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峰
1927年戈公振先生《中国报学史》出版，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系统研究的开端，中国的新闻史研究从此从零碎的探索性研究走上了系统研究的道路。到由方汉奇先生主持，规划于1987年，1992、1994、1996分别出版第一、第二、第三卷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问世，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70年丰富积累和深厚基础的融会贯通和兼收并蓄，开拓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篇章。《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大成果。
集大成之作
集研究对象之大成。《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共三卷，全书约260万字，内容丰富多彩，涉及新闻传播的方方面面。其所涉猎的新闻媒介包括报纸、杂志、通讯社、广播、电视和电子报刊；新闻活动从编辑、采访、出版、印刷和发行等一般新闻业务活动到新闻法、新闻事业管理、新闻界人物和新闻教育等新闻传播研究，篇幅宏大，内容厚实，材料翔实。在时间跨度上，从先秦两汉的古代新闻传播活动一直延伸到当代新闻事业，前后共达2200余年。其中，1949年至1990年的当代新闻事业部分，更是当代大多数新闻史著作所未曾涉猎的；而且，全书在结构安排上充分体现了厚今薄古和详今略古的原则，古代和近代历时2100余年的新闻史，只占全书不到二分之一，而现当代部分70年的记载却达全书二分之一强。在地域跨度上，不仅着眼于内地，也兼顾了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
集研究学者之大成。一部体例详备、卷帙浩繁的通史工程，不充分发挥集体的作用，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便是明证。其从规划到出版，仅历时10年，不能不说是通史编撰的一个奇迹。但这一切都是以众多对新闻史研究有所建树的专家学者的参与为前提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参与撰稿的连同主编副主编在内，共有24个单位的47位作者，有长期从事新闻史研究、著述丰富的专家学者，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培养出来的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中青年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有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实践、新近从第一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从事研究课题的老新闻工作者。他们按照自身的专长和特点，合理分工，博采众长，保证了《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内容的权威、全面性和出版的及时性。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叙事结构分析
新闻史不仅是新闻学的分支，也是历史学的分支，具备了两种学科的双重属性。《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新闻学和历史学双重属性很好结合的典范。纵观全书，我们不难发现，主宰中国史学研究和史学叙述的宏大叙事模式依然是《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灵魂。一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一部由重大事件构成，用粗线条勾勒手法描述的中国文化斗争史和思想政治史，是以社会经济文化斗争、党派和政党斗争为主体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从宏观的层面，客观、全面地反映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总体轮廓，也奠定和标志了中国新闻史研究宏大叙事模式的确立和成熟。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宏大叙述模式的形成和成熟是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和史学研究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纵观中国历史，劳动、文化等生产生活领域的斗争此起彼伏，而官方史学研究一直一来在史学研究中的统治地位，必然造就了以粗线条手法勾勒重大事件而建构历史叙述形态的宏大叙事模式在史学研究和史学叙述中的统治地位。作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中国新闻史研究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中国史学研究和史学叙述的深深烙印。
不可否认，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宏大叙事模式在反映历史现实和事实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且在以后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中也必将依然发挥重要的作用。方汉奇和《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树立了宏大叙事研究和叙述的典范，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发展贡献了不可低估的力量，同时也对中国新闻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出版，带动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繁荣。参与《中国新闻史事业通史》编撰工作的学者和新闻工作者成了新闻史研究热潮中的中坚力量。随后，合著或者单独编撰的不同类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著作纷纷面世。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些著作中的大多数都是《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所确立的在新闻史研究和书写领域中宏大叙事模式的继续和延伸，或者说，“变脸”。
中国新闻史研究期待新突破
“历史学之成为一种制度化的规范学科，它越来越‘科学’，越来越符合，却越来越失掉生命的气质……中国史学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就一直处在‘史学危机”的扰攘声讨中，只见骨架全无精血的史著仅在数目字上造就着学术繁荣的虚象。如何进入到历史的现场，实现历史研究的范式转换，就不止意味着一门古老学科的延续与新生，而且成为了历史学家证明其价值意义的学术承担。” 〔1〕史学界的困惑和问题在新闻史研究方面也日益明显起来。新闻史研究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出版后的15年里，著述不断，但鲜有突破《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所确立的宏大叙事模式的力作。长此以往，大量的新闻史研究著述所勾勒和反映的中国新闻史的“面貌”只是《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重复或翻版。中国新闻史研究也走了中国史学研究的老路：框架完备，内容不足；只现事件轮廓，鲜有具体细节。
宏大叙事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解放叙事和理性叙事，但著名后现代思想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德认为这只是假说，而没有经过证明应加以怀疑和削减。“利奥塔德进一步将后现代界定为‘不相信宏大叙事’，并以此凸现了叙事与知识的关系，从而对启蒙以降的现代理性主义传统展开了深刻的反思。利奥塔德之所以如此防范宏大叙事，是因为宏大叙事中含有未经批判的形而上学成分，它赋予了叙事一种霸权，这是通过赋予其合法性来实现的，这一霸权夸大了叙事与真相的等同。” 〔2〕显然， “阅读历史，仅仅将一种方式琢磨到深透还是远远不够。”〔3〕
因而，中国新闻史研究目前的紧要任务之一，是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将新闻史领域内的研究烙上宏大叙事模式的印迹之后，力求在历史叙述模式上有新的突破，从而能和“宏大叙事”一起，以期更加全面和鲜活地反映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真实”。
由宏大叙事到细节触摸的呼唤。“在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 历史发展的本质似乎已经被充分地加以规定, 这就像人们在进入作坊工作之前, 案头已摆上了加工停当的半成品,比如在研究太平天国时, "农民起义"的标签早已贴在了上面,你的工作也许只不过是描述已经规定了性质的事件演化过程而已, 结论已基本被锁定, 缺少的只是对细节的叙述, 历史研究由此被赶入了非历史的程序。”〔4〕当下中国新闻史研究中一个突出问题也正是其作为分支学科的历史学研究所曾经出现问题的浓缩，即关于“历史现场的细节”的研究严重缺失。当史学界在对宏大叙事不断提出质疑，并且努力追寻更多史学的研究和叙述模式，以期更接近于历史真实时，中国新闻史研究却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构建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宏大叙事史”之后，还依然在这条老路上前行。中国新闻史研究呈现了“宏观叙述”一片繁荣，“中观叙述”和“微观叙述”极度缺乏的现状。中国新闻史学者们需要更加注重从“中观”和“微观”的层面加强对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只有更多的细节被关注，更多地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去研究中国新闻史的发展历程，才有可能呈现一个更加真实、客观的中国新闻史的“历史现实”。
对人的主体作用的呼唤。一方面，在长期的历史研究中，重大历史事件是研究的主要方面，而忽略甚至漠视了人作为事件的行为主体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历史学要实现对社会的深描，就不能单单停留在对事件的分析上，还必须倚助于对行为主体的理解。”〔5〕在中国新闻史的长河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研究学者，他们的出现和存在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而反观现在新闻史研究著作，对这些前辈的研究要么没有，要么就囊括在对新闻事件的研究之中，还是脱不了“宏大叙事”的俗套。另一方面，在历史叙述方面，鲜有听到不同于“宏大叙事”的“个人叙事”的声音。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私人叙事”与以群体抽象为基础的“宏大叙事”构成了一对相互紧张的对应关系。尽管从理论上说二者并不必然相反，但由于“宏大叙事”居于强势地位，具有一种强迫性，所以往往构成对“私人叙事”的侵犯、涂抹、覆盖或清除，使体制成为唯一的历史记忆或历史叙事，其结果必然会造成历史记忆的“缺失”。〔6〕在为喻明达先生的《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回忆录》举行的研讨会上，钱理群先生坦言：“过去我们阅读的历史都是重大人物或者重大事件的历史，实际上普通老百姓的历史更有意思。……现有书本只提供正规的历史叙述，忽略了根本没有进入历史研究的那一部分，而这其中有很多真切的东西，这对以后的历史研究是很有意义的。”〔7〕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个人叙事理应存在并宏大叙事互为补充，两者不可相互替代。而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内的现状却是个人叙述的依然基本缺失。总之，在目前的中国新闻史研究中，不管作为“历史现场”中的人还是作为“历史叙述”中的人，其行为主体作用是基本上被淹没的，如何有效地发挥和挖掘此领域中的人的主体作用，则成了人们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另一个期待。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中国新闻通史著作，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热潮和繁荣。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中国新闻史研究在研究方法和叙事模式上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出版后的十几年里，基本上还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如何更真实、客观、鲜活、生动地反映和描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现场”，是中国新闻史研究者们所必须予以认真考虑和面对的问题。
注释：
〔1〕、〔3〕、〔5〕沈洁，《许多时间，像烟》，《读书》杂志2004年第10期。
〔2〕、〔6〕蒋蓝，《作为动词的非非》，http://hywx.com/hywxview.asp?zp_id=2643
〔4〕杨念群，《我为什么选择走向边缘》（为《边缘史：从思想到社会》序言），《开放》杂志，1998年第10期
〔7〕陈晓梅，《老百姓写<一个平民老百姓的回忆录>》，《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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