传媒机构的经济效率问题。
从市场催化的角度来看，经济权利的扩张是主要的动力机制。作者认为，1983年颁布的中共中央37号文件最大的意义是向广播、电视行业内引入了商业经营元素或成分。这一突破性变化在当时又集中地表现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力博弈的结果。它所确定的规则是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对地方各级政府兴办广播、电视的绝对审批权，在行政管控系统内部实行“权力下放”，以换取地方投入的积极性，由此形成地方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但是，这种制度安排没有向非公有经济开放，也没有向其它公有制行业和机构开放，只是向省市以下的广电行政管理部门放开和扩大了对广播电视业发展的一定自主权，因此这种改革只是现存行政主导的广播体系的物理延展而非改制，是原有体制的内向延伸而不是“增量改革”。这使得广播系统由原来的纯行政或者纯事业性质的系统运转，变为“行政-事业-营利”型的三位一体。1997年《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对广播行业的行政垄断权给予正式确认，并对广播业的营利性经营运作给予间接的确认。也就是说，改革没有致力于规则变革，而基本上是增长导向、效率导向的，从而搁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所必需的市场参与程序和引入竞争机制的议题。由此带来的行业规模的扩大也只是行业行政管控规模和范围的扩大。作者认为，在这种科层体制中，由于采用了分级的管控架构，会产生一些地方思维倾向，但是行政与广播活动的直接结合以及行业系统的行政统管和指挥运行（即管办结合）模式并没有改变。根据这一分析，可以认为目前广播业在体制框架构建方面并没有产生结构性的制度变革。而当下传媒机构的经济收益和成本损耗是通过分享其他经济部类的改革发展收益而得以平衡和维持的。
着眼于产权交易和成本控制的制度经济学一直成为研究中国体制改革及其效益的专业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一种价值和信念，意识形态是个人和社会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省交易成本的工具，具有确认现行制度合法性或者凝聚社会意志的功能，可以降低产权的内部控制成本。但是在市场秩序自发扩展的历史进程中，作为观念的意识形态是认知性的和经验性的，是思想解放即人力资源扩张的重要来源。所以，对于制度公平或正义的判断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不但要解释现存的产权结构和交换条件的合理性，还要适应生产关系变化的社会需求，而更重要的是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从而降低维持现存制度的成本。问题在于，如果意识形态与现实经济变革不相容，则会阻碍经济发展。这是因为，首先，意识形态的滞后会增加社会交易费用。其次，在形成利益集团的社会现实中，意识形态摩擦会增加社会动荡和社会运行费用。而从更宽泛的角度来考察，意识形态的滞后会损耗社会资本和社会信用，大量消耗经济资源而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效益，尤其是强化垄断性分利集团的地位，扩大信息不对称，从而制约经济发展。难怪诺思告诉我们：“经济组织和利益群体是一定制度框架所提供的机会集的结果。由此而导致的外部性反映了规则、补充的非正规制约和作为制度框架结果的组织成员利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如何认识和把握在中国广播体制嬗变的过程中，各种规则、潜规则和利益结构的社会关系；如何根据社会主体的发展现状修正制度安排，把资源稀缺性、技术机会与社会成员的认知爱好和信息偏好相结合，进行重新配置经济机会和重新分配经济优势的制度交易；如何在体制变迁的过程中不仅仅着眼于扁平单一的商业机制，而是在重新界定产权关系的过程中建构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等等。上述这些问题脉络是这本著作的主要内容。这不仅引发我们继续深入探讨的浓厚兴趣，并有希望成为具有座标性质的学术积累。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卫星 博士
2006年7月
《动力与困窘：中国广播体制改革研究》引言：研究对象与内容框架
1.1 研究对象说明
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深入发展时期。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建构在长期量性积累的基础上正迫近攻坚的关键阶段。20多年来，中国建设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更具活力的经济体系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而引发和启动了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革、开放和发展，整个国家和社会正处在从未经历过的深刻的历史性转轨－转型时期。在此背景下，包括广播行业在内的传媒业界也经历着深刻变革，并在原有体制的基础上进行着广播体制的解构与建构。社会转型期广播行业的改革、发展和过渡态势是本书的研究对象，也是展开有关分析和思考的最初着眼点。
1.1.1 “广播”概念
本书在使用“广播”这个概念指称行业时，首先和主要意指无线电广播（RADIO BROADCASTING）。国内许多文章和研究在许多场合习惯性地使用“广播”这个概念指称BROADCASTING，还往往笼统地把RADIO BROADCASTING和TV BROADCASTING都包括在内；许多文本和语境中的“广播”是泛指RADIO和TV的集合，并将这两者的问题混合交织在一起表述，未做清晰的区分。有的文本虽将“广播”和“电视” 做了词语上的分列，在内容和概念上还是把它们当作一个总体来看待和处理。国务院《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中也使用了“广播电视管理”，“广播电视事业”，“广播电视覆盖率”，“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广播电视节目”等复合名词和概念，并没有分别就广播管理与电视管理、广播事业和电视事业、广播覆盖网和电视覆盖网、广播传输网和电视传输网、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进行具体的区别和交待。《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并列使用广播、电视的概念，有时其所指竟是专指电视而言。 本书在叙述和讨论过程中，将尽量清晰说明和界定所讨论的概念和问题的边界，尽量围绕“广播”（RADIO BROADCASTING）这一核心主题展开。但是，由于约定俗成的行业惯性和所引用的原始文本在语义方面本身固有的复合性特征，“广播”这一概念在使用或讨论时，有可能会同时包含RADIO和TV两类媒体的共性问题和情况，在此特别说明，也希望读者结合上下文具体语境进行解读。
广播相对报纸、电视以及其他大众传媒形式，有其独特的媒介特点。广播主要是听觉型的大众传播形式，具有突出的线性传播和伴随性收听、动态性收听的特点，是新闻报道、意见讨论、信息服务、知识教育和听觉娱乐的重要传媒。进入电视时代，中国广播虽然历经坎坷，整体上正进入持续扩展时期，其社会整体影响力不可低估。从目前国内行业运行规模来看，广播所占有的市场和盈利份额比例尚不如报纸和电视，但是广播仍有其独特的社会传播地位、功能以及不可替代的传播优势。就媒介生态格局而言，电视时代、网络时代的无线电广播正面临新的竞争和发展的压力，广播将愈加深入地与新媒体技术和理念兼容互动，走进数字时代。世界上传播业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显示，21世纪的广播不但不会消亡，它在新的媒介格局中依然有发展空间和可观的影响力。
1.1.2 新时期的中国广播体制改革
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现今广播体制的改革，即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广播业为什么需要以及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这涉及现行广播体制的特征以及改革的核心问题，广播业改革的建构目标，以及广播体制改革面对的理念和实践的制约等问题。我们试图从多学科的观察分析视角出发，理清上述问题，并力求解析其中的复杂联系及其相关元素。
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正在全面推进，进程有起有伏，曲折前行；改革越接近临界关键点，遇到的阻力和创新突破的难度也越大。经济改革是中国整体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前导，它带动社会其他方面的改革变化。经济改革的关键性突破，也需要社会各个行业、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的跟进改革的配合，并形成经济改革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这其中特别需要政治改革的跟进来提供制度保障。大众传媒事业一直与国内改革开放的进程紧密关联。中国尚在进行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或其他方面的任何改革、开放和发展过程，都离不开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抪、沟通协调和舆情呈现的作用。在这一参与过程中，传媒业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自我改革和调整的过程。不过，大众传媒行业及其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计划排序表上，始终没能占据优先位置。作为参与改革推动改革的重要行业，其自身的改革始终具有被动性，这是一个矛盾。
在中国的改革历程中，传媒业界的改革、调整和进展如何呢？循着这一思路渐次深入，又会遇到传媒业界的现实状况、运行矛盾、改革方向和发展目标等诸多问题。本研究将观察和分析的对象由国内传媒业再缩窄为广播行业，并聚焦于现行广播体制的改革问题。这样做的目的是：一、降低研究本身操作的难度，提高针对性，避免泛泛而论。二、国内专注现行广播业改革的研究案例比较少，本研究希望能发挥某种填补空白的作用。 三、在历史上和实践中，广播业在中国大陆地区一直作为相对独立的行业门类存在，广播电台也始终作为独立运行的实体存在，基本没有和电视台混合运营，因此广播业和广播机构有可能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来处理。 四、中国现行的广播－电视体制是从单纯的广播体制中生长扩展而来的，并保留了原广播体制的基本特性；对广播体制问题的研究既有其独特的价值，也有一定的制度架构透视意义。五、在社会转型期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广播有其独特的媒介优势和社会功能，这正是社会转型期中国广播媒介定位的国情依据。
1.2 内容框架说明
本书的章节排列构成总体研究、叙述和讨论的逻辑顺序和表达结构。全书的主体内容从第二章开始依次展开。
第二章回顾了中国广播和现行广播体制演化的历史脉络。广播是20世纪初从西方世界引入中国的。广播进入中国之时，恰逢皇权专制的清王朝与共和制的民国交接转换的社会转型期；广播在中国起步和开始普及之时，又适逢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尽力巩固自身统治及影响，尽力掌控全国局面的时期；不久之后，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的历史阶段。现行广播体制的雏形在抗日战争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在延安革命根据地内诞生和发展，并从1949年起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而走向全国。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新中国广播，在建国初年的广播媒介格局改组中取得了决定性的主导地位。
第三章从不同的角度讨论广播媒介的传播特性，特别是对广播媒介特性进行社会学解读，分析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对广播媒介特性的理解和运用。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电视时代。广播媒介特性的发挥历史性地受到抑制，其原因不仅是电视进入家庭。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广播传媒的功能设定被严格规定，广播媒介自我特性潜能的开发和拓展被忽略，相应的研究停留在比较初级的层次。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对广播的媒介特性和潜能开发的探讨开始启动。本章在讨论广播媒介特性时，引用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有关论述作为参照和补充。对广播媒介特点的思考和把握，具有时代烙印和历史性，它们其实并非是观察者对广播传媒自身内在特性的直观归纳和主观判断，而是对此传媒形态及其传播辐射力与所处社会环境和受众群体的互动关系之总结，并与同时并存的其他传媒形态之间的交叉作用和影响密切相关。本文试图从社会变革与传媒格局变化的角度来考量广播媒介特性，并对广播特性认知的历史演变进行简要梳理，探索在不同历史环境条件下对广播媒介功能的多元理解和潜能开发。
第四章解析转型期的社会分层结构，以此作为研究和分析现今广播体制改革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中国现今社会改革变迁是最具震撼的社会转型过程，并且依然处于现在进行时态之中。认识这一社会构架的变化，需要借助社会变迁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框架来整合和梳理其中的规律。在陈述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构变化和传媒生态情况时，我们从中国农村改革开始，借鉴社会学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结合社会结构变化和传媒业的社会资源占有情况来评估传媒业界的改革问题。
第五章专门梳理和讨论新闻传媒的政治传播原则。中国传媒业界在长期运行中秉持若干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在改革开放的前后保持了一定的连贯性。这些原则是政治管理性的和意识形态性的，主要的着眼点和约束范围与特定类别的新闻信息传播活动直接相关。这是中国传媒业界运行和传播信息管理的一个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原则的强调和重申是在新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的重申和再现，因而具有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内涵和意义。从行业体制的角度来看，这种重申依然是对一个行业的软体和硬体的运行进行断裂区隔，留下整个体制框架规划或设计的空白区域。本书对中国当今社会阶层转型变化的梳理，以及对现今传媒业界运行基本原则的归总，是对现行广播体制的分析的铺垫，因为广播业界及其运行都是在社会结构规定和传媒运行规则的约束之下存在和进行的。对较为宏观的体制框架和运行模式的描述和呈现，可以部分地解释微观层面运行的环境缘由和由此引发的矛盾问题。
第六章聚焦80年代中期中国广播二元性运行方针的提出，以及“四级办”政策的制度辐射作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突破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的一个标志性转变，就是以经济运行绩效作为判断相关制度调整的对错正误的标准。当计划经济模式势力逐渐收缩退却时，具有市场经济运行特征的投入产出评估分析的运行管理原则不断扩散和普及；在广播业界，这一有进有退的调整和转变活动开始于1980-1985年间。当广播业界运行的意识形态原则不可动摇时，行业财政资源投入问题和矛盾则突出地进入改革的视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原则最初的正式认可和向全国的推广和普及，始于1983年举办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从此，中国广播业的二元运行原则正式确定。
第七章集中分析和研究近20年来广播发展的趋势，其中包括无线广播和有线广播的情况。统计数据显示，自80年代中期开始，全国广播人口综合覆盖率开始落后于电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广播在与电视的媒介竞争中处于下风。广播在90年代后期一度加快了发展步伐；进入21世纪，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电台与其它电台的差距拉大，多数电台困难重重。现行的广播覆盖率主要统计和反映了无线广播的综合混合覆盖情况，而全国范围的广播抵达状况，还由与无线广播网相连的有线广播网部分地补充，部分地填补着无线覆盖的空白。因此，对有线广播网的历史作用和现实状态不可不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和鸟瞰。有线广播网在20世纪70年代末达到其顶峰时期；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下滑和衰退。这一表象背后有体制、经济、技术和行业等多方面的原因。1998年，国家启动“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作为跨世纪改善农村和边远穷困地区广播电视覆盖的重点工程，迄今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明显地改进了全国广播电视整体覆盖状况，改变了全国广播电视传播版图，对于未来广播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这一工程目前还在推进之中，也在不断遇到障碍和克服障碍的过程中推进。总结过去20多年广播业的变化和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出，有关广播事业的变动和调整始终在行政系统框架内腾挪转换，一些基本的结构性问题、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和矛盾，不断地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时机和场合重新凸现。
第八章通过解剖若干具体例证，进一步分析和解释“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原则在广播节目内容改革以及业务经营创收方面的具体表现。当市场元素和经济绩效评估逐渐渗入广播业以后，广播节目的构成和传播目标价值也相应出现变化。起自广东珠江经济台的业务改革探索逐渐成为模式样式，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向全国各地广播电台辐射推广，形成热潮。这类业务改革并不单单是节目形态和播报模式的优化尝试，而是在管理规范允许的前提下，试图将广播电台的软体内容和硬体运行有机整合的尝试努力。它突破了以意识形态标准衡量内容，以经济效益标准衡量经营的二元分立思维方式。从珠江经济台、上海东方电台，到北京电台的改革，再到国家广播电台的改革，“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的原则正在不同规模和不同层级上转变为现实运行状态。不论地方省市电台还是国家电台的改革，都有较为明确的目标，它们在内容上和观念上尽可能地转向服务听众的同时，在目的上希望通过掌握尽可能多的听众而攫取尽可能高的广告收入。这种传播运作与营利模式的确定在几乎所有的广播业务改革中都非常突出和明显。在传统的管理运行框架中，广播媒介是党的喉舌；而现今广播如何在不挑战基本原则的情况下，也能在体制和机制层面有所变化和拓展？这一课题期待着理念和运作层面的深层解释。
第九章对现行广播业运行的法律法规进行了梳理，通过整理和归纳有关基本法律法规，勾勒出一个总体框架。现行法律和政策规范将广播业规定为一个只允许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进入和掌控的行业领域。这是讨论和研究中国广播业问题，需要重视的一个基本限制和讨论前提。这一原则规定对整个行业的运行和改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宪法原则之下，由于缺乏新闻法和广播电视法等层次的法律文件，《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成为了重要的行业框架规定。由于《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对广播业的行业准入做了比较严格的限制性规定，广播业客观上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在很大程度上附属于行政系统的行业。对广播行业准入的限制属于行政性限制竞争，这一制度安排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的作用，对行业竞争的作用和影响相当大。对现行广播业法律规则框架的整理，是为了对现今广播业的功能运行和经济运行的种种问题和矛盾提供一种更深入的理解。
第十章的内容是对广播业运行身份和运作效益矛盾的制度性分析。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启动后的一段时间内，广播机构一直以单一性的事业单位身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不需要从事经营性活动。改革开放以后，“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方针逐步引进，传媒业在行政－事业功能尚没有清晰分离的情况下，又引入了商业经营元素，产生行业以及业内机构的功能和定位的含混和交叠。事业单位的转轨和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共性课题，并非传媒业独有的改革任务。新旧世纪转换之时，事业单位的改革开始在中国酝酿和启动，这牵涉广泛的行业、领域和其它复杂的问题。事业单位的转轨改造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步骤之一，这一转变将不可避免地面对诸如政府、事业单位（公共服务机构）和企业在具体行业领域中的地位、功能和运行规则问题。作为传媒业的组成部分之一的广播业有可能从其他先行推进的事业-企业体制改革经验中借鉴可行的办法。对于广播业来说，一个不可迴避的制度框架设计问题是：广播业是一个附属于行政系统的子系统，还是一个服务公众为己任、非营利性的公共服务行业，还是一个应该引入企业竞争机制、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运转的自由经营产业呢？广播电视业的财源制度问题也在2004年度国家审计报告中被提出。作为整个行业核心部分皆为单一性事业单位的广播电视业，因为拥有大规模的经营性运作活动和可观的盈余收入，日益面临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亦即全行业体制改革的巨大压力。
第十一章是关于现行广播体制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在这部分内容中，我们首先对国内广播业具有的行业行政垄断特征进行经济学分析，解剖这一行业现象的经济运行本质：行政性垄断对于一般的竞争性行业的负面结果，往往大于正面结果。一般来说，广播业并不属于自然垄断的行业，因此广播业的改革方略应该将消除行政性垄断纳入视野。迄今为止，国内广播业一直被视为特殊行业。这种判断更多是政治性的和意识形态式的判断，而非经济学意义上的分析总结。
其次，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尽力将政企分开和政事分开，鼓励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引入和推动市场经济成分生长。许多长期国有行政垄断的行业，例如电信、民用航空、铁路等行业的核心部分，都逐渐开始向非公有资本开放，向真正的市场竞争打开大门。在中央政府不断修改法律，为非公有经济和私有产权提供发展和壮大的空间的背景下，广播业的改革发展亦不可避免地将倾向和融入这一大趋势。
再次，依据经济学理论分析企业问题，因为广播业的改革最终要落实到行业运行单元或者机构的层面。企业是行业中独立的运行者。企业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与市场手段的区别在于交易成本的比较优势。企业的设立、扩大及其规模边界的确定，始终以经济绩效为基准。按照经济学家科斯的观点，企业是以一个合约替代一系列合约，以便减少交易成本，而企业内部节省交易费用的方式是采取行政化的层级管控方式。企业内的行政化管理也有交易成本，当这一成本接近市场交易成本时，企业的扩大就会停止。国有企业模式的不求经济效率的扩展和不计交易成本的无限放大，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出现，即将行政性管理模式扩大到整个行业甚至整个国家。这一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需要解决的。现行广播业的全部运行者皆是“国企”，其体制的经济绩效在本质上是低下的。经济学有关国有企业运行的绩效问题研究证明，在一国的经济活动中，国有企业只应当作为一种特殊企业形式存在，并占据适当（较小）的比例份额，不宜作为全国或者全行业的普遍形式或唯一形式。
最后，中国广播业目前运行的高成本代价，是通过分享其他经济部类的改革发展收益而得以平衡和维持的。广播业作为传媒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担负的功能和角色目前对整体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仍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广播业维持在目前这种行业运行经济绩效尚存疑问的框架之中，是有经济学以外的价值考虑的。在此有两点需要强调：一是这种总体宏观判定和决策是高层宏观政治决策的问题；二是这种行业状态事实上具有历史性和过程性，因为随着整体改革、开放和发展进程的推演，现行制度必然不会始终静止在现今的状态。
第十二章从传播经济学的角度对现行广播体制展开讨论。我们认为，专业新闻工作的经济学价值是以社会交易成本的高低为衡量标准的。社会发展决定专业分工，也决定新闻信息传播工作由专业人员，特别是由专业机构来担当，方能实现新闻信息供应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可靠性。换言之，只有这样做才更有经济效率，才能有效地降低采集、整理和传播新闻信息的社会总成本。信息经济学研究也证明，降低搜寻信息成本，可以提高社会总体收益。新闻工作的重要职责之一是社会变动守望，而广播担当这一职责有天然的优势。广播还可以作为公共选择的信息交流平台。随着互联网络传播的兴起，广播面临改革和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近年纯网络电台和播客的出现和升温，改变了传统的媒介传播版图，对传统广播提出严峻挑战。在网络传播时代，广播需要更新和发展；同时也需要发挥自身的优势。作为重要的大众传媒，广播始终具有以较低的成本为多数社会成员快速提供共同经验，传播共享信息的能力。
第十三章是对现行广播体制的政治经济学观察。在对中国广播体制改革的进程和特性进行了经济的和传播的分析讨论以后，基本的问题和矛盾大体已经说明。本章的观察将研究触角伸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层面，回顾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讨论政府在广播体制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推动制度变迁的成本意义和时机把握。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党和政府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改革的成功最终将实现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作为传媒体制改革一个组成部分的广播体制改革，将伴随着这一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推进而逐渐前行，并受制于相关政治改革的进程。这一基本改革方向难以逆转，但发展道路可能曲折而漫长。
第十四章重点介绍和讨论国外广播，特别是公共广播和商业广播并行的“双轨制”体制的构建过程和历史发展特点，为国内广播业提供一个对比参照系。国外广播发达国家比较普遍地采取“双轨制”的广播体制，较好地解决了商业广播和公共广播之间的互补和平衡，具有值得重视的体制优点和借鉴价值。中国广播体制的改革应该吸取这些有益的经验。本章内容虽然主要讨论国外广播的情况，但是其内容和分析思路对于前面各章涉及的中国广播的问题也具有逻辑的串连意义和体制框架搭建的建设性意义。如果说前面诸章分别具有“是什么”和“为什么”的倾向，那么这一章的内容则带有一定程度的“应如何”的意图。
本书对问题的判断和讨论结论散落在各章中间，结语部分只是稍微提炼和强调了若干要点。在系统分析和讨论了国内广播体制现状和改革问题之后，在阐述了国外公共广播以及双轨制广播体制的价值之后，我们对中国广播体制改革的结论性判断是：第一，中国广播业目前依然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附在行政体制架构内的行业，正面临愈加强烈的走向相对独立和开放的变革压力。第二，随着中国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推进，广播体制改革愈加接近实现制度创新突破的临界点。第三，广播体制改革不仅是单项变革和局部调整，更是整体框架的制度建构，需要通过深入调研、周密设计和有秩序的推行来落实和实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